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衛

《百家講壇》，央視10套常於午時和子夜、而且是講課式的一檔節目，近來卻突然火爆起來。飯後茶餘，常聽到人們議論起這檔節目所講的話題，如秦可卿如何？項羽怎樣？等等，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在談論哪部電視劇。網上更熱鬧，輿論對主講人褒貶不一，某些觀點還在學術上引起了激烈的討論。

《百家講壇》並非新節目，記得5年前就有了，深更半夜用遙控器亂掃時經常能夠碰到它，一位學者模樣的人在那坐而論道，看一會兒，有時有的話題講得有點意思，而更多的時候，是不知其所云。央視為什麼要製作這樣的一檔節目？想大概是為了填滿頻道吧，要不就是為給失眠的人群打發時間。

後來再看《百家講壇》，發現它有了變化，不再是一個人講了，而是兩三人座談，有點像談話類節目，所談話題一天一變，可謂什麼都有，可惜能夠對上口味兒的不多，所以對它還是沒有興趣。從此用遙控器掃台時，碰到它停也不停，一晃而過。

再後來，一日又在半夜裡拿著遙控器橫掃諸台時，突然看見中國國防大學教授馬駿正坐在那裡講“二戰”。馬駿可是軍事迷們眼中的明星，眼球頓時被他抓住，一聽，果然是講得精彩，他居然能把戰史、把人物講得跟小說一樣迷人。於是就想知道這是哪一檔節目，本想它肯定是軍事之類的欄目，不想卻是《百家講壇》。

從此就被《百家講壇》粘上了。一日看到廈門大學教授易中天講曹操時居然說出這樣一段話：“曹操作為一個好老闆，是非常會用人的，他十分清楚‘爭天下，必先爭人’，可是身處亂世，老闆選擇人才，人才也選擇老闆，就類似於今天的雙向選擇……”聽后不由覺得好笑，但馬上就又意識到這檔節目必將贏得廣大觀眾，因為它能把歷史、把歷史人物一下子拉近到人們現今的生活中，通俗易懂不說，還顯得那麼親切。

多年無人愛看的一檔老節目，為何突然火爆起來？記者決定採訪央視《百家講壇》製片人萬衛。

4月20日下午，記者在北京找到《百家講壇》製片人萬衛時，他正在辦公室里和編導一起與易中天教授研究後面的講座計劃。易中天剛出演播室，被大燈照得滿頭大汗。他從手提包里搬出一大摞墨香撲鼻的新書，簽了名，恭敬地送給編導們。易中天講“火”了《百家講壇》，《百家講壇》也捧紅了易中天。說來好笑，幾位女青年對易中天崇拜得竟在網上聲稱非要嫁給他。易中天的書再版了好幾次，目前書店裡仍然斷檔，他寫的《帝國的惆悵》曾在《新京報》公布的學術圖書排行榜上名列第一。

萬衛告訴記者說，凡是在《百家講壇》講過的專家、學者，他們的著作一下子全都變得暢銷起來。如閻崇年教授在《百家講壇》講過《清十二帝疑案》之後，其著作《正說清朝十二帝》出版后一年內竟然再版了15次，總銷量達32萬冊之多！對於歷史學書籍，這是難以想象的事。

如此看來，《百家講壇》興衰的背後，已不僅僅是一檔電視節目製作好壞的問題，它還反映了廣大民眾渴望了解傳統文化和歷史的程度。因為觀眾愛看一檔電視節目是一回事，看完節目又去買書研讀，就是另一個層次的事了。

因成功打造CCTV10《百家講壇》，被提拔為CCTV10科教頻道監製。監製《原來如此》，《讀書》，《綠色空間》等CCTV10欄目。

記者：《百家講壇》，從不“火”到“火”，是怎樣完成這個轉變的？

萬衛：《百家講壇》創辦於2001年7月9日，當時就是想辦一個“開放式的大學”，把各路專家、學者從教室里搬到電視上來，以彌補許多觀眾無緣進入大學的遺憾。其動機很好，不想觀眾並不買賬，原因是聽不懂那些過於專業的東西，收視率極低。後來曾在形式上搞過一些變化，就如你曾看到過的，由一個人講變為好幾個人座談，但效果也沒有太大的改變。好在那時央視領導對其收視率的問題要求不高，權當它是一個公益性欄目。但從去年起不行了，央視各頻道、各欄目競爭，實行末位淘汰制，指標就是收視率。《讀書時間》收視率不行被淘汰了，眼看就要輪到《百家講壇》了，編導們急了，就開始研究觀眾，研究市場了，於是就從去年開始，具體地說是從第二任製片人聶叢叢主持製作的《清十二帝疑案》起有了較大的變化。

