納粹大屠殺

德國納粹黨在上台之前就提出了關於實現他們系統的種族主義政策的設想，在經過數年的制定之後，《猶太問題最終解決方案》（德語：DieEndlsung）和《東方總計劃》（德語：OSTGeneralplan）在1936年的紐倫堡納粹代表大會和1942年1月20日的萬湖會議中被制定並確定下來。這份兩份計劃書系統的闡述了納粹德國在整個歐洲的種族主義計劃和政策的基本綱要。這是一份涵蓋對納粹所視為的所謂“劣等民族”的所有國家和地區的民族進行種族滅絕的計劃書。在納粹德國進行他們“恢復大日耳曼帝國”的侵略戰爭中及完成之後，對西歐各國以及波蘭、烏克蘭、白俄羅斯和俄羅斯等地的種族滅絕政策。《猶太最終解決方案》規定了德國對這些地區所有所謂“最劣等”的猶太人的年輕人成為免費勞動力，其他的則必須被“肉體消滅”。《東方總計劃》規定了其餘的佔中、東歐地區超過5000萬人口“劣等”的斯拉夫人、吉普賽人和塞爾維亞人等民族的75%將以各種手段被屠殺和遷移至荒蕪地區，餘下25%的斯拉夫居民將被“日耳曼化”，並將他們當做為納粹所謂“高貴民族”免費工作的免費勞動力奴隸，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將被禁止受到任何教育，甚至不能閱讀。

在二戰中，納粹通過包括槍殺、故意凍死、故意餓死以及毒氣等各種手段屠殺了超過600萬猶太平民和1100萬斯拉夫、吉普賽和塞爾維亞平民（其中被有計劃屠殺的只有400萬人左右）。其中僅在蘇聯就包括700多萬蘇聯平民（他們沒有被統計進平民被屠殺的數字里去）和300多萬蘇聯戰俘被屠殺。

自1933年起，德國納粹黨開始了獨裁執政，納粹黨開始一個大規模的反猶太活動。在同一年，納粹德國政府撤銷所有猶太裔公務員的職位。在1935年通過的紐倫堡法案(NurembergLaws)將“猶太人”作出定義。根據紐倫堡法案，凡有一個猶太裔祖父母以上的德國人都會被視為“猶太人”。紐倫堡法案還剝奪猶太人的德國國民權利。

1935年9月15日，在希特勒主持的紐倫堡納粹黨代表大會上一致通過了兩部反猶法，《德意志帝國公民法》和《德意志血統和榮譽保護法》。《德意志帝國公民法》中規定：只有日耳曼民族或與日耳曼同宗血緣的人才是帝國公民，猶太人以及吉普賽人已不再是帝國公民。《德意志血統和榮譽保護法》規定猶太人的賤民地位，使之成為“不可接觸者”：禁止猶太人與日耳曼民族等所有非猶太人通婚或性交。

1938年11月9日，戈培爾指揮德國各地的衝鋒隊燒毀了191座猶太會堂，徹底摧毀7500家猶太商店。猶太社區滿地都是碎玻璃，這夜被稱為“水晶之夜”。事件中發生了680起受害者自殺事件，三萬多猶太人被抓進集中營。

德國在1939年9月1日入侵波蘭而在歐洲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不單是納粹黨的反猶太政策極端化，而且這些政策亦伸展到德國佔領的地方。

德國在1939年9月尾并吞了波蘭以後，納粹德國將它們國內和奧地利的猶太人集中在波蘭的內陸﹐稱為“普通政府”的地區。猶太人被放置在“強制性猶太人居住區”之內。最大規模的“強制性猶太人居住區”位於華沙。在納粹征服波蘭一年以後，即1940年秋末，黨衛隊把約40萬猶太人趕到一起，用一堵高牆把他們圈禁在那個中世紀古老的猶太人隔離區里，它的周圍將近2英里半長，1英里寬，同華沙其他區域隔絕。在正常的情況下，這個地區只能住16萬人，因此這時就擁擠異常。但這還只是最起碼的困難。總督弗朗克甚至連僅夠勉強維持一半人活命的食物也拒絕發給。還不準猶太人離開這個封鎖區，違者一經發現，就當場格殺勿論。繼低地國家，法國，波羅的海國家和南斯拉夫被納粹德國佔領，更多猶太人處在納粹德國的控制範圍內。

由1941年6月22日，德國偷襲蘇聯開始以後，德國蓋世太保跟隨德軍，對住在蘇聯鄉區的猶太人作出大規模的大屠殺。蓋世太保最初的殺人方法是用手槍射殺，然後把他們的屍體埋葬在萬人坑裡面。但是柏林想出了更有“人道”的殺人方法來減低秘密警察的壓力。這個方法是用毒氣殺人。初時秘密警察只用汽車的廢氣來殺猶太人。但是在1942年起德國採用了氰化氫氣(HydrogenCyanideGas)來有效地殺死最多猶太人。

