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暢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1900年5月14日）生於湖南雙峰縣荷葉光甲堂，乳名毛妹子，是父母的第六個孩子。在故鄉群山環繞的紫雲峰下，毛妹子隨兄姊割草放牛，栽花種豆，捉蝴蝶，采野果，度過了歡樂的童年。

母親葛健豪有著剛強的個性和堅定的政見，蔡暢兄妹成為共產黨人，受母親的影響極大。1913年，接受革命思想影響的母親變賣自己的衣服和金銀首飾等妝奩，帶著兒子蔡和森、女兒蔡咸熙（蔡暢）及蔡暢的姐姐蔡慶熙一起進學校求學。和母親一起在學校讀書的日子，是蔡暢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 中的一段。她非常珍惜母親為她爭得的學習機會，讀書異常刻苦，每天直至深夜還抱讀不倦。因而她成績十分優秀，一連跳了好幾級，只用了兩年時間就讀完了別人四五年才能學到的功課。

母親在高級小學畢業后，回到家鄉辦了一所學校並自任校長。為了節約開支，蔡暢轉到母親辦的學校讀書，兼教音樂、體育課。十三四歲的蔡暢上音樂課時，要站在板凳上講，後排的學生才能看到她。

正當蔡暢潛心讀書之際，父親蔡蓉峰從上海回到家鄉，他素來認為女孩子應擅守“娘家做女，莫出閨門”的古訓，因而對蔡暢上學讀書很看不慣。這年夏天，他到一家地主家去了幾次，就擅自接受人家500元光洋的聘禮，將蔡暢許配給這家做小媳婦。一心想求學上進的蔡暢，得知這一消息，猶如五雷轟頂，驚呆了。

母親對丈夫為了幾個錢就把女兒往火坑裡推的行為極為憤慨，更何況蔡暢又是這樣一個好學上進的孩子。她面對丈夫的瘋狂舉動，表面不動聲色，暗地裡下決心讓女兒逃走。在母親的支持下，蔡暢逃婚長沙，考入周南女校音樂體育專修科，改名蔡暢。1916年春畢業后留校任體育教員。

蔡暢抗婚出逃來到長沙，不久，長沙周南女校招生，她前去報考音樂體育專修科。在報名表格的姓名欄目內，端端正正地寫上了自己的新名字“蔡暢”（原名蔡咸熙），既表達了她與命運搏鬥后 的舒暢心情，也反映了她渴望今後的生活道路暢通無阻的美好願望。

蔡暢在周南女校結識了向警予、陶毅、勞啟榮等進步學生。她們經常在一起談論時事、探討人生，抒發各自的理想和抱負。她還參加周南女校召開的“反對袁世凱簽訂賣國二十一條”大會，她第一次聽到動人心弦的愛國主義演講，第一次和同學們一起走上街頭宣傳演講，體會到喚起民眾覺醒的激昂心情。通過這次參加反帝反袁鬥爭，她開始悟出了“革命”二字的含義。她饒有興趣地探討有關女權主義、婦女解放、男女平等，以及社會主義革命等思想觀點，逐漸地對無產階級革命產生同情。當時，蔡暢雖然還沒有明確的革命目標。但是，由於她渴求真理，為她以後走上革命道路鋪墊了基石。1919年，蔡暢和向警予發起了湖南女界赴法勤工儉學運動，作為運動的組織者，她來到法國，跟哥哥一起鑽研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和婦女解放理論，並把在法國學到的新思想不斷地傳回國內，有力地推動了國內婦女運動的深入發展。

哥哥蔡和森和毛澤東友誼深厚，他們在長沙就組織成立了新民學會，在國內反響巨大。在毛澤東、蔡和森等人的啟發幫助、耳提面命下，蔡暢懂得了許多道理，決定和他們走同樣的道路。

1919年，蔡和森組織留法勤工儉學，母親通過姻親關係，向曾國藩的女婿家借到600塊銀元，準備全家一同飄洋過海。次年1月30日，蔡和森、蔡暢兄妹及母親葛健豪、好朋友向警予成為華 法教育會組織的第十二批留法勤工儉學學生，來到法國馬賽。

留學生活是艱苦的，由於發放的生活費非常有限，蔡暢一家人經常以馬鈴薯、空心粉、黑麵包、大白菜果腹度日。但蔡暢精神上是充實的。課餘工余，留學生們相聚美麗的蒙達尼公園，懷著憂國憂民的思想，分析國內外時勢，爭論救國救民之策。蔡暢開始不大發言，常靜靜地在一旁傾聽，細細體味人們闡述的道理。後來，在潑辣大膽的向警予的影響下，也變得慷慨陳言、直抒胸臆了。