我到《百家講壇》時，正處在其變化的拐點上。我認為儘管你是一個高品位的電視欄目，要想生存，也必須得研究市場，沒有市場，一切都是空談。就是因為我們研究了市場，而且是抓住、抓准了市場，我們才完成了一個“勝利大逃亡”，收視率一躍從最後上升到了前面。

記者：你們抓住了市場中的哪一部分？

萬衛：過去《百家講壇》注重“百家”，自然科學、人文科學，乃至飲食起居、養生保健等什麼都講，不能說沒人聽，但忠實度不夠，你昨天講的我感興趣，今日話題突變得我聽不懂了，就走人了，也許就再不回來了。必須要找一個永遠都能抓住觀眾的基點，最後我們找到了，那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

我們分析，傳統文化首先是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題材寶庫，其次是它與觀眾距離最近。例如中國的四大古典名著誰不知道？你教授在那一講，底下的觀眾早像他的學生一樣把他要講的內容預習過了，只要你教授講得精彩，能讓他得到更多的東西，他自然愛聽，也就是說，在知識的接收上少有障礙。

再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斷定廣大民眾是需要有專家、學者來給他們講授一些歷史知識的。我們雖然是中國人，但過去多少年來，由於教育體制和其他人為的原因，許多人從小到大得到的歷史知識並不是很多，在即使得到的那些知識里，有些還是被政治歪曲，或是影視野史戲說過的。例如“三國”、“水滸”中的人物，甚至包括孔子、孟子，“文革”中哪個沒遭到過批判？我是1983年大學畢業的，記得那時一提傳統文化大家就很反感，比如一提清朝，就認為那是落後的象徵，是阻礙中華民族向前發展的絆腳石，所以現在和專家、學者們一接觸，我發現許多知識對我來說都是非常新鮮的。我想觀眾們也是如此，假如有人能把歷史、歷史人物講得通俗易懂、明明白白的，比如歷史上真正的曹操是怎樣的一個人？清朝的皇帝一個個都是怎麼死的？他們對中國的發展都有哪些貢獻？那肯定會是有人聽的。結果事實證實了我們判斷的正確性。就像是在大熱天里你賣冰鎮汽水，那肯定是受歡迎的。

記者：我注意到網上有人批評你們《百家講壇》所講的一些內容有失學術水準，某些觀點和說法還曾引起比較激烈的爭議。對此您怎麼向觀眾解釋？觀眾可歷來是習慣於把央視的節目、特別是“名家”、“講壇”視為權威的。

萬衛：對不起，我要聲明《百家講壇》不是一個“學術論壇”，也不再是過去的那個《百家講壇》。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們認識到自己是一個大眾化的專業頻道，必須要把“大眾”二字放在首位，學術一般是少數人關心的話題，大眾聽不懂，儘管它再好、再精，我們也不需要。如今我們開壇的宗旨非常明確：就是通過專家的演講，激發起大眾對祖國傳統文化和歷史的興趣，讓大家都去關心、談論傳統文化，並從中得到有益的知識。所以我們不對主講人在學術問題上做太高的要求，只要他的演講能夠吸引住觀眾就行，只要他自己講的觀點能夠自圓其說可以。相反他們的演講假如太學術化了，我們還不會同意，還會逼著他們把“學術化”的問題給“通俗化”，否則就別講。為此我們不怕有人指責我們“不學術”、“不權威”。說這些話的同志也不想想，我們要是“學術”了、“權威”了，他們倒是滿意了，但觀眾們都跑了怎麼辦？我還怎麼達到普及傳統文化的目的？如何寓教於樂？再說學術的問題，永遠都會爭論不休，怎麼講也不會讓人沒意見。