在1941年12月，德國在波蘭興建6個殺人的集中營。當中的地點包括奧斯維辛和特雷布林卡。這些地點被選擇的原因是它們都是鐵路的交匯點，以及它們都不是軍事上重要的地點。所以，納粹黨可以秘密地進行這個殺人計劃。

1942年1月20日的萬湖會議，落實“猶太人問題的最後解決方法”以後，納粹德國開始用這些集中營來殺猶太人。通過貨車車廂，猶太人被運到這6個殺人的集中營。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被運到的猶太人會經過一個挑選過程。可以做苦工的男性會被送到苦工營，而其他的會被送到毒氣室。被送死的猶太人以為他們是被送到浴室，但是入到浴室的時候，他們才知道浴室的蓮蓬頭只會放出毒氣。其他的集中營只有殺人的任務而沒有苦工營的。

希臘是猶太人遇難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7.7萬希臘猶太人只剩下10000餘人，死難比例高達80%，其中大部分是被送到奧斯威辛和貝爾根—貝爾森滅絕營后處死的。

南斯拉夫原有75000猶太人，主要遇害於戰爭前期。德國、義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瓜分了南斯拉夫領土。只保留了一塊“克羅埃西亞自由國”，德國推行了親克抑塞的政策，將塞族人和猶太人送往奧斯威辛，僅剩下24名倖存者。

羅馬利亞將猶太人一批批地送往波蘭的滅絕營，戰前羅馬利亞猶太人有75萬，戰後只剩下不到40萬人。

1943年8月德軍開進“保護國”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解除了丹麥軍隊的武裝，將國王軟禁，逼迫丹麥政府辭職。並準備在一夜之間將丹麥總共7000多的猶太人一網打盡。德國保安總局駐丹麥頭目瓦爾納·貝斯特博士將消息透露給德駐丹麥海軍武官喬爾戈·杜克維茨，杜克維茨再將這一消息通知給同情猶太人的丹麥社會民主黨。丹麥上上下下立即行動，展開全民性救援，將猶太人隱藏起來，一批批乘小船送往瑞典，使德軍大搜捕時只抓到近五百名老弱病殘的猶太人。500人被送到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后，丹麥政府還不斷向德國方面詢問他們的下落，丹麥的紅十字會派出代表團去集中營探視。1945年4月納粹毀滅該集中營時，丹麥紅十字會人員搶在屠殺者之前將剩下的丹麥猶太人救了出來。

斯洛伐克戰前有137000猶太人，共有11萬人死難。1942年3月至10月的首輪屠殺中，有57000名猶太人死於奧斯威辛滅絕營，斯洛伐克當局積極配合屠猶，甚至許諾德國兵每抓一個猶太人可得資金500馬克。1944年10月，艾希曼最得力的助手阿洛伊斯·布倫納將剩下的猶太人全部送進奧斯威辛滅絕營。

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奧斯維辛集中營至少目睹了140萬囚犯的死亡，其中大約80%-90%是猶太人。第二大集中營特雷布林卡有87萬人死亡。貝爾塞克集中營則有60萬人死亡。當盟軍解放諾德豪森集中營時，在集中營內部發現的尚未埋葬的屍體就達到20000具！由於在德國境內發現的集中營死難者數量過於龐大，盟軍不得不征伐德國居民去埋葬這些屍體。現場的慘狀足以讓所有正常人的精神崩潰。

截至1945年5月8日德國投降，在整個歐洲共有900萬到1100萬人被有計劃地屠殺（不包括戰死者和德軍隨意的戰時屠殺），其中600萬是猶太人。受害的人民做出了英勇的反抗，其中包括1943年的華沙猶太人隔離區起義和1944年的華沙起義。直到納粹德國滅亡前夕，希姆萊仍然強調要把猶太人整體從地球上消滅掉。如果納粹取得了戰爭的勝利，無法無天的大屠殺很可能將在地球的每一個角落進行到底。

在1944年，當德國知道它們的氣勢已盡的時候，它們加快集中營殺人的速度。當中包括被德軍佔領的匈牙利。

在納粹黨的種族主義藍圖中，《東方總計劃》是僅次於《猶太最終解決方案》的重要一環，這是納粹劃定他們“大日耳曼帝國”東方邊界的計劃書，以及對超過5000萬他們所謂“劣等”的斯拉夫、吉普賽和塞爾維亞等民族和納粹意識形態的敵人（主要是指布爾什維克主義俄國）的佔領區種族清洗政策。這份計劃書從1936年開始制定，到1940年最終完成。

