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少敏

陳少敏（1902年—1977年），女，1902年出生在山東壽光縣孫家集鎮范於村，她原名孫肇修，參加革命后才改名叫陳少敏。

陳少敏父親曾於辛亥革命時從軍當過連長，回鄉后一邊租田耕種，一邊教小學。陳少敏自小就隨父讀書，後來被送到教會學校，接觸到西方的思想和一些科學知識。13歲時，為解決家境困難，曾獨自到青島日本紗廠當過半年童工。19歲時，家鄉遇災荒，父兄等因病餓死，陳少敏又步行250公里到青島再當女工。過了兩年牛馬般的苦工生活后，陳少敏於1923年加入了鄧恩銘等人組織的秘密工會，因參加罷工被廠方開除，又到濰坊進入美國人開辦的文美女中讀書，於1927年在校內秘密參加了共青團。1928年，她轉為共產黨員，並奉派返回青島領導工人運動。此時，陳少敏只有20多歲，卻因老成持重被同志普遍稱為“陳大姐”。

陳少敏不是終生未嫁，也不是人們傳說的花木蘭式的人物。

陳少敏第一任丈夫叫任國楨，任國楨是我黨早期的革命領袖之一，1898年12月23日生於遼寧丹東，原名任鴻錫，曾用名任國藩。1918年入北京大學俄文系預科。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起，任中共奉天支部書記、哈爾濱《東北早報》編輯。1928年9月，任中共哈爾濱縣委書記、市委書記。1929年任中共滿洲省委委員、候補常委等。同年底赴上海，進中央幹部訓練班學習。

1930年2月，中共山東省委因出現叛徒連遭破壞，幾位主要領導人均被捕，省委機關也由濟南轉移到青島，故中共中央派任國楨到山東，任臨時省委書記，著手恢復黨的組織。3月中旬，任國楨到達青島后，首先要租間房子，作為省委秘密辦公機關。但當時招貼租房啟事都寫著“沒眷屬不租”的字樣，當時眷屬尚在東北老家的任國楨，自然無法租房。為了能租到房子，更是為了掩護新來的省委書記，組織上便派陳少敏到任國楨身邊，假扮夫妻，協助工作。陳少敏當時在打蛋廠當工人，白天在廠里上班，晚上陪著任國楨外出從事秘密活動。後來這一對革命的假夫妻就成了真伴侶。

任國楨和妻子陳少敏的家在青島陵陽路，他們的家就是山東省委的辦公地址。中共山東省委成立的時候，正逢青島人力車行的工人因車行把租車費一提再提，工人無法生活，1000多工人罷工到市政府去請願。為了深入車行了解情況，正確領導車行工人的罷工運動，省委書記任國楨化裝成人力車工人，租了一輛人力車，到車站、碼頭去接觸人力車夫。任國楨因攬客不在行，頭一天拉著空車跑了一天，沒拉到一個客人。

任國楨怕總拉不著客引起特務的懷疑，晚上便與陳少敏商量：“不拉客就無法接觸人力車夫，光拉空車又會引起特務的懷疑，明天你坐車我拉車，結婚時你連轎都沒坐上，這回給你補上。”說著，兩人都笑了。

第二天，省委書記真的拉著自己的妻子，混在人力車中東跑西跑，藉機向人力車工人了解情況。任國楨因身體不好，沒跑多長時間，便累得滿身大汗，衣服都濕透了。陳少敏坐在車上心疼，幾次要下車拉任國楨，剛要下車，任國楨便嚴肅地說：“這是工作，不是在家！你要像坐車的，老老實實坐在上頭。”陳少敏只好坐在車上不動，心裡卻急得很，怕累壞了丈夫。

很快，山東黨的組織就得到了恢復。任國楨到山東不到一年，又出了叛徒。1930年，陳少敏和任國楨一同調往北平。這時，陳少敏已懷有身孕，因沒有固定收入，生活極度困難，靠在街頭巷尾給人洗補衣服、打零工度日。1930年12月，任國楨被中共北方局任命為中共北平市委書記、河北省委委員。一個北平市委書記的夫人卻過著這樣艱苦的生活。

1931年春任國楨被調到天津工作，同年9月任中共唐山市委書記。10月9日，他以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員身份到山西工作，21日由於叛徒出賣，于山西特委秘書處（太原市典膳所8號）被捕。在敵人的嚴刑逼供和叛徒的無恥指證下，他大義凜然、威武不屈，於1931年11月13日被閻錫山殺害，年僅33歲。