記者：“釀造壇壇好酒”已是你們這裡的一個口號，《百家講壇》是日播節目，做到壇壇都是“好酒”絕非易事，您覺得其中最難的是什麼？

萬衛：我覺得最難的就是尋找能夠適合這檔節目的主講人。《百家講壇》嘛，講文化、歷史，主講人必須得是專家、學者。而優秀的專家、學者我國有的是，非常好找，可惜他們研究的課題、講課的方式，與老百姓之間距離太遠。這當然不能怪他們，他們所在的那一領域，就要求他們必須要研究那些在外行人看來是脫離現實生活需要，甚至是有點莫名其妙的題目，只有那樣才能達到評職稱、升級、確立學術地位的目的。再說講課，那些人都是講課的高手，但他們習慣的是先讓聽講的人去看講義和參考書，然後由他來分析、總結、講觀點。那怎麼行呢？我們的觀眾，文化水平初中以上，其中初中階層佔多數，怎能接受得了他們那些高深的東西？所以說，我們得搭台階，讓那些專家、學者們從他們那高高的學術論壇上走下來，下到能夠蹲在地上，甚至說是一屁股坐在地上給我們的觀眾講課。遺憾的是，不少專家、學者，多年的習慣已經定型，他想下來也下不來了。

記者：我們如今看到的那些主講人，像閻崇年、劉心武、易中天等，你們是怎樣找到的？

萬衛：尋找主講人的方法有多種。其中一種方法是到大學里去找，就一個題目找上10位老師，基本上都是教授，支好攝像機，請他們講上十幾分鐘，然後拿回來分析，看哪一個講課語言豐富多彩，而且幽默、形象還要有親和力？通過比較，我們找出其中最適合的。

經驗告訴我們，往往是有過中學老師經歷的人比較適合我們的需要，而那些大學畢業后，馬上碩、博連讀，最後留校教書的校園精英們，反倒難以適應我們的要求。

記者：找到后，你們又是怎樣讓他們“下來”的？

萬衛：這可難了。剛開始都有一個很難適應的過程，我們要求演講的內容，要由主講人自己去寫，不然請你來幹嘛？但他們一寫，不是寫成了論文，就是大學里的講義，突出的是他們的學術觀點，觀眾哪會聽得進去？這教訓我們早已有過了，過去《百家講壇》一直是請專家、學者講課，只要是專家、學者就行，但結果是收視率低得近於零。於是我們就跟主講人提要求，讓他們把“講義”、“論文”變成類似電視劇劇本或章回小說那樣，要有情節、有懸念。這一下矛盾就來了，有的主講人說：“那我可講不來，那不成了講故事了嗎。”言外之意就是：我是專家、學者，一上電視，全國的同行都在看著我，我怎麼能那樣隨隨便便地講課？有的主講人乾脆就直接說：“對不起，學術應當嚴謹，加進那麼多通俗的東西，我講不來。”怎麼辦？我們就得給他們講什麼叫收視率？講觀眾手中遙控器的殘酷性，讓他們懂得你的演講、你的故事，哪怕只有30秒鐘不吸引人，他馬上就手指頭一按走人了，你還去講給誰聽？

到後來，幾乎每一位上台的專家、學者，都經歷了一番痛苦的轉變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編導首先要把自己變成半個專家、學者，幫助主講人把所講內容編排得三五分鐘就得有個懸念；此外要告訴主講人如何演講，編導自己首先得知道如何去演講，於是我們十幾個編導之間開展演講比賽，人人表演一遍，錄像后比較分析，拿出最佳的方式與主講人交流。

這裡不妨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山東大學教授馬瑞芳是研究《紅樓夢》、《聊齋志異》的專家，平時講課很精彩。我們請她做一個《聊齋志異》的揭秘，她很願意。但傳過來的講稿學術味太濃，她想把自己多年的學術成果在這個平台展現出來。這一點可以理解，但這樣的東西觀眾不需要。於是編導們向馬教授提出要求，比如多講細節、多說故事，幫助馬教授推翻了起初的講法，以懸疑始，以懸疑終。節目播出后，反響強烈，馬教授大為驚異。她說，沒想到這樣講課，效果會這麼好，不光學術界的老朋友們誇獎她，就連她的孫女都說奶奶講得好。

記者：您研究過愛看《百家講壇》的都是一些什麼觀眾嗎？或者說您的壇壇“好酒”都是給什麼口味的人釀造的？

萬衛：愛看《百家講壇》的人很多，比如說管理層人士就愛聽閻崇年教授說皇帝，愛聽易中天教授說《三國》，特別是曹操，因為他們從中能夠學到用人的智慧與謀略。就觀眾而言，我覺得愛看這檔欄目的人大致有三類：

