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調說

中國古代的一種論詩主張。為明代前七子、后七子和清代沈德潛所提倡。它強調格調在詩歌創作中的作用。

格調，即體格聲調，最早的解釋包括思想內容和聲律形式兩方面，如《文鏡秘府論·論文意》所說“意是格，聲是律，意高則格高，聲辯則律清”，就是從這兩方面著眼的。在唐代以後的詩歌理論中，常常談及詩的“格”、“調”。如唐代皎然《詩式》提到“格高”、“體貞”、“調逸”、“聲諧”；宋代姜夔《白石道人詩說》提到“意格欲高”，“句調欲清、欲古、欲和”；嚴羽《滄浪詩話》認為“詩之法有五：曰體制，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明代李東陽《懷麓堂詩話》認為“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等等。這些詩論家都很重視詩的格調，但還沒有把它作為論詩的決定性環節。到明代前後七子，才把格調作為一個決定性環節來構成他們的詩歌理論。

前後七子的詩歌理論並不完全一致，但格調在他們的詩歌理論中都佔有比較突出的地位。前七子的代表人物李夢陽強調“格古，調逸”（《潛虯山人記》），稱“高古者格，宛亮者調”（《駁何氏論文書》）。后七子的代表人物王世貞認為：“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即才之用，調即思之境，格即調之界。”（《藝苑卮言》）他們都把格調作為論詩的重要環節。李夢陽還說：“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詠，高者猶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調，於是唐調亦亡。”(《缶音序》)王世貞也說：“余所以抑宋者，為惜格也。”（《宋詩選序》）他們認為，漢魏及盛唐以後，詩的格調下降了。所以他們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主張從格調入手去模擬漢魏盛唐的詩歌。

前後七子的格調說是為反對明初台閣體的萎弱詩風而提出的，在當時起了積極的作用，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由於它的實質是提倡擬古主義，所以很快就受到李贄、湯顯祖、“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等具有進步傾向的思想家和文學家的批評。到了清代前期，王夫之、葉燮又從詩歌美學的理論高度，繼續對前後七子的格調說進行了系統的批判。

沈德潛曾是葉燮的學生，但是他在詩歌理論上背離了葉燮，重新提倡格調說。沈德潛對前後七子十分推崇。他稱讚李夢陽、何景明等人“力挽頹瀾”，使“詩道復歸於正”。他對錢謙益貶低王世貞、李攀龍表示不滿，說：“披沙大有良金在，正格終難黜兩家。”（《論明詩十二斷句》）他寫了《說詩晬語》，並且編了《唐詩別裁集》、《清詩別裁集》等幾部詩選，加上評語，更加系統地宣揚格調說。他強調作詩者必須“學古”和“論法”，並根據“去淫濫，以歸雅正”的原則，在詩歌的體、格、聲、調等各個方面都制定了許多規則。

同前後七子一樣,沈德潛雖然強調格調，又認為“忠孝”和“溫柔敦厚”是格調的最終依據，很強調封建倫理道德規範對於格調的重要性。他強調“學古”和“論法”，對詩歌的體格聲調作出嚴格的規定，目的就是為了保證詩歌內容體現“溫柔敦厚”的宗旨，符合封建倫理道德的規範。這才是他所倡導的格調說的實質。只要詩歌的內容符合“忠孝”和“溫柔敦厚”的原則，那麼它的格調就一定是雅正的。

沈德潛的格調說提出后，遭到許多人的批評。其中最著名的是提倡性靈說的袁枚。袁枚的詩論雖也有很多弱點，但他對格調說的批評卻相當雄辯，他同沈德潛論戰的幾篇文章，也寫得痛快淋漓，很有說服力，沈德潛的格調說於是逐漸趨於衰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