這份計劃書的最終版本是由兩個基本部分組成的。第一部分被稱為“小計劃”（德語：KleinePlanung），這份計劃從1936年就開始實施，即要使二戰前德國邊界以東的地區逐漸成為德意志帝國的一部分。在這個“小計劃”實施的各個階段，將制定出更多的細節。這樣，從吞併奧地利到慕尼黑會議的領土要求開始到1939年11月制訂征服波蘭的計劃都是這個“小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的第二部分，被稱為“大計劃”（德語：GrossePlanung），是贏得戰爭后要實現的目標，即他們要在戰爭過程中及其之後25至30年期間逐漸實行的種族滅絕政策。這個計劃中，除猶太人之外，吉普賽人、塞爾維亞人和波蘭人都被納粹認為是“低劣的種族”，其中波蘭的“整個知識分子階層”都在被清除之列。蘇聯境內的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等民族也是所謂“劣等民族”，至今仍然沒有準確的數據顯示究竟有多少無辜平民被殺害。

根據保守估計，納粹政權在佔領波蘭期間屠殺了20萬波蘭人（不包括居住在波蘭的猶太人）。其中大多數是波蘭的大學生、教師、大學教授、軍官和工人，這些人大多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以“危害治安”為由被殺害。1944年的華沙起義失敗后，德軍開始在撤離波蘭時沿途無差別的屠殺波蘭人，這使得戰爭倒數第2年波蘭成為平民死亡率最高的中歐國家。

僅僅因為在納粹理論中被列為劣等民族，至少60萬塞爾維亞人和22萬吉普賽人在納粹德國的佔領區中被屠殺。僅在南斯拉夫的首都貝爾格萊德就有超過10萬塞爾維亞人被集中的有組織屠殺。

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進攻蘇聯。當月末，德軍就在烏克蘭基輔附近製造了娘子谷大屠殺，兩天之內共殺害了至少3.4萬猶太人以及其他當地居民。在隨後的一個月內，10萬多蘇聯平民喪生於娘子谷。

1942年7月4日，納粹德軍佔領塞瓦斯托波爾。在隨後的三個月內，德軍將克里木14多萬平民不分老幼塞進船里再開炮將其擊沉，對企圖游上岸的倖存者開槍掃射，不留一個活口，在德軍佔領克里木期間共有25萬平民被屠殺。

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一共有60多萬蘇聯平民被納粹德國折磨致死，其中有許多人被焚屍滅跡。僅在立陶宛的波納利鎮上就有8萬名蘇聯平民被集中屠殺。24萬蘇聯平民在斯大林格勒地區中被德國軍隊殘酷的殺害。很多情況下德軍會在撤離他們新佔領的村莊時用炸藥將依然在使用的住房炸毀，裡面的居民不準出來不然就會被視為“抵抗”而殺害。同時為了搶奪糧食和物品，隨意槍殺當地居民也成為對於德軍司空見慣的事。德軍在佔領區大批的強征蘇聯婦女作為軍妓的行為（一般認為至少有300萬蘇聯婦女被德軍強姦）導致的當地居民抵抗更加重了當地受害者人數的劇增。

以“反德游擊隊”名義在蘇德戰線後方的德國佔領區進行的屠殺則更加令人憤慨。為了邀功，在蘇聯的德佔領區的德軍駐防部隊經常以“清剿游擊隊”的名義對村莊和城鎮的蘇聯居民不分男女老幼的胡亂逮捕然後處決，隨後德軍會將這些遇害者作為“游擊隊”和“抵抗分子”的人頭而去上報戰功。這種野蠻行為至少導致200萬蘇聯居民被屠殺。事實上這些只是納粹在蘇聯進行屠殺活動的冰山一角，二戰中至少700萬蘇聯平民死在納粹的槍口下。

1945年年初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德國境內外大部分集中營關押的囚犯，像羊群一樣被趕上路。倉促間，集中營的看守甚至不給囚犯收拾行李的時間——儘管他們的個人物品少得可憐。許多人在從事完繁重的勞動后便直接上路了。據史學家丹尼爾·布拉特曼的新作《死亡行軍：納粹種族屠殺的最後階段》介紹，共有50萬名來自德國境內外集中營的囚犯被迫進行“死亡行軍”，有25萬名囚犯在遷移過程中死亡。

除了種族滅絕，納粹還根據宗教信仰、政治觀點、身體和精神狀態來對異己者進行有計劃的消滅。在納粹統治下的整個歐洲，大約有100萬到150萬政治犯被消滅，其中許多是共產黨人或社會黨人；羅馬天主教徒也是受害最深重的群體之一。針對殘疾人和精神病人的屠殺則更令人髮指，納粹宣傳材料聲稱每個精神病患者要消耗60000帝國馬克的資源，最好的方法是將其消滅。僅僅從1939年到1941年，就有大約10萬名弱智人和精神病患者被殺害，其中大部分是德國人；零散被殺害的精神病患者可能超過4萬人。最後，納粹還有組織地殺死了5000到15000名同性戀者，因為這在他們看來是不可接受的性取向。

1940年至41年冬，在德國出現了糧食短缺和人民的抱怨。納粹意識到維持食品充足是得到公眾支持的關鍵。據歷史學家德博拉和揚凡佩爾特計算：“數以百萬計的蘇聯人將不得不因為納粹維護德國的肉類口糧而死在納粹德國在東方掠奪糧食的軍隊手中，而（至少250萬人）德國士兵將成為消耗當地糧食的主要對象。”