第一類是愛學習的女性。她們四十歲左右，那種愛學習的慾望與文化程度沒有太大的關係。她們一般不太愛看電視娛樂節目，或很少看電視。她們有一個比較和睦的家庭，心境平穩，對演藝、體育明星不屑一顧，不喜歡刺激，泡吧、迪廳、娛樂的事都不去。她們喜歡看書，但對歷史不太了解。她們愛看《百家講壇》，是因為她們認為它有值得一看的價值，能夠填補她們對文化歷史知識的需求。

第二類是眾多的老年知識分子。這一類人不分男女，他們的家庭比較簡單，有書，愛看電視連續劇、新聞，以此消磨時光。他們一輩子都渴望學習，但學的知識都比較雜，缺乏系統。他們對中國歷史文化究竟是什麼樣的並不十分清楚，所以喜歡看《百家講壇》。

第三類是一些文化不太高，甚至相當低的人。據我了解，中原地區有很多農村人愛看我們的《百家講壇》。他們的工作就是做農活，生活很單調，但他們是處在文化歷史背景很濃的地域。他們知道很多歷史故事，但來源不是書本，而是民間的口頭傳說。例如在劉邦的故鄉、三國打仗的地方和朱元璋的老家等地區，那裡的群眾耳濡目染地接受過許多戲說類的傳統文化，聽到很多傳說，同時他們也是傳播者。如今一聽《百家講壇》中講的東西與他們知道的不一樣，甚至是完全相反，頓時就引起了他們的濃厚興趣。於是這些人就在午飯的時候，拿著大餅、喝著粥爭看《百家講壇》，然後還相互議論。

第一類人相當多，我身邊比比皆是。但我告誡我的編導們說，千萬不要把節目往她們的身上靠，我要收視率，所以我們一定要把主要目標鎖定在後兩類人群。

記者：能否介紹一下《百家講壇》下一步正在釀造著什麼“好酒”？

萬衛：5月份馬上就要推出20集的《正說多爾袞》。前面清朝的12個皇帝都已講過了，我們發現清朝的許多大臣也都是很棒的，於是我們就準備挑選一批身上具有閃光點的、經歷曲折、其處世態度能對現代人有所啟發的人物進行挖掘，請專家和學者們把他們的故事編寫成像電視劇那樣一集一集的給予演講。例如多爾袞的人生經歷就非常曲折，他先後效忠、扶持過清朝3任皇帝，自己的人生卻充滿了失敗，但他對中國歷史具有很大的貢獻，例如讓清朝定都北京，完整地保留了明文化，就是多爾袞的功勞。後來他還做過許多對中國歷史發展頗有功績的事情。以前從未有人單獨地認真地寫過這個人物，如今我們就為讀者創造了這個機會。除了多爾袞，還會有《清朝二十四臣》，如紀曉嵐、和和劉墉等，我們都要講。還要講明末清初的一些關鍵人物，可講的東西非常豐富，比如明末的袁崇煥，閻教授認為他是個大英雄，但其結局非常悲慘。講他和吳三桂這兩個人物的時候，就帶出了明朝的歷史，隨後還會有關於明朝皇帝的系列講座。

去年我們重點挖掘了《紅樓夢》，今年我們重點挖掘《三國》，僅曹操一人就編寫了50集。今後我們還要挖掘《水滸傳》、《西遊記》和《金瓶梅》等，像老子、孔子、孟子等這些歷史人物我們都要挨個兒講。我們主張要把題材吃光、挖透，就說《紅樓夢》吧，因為發現還有許多能讓觀眾感興趣的東西，那好，明年我們就有可能再講，不僅讓劉心武出來再講，也可以讓其他的人講，觀點不同嘛，不妨都來講講看。“借勢發揮”是我們組織題材的原則之一，將來觀眾會發現，電視里正在熱播著什麼電視劇，《百家講壇》就會推出與其時代背景非常貼近的講座。

萬衛解密《百家講壇》

記者：現在出現了很多類似的節目，您如何看待這種競爭？

萬衛：其實是有利有弊。前段時間某個電視台的主任編導到我們這裡學習，他們也要推出一個這樣的節目。情況是下周推節目，這周五人來了。我就說這怎麼可能推得出去呢？他們說沒有辦不到的事。然後我就告訴他們《百家講壇》從找到一個主講人到它能夠播出至少半年，還不一定成功。他們讓我把一位成功的主講人給他們，我說不可能，我們都簽約了，兩年之內不能到任何別的欄目去講。現在看來同類節目對我們的影響不大，甚至相反，看來看去還得看《百家講壇》。其實我們的核心競爭力就是主講人，因此我們必須把這個核心競爭力打造好。