任國楨犧牲時因陳少敏有孕在身，一直對她保密，女兒生下來以後才告訴她，她當時很悲痛，她帶著孩子怎麼工作，於是她帶著8個月的女兒回老家，交給她母親，她又回到天津一帶，繼續干工作。結果，過了七八個月家裡來信說，她女兒一歲半時得麻疹夭折。1931年到1932年之間，陳少敏忍受了喪夫失女的悲痛，堅持跟著黨走，為黨做工作，革命意志絲毫不動搖。陳少敏有始至終沒有忘記任國楨，直到晚年，陳少敏還把任國楨的照片掛在卧室內，讓他的照片陪伴自己每一天，從心底里想念他。

任國楨犧牲后，1932年陳少敏任中共天津市委秘書長，婦女部部長。同年10月被捕，1933年1月獲釋。3月調任中共唐山市委宣傳部部長。1934年1月在天津負責主辦中共河北省委的刊物《實話報》。9月以河北省委婦女委員會代表的身份到冀魯豫和冀南特委幫助開展婦女工作。1935年5月任中共冀魯豫特委組織部部長，後任特委副書記。

1937年11月，陳少敏離開延安到南昌，任中共江西省委婦女部部長，為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組織和團結廣大婦女奮起抗日，付出了極大的努力。

1938年5月調任中共河南省洛陽特委書記，7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組織部部長。1939年同李先念率領小部隊，先後到達鄂中地區創建抗日根據地，任中共鄂中區委書記兼任新四軍鄂豫挺進支隊政治委員。

1937年，陳少敏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時，同班的原湘鄂贛省委書記塗正坤的妻子在長征途中遇敵人包圍生死不明，二人在經歷相似的情況下有了感情，結了婚。不久，塗正坤的前妻突然來信，說自己從敵人大屠殺的死人堆里爬了出來。塗正坤接到消息后感到很為難，已經跟陳少敏結婚了，陳大姐人這麼好，大家都知道，現在自己原配妻子又有消息了，塗正坤處在兩難的地步，不知怎麼處理。這時的陳少敏雖然愛著塗正坤，但她是黨的高級幹部，歷來處理問題顧全大局，就跟塗正坤講：“老塗，咱倆趕快分手，你呀回到你妻子那邊去。我們倆夫妻做不成，還是革命同志嘛。”塗正坤還有點拿不定主意，她就說他：“你不要搞錯呀，我不是在情人懷抱長大的人，我是在黨的懷抱長大的，我能承擔這個壓力，沒關係的，不能因為我破壞了你們原先的夫妻。”說話辦事雷厲風行的陳少敏三言兩語就將塗正坤的顧慮打消了。當帶著自己簡單的行李，回到集體宿舍后，看到塗正坤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陳少敏再也忍不住的眼淚才奪眶而出。

1939年6月12日下午3時許，駐平江第九戰區第二十七集團軍司令楊森所部策劃反共事變。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平江慘案，塗正坤在這次慘案中壯烈犧牲，時年42歲。

經過兩次婚姻經歷，儘管陳少敏身居要職，身邊不乏有上級、下級及追求她的同事，但她一直沒找到稱心的伴侶，直至病逝。

1940年1月改任中共豫鄂邊區黨委書記。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后，部隊改編為新四軍第五師，她任副政治委員。1943年1月任中共豫鄂邊區黨委副書記，為建立豫鄂邊區敵後黨的組織、創建革命根據地、發展中原敵後游擊鬥爭，做出了很大成績，是中國共產黨長期主持一個地區全面工作和直接領導武裝鬥爭的少有的女領導幹部。

1945年6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10月後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組織部部長。

1946年擔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組織部部長（中原局常委）見照片：（1945年1月新四軍五師大悟山駐地合影前排左起：陳少敏，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懷抱鄭位三之子鄭非遲）、尚曉平、程里（新四軍五師政治部直屬政治處主任）。

中排左起：夏農苔（新四軍五師幹部旅政治委員）、蒲雲（鄭位三夫人）、胡志學（任質斌夫人）、何建平（張樹才夫人） 。

後排左起：劉少卿（新四軍五師參謀長）、張體學（新四軍鄂東軍區司令員）、鄭位三（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書記）、李先念（新四軍五師師長兼政治委員）、張樹才（新四軍五師政治部副主任）

時，國民黨反動派調集30萬軍隊，將中原部隊6萬人包圍在鄂東宣化店地區。中原局根據中央決定分三路突圍。當時隊伍里有2000多名地方幹部，她提出“沿途化裝，疏散不直接參加作戰的幹部，以減輕部隊的壓力”這一關鍵性措施，保存了一大批有豐富鬥爭經驗的幹部。

1949年6月，調到中華全國總工會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全國紡織工會主席、中華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1954年12月和1959年4月，被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1956年9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

1957年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黨組副書記。

1965年1月，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屆常務委員會委員。1977年12月14日因病於北京逝世。