德國軍隊在1941年6月21日到12月6日期間對蘇聯進行的幾次大包圍中俘虜了幾百萬蘇軍戰俘。也許在戰事急劇發展和前行速度頗快的軍挺進中，要求德軍照顧好人數為幾百萬的大批俘虜確實有困難，但根本的在於德國人根本沒有做哪怕是一絲一毫的努力。德國軍隊出於多方面的原因故意不給俄國戰俘飯吃，而在1941年冬季漫天大雪的天氣里，氣溫降低到零下時，連他們安身的地方也未做好安排，許多俄軍戰俘因此在饑寒交迫中死去。其殘酷程度甚至讓納粹的高級領袖都無法漠視，東方佔領區事務布部長羅森堡在給最高統帥部長官凱特爾元帥的一封長信中，曾經對俄國戰俘所受到的待遇提出抗議：在德國的蘇聯戰俘，遭到極為悲慘的命運。三百六十萬戰俘中，全勞動力只有幾十萬人，許多人不是餓死，就是由於……折磨而死。……這種情況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德國有足夠的糧食供他們食用，而寧可讓他們餓死。甚至在戰俘被押送到戰俘營途中，也不許老百姓給他們東西吃。許多戰俘在途中由於飢餓勞累，跟不上隊伍，被就地槍決。槍殺戰俘是當著飽受驚嚇的老百姓的面進行的，屍體就拋棄在原地。戰俘營根本沒有住的房子，颳風下雨，戰俘也睡在露天里……最後還得提一下槍決戰俘的事情，他們這樣做……根本不從政治角度考慮問題……

絕大部分蘇軍戰俘患上了因飢餓造成的浮腫病、壞血病、無休止的腹瀉、結核病。蘇軍餓得無法忍受，整日在尋找任何能吃的東西：草、樹根、昆蟲、食堂里的殘渣剩飯等。

以關押蘇聯戰俘的第350號戰俘營為例。這個戰俘營從1941年7月一直存在到1944年10月。在戰爭的頭幾個月，首批戰俘已到達，這裡環境極其惡劣，供應的食品不僅難以下咽，而且數量極少，根本不夠分配，絕大部分戰俘食不果腹。蘇軍戰俘在那裡處於非人的條件下，他們住在沒有窗戶的房子里，不給生火取暖。雖然每天要干十二至十四小時的重活，可是供應的伙食，在戰俘營黨衛隊看守心情最好的時候，配給蘇聯戰俘的口糧是二百五十克代用麵包和二公升所謂的“巴蘭達”湯。而通常最普遍的伙食，只有一百五十至二百克麵包，所謂的湯里只有草、爛土豆、樹葉和其他亂七八糟的殘渣。有很多戰俘由於遭受折磨體力不支而死去。整個二戰中，至少有400萬上下的蘇聯戰俘死在德軍手上。

與此同時，納粹宣稱：“看著東方，那裡將成為新歐洲的......一個真正的糧倉（其特點是）低密度的人口......和繁榮的農場以及吸引人的小城鎮與糧倉。”他們設想，“驅逐四千萬到五千萬人，其中包括80-85%的波蘭人和蘇聯人......這是等於是心照不宣地說明了他們將被殺害。”

奴役佔領區的人民，使他們為第三帝國干最低賤的勞動，並不只是戰時的權宜措施。如果納粹帝國長久維持下去，納粹的新秩序將意味著德意志主宰民族統轄一個西起大西洋東至烏拉爾山脈的龐大的奴隸帝國。1941年7月，當時希特勒進攻蘇聯還不到一個月，他便著重指出，他的佔領蘇聯計劃是"一種最後解決辦法"。一年以後，侵略蘇聯的戰事進入高潮時，他教訓部下說："我們對於億萬愚蠢可笑的斯拉夫人，要採取這樣的辦法：把他們之中的最優秀的按照我們的要求加以改造，而把其餘的人隔離在他們自己的豬圈裡；誰要是妄談什麼該對當地居民慈悲為懷，該讓他們得到教化，馬上把他送到集中營！"

截至1944年9月底，為第三帝國做苦工的外國平民共約7500000人，這些人幾乎都是用武力逮捕來的。此外，還有200萬戰俘。他們被裝在鐵篷貨車上運到德國，途中常常吃不上，喝不上，連拉屎撒尿的地方也沒有。到了德國以後，就被派到工廠、田間、礦山從事勞動。不僅勞動繁重，而且還遭到侮辱、毆打和挨餓，常常因為缺衣、缺食、沒有住所以致凍餓而死。

在二戰中歐洲死亡的4600萬軍民中，竟有1100萬—1200萬平民和戰俘死於各種各樣的納粹集中營，其中至少包括450萬猶太人和380多萬蘇軍戰俘。

從1936年到1944年，納粹政權制定了一系列種族歧視的法案，它們被統稱為《種族法》。希特勒實行的種族滅絕的大屠殺是由殺害德國本國的殘疾人開始的。德國殘疾人在人種上也是“雅利安”人，但卻被納粹視為“劣等人”，後來納粹將“劣等人”的範圍擴展到吉卜賽人、猶太人以及其他非“雅利安”人。