記者：您說主講人是核心競爭力，現在咱們的主講人已經被包裝為學術明星，出書、出碟、講學等全程一條龍。今後的發展方向是什麼？

萬衛：這個要看體制的變化，目前也只能做到這一步。當然要不斷地調整，不斷地有新人，有新的選題。其實我們這種節目要比娛樂節目的壽命長，因為娛樂節目大家看到的都是一個過程，但是這個節目背後的東西很多，資源很厚重。中國五千年的深厚文化有很多可以講，所以我們說這是一個高效低耗的節目，但也不能掉以輕心，下半年我們會有新的東西推出，但是本質的東西不會變。

創辦於2001年7月的《百家講壇》，最初可以說是一個大雜壇，從自然科學到人文常識，乃至飲食起居、養生保健，幾乎全都進了“講壇”，但全方位的內容卻並沒能給節目帶來可觀的收視率。直到《百家講壇》迎來了第三任製片人———萬衛，他開始重新定位這個節目，誰也沒有想到這樣一個講座類節目在“娛樂至上”的時代會異軍突起，一路飆升的收視率、各位主講人迅速家喻戶曉，《百家講壇》讓所有人眼前一亮。

《百家講壇》實際是精英文化

記者：當年創辦《百家講壇》這個欄目的初衷是什麼？

萬衛：《百家講壇》是與科教頻道同時誕生的一檔欄目，當時的想法是科教頻道不要和新聞爭，不和娛樂爭，我們要面向文化人，搞自己的文化。科教頻道創辦初期有很多這樣的欄目，像《百家講壇》、《子午書簡》、《當代教育》等等，都是一些文化和科技欄目。

記者：初創時《百家講壇》的收視率很低，從不火到大熱，節目是怎樣完成這個轉變的？

萬衛：《百家講壇》創辦初期是沒有收視率指標的，2003年才開始用收視率作為衡量欄目的指標，那時《百家講壇》的收視率的確不高。直到2004年播出閻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才出現了高收視率，還有就是在播出有關《紅樓夢》的節目時也出現過收視高潮。我就是在這種既有高收視率又有低收視率的情況下接手《百家講壇》的。

記者：接手之後您對這個欄目做了哪些改變？

萬衛：我以前是在《夕陽紅》做主編，領導讓我接手《百家講壇》之前我都沒有看過這個節目。接到任命我就抓緊時間看，那一期《百家講壇》正好是在講老年心理健康，我一看怎麼也是講老年，和《夕陽紅》差不多。第二天我接著看了閻崇年講的雍正帝，我上任前就看了這兩期節目。

上任第一天我應該說是毫無準備的，所以當天的選題我都沒批。當天下午按原計劃是開專家策劃會，當時欄目組準備給幾位老師分工講二戰專題。主任讓我發表意見，我就阻止了這件事，我先不讓分工。因為在開會期間我一直在旁邊觀察，發現整個會場只有一個人可以講好，這個人就是馬駿。我之所以阻止分工，因為我心裡想好這個專題只能讓馬駿老師一個人講。

記者：您剛上任心裡就已經有了一個選主講人的標準了嗎？

萬衛：當時我只是一個旁觀者，但那麼多專家在講我只愛聽馬駿說話，其他的老師要麼太學術了，要麼太專業了，作為觀眾我就不愛聽。我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決定“二戰人物系列”由馬駿來做，也就否定了以往《百家講壇》一位老師只講一期的方式。

我上任的時候台里已經開始以收視率來考察節目了，末位淘汰的體制已經形成，所以我必須重新定位《百家講壇》。在研究了過去收視率高的幾期節目之後，我發現時代在變化，精英文化開始走下坡路，大眾文化開始興起，收視率促使你必須關注大眾文化。

《百家講壇》的誕生實際上是精英文化，但是隨著市場的介入現在需要變成一檔大眾文化節目。大眾對新聞有需要，對娛樂有需要，那麼對文化的需要到底是什麼？通過研究閻崇年主講的節目，我發現目前大眾文化存在的一個欠缺點就是歷史。

記者：為了向大眾文化過渡，欄目具體做了哪些改變？

萬衛：首先閻崇年老師要講下去不能走，他總是說要收山，因為閻老師是研究清初的，他說把清史整個都講了不太合適。史學界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只研究一個皇帝，不越位的。我告訴他《百家講壇》不是搞學術的，不用考慮別人。別人講得好他也可以來講，但現在觀眾要看的是閻崇年版的《清十二帝疑案》，後來這個專題播了整整一年。從講座形態上我們也確定了由一個老師連續講下去，不再是一人講一篇。

