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日

今年7月11日是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日。經國務院批准，自2005年起，每年7月11日為中國“航海日”，同時也作為“世界海事日”在中國的實施日期。

600年前，中國人鄭和率領27000餘人組成的龐大船隊七下西洋，經東南亞、印度洋到紅海和非洲，遍訪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並鞏固了海上絲綢之路，傳播了友誼的種子，促進了經濟貿易發展，增加了國與國之間的友好交流，為世界文明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600年以來，鄭和下西洋無論是史學地位還是文化地位都有失公允，尤其是對人類文明進步的作用更被長期忽視。今年中國隆重紀念鄭和下西洋首航600周年，就是要大力弘揚中華民族熱愛和平、睦鄰友好的優良傳統，促進世界和平與共同進步。同時，鄭和這段歷史也說明社會要進步，國與國之間的交流、合作、融合的重要，自我封閉則會斷送民族的生機。

在鄭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際，紀念這段歷史，首先我們要明白它在中國與世界歷史上的意義是什麼？對今天的現實，又意味著什麼？

鄭和給中國和世界帶來了什麼？

鄭和率領龐大船隊下西洋的任務之一是對外宣示實力，發展同各國的關係；之二是贈送禮物，表示願意與那些國家建立和發展友好關係的善意；之三是進行貿易活動，以中國的手工業品換取各國的土特產品。

鄭和下西洋給中國和世界帶來了什麼呢？

和平的使者。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活動籌備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姚明德認為，鄭和率領的船隊雖然是一支龐大的海軍艦隊，但從沒有用於侵略擴張，而是用於傳播友誼、實現和平的目的。鄭和率領船隊下西洋，通過各種手段，調解和緩和各國之間的矛盾，平息衝突，消除隔閡，威懾和打擊倭寇，消滅海盜，保障海上安全。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博士生導師李金明教授認為，鄭和船隊雖然前後航行達28年之久，遍歷亞、非洲30多個國家和地區，統領官兵眾多，但他們沒有在海外建立一塊殖民地，沒有對他們到達的任何地方聲稱擁有主權，甚至誇耀是自己的偉大“發現”。儘管當時明朝擁有比世界上其他國家或民族都雄厚的國力，但是鄭和船隊並沒有因此而凌辱小國，霸佔別國的土地。這說明，中國人沒有掠奪其他民族土地，或者把其他國家的土地開拓為殖民地的習慣。美國學者詹姆斯·熊（James C. Hsiung）談到上述情況時，讚歎地說：“由於缺乏一種更好的辭彙，我只能稱之為真善美。”

正因為鄭和船隊是和平之師、友好使者，故鄭和下西洋密切了中國與海外諸國的友好交往，增進了中國人民和亞非人民的友誼。據不完全統計，在鄭和下西洋期間，與鄭和下西洋有關的亞非國家使節來華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東南亞4個國家的9位國王8次來華進行訪問。他們之中，有的因病不幸去世，將“體魄托葬中華”，至今成為中國與東南亞友好交往的歷史見證。

李約瑟評價說：東方的航海家中國人從容溫順，不計前仇，慷慨大方，從不威脅他人的生存；他們全副武裝，卻從不征服異族，也不建立要塞。

馬六甲首席部長拿督里莫哈末阿里曾感慨地說，在明朝偉大航海家鄭和促成下，才使馬六甲這個彈丸之地，得以和當年超級強國的中國明朝建立穩固的外交關係，而且兩國的關係歷久不衰。他指出，鄭和艦隊下西洋到馬六甲，可以說對馬來西亞及馬六甲人民帶來深遠的影響，包括宗教、文學、貿易及外交關係，並且豐富了馬六甲的多元文化。