一九三四年的秋天，陳少敏以省委婦女代表的身份，來到內黃縣沙區一帶開展婦女工作。因為她從小沒有纏過腳，群眾都叫她“陳大腳”，婦女們管他叫“陳大姐”。

陳大姐來到內黃縣沙區以後，經常在千口、馬集、化村、井店等村莊活動。她除了和黨的負責人王從吾、王卓如、張增敬等人聯繫工作外，和婦女黨員張棟、王先榮、趙蘭枝、王山蘭混得很熟，就像一家人一樣。她們一起到沙窩裡拾棗、捋野菜，到硝河的蘆葦叢里秘密開會，發動婦女們開展反帝反封建鬥爭。

一九三五年初，千口村天主教堂把趙家祠堂的一口大鐘搶去，掛在教堂門口，作為跪經做“彌撒”的警鐘，天天敲鐘行禮頌經。特別是“禮拜”，敲得更響，群眾對這件事都很氣憤。有一天，清豐縣一個叫楊玉子的鐵匠在千口村頭生爐打鐵。他聽到鐘聲后，問這是幹啥的？人們對他說，教堂敲鐘做“禮拜”。楊玉子順著話題說：清豐縣有一個女教徒仗勢欺人……。這話傳到了天主教頭頭的耳朵里，他們就把楊玉子叫到教堂，痛打了一頓，並罰款請客兩桌。這件事更加引起了千口村群眾的不滿。陳少敏藉此時機，發動婦女黨員張棟出面，組織了婦女“叩頭會”，得到了群眾的支持，僅千口村就有300多名婦女參加了這一組織。

農曆正月十三，“叩頭會”在婦女黨員的帶領下，像潮水一般湧進教堂大院。她們把天主教頭頭拉出來進行說理鬥爭，並把教堂搶走的大鐵鐘奪回來，重新掛在了趙家祠堂門口，群眾在大街上鳴放鞭炮，慶賀鬥爭的勝利。

天主教頭頭挨了斗，隨即向國民黨濮陽縣當局告狀，誣衊共產黨組織農民暴動，為首的是女共產黨“陳大腳”。當時，陳少敏因和王卓如、張增敬一起組織“窮人會”，進行搶秋、借糧和卡槍活動，已經引起了敵人的注意。天主教頭頭告狀后，國民黨濮陽縣當局認為陳少敏確實是共產黨，於是立即懸賞通緝陳少敏。

群眾聽到這個消息后，都為陳少敏的安全擔心。千口村一位六十多歲的趙媽媽拄著拐杖走到濮陽城，探聽敵人的動靜。回來后，她向陳少敏說：“你別管啦，花錢由俺拿，官司由俺打！”

陳少敏遭通緝以後，住在千口村張棟家後院的一座草屋裡，一連十幾天沒有出門，由張棟家的僱工王六麻子天天給她送飯吃。一次，陳少敏在院子里活動，被西院地主趙紹福的老婆從樓上看見了，她便在大街上散布說：“張棟家窩藏著肉票。”張棟怕敵人發覺來搜查，就讓六麻子撐著船，連夜渡過硝河，把陳少敏轉移到了馬集村王秀花的家裡。

那時，民團天天出動捉拿她。為了躲避敵人，陳少敏常常踩著敵人的腳跟走，敵人進村她出村，敵人出村她進村。一天拂曉，她讓王秀芝十幾歲的兒子慶豐帶路，由馬集到化村去，走到三孔橋西邊一座土窯附近，聽村裡出來的人說，民團到化村抓人。陳少敏心想，自己還沒有到，怎麼敵人就知道了呢？於是，她急忙躲進土窯里，讓慶豐在窯外裝著采野菜，監視敵人的行動。誰知到了太陽偏西，敵人還沒有出村。她又讓慶豐去村裡察看，慶豐回來說敵人已經走光了，她才進了村。晚上，慶豐的奶奶煮了一鍋野菜湯，陳少敏喝了一大碗，便去婦女黨員趙蘭枝家牛屋裡睡覺。陳少敏告訴趙蘭芝，她要到野庄去參加縣委會，想借蘭枝男人的衣服，女扮男裝，還讓蘭枝扮成媳婦，像夫妻串親戚一樣，一同去野庄。蘭枝聽了，覺得又好笑又擔心。

蘭枝連夜和了一盆好面。第二天一早，她蒸了一鍋白饃，用竹籃盛上，讓陳少敏穿上男人的大褂，紮上一條大腰帶，頭扎羊肚手巾。化裝停當，二人上路了。

到了野庄村南頭，突然從村裡出來兩個背大槍的民團團丁。她躲藏已經來不及了，而且這時再躲避反而會引起團丁的懷疑。於是她們迎著團丁，大大方方地向前走去。

兩個團丁問：“幹什麼的？”