為了保持德意志血統的純潔性，清理德意志的基因庫，將“人類不平等”這一思想制度化，納粹實行了一系列的措施。1933年7月納粹政府頒布了《防止具有遺傳性疾病後代法》，即絕育法，主張對患有各類精神和肉體疾病的病人實行強制絕育；1933年11月頒布《反危險慣犯法》和《安全和改革措施法》，授權將反社會者關進國營醫院，對性犯罪者實行閹割手術；1935年9月頒布《帝國公民法》和《德意志血統和尊嚴保護法》，二者統稱紐倫堡種族法，正式在法律上排斥猶太人、吉卜賽人、黑人；1935年10月頒布《保護德意志民族遺傳衛生法》，即婚姻衛生法，要求對整個人口進行甄別審查，防止患有“遺傳性退化疾病”的人結婚。短短兩年間，德國因“缺陷”而被強制實行絕育的人數竟高達5萬。

1938希特勒授權實施一項屠殺身心殘疾嬰幼兒的“兒童安樂死計劃”，該計劃的受害者約為5000人。1939年希特勒啟動了屠殺成年殘疾人計劃。納粹醫生和醫院院長公然叫囂：“解決精神衛生領域問題的方案必須是一個能夠消滅這些病人的方案”，“如果你們醫院的病人太多，把他們打死好了，這樣你們就會有地方了”。1939年10月希特勒簽署了一份文件，文件稱：“一些根據人道判斷被確認為不可治癒的病人在確診后准許被實施慈悲死亡。”根據納粹專門執行安樂死的機構統計，70273人被“消毒”。根據這份統計，在未來10年內安樂死的執行可為帝國節省885439980馬克，13492440公斤肉類和香腸。殘疾人安樂死的計劃進一步在德國佔領區擴大實施，大規模屠殺吉卜賽人和猶太人，這就是前文提到的進行所謂“最終解決計劃”，在整個執行計劃的過程中，被納粹殺害的無辜平民達600萬人以上。

19世紀末期，一艘艘滿載著絲綢、瓷器和鴉片的歐洲商船從廣東回到漢堡港。船上走下一群中國人。他們在海上漂泊了近一年的時間，被囚在船艙底下做供暖工或機房工。20世紀初，從中國回來的歐洲商船漸漸多了起來。商人們開始同意婦女在船上作一些雜工。很多中國船員的妻子也跟著四處漂泊。日子久了，有些船員的家屬因為疾病或生小孩，不能再隨船隊出發，被遺棄在漢堡。他們就結伴搭夥，在港口聖保利區搭個小屋或幾家合租一室。慢慢地，聚居在這一帶的中國人越來越多。當1921年中國領事館建立時，聖保利區首飾街一帶已居住了2000多名華人。當時的《漢堡晚報》就稱這一帶是個“小中國”。1929年10月，來自浙江寧波的老海員陳紀林，在唐人街成立了德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國協會——“水手館”。

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後，曾和中國有過一段蜜月期。德國需要中國的戰略物資鎢、鐵、錳，要造槍炮就需要這些物資。而中國需要德國的槍炮，進行軍事裝備。所以，平安地躲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中國人，並沒有像大多數猶太人那樣早早收拾行李、變賣家當。相反，很多中國的士紳家庭子弟還選擇到德國留學。到了1938年，希特勒推行“純凈德國血統”政策，認為“五代都是德國人的才是真正的德國人”。華人們被逼與德國太太離婚，理由是“會玷污日耳曼人的血液”。1939年前後，二戰一觸即發，納粹政權逐步加大對各國移民的迫害。居住在唐人街的中國人開始逃離漢堡。特別是1941年，納粹與中國斷交，華人地位急劇下降。沒過幾個月，唐人街上的所有中餐館、雜貨店等都被迫關閉。但是仍有大約300多名中國人留守在首飾街。他們認為，納粹最終抓的只是猶太人，對華人的舉動只是戰爭環境造成的。

捏造“通敵罪”迫害華人風雲突變，1944年5月初，“水手館”陳老闆等人接到納粹內線的密信，說納粹準備向中國人動手。當夜，100多中國人逃離唐人街。13日，200多個蓋世太保在布雷希特的帶領下，從首飾街兩頭包抄進來。他們以憑空捏造的“通敵罪”把剩餘的130人全部逮捕。蓋世太保把無辜的華人關進了福爾斯布特蓋世太保監獄。在獄中，中國人必須進行強制勞動，否則沒有食物。3個月後，其中80人被投進位於威廉斯堡的“明日集中營”。由於集中營里的衛生狀況很差，中國人又必須進行高強度勞動，其中20人不到一周就去世了。剩下的人，則大多被虐待而死。

