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病

經濟學中的“英國病”

所謂的“英國病”，是指在二戰結束后，英國經濟出現的滯脹狀態，而且這種狀態持續了近三十年，被一些經濟學家戲稱為“英國病”。（本世紀以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英國經濟發展相對緩慢，英國在世界列強中的實力地位下降，人們通常稱它作“英國病”或英國的衰退。）

“英國病”的出現還有著複雜的背景。戰後的英國奉行凱恩斯的市場供求經濟學說，無論在什麼階段，政府都喜歡用凱恩斯經濟理論來解決。不錯，在戰後的一段時期內，凱恩斯主義的確幫助英國解決了不少問題。在就業、投資、國家干預等問題上都具有一定的權威性，成為英國各界政府挽救經濟的法寶。然而這種過於迷信的崇拜，讓英國經濟策略變得單調，缺乏針對不同經濟問題的靈活性。而且最致命的是，政府受到了凱恩斯主義的誘導，忽略了社會基本矛盾，而將注意力單純放在了供求關係上，為國家的經濟安全埋下了重大的安全隱患。

英國學者薩姆，艾倫諾維奇說：“英國發展不快，生產率低，增長速度慢，實際收入增加不多，支配世界已不可能”、“相對衰退不可避免’。戴維·科茨和約翰·希拉德說：“自19世紀末以來，所謂‘英國病’，已經廣泛滲透到現代社會的每一個領域”，“幾乎所有輿論都認為情況不妙，衰退加劇”有人則把“英國病”和19世紀歐洲病夫土耳其相比。

“英國病”的癥狀，從縱向看，表現為主要經濟指標增長緩慢。從橫向看，表現為英國在世界的經濟地位日趨下降。對“英國病”根源，國內外學者眾說不一。有的強調：“深植於國家的社會結構和精神環境之中”。有的強調導致衰退的不同政治、經濟因素。

撒切爾夫人針對傳統經濟政策的弊端，採取以貨幣學派為主的綜合治療“英國病”措施，取得了經濟發展的明顯成效，使“英國病”症有了緩解。

不得不承認，倘若英國沒有及時出現一位如此果斷的首相，恐怕"英國病"遲早會將英國推入墳墓。

一個創造了歷史奇迹的人，最終還是選擇了離開。11年來，英國經濟在撒切爾的精心扶持下逐漸壯大，困擾英國幾十年的"英國病"也基本治癒。儘管撒切爾在職期間對於一些政策的制定缺乏考慮，但她所製造的"撒切爾奇迹"永遠被保留在歷史最光輝的篇章中。她為了黨內團結而不惜犧牲自己政治生命的氣節，更是讓許多人感動。直到今天，人們提到英國還會想到那位有著堅定笑容的女首相。

城市化中的“英國病”

城市化是指一定地域內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所造成的人口、生產力逐漸由農村向城市轉移和集中的過程。人口相對集中，並向第二三產業的轉移，是城市化的主要標誌。

所謂“英國病”，是指工業化促進城市化過程中，人口自鄉村向城市的過度彙集，產業污染對城市生態環境造成毀滅性的損害，城市犯罪的增加給社會帶來種種負面影響，直至給“整個國民經濟乃至國家”都帶來深遠影響。

英國是最早步入城市化的國家。早在18世紀工業革命后，英國的城市化進程加快，至20世紀30年代，城市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已達80%，50年代居住在10萬人以上的城市人口比例為38.4%。50年後，超過90%的英國人生活在占國土面積10%的大城市中。急速城市化的過程中，城市生活環境急劇惡化，人口向狹小城市圈集中，導致了良莠混雜的城市文明及生活方式的浸透。

未來中國的城市化也將面臨各種挑戰，人口高密度、產業結構失調、城市污染對生態環境的危害、城市犯罪帶來的負面影響，都將是造成城市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發展過程中的“英國病”現象的主要原因。避免城市化中的“英國病”，首先要解決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結構矛盾；實現城市與區域互動、都市與農村呼應；以中心城市為依託帶動周邊城市和地區經濟、技術協調發展的創新都市圈體制與政策，作為主導中國城市化發展的基本形式。城市與區域發展的互動、合作包括兩種形式：一是都市圈域內城市間的交流、互動與合作，如長三角都市圈內城市間的互動合作。另一是都市圈之間的合作互動，如長三角與中西部都市圈經濟、技術與生態環境的合作互動。

在未來都市圈域經濟的互動中，中心城市應有所取捨，逐步退出與中小城市爭資源、爭資金、爭市場的競爭性產業領域，採取進退結合、先後有序的策略。近20年，美國成功實行了城市功能轉變，城市產業退二進三，完成了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的轉換和升級，生產職能減弱，流通信息功能增強，城市由工業中心轉變為信息交換和經濟決策中心。

第一產業中的農業與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互動，是創新城市化的又一重要方面。在新的城市化進程中，農業地位很重要，大城市郊區的農林業既是城市居民生產、生活的物質基地，又是維繫都市生態環境有序循環的“綠肺”。在日本，綠色農業是首都圈經濟的一大熱點。第一產業雖比重不大，卻注重都市農業、生態農業和觀光農業的發展，不斷提升農業新技術，提高農產品附加值，使首都圈第一產業產值大大超過近畿圈和中部圈之和。在中國城市化互動中，人力和人才資源、資金和投融資，以及知識、技術的東西部互動，是實現未來50年中國可持續發展城市化的可靠保證。

