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多爾·伊萬諾維奇·夏里亞賓

費多爾·伊萬諾維奇·夏里亞賓（Chaliapin Fedor Lvanovich，Ф.И.Шаляпин，1873-1938年），出生在俄國喀山一個農民家庭。夏里亞賓早年未受過正規教育，但生就一副動聽的歌喉。1892-1893年在第比利斯向聲樂專家烏薩托夫學聲樂，主要學習義大利的美聲唱法的同時，也研究了俄羅斯的歌唱經驗。在彼得堡馬林斯基劇院成功地演唱了許多角色，1894年在彼得堡參加皇家歌劇團，又赴莫斯科加入馬蒙托夫歌劇團。在那裡，夏里亞賓演出的歌劇都是俄羅斯作曲家的作品，因成功演唱里姆斯基-科薩科夫的《斯普科夫的姑娘》中的暴君伊凡和穆索爾斯基的《鮑里斯·戈多諾夫》中的戈多諾夫，達爾戈梅斯基的《水仙女》等，聲名大震。1899年，夏里亞賓進入了莫斯科大劇院。1901年夏里亞賓抵達米蘭演出，首次在斯卡拉歌劇院登台，開始獲國際聲譽。此間，他結識了卡魯索和其他具有國際影響的歌唱家和藝術家，同時世界也認識了夏里亞賓。1907年，夏里亞賓登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舞台，他與卡魯索聯袂演出了《浮土德》，卡魯索飾浮士德，夏里亞賓飾梅菲斯特，他們給觀眾奉獻了一部堪稱典範的作品。1913年至1914年，夏里亞賓在倫敦演出歌劇。十月革命后，他應好友高爾基的邀請，重返俄國，擔任聖彼得堡馬林斯基劇院的藝術指導，並仍堅持登台演唱。此間，他獲得了蘇維埃人民歌唱家的稱號，到此為止，這位男低音歌唱家可謂一帆風順。

但1927年發生的事改變了一切。旅居巴黎期間，他在俄羅斯教堂的院子里看見兩個衣衫襤褸的俄羅斯婦女帶著幾名殘疾兒童在行乞。這一情景使他心中非常難過，隨後他通過一位神父向當地俄羅斯難民捐款5000法郎。沒想這一善舉竟釀成大禍：那位神父在巴黎的俄國僑民報上發表了對捐款者表示感謝的話，於是蘇聯駐巴黎使館便向莫斯科發出一份有關此事的秘密電報，於是莫斯科轟動了，說夏里亞賓資助了白衛軍，投靠反革命……莫斯科的報刊稱夏里亞賓是“一個為了金錢從本國人民一方逃向本國人民死敵一方的人”，並稱：“為什麼不宣布：在藝術工作者當中，在享有共和國人民演員光榮稱號的人當中，沒有夏里亞賓先生這類變色龍、背叛者的地位？！”馬雅可夫斯基，著名的蘇聯紅色詩人，立即發表《“人民演員”先生》一詩，大聲疾呼：“教育人民委員部，/請從/白色老爺的頭上/摘下/人民演員的/紅色桂冠！”

在一片怒吼聲中，夏里亞賓果真被撤銷了“人民演員”的頭銜。夏里亞賓只會歌唱，根本弄不懂政治是怎回事。他感到痛苦萬分。高爾基曾勸他回國，但他對回國后的一切沒有信心。為此他又遭到國內嚴厲譴責，說他出國不歸是為了“在資本主義世界追逐個人名利”。他不得不流亡國外。在給友人的信中，夏里亞賓滿腔深情地寫道：“我親愛的祖國啊，我對你懷著崇敬之情至死方休！”

此後，夏里亞賓在美國定居，后移居巴黎。1935年，夏里亞賓曾來中國做旅行演出，1935年12月至1936年1月間，夏里亞賓先後在哈爾濱、上海、北京和天津四大城市舉行獨唱音樂會，受到廣大中國觀眾的熱烈歡迎。

哈爾濱僑居著許多白俄，夏里亞賓到來時，全城沸騰，尤其俄國僑民更是欣喜若狂，像迎接一個盛大節日，又像迎接一位親人。中國大街（今中央大街）上到處張貼著夏里亞賓的招貼畫，馬車聲“噠、噠”響，裡面乘坐著去參加夏里亞賓音樂會的人們。歌唱家來到這裡，彷彿回到了俄羅斯……

結束了令他激動不已的哈爾濱之旅，夏里亞賓啟程到上海。上海文藝界知名人士立即舉行了一個隆重而熱情的茶話會歡迎貴賓。茶話會開到一半，梅蘭芳站起來向客人表示歉意，說晚上還有演出，需要提前離開。夏里亞賓聽了非常吃驚，問道：“怎麼？今天你有演出還來參加這個會？”他的神情與口氣顯得十分不理解，甚至有點責備的意思，接著他又說：“我的習慣是，演出前夕決不參加宴會，連說話都要盡量減少。這樣，到了歌唱時才能保證精神飽滿，發音清亮。”大歌唱家這一席話讓梅蘭芳牢牢記在心裡，後來他把這件事講給青年演員聽，並告誡他們一定要百倍愛護自己的嗓子。