二戰結束后，德國向被屠殺的猶太人、平民和盟軍戰俘的親屬提供了大量的撫恤金，唯獨對倖存的中國人沒有任何錶示。他們認為當年對中國移民的大搜捕並非“種族滅絕行動”，和對猶太人的屠殺有著本質區別。直到1972年中德邦交正常，漢堡才越來越多出現中國人的身影。如今，在首飾街街口，有一塊漆黑的、牢牢鑲嵌在牆上的鐵牌，上面寫著“這裡曾是中國唐人街的舊址。”德國從那時以後，再也沒有出現過新的唐人街。

烏斯塔沙隸屬克羅埃西亞，二戰期間為納粹傀儡“克羅埃西亞獨立國”的武裝組織，納粹德軍的走狗，偽軍；德國人上台後就對塞爾維亞人大開殺戒，做法十分殘忍。戰後烏斯塔沙被南斯拉夫人民政府審判懲處，絕大部分烏斯塔沙分子被南斯拉夫人民軍槍決或勞教；幾個頭目逃亡到了國外，但最後基本都死於南斯拉夫特工之手。

烏斯塔沙於1929年4月20日在保加利亞的索菲亞成立，其目標是讓克羅埃西亞由南斯拉夫獨立，其領導人巴維里契（AntePavelich）與墨索里尼的義大利法西斯黨有密切關係，並且領取其津貼。1941年德國與義大利進攻南斯拉夫，烏斯塔沙組織的軍隊便趁此時宣布克羅埃西亞獨立，並成立克羅埃西亞獨立國，並加入軸心國陣營。而且烏斯塔沙組織也受到天主教會的支持。

烏斯塔沙的標誌是一個大寫的印刷體字母“U”。這個標誌很容易被到處粉刷。它的一個變體是在頂上加一個“+”號，意為十字架。

烏斯塔沙當時信奉納粹的意識形態。他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種族上的“純”克羅埃西亞，並且視生活在克羅埃西亞與波黑的塞爾維亞人為他們的主要障礙。這樣，1941年5月，烏斯塔沙政府部長米勒·布達克、米爾柯·普克、密洛凡·詹尼茨等人宣布了烏斯塔沙的目標：在克羅埃西亞獨立國境內，三分之一的塞爾維亞人必須改信天主教；在克羅埃西亞獨立國境內，三分之一的塞爾維亞人必須被驅逐出境；在克羅埃西亞獨立國境內，三分之一的塞爾維亞人必須被徹底消滅。

納粹意識形態同時也帶來的一個小問題：克羅埃西亞人本身是斯拉夫人，這樣按照納粹的標準，他們自己反而成了劣等種族。為此，烏斯塔沙的理論家們不得不編造一套理論用來證明克羅埃西亞人起源於“非哥特文化”，從而使自己步入雅利安人的行列。

烏斯塔沙領導層的家庭成員中有猶太血統或塞爾維亞血統的，會被授予“榮譽雅利亞人”的頭銜。但是，一些低級別的烏斯塔沙分子不得不依靠殺害自己的塞爾維亞妻子或孩子來證明自己的忠誠。

烏斯塔沙把斯拉夫穆斯林看成穆斯林克羅埃西亞人。和塞爾維亞東正教徒不同的是，穆斯林並不受迫害。他們有的參加了烏斯塔沙的克羅埃西亞國防軍，有的參加了烏斯塔沙的種族清洗活動，甚至還有的參加了納粹德國黨衛軍，組成了黨衛軍第13“聖刀”志願山地師（克羅埃西亞第一師）和黨衛軍第23“短劍”志願山地師（克羅埃西亞第二師）。烏斯塔沙政府甚至把薩格勒布的一座前博物館改建為清真寺。

除此之外，烏斯塔沙反對工業化和民主化。

據說烏斯塔沙政權在二戰期間從塞爾維亞人和猶太人那裡掠奪了價值3億5千萬的黃金。大約1億5千萬被英軍截獲，但是，剩餘的2億到達了梵蒂岡，並且至今依然存貯在梵蒂岡銀行里。儘管在某些方面受到了來自梵蒂岡的壓力，但美國加利福尼亞法院仍然授權審理此案，並依法否認自身的這一行為越權。

1945年烏斯塔沙被由鐵托率領的人民軍擊潰，克羅埃西亞再度併入南斯拉夫。

烏斯塔沙組織雖然達成了克羅埃西亞的獨立，但是烏斯塔沙政權卻同時殘酷地鎮壓塞爾維亞人、猶太人和吉普賽人，根據統計，烏斯塔沙建立超過十個集中營，殺害達九萬三千人；但是塞爾維亞人的切特尼克組織也殺害不少克羅埃西亞人，這都是導致南斯拉夫族群問題進一步惡化的歷史原因之一。