1920年，趙世炎、周恩來、鄧小平、陳毅、聶榮臻等一大批熱血青年帶著追尋真理、振興中華的遠大理想也來到了法國。1922年，蔡暢由趙世炎、劉伯堅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1923年轉為中共黨員。為了方便黨的工作，蔡暢從里昂轉到巴黎，白天做工謀生養家，晚上做黨的宣傳工作。

李富春、蔡暢都是湖南人，他們同年同月生，蔡暢比李富春大一個多禮拜。認識之初，李富春便親切地叫蔡暢“大姐”，因此，周恩來、鄧小平、陳毅等領導人都和李富春一樣，稱呼蔡暢為“大姐”，連身邊的工作人員，同事也這樣稱謂——“大姐”成了蔡暢的代名字。一次留法學生聚會中，年輕的李富春邂逅了手 捧著傳單的蔡暢，蔡暢那青春煥發的神采吸引了他。他追了上去，送她回家，一路談學習，談生活，談革命，還談到了新民學會，十分投機……蔡暢的母親葛建豪非常喜歡這個質樸活潑的湖南小夥子，熱情地招待他吃家鄉的辣子拌面。

1920年底，李富春到法國。當時正趕上北洋軍閥政府勾結法國當局刁難迫害中國留法勤工儉學學生，所以李富春一直沒有得到進學校的機會，他在巴黎一家機車廠當了4年工人，只是利用工余時間自學。起初，李富春還是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到法國認識了蔡和森、向警予、蔡暢等馬克思主義者之後，開始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很快就拋棄了無政府主義，站到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來。

李富春和蔡暢頗帶傳統色彩的婚姻生活，以一個浪漫新式的婚禮而宣告開始。葛健豪作主，1923年3月的一天，李富春和蔡暢攜手走進巴黎市區一個半地下的咖啡館，想單獨慶祝這個大喜日子。當新郎新娘才坐下，沒有想到提前得到消息，早早地躲在咖啡館里的鄧小平突然笑著出現在他們跟前，一邊道喜，一邊嚷著要為大哥、大姐證婚。16歲就留法的鄧小平天性活潑，操著一日濃重的四川口音，當著二人快言快語說，“怎麼樣，該請我吃喜酒嘍！”

婚後不久，蔡暢懷孕了，性格倔強的她寧願放棄做母親的權力，選擇“革命家”這一危險且神聖的職業。蔡暢的生活中本來就沒有預留孩子的位置，不是她不想要孩子，而是害怕他們的事業會造成孩子的不幸。考慮再三，蔡暢果斷地作出了人工流產的決定。她連連找了幾家醫院，可當時法國的法律是禁止墮胎的，蔡暢悶悶不樂地回到家裡。母親葛健豪卻極為高興，因為她極力反對蔡暢去冒險流產，說是自己放棄做工也要撫養外孫。在母親和李富春的勸阻下，孩子終於還是生下來了。

1924年春，蔡暢在巴黎剖腹生下一個女孩，葛健豪高興地說：“很像她爸爸呢。蔡暢兩個字的法文字母開頭都是特，就給她起名特特吧。”蔡暢兩口子覺得女兒是在特殊條件下來到人世的，起名“特特”很有紀念意義，於是欣然同意。為表示自己為革命奮鬥終生的決心，蔡暢在產床上便做了結紮手術。

1925年2月初，蔡暢和李富春奉黨的指示赴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1925年8月，蔡暢從蘇聯回到上海，不久即赴廣州，擔任中共兩廣區委婦委書記。同時根據中央決定，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與鄧穎超一道協助國民黨中央婦女部長何香凝領導婦女運動，蔡暢領導的中共兩廣區委婦委為引導婦女走上徹底解救的道路，提出了婦女解放運動要同國民革命運動相結合，同工人階級解放運動相結合的方針，領導 婦女積極參加支援省港大罷工，支援北伐戰爭，推動了兩廣地區以及全國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1926年11月，蔡暢任中共江西省委婦女部長，1927年任中共湖北省委婦女部長。蔡暢大力選拔培養婦女革命幹部，領導建立了兩省婦女解放協會，使兩省婦女解放運動迅猛發展。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中共中央於1927年4月27日在漢口召開“五大”會議，對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進行了系統批判，蔡暢是“五大”正式代表，會上她完全贊同毛澤東、蔡和森、劉少奇等同志的正確觀點。在分組討論中蔡暢尖銳地批判了陳獨秀：“蔣介石公然提出清黨的反動主張，明目張膽地要對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人開刀了，陳獨秀卻說什麼那是國民黨內部的事，我們不要干涉，這不是投降主義是什麼？”在中共歷史上幾次正確與錯誤鬥爭的重大關頭，蔡暢都是堅定地擁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表現出了蔡暢作為一個革命家的堅定原則性和敏銳的洞察力。