在我國城市化互動中，人力和人才資源、資金和投融資，以及知識、技術的東西部互動，是實現未來50年我國可持續發展城市化的可靠保證。

從全國看，地域間資金、技術和人力資本的互動將為城市化帶來兩大社會效益：其一，縮小工資差別，實現生產力各部門間的均等化，從而拉動城市技術與生產力的發展。其二，由於部門間邊際生產力的平均化，可以實現城市與區域經濟總體產出水平的極大化。

心理學中的“新英國病”

不列顛民族歷來所面臨的最大的威脅既不是來自蘇聯，也不是來自核武器擴散，甚至也不是來自國內的恐怖活動。它來自我們中間。

這個威脅是什麼呢？它是新的英國病：自我毀滅的民族懷疑悲觀情緒。這種病是由英國精英階層中所謂的輿論製造者們散布的。這些人自以為知道什麼是我們大家的最佳選擇。這種病的表現為：總喜歡輕視我們的國家，讚揚別的國家；貶低我們的成就，羨慕別人的成就；蔑視我們的國家制度，讚許別的民族的制度；嘲笑我們的每一個全國性人物。悲觀主義者們已經散布了一種毒素。太多的政治家、學者、教會神職人員、作家、評論家和新聞記者們表現出新英國病的全面癥狀。

一個不珍視自己的民族特性的國家，不可能保持長期的穩定和繁榮。自我懷疑腐蝕著我們的制度，使國家削弱。

出了什麼毛病呢？我們的國家在面對戰爭的災難時曾經具有很高的抗禦力，可是在面臨和平時期的失望時缺乏精神力量。也許，我們看見那些曾被我們打敗過或者在我們幫助下免遭失敗的國家，一個一個地從廢墟上興起，並在經濟上超過我們時，我們感到不開心。也許正是這種失望情緒導致了沉湎於自哀自憐和妄自菲薄。

民族寬容的優良傳統已經蛻變為走向虛無主義的新傾向。這種虛無主義佔了上風的事例一直給人以深刻印象。在教育領域，這種虛無主義導致我們鄙視出類拔萃，模糊了衡量成就的尺度，並且撤銷了我們的大多數文法學校。

不單單是在教育領域，同樣嚴重的是，虛無主義已經把英國的每一種制度變都成了嘲笑的對象，包括英國王室，而且議會也一直受到類似的攻擊。我們的輿論製造者們或許是染上了新英國病，但是英國人民並沒有患這種病。大多數英國人希望回歸到傳統價值觀念。他們為自己的國家而自豪，並熱愛她的那些突出的特點，但有人每天都向他們散布悲觀主義和懷疑論的做法，使他們感到失望。

因此，我們必須改變局面。如果悲觀懷疑情緒已成為這個新的社會權力體制的首要特徵，那麼，我們就必須向它提出挑戰。

英國的政黨制形成於工業革命時期，當時圍繞著是否要求削弱皇上的權利形成了兩派，一派主要是支持國王的貴族階層，形成了保守派，另一派則是以新興資本主義階級為代表的改革派，他們分別稱為托利黨和輝格黨(需要註明的是這兩個詞都是貶義詞，是強盜和小偷的意思，當時的兩個黨為了相互攻擊對方，互相為對方起名為強盜和小偷，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各派就接受對方給予自己的稱呼，形成托利黨和輝格黨兩個黨派) 。到資本主義發展時期，各派的主要執政觀點已經發生根本變化，由原來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形成了以後的自由黨和民主黨，再以後自由黨又改名為工黨，即現在的工黨與民主黨兩黨制。英國是現代西方議會制度和政黨制度的發源地，同美國的兩黨制相比，英國的兩黨制更具有典型性，對世界很多國家特別是對前英屬殖民地國家政黨制度的影響更深遠。英國議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3世紀，而政黨在英國直到17世紀末才出現。英國最早出現的兩大政黨實際上是議會中的兩派，當時忠於國王的集團被稱為宮廷黨，又名托利黨；其對立面被稱為鄉黨，又名輝格黨。托利黨代表議會中的保守勢力，是保守黨的先驅；輝格黨是議會中的激進派，是自由黨的前身。當時，兩黨僅僅是在議會中活動，還不能說已經有了現代意義上的兩黨制。直到19世紀30年代以後，隨著一系列議會改革立法的實現，兩大黨的組織在全國範圍內得到發展。1832年，托利黨建立了“卡爾頓俱樂部”，次年改名為保守黨。幾乎與此同時，輝格黨改稱為自由黨，並於1834年成立了“改革俱樂部”。兩黨制在英國運作了幾百年，可謂是效果不錯。與其他類型政黨制度相比，兩黨制主要功效是：兩黨制能產生長期穩定的政府。在英國的議會中，雖然不乏兩大黨之外的其他政黨的代表，但是真正有力量組織政府而不需要第三黨支持的，始終只有兩大政黨，先是托利黨和輝格黨，後來是保守黨和自由黨，從本世紀20年代開始，又是保守黨和工黨。根據現行制度，在大選中獲下院多數席位的政黨為執政黨。受命組織政府。在這種情況下，議會中的多數議員為政府派，這樣議會就很難把政府趕下台，這就為政府的穩定提供了根本的保證。這一點是多黨制國家所不及的。綜上所述，英國的兩黨制雖有功效，但也有很大弊端。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對立統一的，政治制度也不例外。採用某一種模式，在得到了它的功效的同時，也就把它的弊端接受了過來。應該看到的是，任何一種制度模式，都是這個國家歷史、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