夏里亞賓在哈爾濱、上海演出的盛況早就傳到了北京。歌王尚未抵達北京，北京的《世界日報》已經刊登了許多介紹夏里亞賓以及這次獨唱音樂會的文章。音樂會平均票價為6塊袁大頭，在那時是相當昂貴的，但仍然被搶購一空。而夏里亞賓本人這時候絕沒有料到，當時年僅20歲的青年李德倫，在觀賞完他的演唱會後就迷上了音樂，並從此獻身音樂，後來成為新中國的第一代指揮大師。夏里亞賓成了李德倫的啟蒙老師。李德倫說：親耳聆聽過夏里亞賓的歌聲，是他一生的光榮。

夏里亞賓中國之行的最後一個城市是天津。演唱會會場設在天津英租界設備十分考究的耀華學校禮堂，演出盛況不亞於北京，票價也與北京相當，從5元直到10元。眾多文藝界人士和音樂愛好者紛紛前往觀賞。日後分別成為藝術大家的沈湘和曹禺都曾去聆聽獨唱會。曹禺回憶道：我對夏里亞賓這個名字早就熟悉，並且知道他是高爾基的好友。我在南開中學上學時，張彭春老師就給學生播放夏里亞賓的唱片《伏爾加船夫曲》，作為藝術欣賞課。這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後來夏里亞賓到天津開獨唱音樂會，我知道后便急忙去買票。他的《伏爾加船夫曲》唱得深沉，渾厚，有力，令人神往。我還從未聽過這麼美妙絕倫的歌唱。西洋音樂對我產生了很好的影響。

1938年4月12日，夏里亞賓因患敗血症，在巴黎去世。夏里亞賓在巴黎逝世后，舉行了非常盛大的葬禮。而且他的遺體經過劇院時，當局就希望他的遺體在劇院門前停留一段時間，讓大家和這個偉大的俄羅斯歌唱家告別。據說夏里亞賓生前曾經憤怒地說道，我連骨頭也不能埋在這個國家（指蘇聯）。但是在他去世46年後，這位不朽藝術家的遺骸，終於從巴黎遷葬到莫斯科新聖女公墓。夏里亞賓又回到了母親的懷抱。

歌唱家夏里亞賓的墓前豎立著一座全身雕像。雕像的姿態是當年著名畫家列賓為他畫的肖像。夏里亞賓靠坐在沙發里，一手搭在扶手上，一手插在坎肩里，頭略微上揚。神情專註，似乎在聚精會神地傾聽音樂。這座傳神的雕像不僅喚醒了人們對夏里亞賓歌聲的追憶，更喚起了許多俄羅斯老人對他的摯愛和懷念。

在20世紀上半葉的男低音歌唱家中，夏里亞賓無疑是最優秀的一個。他首先是一位俄羅斯的傑出歌唱家，他最擅長演唱俄羅斯的歌劇和民歌。他是鮑里斯、伊凡雷帝、蘇薩寧、奧洛芬的最佳扮演者，他對角色的刻畫著重於人物的內心世界和性格特徵，並突出表現角色所代表的社會意義。夏里亞賓還是俄羅斯民歌最好的詮釋者，他不僅熟悉俄國各地的風情民俗，而且能夠準確把握語調和音色上的變化，從而使包括《伏爾加船夫曲》在內的俄羅斯民歌或古典歌曲，像“充滿心靈傾述”的詩篇。夏里亞賓在演唱俄國民族歌劇的角色時尤其充滿魅力，他最有魅力的角色是戈多諾夫。高爾基對夏里亞賓的評價是客觀公正的，他認為，“在俄羅斯的歌唱藝術中，夏里亞賓居於首位，正如托爾斯泰在語言的藝術中一樣”。夏里亞賓無疑還是一位世界性的優秀歌唱家。他演唱義大利和法國歌劇，同樣具有極高的水平和極大的魅力。他成功地塑造了如《唐·卡洛斯》中的菲利普王、《弄臣》中的利格萊托、《堂·吉訶德》中的堂·吉訶德等藝術形象。夏里亞賓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他具有獨創精神。他所扮演的義大利、法國歌劇中的角色，沒有一個是由他首演的。但夏里亞賓勇於突破前人的模式，認真分析角色的性格、語言、身份、背景等，賦予角色以獨具一格的新理解和新風格。夏里亞賓認為：歌劇演員不能把自己停留在聲樂的技巧上，而應該“反映齣劇中或歌中人物的精神”，“歌唱藝術是美妙的聲音與思想一致的統一的完整體”。對待藝術，夏里亞賓嚴肅認真，一絲不苟。

夏里亞賓被譽為“低音歌王”，他的嗓音洪亮多彩，雄渾有力，音域較寬，接近於低音男中音。他善於演唱具有朗誦風格的歌曲，在強弱變化、假聲、半聲、笑聲、哭聲等特殊唱法的運用上，完美無缺，遊刃有餘。作為一位歌劇演唱家，夏里亞賓具有一般的義大利、法國歌劇演唱家所不具備的表演才能。他很注重化裝的效果和功用，但更講究“心理上的化裝”。他對角色情感和性格的刻畫，即使不懂俄語的觀眾，也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蘇聯著名的戲劇導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說：“我所寫的關於演員表演上的體系，都是從夏里亞賓那裡得來的”。不過，一些歐美的評論家卻有不同的意見，他們認為夏里亞賓的表演過於“俄國化”，並不適合他們的口味。夏里亞賓多才多藝，他喜愛繪畫，認為這對歌劇演員是有所裨益的。在生活中，他待人誠摯熱情，富有同情心，但也易於激動。他錄有約200張唱片，拍攝過兩部電影，並著有回憶錄《我生活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