大革命失敗后，中央決定恢復中央婦委，考慮由蔡暢任婦委書記。但蔡暢認為向警予之後，楊之華一直代理中央婦女部部長，有了經驗，還是由楊之華任婦委書記為宜，中央採納了蔡暢意見。楊之華曾對中央婦委的同志說：“蔡暢同志能力比我強，應當是她當書記，但她不肯，我只好服從組織決定”，中央婦委恢復后第一次會議是在上海周恩來、鄧穎超的家中舉行。當時正值白色恐怖之中，為了安全，楊之華招議婦委之間以年齡為序編成姐妹關係，今後相互聯絡以姊妹相稱。大家自報年齡后，蔡暢年長，應為大姐，但蔡暢認為楊之華是書記應為大姐，蔡暢自認為二姐，李文宜為三姐，賀稚華為四姐（后叛變），鄧穎超為五姐，第六為楊之烈（張國燾妻），七妹是一位姓朱的女工，八妹是庄曉東，此乃為當時聞名黨內的中央婦委“八姐妹”，在日後長期的革命鬥爭中，蔡暢以卓越的革命功績，贏得黨內敬重，遂成為中共黨內著名的“大姐”，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共第一、二代領導核心都尊稱蔡暢為“蔡大姐”。蔡暢與周毛鄧有著深厚的革命情誼。

1931年蔡暢進入江西中央蘇區，任江西省委婦女部長兼組織部長，並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央執委。當時蘇區男子要上前線作戰，後方農業生產勞力緊張。蔡暢破除當時江西農村流傳的“婦女犁田、母雞學啼，觸犯天神、要遭雷劈”的迷信，親自帶頭向農民學習耙田犁地技術，發動蘇區各縣組織婦女耕田隊，引導蘇區廣大婦女投入農業生產而成為生產主力軍，使農業生產喜獲豐收。“蔡暢領導婦女嚇跑雷公。蘇區婦女是不怕雷打的英雄”，在蘇區根據地傳為佳話。

在艱苦卓絕的長征期間，蔡暢一直把她母親的一張舊照片帶在身邊。為了鼓舞大家戰勝漫漫征途，蔡暢和幾位留過學的黨員整天談論他們的經歷，談論在國外的學習情況、吃過的好東西以及去過的地方。他們每天談呀，笑呀還開玩笑，有時還唱《馬賽曲》。這樣在漫長的二萬五千里崎嶇道路上進行宣傳鼓動，以提高長征戰士們的士氣。康克清後來把蔡暢講的故事和笑話稱為“精神食糧”。

蔡暢是長征中年齡最大的女紅軍，在黨內人們親切地稱她“蔡大姐”。她對待年輕一代就像對自己的子女一樣關心愛護，人們又親切地稱她“蔡媽媽”。

1934年10月，紅軍開始長征。蔡暢身患嚴重胃病，組織上分配給她一匹騾子，但她很少騎。她的警衛員曹昌年紀小，長征不久，因病掉隊。她不顧自己有病，堅持步行，讓曹昌騎騾子。曹昌身體恢復后，她就幫他學文化。沒有課本，她用紅軍路上寫的標語、口號作教材，教曹昌識字，還常給曹昌講蘇聯和中國革命鬥爭故事。紅軍缺糧時，她與小曹一起采野菜充饑。小曹見她將剩菜的青稞麥分給危秀英等女同志，自己忍受著胃病之苦，艱難地吞咽野菜，心裡很不好受。蔡暢將小曹拉到一旁，語重心長地對他說：“我們為了革命事業，大家走到一起來了，革命同志要互相關心。眼下，我們有野菜吃，就算不錯了，有的同志連野菜還吃不上呢？”紅軍經過茫茫草地，不少戰士光榮犧牲了。蔡暢特別擔心年輕的曹昌，發現他因疲勞過度而打瞌睡，馬上將他叫醒。晚上督促他燙腳、烘衣服，教他如何儘快消除疲勞。

1934年10月，蔡暢跟隨紅軍走過了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后，出任陝甘省委統戰部部長。蔡暢在寧夏、甘肅、陝西交界的定邊地區，正確地執行黨的民族政策，真誠耐心細緻地打動了當地一位回民首領。他佩服身為女性的蔡暢是真正的貧苦人的朋友，宰羊殺雞，和蔡暢、宋任窮歃 血為盟，結為兄弟。不少回民青年，踴躍參軍，支援革命。1941年6月，蔡暢替代王明任中央婦委書記、改組中央婦委。為糾正湖南婦女工作推行的路線方針及右傾錯誤，蔡暢正式向中央提出了關於婦女工作新方針的建議，並受中央委託，組織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各抗日根據地日前婦女方針的決定》這個決定具體體現了蔡暢關於婦女運動的指導思想，經毛澤東親自修改後，作為中央正式文件下發。這就是中國婦運史上著名的“四·三決定”，從而結束了王明右傾錯誤對婦女工作的干擾，使婦女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里程。