陳少敏是山東壽光縣人，蘭枝怕她說不好河南話，急忙回答說：“走娘家。”兩個團丁根本沒聽蘭枝說什麼，四隻眼睛一直盯著陳少敏胳膊彎挎著的饃籃子。一個團丁走到她面前，伸手扯下了蓋饃籃的帶穗手巾。這時，陳少敏顯得非常鎮靜，她學著河南話說：“這饃是俺看小孩他舅的，兄弟餓了就吃吧！”說著，順手拿出兩個白饃遞給了團丁。兩個團丁又從籃子里抓了幾個，大口大口地吃著揚長而去。陳少敏向蘭枝使了個眼色，二人進村，拐進一個衚衕，向共產黨員郭法堂家走去。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一日，縣委負責人張增敬約定陳少敏到邵村張懷三家接頭，陳少敏冒著雨來到邵村。次日天剛亮，國民黨濮陽專員丁樹本派人突然包圍了邵村。張增敬被捕，陳少敏機警地躲到廁所里，翻牆跳到了張懷三的鄰居家，因天不亮看不清楚，跳牆時正巧掉進鄰居的水缸里，弄得渾身水淋淋的。陳少敏顧不得這些，順牆根摸出村，鑽進了莊稼地。

從此，陳少敏離開了沙區。沙區的婦女不知陳大姐的下落，常常為她擔心。王從吾的姐姐王先榮放心不下，就打扮成一個討飯的婦女，挎著籃子，拿著打狗棍，走村串戶，四處打聽陳大姐的消息。有時在地里看見一座新墳頭，就進村詢問誰家死了人，是男是女？王先榮在外邊尋找了一個多月，也沒有找到陳大姐。後來陳大姐在清豐聽到這個情況，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在經歷過革命戰爭的老一代共產黨員中，人稱“陳大姐”的陳少敏享有很高的威信。

陳少敏這一名字，是參加革命後為秘密工作需要所起。這位女革命家原名孫進修，1902年出生於山東壽光縣農家。父親曾於辛亥革命時從軍當過連長，回鄉后一邊租佃田地耕種，一面教小學。陳少敏自小就隨父讀書，後來被送到教會學校，接觸到西方的思想和一些科學知識。13歲時，為解決家境困難，曾獨自到青島日本紗廠當過半年童工。19歲時，家鄉遇災荒，父兄等因病餓死，陳少敏又步行250公里到青島再當女工。過了兩年牛馬般的苦工生活后，陳少敏於1923年加入了鄧恩銘等人組織的秘密工會，因參加罷工被廠方開除，又到濰坊進入美國人開辦的文美女中讀書，於1927年在校內秘密參加了共青團。1928年，她轉為共產黨員，並奉派返回青島領導工人運動。此時，陳少敏只有二十多歲，卻因老成持重被同志普遍稱為"陳大姐"。在北方的七年白區工作中，陳少敏坐過監獄，也忍受過喪夫亡女之痛。1935年，她化名"老方"到冀魯豫特委擔任組織部長時，動員起成千農民起來鬥爭，還建立了一支300人的游擊隊。反動政府驚恐之餘，到處通緝“共黨女匪首大腳老方”。

1937年，陳少敏到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后，同新婚丈夫一同南下工作。翌年，她到河南任省委組織部長，在確山縣“紅色竹溝”主辦教導大隊，併兼任游擊隊政委。不久，她率部東進與李先念會合，鄂豫獨立游擊支隊編為新四軍第五師，李先念任師長兼政委，陳少敏任副政委。這位在邊區人稱“女將軍”的副政委還帶頭赤腳下田。“陳大姐，種白菜，又肥又大人人愛”的歌謠一時傳遍中原地區。

解放戰爭開始后，陳少敏任中原局副書記兼中原軍區副政委。部隊被敵包圍時，同志們勸她撤走，她卻堅持留下。當蔣介石下令"活捉李先念、王震、陳少敏"之際，中原軍區部隊已奮勇衝出包圍圈。在突圍的千里征途上，陳少敏雖然患病，卻拄著一根樹棍堅持隨隊行軍。

解放以後，陳少敏擔任全國紡織工會主席，曾發現和培養了郝建秀等女工典型，在黨的八大上，她當選為中央委員。

與中國革命淵源頗深的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的母校是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該校圖書館是史沫特萊眾多關於中國革命歷史檔案記錄的保存地，由她拍攝的許多中共領導人照片也是該館的重要館藏之一。其中有一張是抗日戰爭時期，鄂豫邊區領導人李先念指揮新四軍游擊戰時與戰友的合影，照片中有一位女將軍站在李先念身旁，此人英姿颯爽、樸實親切。在紅軍的歷史上，能夠真正上馬打仗和指揮戰役的女將領並不多，那麼照片中這位頗具傳奇的女子又是誰呢？