二戰前，各個納粹集中營總共關押囚犯8.5萬人，大多為共產黨員和反法西斯進步人士，範圍限於德國本土和剛剛被兼并的奧地利。但1939年9月大戰爆發，特別是1941年6月納粹入侵蘇聯之後，納粹集中營的數量和規模急劇擴展，僅德國境內7個最大的初期集中營所關押的囚犯，就從1939年的2.1萬人劇增至1940年底的80萬人。其主要職能也由對政治犯和反社會分子進行懲罰或“重新教育”，轉變為對猶太居民進行慘無人道的集體屠殺。1939年9月至1942年底，納粹當局又建立了8個主集中營，其中2個在德國，5個在波蘭，1個在法國的阿爾薩斯(納茨維勒集中營)。1943年，納粹分子又建立了7個主集中營，其中2個在德國，在波蘭、荷蘭、立陶宛、拉托維亞、愛沙尼亞各1個。在納粹集中營的鼎盛時期，黨衛軍在德國本土及各個佔領區共設立了至少10005個集中營、強制勞動營及其衍生物——滅絕營，其中主集中營25個，下屬1300多個分支集中營(其中僅布亨瓦爾特集中營即下屬129個分營)內主要關押女囚的分營329個，主要關押男囚的分營843個，囚犯性別不明的分營60個。在押的囚犯來自歐洲各國以及美國、土耳其、埃及等國，高達1100萬以上，以各個國籍的猶太人為主。其他主要群體還包括蘇軍戰俘及其他盟國戰俘、茨岡人、共產黨員、抵抗運動戰士、反法西斯進步人士，也有刑事犯罪分子、妓女甚至同性戀者。由於納粹分子蓄意的折磨、虐待和屠殺，集中營囚犯的存活率很低，一般僅達20%左右，至於納粹政權存心滅絕的猶太人，則更只有5%左右。

1944年5月14日至7月7日，在德國黨衛軍和蓋世太保領導人艾希曼和阿洛伊斯·布魯諾的直接組織和監督下，45萬猶太人被押上148節車廂，運往奧斯維辛，另外10萬左右的猶太人被運送到其他集中營。這55萬匈牙利猶太人當中，僅僅有不到10萬人活到戰後。然而，事情忽然出現轉折：霍爾蒂在同盟國和國內進步勢力的壓力下，於7月8日下令停止將猶太人外運，不久，又將艾希曼驅逐出匈牙利。這樣，匈牙利猶太人的命運才發生了轉機。直至10月15日，匈牙利極端親納粹的箭十字黨黨魁薩拉希奪取政權，趕走了霍爾蒂，艾希曼才得以重返匈牙利繼續作惡。但此時艾希曼面對的局勢更加不利，納粹德國已處於兩面夾攻的頹勢之中，無論誰也不可能再撥給艾希曼大量車皮。窮凶極惡的艾希曼仍不肯放過猶太人，同年11月，他又指揮黨衛軍開展押送6萬猶太人去東北部邊界的死亡行軍，沿途中又有1萬多猶太人饑寒勞累而死或遭到黨衛軍槍殺。此外，他還將能夠控制的15萬多猶太人集中關押在布達佩斯的大、小兩個營地，準備伺機加以消滅。1944年12月下旬，艾希曼因蘇軍已開始圍攻布達佩斯而被迫撤離，行前他還下令將已被集中關押的6萬多猶太人盡數消滅。只是由於瑞典駐匈牙利公使瓦倫堡大智大勇，不顧個人安危，隻身赴敵營，義正詞嚴地震懾住負責指揮這項行動的黨衛軍將軍施密特·胡貝爾，迫使他取消這一罪惡行動，匈牙利猶太人才得以避免被滅絕的厄運。不僅如此，艾希曼還抓住英美兩國反應遲鈍、意見不一的機會，下令駐義大利的黨衛軍和保安警察的首腦，將居住在羅馬的8000多猶太人盡數解往納粹集中營，乃至其中的大部分人遭到滅絕。令艾希曼深感遺憾的是芬蘭和保加利亞兩國，雖然充當了納粹德國的附庸，卻始終在“最後解決”問題方面拒絕與希特勒合作，而且一直堅持到盟國軍隊進入本國。從而使兩國的猶太居民有驚無險，最後安然無恙。

從1942年春天開始，設在波蘭西里西亞和總督區內的海烏姆諾、貝烏澤茨、索比堡、特列布林卡四個勞動營經裝備了專門的殺人毒氣室和焚屍場后，調來一大批曾專門從事T-4行動的醫務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搖身一變成為第三帝國的四大滅絕營。其中的每一個，均具備每天“處理”8000—12000人的能力。到了這四個滅絕營隨著蘇軍的挺進被迫關閉時，它們已分別殺死35萬、50萬、60萬和90萬猶太人。這類滅絕營的特點是，囚犯幾乎是清一色的猶太人，將其運抵此地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將他們盡數殺光；即使暫時留下少數青壯年不殺(每次留下的不超過1000人)，也僅僅為了完成某些緊急任務。一旦完工，他們的死期就會來臨。曾運來90萬名猶太人的特列布林卡滅絕營，只有9人僥倖逃生。四個滅絕營的倖存者總共只有82人，其中沒有一個是兒童。因此，運抵滅絕營的人數即等於該滅絕營殺害的人數。馬利-特洛斯特尼茨滅絕營是納粹建立的第五個滅絕營，也是唯一一個設在波蘭以外的滅絕營。1942年以來，使用毒氣室殺害了來自德國、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30多萬猶太人。其中，為了報復海德里希遇刺，一次就將從維也納運來的1000名猶太人全部殺害。