1945年4月，蔡暢出席七大會議，當選為中央委員，抗戰勝利后，先派蔡暢赴東北解放區參加東北局的領導工作，她披荊斬棘，組建了東北局婦委，使全東北婦女迅速組織起來，走上了翻身解放的道路。

蔡暢是中國共黨第一個最先致力於國際進步婦女運動的著名活動家。1947年2月和1948年11月，她先後兩次代表中國解放區婦女聯合會，出席了國際民主婦聯理事會議，登上國際婦女活動舞台，開拓了中國婦女的國際交往。蔡暢以卓越的才華、高雅的風度、謙和的品格，贏得國際民主婦聯代表擁戴，被推選為國際婦聯理事、執委、副主席。

1967年，北京動蕩不安。李富春被林彪、“四人幫”一夥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幹將”，蔡暢也受了牽連。這一對革命夫妻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卻終日憂國憂民，寢食不安。兩個人都極力使自己表現平靜，安慰對方，互相鼓勵。他們唯一的支柱就是相伴在一起，共同度過 這艱難的歷史考驗。1973年，李富春和蔡暢在困境中度過了他們的“金婚”。1975年年初，李富春積勞成疾，病危住院。蔡暢探視時，因自己感冒，怕感染丈夫，在特護病房外與李富春交談。無情的玻璃窗門將有情人分隔在兩邊，使兩人只能隔著玻璃傾訴。他們用紙和筆相互傳達國家的希望和夫妻的愛意。1月9日清早，蔡暢在中南海接到醫院電話，請她火速趕到醫院，說李富春病情惡化。蔡暢坐著汽車風馳電掣般趕到北京醫院，上到病房樓層，鄧小平已經在電梯門口等著她，他握著她的手沉重地說：“大姐，節哀！”蔡暢手裡的黑色紗巾無聲地滑落在鮮艷的地毯上，她渾然不覺，飛快地衝進病房，在病床前猛然剎住腳步，定定地站住，眼淚嘩嘩地湧出眼窩。突然用力甩開扶住她的秘書，大叫一聲：“富春！我來遲了！”淚如泉湧，聲悲音切，在場的人無不動容。

在長期擔任全國婦聯主席和國家領導人職務期間，蔡暢無論什麼事情都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堅持原則，立黨為公，這是她一生的黨性之所在。1956年初，曾與蔡暢在湘鄉“二女校”同過學的陳彰吾，寫信給她要求找個為人民服務的工作。蔡暢回答說：“你這種想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非常值得欽佩，我也希望你能找到適當的工作崗位，只是現 在國家正在實行精簡政策，一般機關，非必要人員，概不參 加。所以，你的工作問題也難解決，現 在隨函附上人民幣40元，為你過春節的零用。”60年代初，蔡暢的家鄉中共雙峰縣委曾派其親屬去北京，想通過她找當時任國家計委主任的李富春，購買一輛汽車。蔡暢堅持原則，向家鄉縣委派來的人說明，當時國家的汽車供應很困難，必須按計劃指標才能買到，無法“走後門”。

1979年，雙峰縣委派我去看望蔡暢時，向她報告：過去蔡和森讀過書的雙峰高小與蔡母創辦的湘鄉“二女校”，如今是雙峰第一中學。為紀念蔡和森，縣裡擬將雙峰一中改名“和森學校”，將他老家永豐鎮季家巷所在的街道命名“和森街”。蔡暢聽了，婉言相勸說：“請轉告縣裡不要改，我們的黨早就有個規矩，不用個人名字命名，黨的紀律不能違背呀！”幾年後，縣裡寫信向蔡暢報告，學校的名字未改了，要請她為雙峰一中題寫校名；又雙峰縣第一部縣誌告成，請她題詞，她都欣然答應，很快地就給家鄉寄來了兩首題詞。

蔡暢與李富春都處於高級領導崗位，但他倆一生艱苦奮鬥，勤儉節約，從不亂花國家一分錢。晚年，老倆口生活在一起，國家給她家配輛吉普車專供管理買菜。蔡暢想，專為我家辦生活，已 安排了一名管理員，還配一輛專車，既是浪費，又是特權。於是她與李富春做好管理員的思想工作，硬把買菜的專車退給了國家。在生活方面，蔡暢素來十分樸素。到了1980年代，她還穿著1950年代的衣服。她去世以後，我曾與縣裡有關領導到北京去接受蔡暢的一些遺物，作蔡暢陳列室的展品，看到她所穿過的不少衣服，都是打過多次補訂的。在她身邊工作過的服務人員告訴我們：有些補過的衣服因有新舊兩種顏色，其外孫不願意再穿，她自己拿來又要穿好幾年才丟。“蔡暢一生如此克勤克儉，艱苦樸素，是不是想把錢積攢下來，留給後代？不是的，她是要堅持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把黨的艱苦奮鬥、勤儉建國的好傳統、好作風代代相傳。”她與李富春早就作出過這樣的決定：節省下來的工資，除適當資助身邊的工作人員外，全部存入銀行，日後上交作黨費。