姚明德說，鄭和下西洋播撒的是中華民族的文明，傳播的是先進的中國文化。據他介紹，當時東南亞、南亞、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比較落後，非常嚮往中華文明。鄭和下西洋傳播中華文明的內容主要有中華禮儀和儒家思想、曆法和度量衡制度、農業技術、製造技術、建築雕刻技術、醫術、航海和造船技術等。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天有說：“鄭和下西洋時，‘西洋’一些國家的土著居民生活方式還很原始，鄭和到達之後，在當地傳播伊斯蘭教，建立清真寺，勸人為善，還教當地人鑿井、築路，改善了當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鄭和大規模船隊的訪問對東南亞沿海諸國及非洲東海岸很多部落或城邦形成了不小的文明衝擊。一時間，學習中國成為風氣。鄭和船隊所到之處，給所在國人民帶來深遠的影響，其中也包括宗教、文化方面的影響，提升了這些國家的文明水平。

鄭和下西洋所到之處深得當地民眾的愛戴，他們尊稱鄭和為“三寶”（鄭和小名叫三保(寶)）。在東南亞各地有許多以三寶命名的地方，如泰國有三寶港，馬來西亞有三寶山、三寶井，菲律賓有三寶顏，印尼有三寶壟、三寶廟等，表達了當地人民對這位傳播中華文明的先驅的敬意。

發展海外貿易。王天有說：“鄭和下西洋代表了中國古代禮制朝貢貿易關係的最高水平，客觀上刺激、啟示了民間海外貿易的發展。近年來，有學者對鄭和七下西洋的總人數做過估算，大約有十萬人以上。這些人走出國門，精彩世界，觸手可及。他們回國之後，以言傳身教感染了數倍的人。特別是閩浙地區多靠海為生，所以當地百姓逐漸把從事海外貿易當成維持生計的一種重要手段。因此，在官方終止下西洋的同時，民間海外活動悄然發展。以閩粵商人為主的商人集團，遠航美洲，在拉丁美洲墨西哥等地從事貿易活動，成為世界市場中非常活躍的一部分。這些都顯示，伴隨著鄭和下西洋的開展，大規模的民間海外貿易在沿海地區開始蔓延，商舶貿易呈崛起之勢。可以這麼理解，明朝商人與歐洲商人在太平洋地區的貿易活動，為17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的興起，做出了前瞻性的啟示和不可磨滅的貢獻。

對航海事業的貢獻。李金明教授認為，鄭和作為世界上第一個洲際航海家，作為人類征服海洋的先驅，他揭開了世界航運史從大陸轉向海洋的序幕，成為達·伽馬、哥倫布和麥哲倫的先行者。他對中國航海史和世界航海史的發展，對中國古代航海技術的完善，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鄭和下西洋時，其統率的船隊數量、載重量等都遠遠超過幾十年後的達·伽馬、哥倫布或麥哲倫所率領的船隊。鄭和船隊配有指南針、羅盤、船尾舵和風帆，能夠在逆水頂風的情況下航行，在地文航海、天文航海、季風運用和航海氣象預測等方面，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鄭和下西洋還豐富了中國人民的地理知識，開闊了中國人民的眼界，特別是由鄭和隨行人員馬歡、費信、鞏珍分別撰寫的《瀛涯勝覽》、《星槎勝覽》和《西洋番國志》，對下西洋所到國家和地區的位置沿革、重要都會、地理形勢、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物產氣候等都做了詳細的描述，使中國人民對東南亞、北印度洋沿岸、阿拉伯海、紅海乃至非洲東海岸一帶的廣大地區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認識。由茅元儀收入《武備志》的《鄭和航海圖》，採用了中國傳統的繪圖法，把沿途經過的山川河流、島嶼淺灘、碼頭港口、城鎮廟宇等，一一形象地標明在紙上，從南京到東南亞沿海、北印度洋沿岸，最遠到非洲東海岸，分別標出了航向、航程等，是一部出色的航海手冊。英國歷史學家加文·孟席斯在《1421：中國人發現美洲》一書中贊道：“中國天文學家測定華蓋星和南十字星座的高度是人類認識地球歷史的一個關鍵時刻”。50年後，葡萄牙人才採用這種計算緯度的方法。這些說明，鄭和下西洋不僅開闊了中國人民的眼界，而且完善了包括天文航海在內的中國古代先進的航海技術。