她叫陳少敏，是抗戰中叱吒鄂豫邊區的新四軍女將領，她也是建國后開除劉少奇黨籍時唯一沒有舉手錶決的黨員。她被毛主席高度地贊為“白區的紅心女戰士，無產階級的賢妻良母”，史沫特萊親切地喚她作“陳大姐”。

史沫特萊的中國冒險之途是從上海啟程的，她的足跡遍布延安、五台山、武漢等抗日前線，1940年初，史沫特萊輾轉來到鄂豫邊區，考察並了解新四軍的抗日活動。當時，曾寫過家喻戶曉的《漁光曲》《賣報歌》的女劇作家、歌詞作家安娥作為史沫特萊的翻譯，和她一起來到了鄂豫邊區黨委和新四軍鄂豫挺進縱隊司令部所在地——湖北京山縣八字門。而那時接待風塵僕僕趕來採訪的史沫特萊的人，正是中共鄂豫邊區黨委負責人陳少敏，她向史沫特萊介紹了新四軍游擊戰爭和邊區婦女運動的有關情況。

1939年6月11日在京山縣的養馬畈村，陳少敏主持召開了在鄂豫抗日游擊戰爭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養馬會議，會議傳達了黨中央和毛主席關於抗日根據地的6條指示，討論鄂南、鄂中黨的抗日力量統一問題，會議決定，成立新四軍鄂豫獨立游擊支隊，李先念任司令員，陳少敏任政委。在李先念、陳少敏、陶鑄的領導下，在日寇和敵偽的層層夾擊中，經過半年多的篳路藍縷、浴血中原，這支游擊支隊發展到近萬人，1939年11月被統一整編為鄂豫挺進縱隊。

與此同時，鄂豫邊區的婦女解放運動也在如火如荼地開展。1940年3月8日，鄂豫邊區第一次婦女代表大會召開，陳少敏負責這次大會的領導工作，并力邀史沫特萊參加。在3個月前，史沫特萊曾在安徽省立煌縣（安徽戰時省會）做過關於“世界婦女動態”的演講，她認為，“中國得不到自由解放，則婦女就不能如男人一樣的進步和發展”。史沫特萊在事後的回憶文章中寫道：“游擊隊婦女工作的領導者是一位被人們尊稱為‘陳大姐’的人，她告訴我，她們馬上要召開來自敵後11個地區的婦女會議，希望我去談談國際婦女運動和中國婦女在抗戰中的成就。”在當時的鄂豫邊區，廣大婦女不僅縫衣織被、護理傷員，還成立了婦女救國會等宣傳抗日的組織；不但動員家中的男子上前線，自己也積極報名參加新四軍或游擊隊。對於邊區的婦女解放運動，史沫特萊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和肯定。

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她對陳少敏本人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陳少敏被稱為邊區的女將軍，當地甚至還有一種“女將軍”牌的香煙，封面就是陳少敏騎馬舉槍的颯爽英姿；她上馬能打仗殺敵，下馬能光腳插秧，她樸實親民的作風深受邊區群眾愛戴，大家都親切地稱她為“陳大腳”；她的威名讓敵人聞風喪膽，傳說“共軍”中有一位了不得的女將，腳有一尺長，走路一陣風，手使雙槍，左右開弓，是個極厲害的人物。

在徵得陳少敏的同意后，由安娥擔任翻譯，史沫特萊開始了對這位新四軍女將領的專訪。為了打開話題，史沫特萊主動向陳少敏講述了自己的身世，這引起了陳少敏的共鳴。陳少敏本名孫肇修，在山東壽光一個貧窮的農民家庭長大，在1924年加入鄧恩銘組織的秘密工會，而後在青島領導工人運動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後來，她的丈夫被俘犧牲，唯一的女兒也患病夭折。隨著交談的展開，兩位卓越的女性都在彼此身上發現了很多共同點：她們都出身貧寒，都在歷經磨難后堅定了革命的信念。採訪結束后，史沫特萊還興趣盎然地請陳大姐教她唱前幾天偶然聽到的一支歌，那是陳少敏在延安時學會的一首陝北小調。她讓安娥把歌詞翻譯成英文，並把曲調認真地記了下來。通過短短几十天的交往，陳大姐的熱情、勇敢、堅毅都給史沫特萊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她們之間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史沫特萊離開邊區那天，陳少敏還親自送她。幾個月後，史沫特萊為新四軍寄去了急需的醫療物資，還動員了一批教會醫生前往邊區工作。

史沫特萊撰寫的《中國的戰歌》和安娥著的《五月榴花照眼明》這兩本書以大量事實報道了新四軍抗日的真相，粉碎了國民黨炮製的新四軍“游而不擊”“封建割據”的謊言。

皖南事變以後，根據黨中央的指示，鄂豫挺進縱隊整編為新四軍第五師。李先念任師長兼政委，陳少敏任副政委。她繼續擔任黨政機關和群眾團體的領導，堅定地進行邊區的抗日游擊戰爭，最終使鄂豫邊區發展成為雄踞大江南北、橫跨5省交界的大塊抗日根據地。