1975年，蔡暢的革命伴侶李富春去世了。她把老倆口積累多年的一張10萬元存款單，作為富春的“特別黨費”交給了黨組織。幾年後，當她又要把自己積存的3萬多元作為富春的第二筆黨費上交時，其身邊的工作人員問她：是否給外孫李勇留下一點，她堅定地說：“錢是黨和人民給我的，用不了就應該退 給黨和人民。我們留給他們的應該是黨的好傳統、好作風、好思想，而不是錢財。”當黨組織高度稱讚蔡暢時，蔡暢卻謙虛地說：“這3萬元算不了什麼，只表示一個老共產黨員一顆關心祖國建設大業的心。”為了把黨的好傳統留給後代，蔡暢不僅自己嚴於律己，而且處處嚴格要求自己的親屬。早在戰爭年代，她就把獨生女李特特送到蘇聯學習農業技術，讓女兒立志為改變中國落後的農業而作出貢獻。晚年，她帶養一個外孫在身邊，為避免養尊處優，她將小外孫寄居幼兒院，一個星期才接回來一次。小外孫能上學以後，從沒有用公家的小車接送過。據其外孫李勇說：“記得上小學時，我住在學校，每周回來一次，外婆每周就只給我往返一趟所需車費5角錢。說起來有點‘寒磣’，我有時為節省出買一隻冰棒的5分錢，而不得不步行幾站路。”

蔡暢自青年時代投身革命后，就從未回過家鄉。但是她的心與家鄉人民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

1957年9月，全國第三屆婦女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身為全國婦聯主席的蔡暢，知道新化縣國際主義戰士羅盛教的媽媽是本屆全國婦代會代表，非常高興。會議期間，她邀李貞女將軍對來自家鄉這位婦女代表單獨進行接見，親切交談達兩個小時之久。1973年8月，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京舉 行，蔡暢在湖南小組參加討論。她聽到有位代表發言講的是家鄉話，就主動打聽是哪裡人。她得知這位代表是雙峰縣千金公社黨委書記，便多次與他交談家鄉的情況，委託他向家鄉人民問好。1980年9月至1982年，蔡暢因年事已高，主動辭去了黨和國家的一切領導職務，蔡暢退下來以後，雖然因病長期住醫院，但仍然心繫中華，不忘家鄉。她自己不能再回離別60多年的故鄉了，曾多次打發親屬回故鄉。其女李特特還曾給縣裡引進70萬元無息貸款，幫助家鄉發展農業機械生產。蔡暢在長期住院期間，羅紹志曾與縣委領導多次赴京看望，每次都受到她的熱情接待。1990年5月14日是蔡暢的90大壽，他們去北京醫院為蔡暢祝壽。縣委、縣政府敬贈了“邦家之光”的壽匾，她高興極了，連聲說：“謝謝家鄉領導，謝謝家鄉人民！”並與他們一起合影留念。但僅幾個月，蔡暢在北京醫院與世長辭。此次他們為她祝壽，竟成了她與家鄉人民的最後一別。

1919年，發起湖南女界赴法勤工儉學運動，有力地推動了國內婦女運動的深入發展。

1925年，協助國民黨中央婦女部領導婦女運動，領導的中共兩廣區委婦委為引導婦女走上徹底解救的道路，領導婦女積極參加支援省港大罷工，支援北伐戰爭，推動了兩廣地區以及全國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

1926年，領導建立江西、湖北兩省婦女解放協會，使兩省婦女解放運動迅猛發展。

1927，作為中共五大正式代表，堅定擁護中共歷史上“正確路線”。

1931年，引導蘇區廣大婦女投入農業生產而成為生產主力軍，解決蘇聯後方農業生產勞力緊張。

1934~1936，參加長征，宣傳鼓動，提高士氣。

1934年，和平收服寧夏、甘肅、陝西交界的定邊地區回民族。

1941年，提出中國婦運史上著名的“四·三決定”，使婦女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里程。

1945年，組建東北局婦委，使全東北婦女走上了翻身解放的道路。

1947~1948年，先後兩次代表中國解放區婦女聯合會，開拓了中國婦女的國際交往。

蔡暢1925年回國，歷任中共廣東區委婦女運動委員會書記、江西省委婦女部長、湖北省委婦女部長、江蘇省委婦委書記、江西省委組織部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中共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書記。1934年參加長征，是長征中年齡最大的女紅軍。1935年到陝北后，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中共中央南方局婦女部長。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婦委書記。1946年籌建東北解放區婦女聯合會，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書記。同年被選為國際民主婦聯理事。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共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書記、全國婦聯第一至三屆主席、第四屆名譽主席等職。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第七至十一屆中央委員。