主講人最關心收視率

記者：您堅持不放閻崇年老師走，可以說主講人對欄目是非常重要的，那麼欄目組在選擇主講人時有什麼具體要求？

萬衛：我們有一個三維空間選擇法，首先就是《百家講壇》以前注重的學術根基，我們叫y軸。後來發現有學術根基的專家非常多，但是不一定都能上電視講，他還需要有適合大眾的表述能力，我們叫x軸。

但也有很多特別能說的老師一到《百家講壇》來講就傻了，我們也跟聽天書一般，因為他不會換位思考，我們要讓這些老師明白不是你來講什麼，而是人家要聽什麼。閻崇年老師為什麼能成功，就是他從一開始就如履薄冰，有機會就問觀眾想聽什麼。上《百家講壇》的老師首先要清楚觀眾想聽什麼，然後在他豐富的知識積累當中找出觀眾需要的。現在能符合x軸和y軸的學者就很少了。

後來我們在播出中發現，這兩點都具備觀眾還是不喜歡，因為觀眾看電視的時候把主講人當作一個人來看，不是當作一個普通的說話機器。那麼在講的時候你是否有人格魅力很重要，我們把人格魅力定義成z軸。人格魅力很難量化，只能說《百家講壇》現在非常火的這幾位主講人應該就是具備特別的人格魅力。

記者：主講人在適應這個講台的時候是不是都經過了一個比較痛苦的轉變？

萬衛：不能說是痛苦的轉變，但的確需要一個過程，沒有一個人是登台就能講好的。這些專家學者以前面對的至少都是本科以上的學生，很多東西沒有必要講得很細，讓他們面對大眾講課這還是第一次，所以不管是對學者來說還是對我們媒介傳播者來說都是個摸索的過程。

有一次我們給閻崇年老師開研討會的時候，孔慶東很幽默地把閻崇年說了一頓，他說：“我有一次打開電視一看，一個老學者說話不連貫，停頓過多，語速也慢，還時不常地要低頭看看稿，這在我們看來講課不合格啊！但是後來一了解，身邊的人都非常愛看。實際上閻老師恰恰符合普通大眾的要求，他慢條斯理地講述之中透射著他的智慧，看似很平淡的語言之中能看到他背後有一堵牆。”孔慶東總結得很好，我們發現精英式的講述在《百家講壇》都是失敗的，電視語態應該是講細節，以故事來吸引人，以情節來取勝，所以我們也是在不斷地總結要求主講人做到這一點。

記者：能說說挑選主講人的具體過程嗎？

萬衛：我們欄目分為四個小組，每個組都是有固定的主講人，主講人不互相串的，誰發現的主講人誰就做，同時也要為收視率、影響力等各個方面負責任。每個組都要到大學去找主講人，一個是校方推薦，一個是通過學生推薦，雙方推薦他們學校的名嘴，我們跟這些名嘴見面，給他們錄像。回來之後根據錄像我們研究面對鏡頭他的表述能力，還有他的人格魅力如何，分析完了之後再看他研究的學科有沒有目前大眾感興趣的內容。這樣給他確定一個試講的選題，在準備試講的過程中我們的編導也要不斷地和他交流。

記者：有專家因為講得不好，被要求重新講的嗎？

萬衛：很多人都重新講過，這是常事，包括易中天、于丹都重講過，都是講完了走了我又給打電話說不行，你得回來重講。

記者：那對於這些專家學者來說，他們能接受嗎？

萬衛：為什麼重講，我們都能說出充分的理由，最後主講人都接受了。這是對主講人負責，他講的大家都不愛聽，損失最大的就是主講人。其實他們最關心收視率了，我們的收視率也貼出來，他們不但關心自己的還關心別人的，說實在的主講人比我們都關心收視率，收視率低了他自己都不來講了。現在是市場經濟，誰也不敢拒絕市場，都怕自己沒有市場。由於受眾的變化，你的理念就要變。當然也有很多不願意變的，你怎麼跟他說，他都不願意放下架子，他要考慮自己的學術水平。還有很多人堅決不轉變的，那我們只好放棄。