陳少敏，這位被人譽為“傑出女性”的人，在“文革”結束后的20年內，不斷見諸報端。陳少敏之所以為輿論關注，並引起一些學者研究的濃厚興趣，是因為在決定永遠開除劉少奇黨籍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她投下了惟一的一張反對票。因為這一票她遭到了完全可以預料的來自“四人幫”及其爪牙的迫害；因為這一票，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她竟然還受到了來自某一個高級領導同志的冷遇；然而也正是因為這一票，她得到了越來越多的不同類型人的讚許。陳少敏“惟一一票”的幾十年的是非毀譽，留給後人的是歷史的思考和啟迪。

“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年，在全面奪權實現所謂“全國山河

一片紅”之後，八屆十二中全會（擴大）於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舉行。

這次全會是在黨中央的領導工作和黨內生活極不正常的情況下召開的。在此之前的7月21日，康生曾親自寫過一封絕密信給江青，送去了江青索要的一份名單。在這份名單里，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被定為“叛徒”、“特務”、“裡通外國”和“有政治歷史問題”的，達到總數的71%。中共“八大”選出的97名中央委員中，除去世的10人外，只有40人被允許參加十二中全會。為湊夠法定人數（超過中央委員會的半數），以便能夠通過決議，到了開幕的那天，才從被許可出席全會的候補中央委員中挑出10人，增補為中央委員。

陳少敏作為八屆中央委員出席這次會議，同胡耀邦和候補中央委員李志民、范文瀾等同志一樣，是在被“打倒”的狀態中臨時解放出來的。

陳少敏出席會議的通知發到全國總工會後，立即被當時把持“全總”權力的負責人扣下，說陳少敏是“黑幫分子”，不準出席中央的會議。最終還是在周總理干預之下，由中央辦公廳派車把陳少敏接走的。

會議在一片肅殺的氣氛中進行。全會將康生、江青、謝富治等操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用偽證寫成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交付代表“討論”。

對於強加在劉少奇身上的這些誣陷，剛直不阿又深知劉少奇為人的陳少敏，當然不會買賬。1966年8月初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時，在劉少奇被“炮打”，被陳伯達宣布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代表”之後，陳少敏即在會議休息室，當著眾人的面，以彙報工作為名，主動與劉少奇同志攀談，以示同情和慰問。過後，有一次“全總”造反派逼著陳少敏去看大字報，這張大字報誣稱陳少敏與李先念是劉少奇的黑幹將，誣陷陳少敏、鄭位三等組織1946年中原突圍的同志是“叛徒集團”。陳少敏旁若無人地大聲嘲弄說：“不懂歷史，信口雌黃！”1968年春，陳少敏在三○一醫院住院，王震、李貞看望她時，談及“文化大革命”，她十分率直地說：“黨內有些傢伙總是要整人，劉少奇有什麼問題要這樣整？”

此刻，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陳少敏所在的小組會上，她又為劉少奇的問題遭受圍攻。陳少敏怒火中燒，滿懷憤懣，以沉默抗爭。康生責問：“陳少敏，你為什麼不表態，不說話？”陳少敏說：“身體不舒服。”康生勃然大怒：“不舒服就請假出去！”

小組會情況幾次登上《簡報》。10月23日的《簡報》中說：“陳（少敏）至今對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報告沒有明確態度，她今天在會上做了個很不像樣子的所謂檢查……一些人對她提出了嚴肅批評，說她沒有同劉（少奇）劃清界線……”24日的《簡報》中又說：“小組同志對陳少敏今天的發言東扯西拉、對審查報告始終不表示明確態度，兩次提出批評，指出她政治上、思想上墮落到驚人的地步，一個農村老太婆的政治覺悟都比她高得多。”

全會就是這樣在正直的共產黨人無法表達自己真正意願的情況下討論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提出的所謂劉少奇“罪行”的報告的。全會的最後一天，即1968年10月31日，在以舉手錶決方式通過“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時，陳少敏不願看到這恥辱的一刻，她緊閉雙眼、不發一言，更不肯舉起自己的手……於無聲處聽驚雷，陳少敏終於以這樣的方式，投下了八屆十二中全會的惟一的一張反對票。

陳少敏，這位1927年加入共青團，1928年入黨，一生歷經磨難，富有鬥爭經驗的堅強女性，當然知道自己投下這“惟一一票”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

陳少敏“惟一一票”招來的迫害接踵而至。1969年4月初“九大”召開，“九大”代表的產生方式，是由各地革命委員會同造反派組織頭頭“協商”確定或上級指定，陳少敏當然得不到這樣的“殊榮”；她這位“七大”的中央候補委員、“八大”的中央委員，自然被排斥在“九大”中央委員之外。