蔡暢從小嚮往進學堂讀書。蔡母葛健豪慈祥剛毅、豁達明禮、好學上進。1913年底，倡導女子教育的革命思潮席捲湖南，湘鄉縣第一女校開始招生的消息傳到永豐鎮。蔡母便和子女們一起到湘鄉第一女子學校讀了一學期，由於籌措的學費用得差不多了，又沒有其它的生活來源，全家人只好回到永豐鎮。蔡母想到家鄉的女子上學是多麼困難、多麼不易，又不可能都跑到縣城裡去受教育，於是就召集子女在一 起談了想在永豐鎮辦一所女子學校的想法。蔡母的話得到孩子們的贊同。不久，永豐鎮上就掛出了“湘鄉縣立第二女校”的牌子。

蔡暢在創辦的這所女子學校里，扮演了雙重身份，她平時是學校里的學生，跟隨同學們一起學語文、數學等，到上音樂、體育課時，她又以學校的“老師”身份去教大家。由於蔡暢天資聰穎，師生反映都挺好。

學校的教室是由尼姑庵改的，十分簡陋。上音樂課時，由於13歲的蔡暢個子矮小，站在黑板前面看不到後面的同學，而後排的學生也望不到她們的小老師。蔡暢為了能讓女孩子們集中精力，又能使自己指揮全局，就搬來一條板凳，站到凳子上教學生們唱歌。蔡暢講課的時候，態度十分認真，也很有耐心。這位小老師和學生們的年齡相仿，很能掌握女孩子們的心思，雖然她的授課經驗不多，但她肯下苦功夫鑽研，學生們聽她的課非常輕鬆愉快。大家都喜歡她們的這位小老師。新型女子學校遭到當時封建勢力的反對，開辦不到三個學期，就被封閉了。蔡暢又陷於失學的痛苦之中。

第二女校停辦以後，蔡暢一邊隨母親從事家務，一邊自學文化。生活使她開始感到做人不容易，做一個女人更不容易。她思索著，如何能像她的哥哥蔡和森一樣，走自己想走的路。就在她找不到出路，被無窮的苦惱困擾的時候，一個新的難題又擺在她的面前。蔡暢的父親蔡蓉峰因為坐吃山空，經濟窘迫，便想在女兒身上打主意。他看到蔡暢已出落得端莊文雅，品貌雙全，便準備以五百銀元聘金，將蔡暢許給一個地主家去當小媳婦。

蔡父借著醉意和蔡暢的母親商量的這樁婚事。母親聽后，當即表示堅決反對這門親事，倆人為此爭吵起來。蔡父大發雷霆地吼叫起來：“這全是你這死老太婆慣的，今天上學、明天辦學，還要上天了，全不把老子放在眼裡！……”蔡父越說越火，竟然跳進廚房抄起一把菜刀，叫喊著要殺掉蔡暢的母親。蔡暢陷入了極度憂傷和迷惘的情緒之中，她彷彿覺得多少年給予她溫暖和力量的家庭，對於她已經絲毫沒有安全感了。她尋思著以後的出路，蔡暢給在長沙高等師範學校讀書的哥哥寫信，敘述了家裡發生情況，並提出她想到長沙去躲避的意見。不久，哥哥回信支持妹妹出走的舉動。1915年初，蔡暢在母親的幫助下，瞞著蔡父離開了永豐鎮。從此，她再也沒有回過那片令她傷心的土地。

1948年，解放戰爭進入到白熱化階段，而東北成為重要的戰場之一。李富春作為東北戰場戰勤總指揮，負責調派軍用物資，掌握著這場戰役勝利的關鍵。在戰役的關鍵時刻，一向待 人溫和的李富春竟當眾命令槍斃一名被腐化的高級軍官。蔡暢率領中國婦女代表團參加布達佩斯“世界婦女代表大會”，途經東北，燃料用盡告急。李富春及時送出燃料，保障了代表團的急用。兩人身處異地，卻在電話里互相鼓勵，祝福對方，表達著真摯的情感。在布達佩斯世界婦女大會上，蔡暢作為新中國婦女領袖，在全世界第一次亮相。她慷慨激昂地向全世界宣布：新中國即將誕生啦！遼瀋戰役勝利了，蔡暢從布達佩斯歸來與李富春相逢，到處是慶祝勝利的景象，指揮所內紅旗飄揚，兩人在全軍的歡呼聲中擁抱在一起。