記者：隨著節目的知名度越來越高，現在是不是有更多的專家學者想參與進來？

萬衛：起步的時候真的很難，當時我們自己的水平不高，說服別人也就更困難。現在易中天總結了一句話：你要想在《百家講壇》講好，第一個條件就是你甘願被修理；第二是你能夠被修理。現在很多通過《百家講壇》走出去的專家有了使命感，他知道他的知識要和大家分享，國家用納稅人的錢養著這些學者不僅僅是為了滿足象牙塔里的一些人，更重要的是提高全民素質。我們作為傳播者就是一個橋樑，《百家講壇》就是在搭橋，讓專家學者走出象牙塔走進大眾。

《百家講壇》不是學術論壇

記者：有一種比較偏激的說法認為《百家講壇》就是在說評書，王立群老師直言講壇不是說書的地方。您怎麼看？

萬衛：先要搞明白說我們是評書還是像評書，如果是像評書那就對了，因為評書是我們國家傳播上的一種語言藝術，這麼多年來傳播歷史文化靠的就是評書。當然評書允許虛構，不一定都是歷史事實，但《百家講壇》不是，我們必須要有歷史根據。還有人說紀連海像說相聲的，其實這都沒關係，什麼樣的語言可以讓傳播最大化那就可以用，當然根基不能變，《百家講壇》要做到現有條件下的完全真實。

記者：劉心武的《揭秘紅樓夢》引起了學術界、紅學界的很大爭議，包括後來對於丹和易中天的一些爭議，您怎麼看這些對主講人的爭議？

萬衛：這些都在我們的意料之中，因為《百家講壇》不是學術論壇，我們是在傳播知識傳播文化，我們作為傳媒人來說不是在搞研究，而是做普及和傳播的工作。但是很多人把研究和傳播混為一談了，之所以引起爭論也是因為站在學術的角度來衡量《百家講壇》。如果換位思考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他們需要通過媒介傳播來了解一些知識，這不就對了嗎？

我們其實在做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讓學者到這裡來弱化他們的學術，增加知識的傳播。開始的時候學者也是顧慮重重，比如我們請于丹來講《論語》的時候，她說那我不得給罵死啊！我說你怕這個嗎？你是搞傳媒的，又不在這個圈裡混，你怕什麼。她一想也是。我們需要用各種方式來說服主講人出來講，結果確實也是爭論得很厲害。但現在我覺得逐漸清晰了，重要的不是學術，而是將這些學術傳播給大眾。隨著我們的工作逐漸受到了大眾的肯定，支持我們的也形成了主流，這次讓專家學者走向大眾的探索應該說是很成功的。

記者：現在是欄目捧紅了主講人，還是主講人講紅了欄目？

萬衛：相輔相成吧，我覺得平台很重要。其實相比而言我們的平台還算不好的，播出是在三個睡眠時間，還是十套。平台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怎麼用好這個平台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大眾的需求，潛在的文化需求是很重要的，事實證明以歷史和經典名著為切入口，這一步是對的。

百家講壇製片人回應“衰落”傳言

“我的感覺是，大家都已經認定我們死了，我已經不用辯解我們是不是真死了，只需要解釋死因。”萬衛苦笑著說， “就像我還沒死，但已經看到開追悼會。”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劉芳特約撰稿王菲宇、李孝樂|北京報道

《百家講壇》欄目組設在一座看上去可以稱為“破敗”的四層紅牆小樓里，一樓開了間“瀟湘甲魚館”，樓上是招待所，萬衛的辦公室租用了其中的一間。

“說我們可能被淘汰都是假新聞”

“今年發生了多少事啊？我們為什麼要去跟震災、奧運搶焦點？2008年在我們的計劃中就是要平穩過渡，在深度上提升品牌的價值。”

採訪一開始，萬衛向本刊記者展示了一本央視內部下發的小冊子：《2008第三季度收視分析報告暨節目綜合評價結果》。其中列出每個欄目今年第三季度在其相應頻道的排名，依據則是參考了收視率、時段權重、類別權重、領導分、預算成本等因素后算出的綜合指標。

根據這樣計算出的綜合分數，《百家講壇》今年第三季度在央視十套排名第一，前兩個季度分別排名第三、第一。

《瞭望東方周刊》：《百家講壇》的收視率到底有沒有下滑？

萬衛：我們的收視率常年保持在0.15～0.20，第三季度的平均收視率是0.17，屬於正常範疇，沒有下滑。而且台里對節目進行評估用的都是這個綜合指標——我們稱之為“綠色收視率”——這也是實行節目淘汰制度的標準。所以說我們可能被淘汰都是假新聞，我們的綜合排名一直在前三名。中央台怎麼可能把它自己一個名牌欄目拿掉？