儘管鄭和下西洋給中國與世界帶來的貢獻巨大，但由於統治者的原因，鄭和開創的時代沒有給中國帶來革命性的動力，中國在兩代王朝的統治下實行了長達400年閉關鎖國政策，而後才有了鴉片戰爭等屈辱的歷史。相反，西方世界在鄭和100年後開始了工業文明，並最終全面超越了中國。

那麼在鄭和的航海為什麼沒有繼續下去呢？

李金明教授說，鄭和航海活動終止的主要原因是，整個航海活動完全由封建皇權一手操縱，這就決定了其終止的悲慘結局。他指出，造成鄭和下西洋終止的具體原因為：

其一，“厚往薄來”的政策最後導致國庫空虛。產出必須大於投入才能持續發展。而鄭和船隊將士眾多，耗資巨大，每次出航饋贈要花大筆開銷，支持鄭和船隊的明政府國庫空虛。“厚往薄來”的方針違反了經濟發展規律，“蝕本”的買賣是無法持續的。

其二，政治目的達到后航海活動的重要地位下降。明初由於海寇猖獗，影響明朝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鄭和下西洋的前期目的是打通海道，肅清倭寇，另一目的是與西洋國保持穩定關係。鄭和七下西洋之後，明朝統治者認為政治目的已達到，航道已暢通無阻，因此鄭和下西洋的活動顯得不重要了。

其三，明朝壟斷海上貿易權扼殺私人貿易的發展，在國內嚴禁私人出海貿易，明朝法律規定私自出海貿易將被處以極刑。國家勢力的不斷衰弱，人民生活困苦，許多農民因為海外貿易所得頗厚，逐漸成為國家所稱的海寇。這樣不但減少封建國家的收入，而且還影響其政治。這也是導致鄭和沒有繼續下去及明朝統治者自此執行更嚴厲的海禁政策的原因之一。

其四，鄭和船隊過於龐大，明朝官員非議甚多。有人估算，在永樂年間，新建和改建的海船約有二千艘，每艘造價需白銀七八千兩，須動用13省錢糧才夠用。對此，朝廷官員批評指責頗多，施加壓力頗大，迫使明王朝終止這一活動。

其五，鄭和下西洋所需物品大多出於官手工業，供給日益困難。從事官手工業的工匠約30萬人，屬於封建徭役制度下的強制性無償勞動，工匠的勞動積極性很低，經常以怠工、逃跑來進行反抗。由於逃民情況嚴重，無法完成下西洋所需物品的任務。下西洋已失去雄厚的物質基礎，當然難以再繼續進行下去了。

此外，明朝政府政治腐敗導致各種社會危機日益突出，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中國封建專制體制及其保守性，以及明朝海防政策的變化及海軍的衰落，都是導致鄭和不能繼續的因素。這些因素是綜合的，多方面的、不是孤立的、單方面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王春瑜、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許凱、王天有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為什麼要隆重紀念鄭和？

由新加坡旅遊局舉辦的“鄭和文化村”活動在新加坡濱海灣拉開帷幕，新加坡外交部長楊榮文主持開幕儀式，包括中國大使張雲在內的各國駐新大使及各界友好人士200多人應邀出席。張永興攝

許凱認為，鄭和下西洋是明朝對外交往之舉，推起了開放之門，大批使節來朝，進行廣泛官方交流，繁華一時。爾後，明清兩朝對經營海權不夠重視，飽受海上列強的侵略欺凌，割地賠款，甚至淪為半殖民地，這即是輝煌與衰落的強烈反差。鄭和七次出使西洋充分證實，文明的傳承是以綜合實力為基礎的，敞開國門，不斷地吸納各國先進的文化，國家富強了才能永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也是今天紀念鄭和下西洋的一個重要意義所在。

王天有認為，中國是熱愛和平的國家，不搞霸權主義，在國際交往中反對恃強凌弱，致力於同各國發展睦鄰友好關係。這是鄭和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因此對鄭和的紀念，具有尋求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現實意義。