儘管黨和農民（落後農民）在婦女的身體（去留）之上和顏悅色地爭奪，而婦女到底是在利用這一空隙開始狡黠的報復了。她們通過黨的《婚姻法》（1950年的習慣稱呼是“毛主席的婚姻法”）來報復丈夫翁姑的壓迫，同時通過報復丈夫來破壞他與黨的結盟，從而報復黨對其身體的利用和分配。這一狡黠的報復，帶來了兩個後果：1.黨像發現落後的“農民意識”一樣，發現了落後的“婦女意識”，從而展開了“新的 婦女解放運動”——婦女講習班，和教育農民一樣開始教育婦女。以至於後來發展到在浦安修總結中的，利用婦女的善感和自私來做婦女工作和完成政治任務。2.黨開始收緊對婦女離婚解放的縱容，試圖重新與農民（仍然有很多落後農民）結成可靠聯盟，包括在婦女離婚上的聯盟，以鞏固革命勝利時對婦女身體的重新分配。

這時黨的婚姻立法開始普遍修改，先是從“離婚的絕對自由”退回到“離婚自由”。即在“婚姻法”中的離婚自由原則下，列舉了離婚條件，實際上就是項英反覆批判的“正當理由”。由此可見共產黨在策略上對農民的讓步。如閩西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通過的《婚姻法》規定了11條離婚條件，如“（1 ）夫婦間有一方患殘廢、癲狂或暗疾，經調查實在的；（2 ）婦女如有受翁姑丈夫壓迫情形，經鄉蘇維埃證實的……”1940年《晉冀魯豫邊區婚姻暫行條例》規定了9 條離婚條件，同時規定了夫妻感情惡劣至不能同居者，任何一方均可訴諸離婚。至於“朝秦暮楚”現象，（被項英貶斥為國民黨訓政的觀點），後來也證明不是空穴來風，在根據地時期，牛山縣有一個婦女，三年結離了5 次婚，以至浦安修號召婦女工作幹部，“要教育婦女和農民，勿拿婚姻當兒戲”。鄂豫皖工農兵第一次代表大會《婚姻問題決議案》規定，“男女主謀提出離婚不得過三次……”有的地方還規定：“離婚後經兩個月始可再次登記結婚”。在上文提到的《關於婚姻問題決議案》中，蘇區中央批評了“朝三暮四”、“一杯水戀愛”現象。還有向榮提出的離婚後男子對婦女的撫養義務顯然過苛的問題，蘇區也開始糾正，在湘贛省《婚姻條例》中規定：“……（工）中農及中農以下的老婆，實行離婚之後，在未結婚之前，其間的生活，男子概不負責，離婚時只能帶本人的土地及衣物。”

顯然，共產黨最終放棄了與婦女的結盟，而恢復了與貧農的共同針對“狡黠的媳婦”的聯盟，可能是當時蘇區或解放區軍事危機趨重的緣故，貧農的參軍是黨的政權得以生存的有效保證，而限制革命初期的大規模婦女離婚便是迫不得已的了，儘管這將會影響基層婦女幹部工作魄力的展現。但共產黨並沒有放棄婦女解放的工作任務，而是終於在蔡暢、浦安修等一批堅定而又智慧的女幹部的出色努力下，實現了“溫柔”的轉變。

法律轉型的同時，作為重要輿論力量的宣傳口號也開始轉變。著名美國記者斯特朗曾記述道：“婦女運動的領袖蔡暢對我說，‘我們在農村地區的口號不再是婚姻自由和婦女平等，而是拯救嬰兒和家庭和睦了。我們犯了一個錯誤，把女權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結果引起了農民的反感。男女之間的矛盾削弱了反對日寇和地主的共同鬥爭’”。

1940年至1942年左右，許多文件、資料和法令中都開始大量地談論愛情和幸福的“慎重”。同一時期，蔡暢、浦安修等婦女幹部，也以“家庭和睦”口號換掉了“婚姻自由”。

這個記述是如實的。浦安修在《總結》中也著力分析了這一點。（從這裡也可以看出蔡暢和浦安修的思想是較為接近的）。浦安修非常聰明地分析了農民和婦女的關係，認為“婦女運動的口號須依靠農民的覺悟程度來提出。”這也表明當時的共產黨的策略轉換上，農民的利益終於高出了婦女的利益。這人們不應以女權主義的立場來判決浦安修和蔡暢的“變節”，在當時的中國農村，這種提法反是務實的，真正關心婦女的。因為這個口號“正可以解放婦女不少的痛苦，並易獲得各種人士的同情，尤可得到老年婦女的同情……”。

但是在客觀上，“家庭和睦”的口號使得革命對當時的婚姻家庭，尤其是貧農的婚姻家庭的策略成為一種看守和維繫。不是通過打破而是通過營造，來求得婦女的安全、少痛苦，來求得家庭，以至整個解放區的安全、少痛苦。

蔡暢的女兒李特特1923年2月25日生於法國巴黎。由於父母都在法國勤工儉學並準備赴蘇聯莫斯科學習，無暇照顧幼小的女兒。其外婆葛健豪便主動承擔起撫養外孫女的責任，還給她起了個“特特”名字。在法語里這是“蔡蔡”的意思。顯然，葛健豪是取其母姓的疊音。