有些報道說“排名在十名開外”很可能說的是單純收視率排名。但這個不說明問題。《百家講壇》的首播時間是在中午12：45，跟那些在晚上黃金時間播出的節目根本沒法比。如果單純按照這個排名，我們一直都是排在十幾名。

《瞭望東方周刊》：可《百家講壇》確實沉寂了一段時間吧？好像自於丹之後就沒再那麼火爆了。

萬衛：今年發生了多少事啊？我們為什麼要去跟震災、奧運搶焦點？2008年在我們的計劃中就是要平穩過渡，在深度上提升品牌的價值。我們並不想追求轟動效應，追求表面的火爆，現在最需要的是給觀眾一個安靜的課堂。其實老百姓並不受所謂“影響力”的影響，我們最火爆的時候，比如2006年，收視率也還是在0.15～0.20這個範圍內。

《瞭望東方周刊》：《百家講壇》的定位是否有所變化？比如今年開始講現代史，長征、紅旗渠等內容，又有梁祝、孟姜女的傳說故事。

萬衛：我們的定位就是立足於中國的傳統文化，這點從來沒變過，將來也不會變。我們是中央電視台為數不多的定位在這一點的欄目，為什麼要變？現在我們正在研究的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根基向外放射，做一些新的內容。完全立足西方文化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可以做一些比如四大文明古國、同時期或同類型的中西文化對比等等放射性的內容。

梁祝也是這樣的一种放射方向的嘗試，傳說也是歷史文化中的一部分，傳說可以流傳上千年，必定有它獨特的生命力，但現代人又了解多少呢？至於現代史，明年是新中國成立60周年，我們肯定還會做這部分的內容。

“李敖自己還想來我們欄目呢”

“我們傳播的不是學術觀點，而是面對最普通的觀眾，我們要做的就是啟蒙和普及。現在觀眾的平均水平，我說初中水平都定高了”

“學術娛樂化”一直是百家講壇最被詬病的一點。對於《百家講壇》常常宣講的“權謀鬥爭、帝王軼事”方面的內容，有評論者認為這是在捨棄傳統文化的精髓而取其糟粕，而類似於丹的“《論語》心得”則被很多論者指為“濫用經典對大眾進行按摩的心靈雞湯”。

除去內容，《百家講壇》在形式上也遭到諸多批判。台灣學者李敖在《于丹批判》中指出：《百家講壇》“用娛樂界包裝影視明星的手法來打造學術明星”，是一種“媚俗行徑”。

《瞭望東方周刊》：批評《百家講壇》“學術娛樂化”的聲音一直沒停過。

萬衛：這是大家還不了解我們的定位。我們傳播的不是學術觀點，而是面對最普通的觀眾，我們要做的就是啟蒙和普及。現在觀眾的平均水平，我說初中水平都定高了。

所以我們提倡的是“潤物細無聲”，通過故事來講中國歷史文化中有價值的東西。比如“諸子百家”，就是講每個人的命運故事，講他們在人生的什麼階段提出什麼觀點。故事只是載體，我們會要求在必要的時候插入傳統文化的精髓。這是符合傳播規律的，這種講法放在學術討論上當然毫無意義——真正的學術討論直接講觀點就行了。但我們面對的是在家裡休閑的大眾，要知道我們這個節目在播出的時候，別的頻道還在娛樂著呢，你怎麼才能讓觀眾不換台？

《瞭望東方周刊》：你怎麼看待《百家講壇》在講述歷史時出現的一些戲說傾向……

萬衛：我們沒有任何一點戲說。誰這麼說，請他舉出例子來。

《瞭望東方周刊》：但比如閻崇年講清代皇帝，還有劉心武講《紅樓夢》，都引起過很多爭議。

萬衛：閻老師講得是正史，沒有一點是戲說；《紅樓夢》是一部文學作品，對一部文學作品的探討和觀點怎麼能稱為戲說？我本人從來沒有接到任何一個電話、一封信甚至一封E-mail向我指出這件事的。

《瞭望東方周刊》：李敖曾寫《于丹批判》批判你們欄目的形式，你怎麼看？

萬衛：李敖自己還想來我們欄目呢。曾經有台灣方面的人帶話來表達過這個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