在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鄧小平用這段歷史，說明開放是硬道理：“不開放不行，你不開放，再來個閉關自守，50年要接近經濟發達國家的水平，肯定不可能。”

江澤民說，鄭和下西洋是“世界各國友好交往互通有無的典範”。

這些年來，西方國家對鄭和航海的歷史意義越來越關注。在紀念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五百年的時候，西方許多學者想起了鄭和航海。《紐約時報》發表了長篇專文探討鄭和航海，再次提出問題：如果中國持續發展了鄭和時代的開放政策和航海探險，那麼，今天的世界將會是什麼樣子？

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評論：當年中國統治者沒有根據鄭和海洋思想和實踐繼續推進中國的海洋事業，沒有將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轉變為商業化、外交化的貿易和知識國家，留下了蝸居、孤立狀態的歷史遺憾，然而現在中國的發展完全有可能彌補這個缺陷。

鄭和下西洋這一歷史事實再一次鮮明地告訴我們：時代要發展，社會要進步，國與國之間的交流、合作、融合和影響將日益重要。開放與包容、銳意探索與和平奮鬥，鑄造了民族的國運昌盛之道。相反，自我封閉、夜郎自大，則會斷送民族的生機。而中華文化不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將是世界文化領域中的一員主幹將，對傳播世界先進文化，加強世界範圍內文化的交流都將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馬來西亞國際貿易和工業部副部長馬袖強在吉隆坡說，鄭和下西洋的歷史證明中國經濟蓬勃發展不是威脅，而是可以促進其他國家發展的正面契機。自1974年馬來西亞率先在東盟國家中與中國建交以來，馬中雙邊經貿關係有了長足的發展，中國現已成為馬重要的貿易出口國，這對馬來西亞的政治、經濟產生了深遠影響。

長期以來，鄭和下西洋的意義一直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鄭和研究在中國學術界影響不大；相較於西方航海家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等人事迹的廣為流傳，鄭和更偉大的7次遠航，也未得到民間的足夠認識。

澳門基金會主席吳志良博士認為，應該將鄭和研究放到更宏觀的角度考慮，特別是與西方航海史著作系統的比較研究。目前，鄭和研究仍有許多問題沒有定論。對於外國專家認為鄭和下西洋是軍事遠征，吳志良說，船隊的2.7萬多人大多是官兵，但基本是為了保護船隊的安全，“為了和平而動武”不同於“為了征服而動武”。

中央研究院院士、台灣成功大學教授吳京呼籲，鄭和遠航有其豐富科技的一面，應集合人文、科技學者共同探討，如集合歷史學家與造船專家共同探討鄭和的寶船，與海洋學家及航海專家共同探討鄭和的航線，而招募及訓練出海大軍，建立商務團隊，以及龐大船隊在海上之統御與補給，都是非凡的管理成就，可與管理專家共同探討中國古代的管理科學。

北京大學的孔遠志教授和楊康善教授通過對東南亞沿海國家與地區的長期實地調查發現，鄭和在這些地區的影響突出表現為四多，即：鄭和寺廟多，鄭和遺跡與傳說多，用當地語言出版的鄭和著作多，紀念鄭和的活動和研究鄭和的機構也逐漸增多。但在這些影響的後面，居住在這些地區的人們大多對鄭和存在著很多的誤解。在大多數華人眼中，鄭和是祈福的神；在廣大原住民的心目中，鄭和只是傳說中的“三保公”，他們對歷史上的鄭和及其偉大功績了解很少。

孔教授介紹說：“由於西方的鼓吹，過去人們一提到航海家，就會想到哥倫布。”在權威的《印度尼西亞百科全書》和《馬來西亞百科全書》中，都介紹了哥倫布等西方航海家，惟獨沒有中國的航海家鄭和的條目。而更糟糕的是，孔教授到英、法、荷、意等國家作學術交流時，發現知道鄭和下西洋的當地學者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