1923年秋李特特歸國后，有時跟外婆住長沙，有時跟父母在武漢、上海等地住中央機關。大革命失敗后，隨外婆回到永豐隱居鄉下，同表姐劉昂、表弟蔡博等住在鄉下，斷斷續續讀完了小學、初中。至1938年4月底，才離開雙峰前往蘇聯。抵達莫斯科時，已是 1938年底了。

1939年秋，李特特入莫尼諾國際兒童院，開始了她在蘇聯的學習生活。在這裡她的俄文名字叫羅莎，她的媽媽也叫羅莎。人們只好在媽媽名字前面加個“大”字，在她的名字前面加個“小”字以示區別。羅莎在俄語里是“玫瑰花”的意思。正是這朵小“玫瑰花”先後加入了少先隊和共青團組織，與蘇聯人民一道經歷了激烈的衛國戰爭。1940年夏，李特特進入伊萬諾沃第一國際兒童院和蔡妮、蔡博、蔡轉一起學習。衛國戰爭的爆發，結束了她在兒童院平靜的生活，每天或上山伐木備燃料，或進工廠勞動。時年17歲的李特特，就和國際兒童院的其他大孩子開始軍訓，還要進行全部武裝的行軍鍛煉。由於她能吃苦，軍訓任務完成出色，曾獲得“輕機關槍手”證書的獎勵。

如今90歲的李特特住在北京復興門外大街木犀地，她仍然十分關心政治，保持著每天看書讀報的好習慣。李特特有二兒一女。長子李勇，1948年出生，高級經濟師。曾在國務院辦公廳任秘書，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書記。二子李堅，1954年出生，幹部。女兒李琪，1963年出生，在上海從事電腦工作。

在1990年9月11日蔡暢去世。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訃告，沉痛哀悼蔡暢，對蔡暢光輝的一生及崇高品德給予了極高評價。蔡暢逝世前留下遺囑，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筆者曾陪同雙峰縣黨政領導房鶴皋等同志代表家鄉人民赴北京參加了對她的悼念活動。一首輓聯對蔡暢光輝一生作了概括寫照：“為中華崛起婦女解放赴湯蹈火，功高德重與世同齡，當人民公僕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高風亮節萬代敬仰”。

為了紀念蔡暢，雙峰縣在蔡和森紀念館開闢了“蔡暢同志生平事迹陳列室”。陳列室名為原國家主席楊尚昆題寫。陳列品除300多幅有關蔡暢革命生平的照片外，還陳列她在荷葉的故居光 甲堂的模型。蔡暢去世后，原蔡暢辦公室根據蔡暢生前的遺願，將其部分珍貴遺物贈給家鄉，在陳列室復原陳列了她在中南海故居慶雲堂的一間辦公室。

為了永久地紀念蔡暢及其光輝一家，雙峰縣委、縣政府在蔡和森廣場建立蔡和森、蔡暢、葛健豪、向警予、李富春、蔡麓仙群體銅像一尊，蔡暢及其光輝的一家永遠活在故鄉人民的心裡。 2005年來還對位於雙峰縣井字鎮楊球村的蔡和森、蔡暢故居光甲堂進行修復。

故居建於清朝末年，磚木結構，總面積550餘平方米，是一棟一縱三橫的平房。1900年5月14日蔡暢誕生在這裡，並與哥哥蔡和森在這裡度過了8年多的童稚時光。1985年鄧小平題寫的“蔡和森故居”金字紅木匾懸掛於故居大門。2011年，湖南省政府公布為第九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1899年，蔡和森的父親、母親從上海回來，便在荷葉買下這處住房光甲堂。蔡暢兄妹倆在這裡度過了8年多的童稚時光。房屋坐落在一處小坡上，綠樹掩映，鬱鬱蔥蔥；門前兩口水塘，芭蕉 戲水，瓜蔓滋長，風景清新秀麗。走進故居，物是人非，只隱約感到，這裡曾經有一位少年，堅毅地成長。那活脫的身影，彷彿還在房前屋后跳躍。而救國救民的夢想，也是在這裡播種、發芽，向外一步一步有力延伸。

故居陳列物品中有許多是原物，卧室中的床、書桌和衣櫃，堂屋中的方桌和板凳，廚房中的大水缸和碗櫃，農具室中的石磨、水車和大木耙等，都曾留下過蔡和森、蔡暢的印跡。是湖南省紅色旅遊五條精品線路中的重要景點，婁底市紅色旅遊的龍頭。通過把蔡和森、蔡暢同志的光輝業績和革命精神與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與雙峰的自然人文資源、與陳列藝術有機地融為一體，蔡和森、蔡暢故居成為了湖南省的紅色旅遊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