蘇聯紅軍是最先抵達主要納粹集中營的軍隊，他們於1944年7月到達波蘭境內盧布林(Lublin)附近的馬伊達內克(Majdanek)集中營。震驚於蘇軍閃電般的推進速度，德國人企圖毀掉這座集中營以隱藏大規模屠殺的證據。用於焚燒被屠殺囚犯屍體的焚屍爐被集中營看守付之一炬，但他們在匆忙的撤退中卻忘記了破壞毒氣室。1944年夏，蘇軍開到貝爾賽克(Belzec)、索比堡(Sobibor)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屠殺中心。但是德國人在1943年便拆除了這裡，當時大多數波蘭猶太人慘遭殺害。

1945年1月，蘇聯軍隊解放了規模最大的滅絕營和集中營—奧斯威辛。納粹強迫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大部分囚犯向西行進（即後來眾人皆知的“死亡行軍”），等蘇軍士兵進入集中營后只發現營內僅剩下幾千名虛弱的囚犯奄奄一息。有充足的證據證明德國人在奧斯威辛集中營中進行了大屠殺。撤退的德國人已破壞了集中營內的大多數建築，但在剩下的幾座倉庫內，蘇軍士兵發現了屬於受害者的物品。例如，他們發現了數十萬套男士服裝、超過800,000套女士套裝以及14,000多磅的人類頭髮。

在之後的幾個月中，蘇軍還解放了波羅的海諸國和波蘭境內的其他一些集中營。德國投降前不久，蘇軍相繼解放了施圖特霍夫(Stutthof)、薩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以及拉文斯布呂克(Ravensbrueck)集中營。

1945年4月11日，即納粹從德國魏瑪(Weimar)附近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集中營撤退幾天之後，美軍便解放了這座集中營。集中營解放當天，一個地下囚犯抵抗組織控制了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集中營，以防止正在撤退的集中營看守再施暴行。美軍解放了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集中營內超過20,000名囚犯。他們還解放了朵拉–米特堡(Dora-Mittelbau)、浮生堡(Flossenbuerg)、達豪(Dachau)以及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營。

英軍則解放了德國北部的一些集中營，其中包括諾因加默(Neuengamme)和貝爾根-貝爾森(Bergen-Belsen)集中營。英軍於1945年4月中旬進入策勒(Celle)附近的貝爾根-貝爾森(Bergen-Belsen)集中營。他們在集中營中發現了大約60,000名仍然活著的囚犯，其中大多數人都因身染斑疹傷寒，身體狀況十分糟糕。在被解放后的短短几周內，他們中便有超過10,000人死去，這都是長期遭受虐待和疾病折磨所致。

迄今為止，關於納粹的興起和大屠殺的發生原因有幾種解釋。認為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主要是針對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這種看法的代表是德國的歷史學家恩斯特·諾爾特。他認為俄國十月革命以暴力消滅資產階級的行動使德國的上層社會感到恐懼，又因為其領導人中不少是猶太人，故而激發起德國的反布爾什維克浪潮和反猶情緒，最後導致了大屠殺。就是幾年以前因一部《希特勒心甘情願的打手》而名噪一時的美國青年歷史學家丹尼爾·戈德哈根。他認為，大屠殺的根源只要到德國的歷史傳統中去找就夠了。德國從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來就有反猶傳統，只是希特勒把其推到了極致。簡言之，他認為，反猶就是一種“德國病”。

除上述幾種片面看法外，更值得注意的一種傾向是，相當多的學者把大屠殺當作歐洲文明發展進程中的一次例外，沒有或不願意認真地從歐洲文化本身去尋找根源。漢娜·阿倫特是少數幾個要從這裡去研究和反思大屠殺的學者，她曾經指出大屠殺與歐洲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傳統有繼承關係。

把大屠殺發生的深層根源解釋得相當透徹的是恩佐·特拉維爾索。這位1957年出生在義大利、法國亞眠的儒勒·凡爾納大學教授政治學和當代史的學者，在其新著《現代性與暴力》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大屠殺不是西方文明的對立物，而是西方文明本身的一個“貨真價實的產品”。希特勒本身沒有什麼獨特的發展，他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中種種理論，諸如反猶、“生存空間”、種族主義等等，在西方文明發展進程中都能找到根源，希特勒不過是把它們集中起來而且推向極端而已。因此，特拉維爾索把他的著作的副標題定為“納粹恐怖暴行的一個歐洲譜系學”。他認為納粹大屠殺來源於歐洲文化中固有的排他性，納粹主義是其極端化的直接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