1969年10月，林彪借所謂“戰備疏散”把大批老幹部趕出北京。那時的陳少敏已患有風濕性心臟病，且因腦溢血留下了半身不遂，只能靠輪椅行動。“全總”造反派強令她遷往河南省羅山，硬是差人把她抬上了火車。

陳少敏被監管在這個名為“五七幹校”的地方，不準坐輪椅外出，未經審閱不準同外邊通信；同時，她遠在陝北志丹縣插隊的養子被告知：與陳少敏通信，不得直書其名，而寫“河南省羅山縣全總五七幹校轉一號”。

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后，林彪反革命集團垮台，陳少敏得以回北京治病。1972年夏天，曾任豫鄂挺進縱隊二支隊隊長兼政委、時任空軍學院院務部長的寧淮來看陳大姐。他們高興地談到林彪的“折戟沉沙”，又從林彪談到劉少奇的案子。寧淮說，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說永遠開除劉少奇出黨是全會一致通過的，陳少敏氣憤地說：“一致個屁！表決時我就沒有舉手。”這天，恰恰是個急風暴雨的天氣，她趁勢對寧淮說：“現在的政治氣候和剛才這天氣一樣，說變就變。林彪死了，黨內除了一大患，可是他們的同夥還大有人在……黨內還會歲現狂風暴雨，你要有這個準備。什麼時候都要堅持真理，不能犯軟骨病。”

陳少敏雖久卧病榻，卻無時不在關心著黨和祖國的命運。

1976年1月，周恩來總理逝世，陳少敏悲痛欲絕。在她最痛苦的日子裡，李垠等老同志到醫院看她，並說上海有人貼出大字報要張春橋當總理，陳少敏憤怒地用拳頭敲打著床頭櫃說：“我不同意，我不贊成，我不投他的票。”還說：“張春橋和江青、康生是一夥的，他要當了總理，國家就完了。”

形勢的發展果然被陳少敏所言中，張春橋當總理的陰謀破產。幾個月後，“四人幫”也垮台了。陳少敏的老部下劉毓蘭得到這一消息的當晚，便去告訴陳少敏。陳少敏聽了舉起一隻手喃喃自語：“好了，好了！有救了，有救了！”她無限欣慰地說：“我死而瞑目了。”

1977年12月14日15時41分，陳少敏在北京醫院溘然離世。

陳衛平是陳少敏的養子並由她撫養成人；陳衛平的妻子徐傑從1973年起就為陳少敏料理生活。這一對青年人無疑對陳少敏晚年的情感思緒，較之別人有更多的了解。他們以親屬的名義，也關注著對陳少敏的評價。就在開追悼會的頭天晚上，兩位年輕人來到北京富強衚衕胡耀邦同志的住所，他們問胡伯伯，為什麼悼詞中只談了陳少敏同“四人幫”的鬥爭，卻隻字不提對於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揭露。因為他們最清楚，陳少敏為此是付出過慘痛代價的。

那是她在出席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向“全總”的領導幹部傳達會議精神時，陳少敏難以抑制對劉少奇的同情和對林彪的不滿，曾脫口而出地說：“現在誰都不要了，只要林彪了！”為此她遭到了“全總”造反派的多次圍攻批鬥，后又由康生批准，強行從北京醫院拉到中山公園開批鬥大會。陳少敏遭到百般凌辱，掘腦袋，掐脖子，扭胳膊，致使她的右肩關節脫臼。

聽了陳衛平等人的陳述，胡耀邦也覺得不無道理，沉吟片刻后率直地解釋說：“你們提出的意見是對的，但這份悼詞已經中央批准，主席、副主席五位領導都批了。明天就要開追悼會，再報批也來不及了。是不是先按這份悼詞宣讀，其他問題以後再說。”

1977年12月21日，陳少敏追悼會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李先念、烏蘭夫、王震等領導同志參加追悼會。中共中央委員、中組部部長鬍耀邦主持追悼會，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馬純古致悼詞。

然而，宣布的悼詞留下了歷史的缺憾。那就是全國最大的冤案、僅被株連判刑的就達28000多人的劉少奇案，此時尚未平反，陳少敏雖已“蓋棺”，她在劉少奇問題上的是與非尚不能“定論”。

由於歷史的原因和政治鬥爭的複雜性，如果悼詞對此或“語焉不詳”，或“緘口不述”，均無不可。然而既可笑又可氣的是，悼詞中竟然出現了全然不顧事實、是非顛倒了的一段話，將自“文化大革命”以來，一直反對栽贓陷害劉少奇、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置生死於不顧，抵制開除劉少奇黨籍的陳少敏，寫成：“在黨內路線鬥爭中，她堅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自覺抵制王明、劉少奇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見1977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這到底是對陳少敏的“褒獎”還是“詆毀”呢？此刻，九泉之下的陳少敏若有知，她一定是萬萬不答應的。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的十一屆五中全會，做出了為劉少奇平反的決議。

1980年4月，即劉少奇平反兩個月、陳少敏辭世兩年四個月後，全國總工會黨組為陳少敏政治歷史做出複查結論。結論說，1971年6月8日“全總”軍代表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陳少敏“在中原工作期間執行過劉少奇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並犯有嚴重喪失政治立場的錯誤”，說陳少敏“在工會工作中積極推行劉少奇修正主義工運路線，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等”，“均屬不實之詞，應予推倒”。

至此，應該說“文化大革命”期間潑在陳少敏身上的污水已經滌去。然而，“文化大革命”之後的另一種不實之詞，如陳少敏悼詞中被糊裡糊塗加進去的所謂“自覺抵制劉少奇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云云，卻一直保留著。直到1983年清明節，王光美在掃墓時在陳少敏骨灰盒外罩的生平簡介中發現，回到家便給“全總”打電話，讓他們去人做了技術處理。王光美還在電話里跟陳少敏的養子提及此事，並說：“你們應該經常去看看，不然骨灰盒上會落土的。”

陳少敏“惟一一票”的披露始於胡耀邦同志。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在一次黨的會議上，談到八屆十二中全會時，高度評價了陳少敏在劉少奇問題上，堅持真理，堅持原則，稱她投下了“了不起的一票”；同時坦誠地對自己當時違心地舉手表示自責。

誰能想到在粉碎“四人幫”將近八年之後，陳少敏“惟一一票”一事竟又遇到了麻煩。

1984年7月，以紀希晨為總編輯的《中國老年》雜誌，在重要位置發表王子鐸、馬焰、李垠的文章：《共產黨人的正氣歌——記陳少敏大姐》，並曾在該刊6月號上發表“要目預告”。

發行數十萬份的《中國老年》雜誌7月號全部印裝完成，即將發往全國時，負責組織並簽發這篇文章的紀希晨正在山西忻縣出席一個有關晉綏根據地黨史的會議。這天突然接到家裡打的長途電話，說雜誌社有要事讓他馬上回京。紀希晨回到北京才知道是這篇文章出了問題，某位高層領導同志指示某部門責令雜誌社將這篇文章撤掉，否則不準發行。雜誌社只好緊急動員工作人員，將《共產黨人的正氣歌》一文從雜誌中撕掉。並找來《方便之門不能開》、《請君寫好教子篇》、《萬鄒氏誇好怠》等幾篇小稿，搶排單印，補上空下來的8頁至12頁。目錄頁上的黑體字標題是摳不下來的，只好在內文中加個《補正》說：“本期目錄中《共產黨人的正氣歌——記陳少敏大姐》一題應改為《方便之門不能開》……”這種不明不白的“說明”，這種未“開天窗”而實“開天窗”的做法，更招致了讀者的猜測，來信來電弄得編輯部有口難言。

是報道失實？否！若是報道失實，只要指出失實之所在，言之鑿鑿，無論作者、編者，是說不出二話的，何況意見來自上級機關和高層領導。

是因為寫了劉少奇？不會！劉少奇的冤案已在四年多前的十一屆五中全會平反。

是否人為對陳少敏“惟一一票”的褒獎，便是對其他許多違心投票者的貶損，從而為尊者諱、為賢者諱，寧肯把陳少敏的“惟一一票”塵封在檔案里？人們不願妄加推測。若果真如此，那肯定是錯誤的。陳少敏不懼淫威投了“惟一一票”是偉大的；胡耀邦不無自責地將陳少敏“惟一一票”公之於世，絲毫不損其偉大；至於那些當時痛忍屈辱，韜晦俟奮，爾後得以兵不血刃，把“四人幫”收拾了個痛快的老帥們，歷史已經記下了他們的豐功偉績。

（人無完人，金無足赤。難以理解的干預中，不必對高級領導人加以隱晦。無足夠材料，但大致可推斷應是楊尚昆同志。或有誤會，二人各失一節。於當時當景，誰能保證全無錯呢？胡耀邦同志還承認了他在開除劉少奇黨籍的會上投了違心的一票呢。）

陳少敏是我們黨內長期負責一個地區全面工作的女領導幹部之一（這在中國共產黨內屬鳳毛麟角），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僅有3位女委員，她是其中之一，另外兩位是鄧穎超和蔡暢。

2014年6月25日，陳少敏故居暨紀念館開館儀式在孫家集街道範於村舉行。各鎮街區組織委員、宣傳委員，全市新發展的119名黨員參加了開館儀式，現場進行了入黨宣誓並參觀了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