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相

鐘相，南宋初在洞庭湖地區的一次農民起義的首領。北宋末，鼎州武陵人鐘相在家鄉利用宗教活動組織群眾，凡加入他的組織──鄉社的農民要交一點錢糧，社內實行互助共濟，因此都能“田蠶興旺，生理豐富”。他宣稱：“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這代表了農民要求財富上平均、社會地位平等而提出的政治主張，比北宋初王小波“均貧富”的思想又進了一步(見王小波、李順起義)。鐘相以此深受群眾擁護，被稱為“老爺”或“天大聖”。周圍數百里的貧苦農民加入鄉社的不計其數。如此二十餘年，其影響擴大到洞庭湖周圍各縣。

靖康二年(1127)初，鐘相組織民兵三百人，命長子鍾子昂率領北上“勤王”。這支隊伍未與金兵接觸，就被剛即位的宋高宗趙構命令遣返。鐘相便以這支隊伍為基礎籌劃起義。金兵渡江南犯，所過殘破，官兵和潰兵到處燒殺搶掠，南宋統治者橫徵暴斂，“政煩賦重”，南方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在江西、福建、荊湖各路先後爆發了農民起義。建炎四年(1130)二月，鐘相在金人屠潭州（今湖南長沙）、孔彥舟軍隊犯澧州（今湖南澧縣）、鼎州危急之時，率眾起義，保衛家鄉。建國號楚，年號為天載（一作天戰），鐘相稱楚王，立子鍾子昂為太子，設立官屬。起義軍“焚官府、城市、寺觀、神廟及豪右之家，殺官吏、儒生、僧道、巫醫、卜祝及有讎隙之人”，並佔據地主的土地歸為己有。他們把殺官吏等稱為“行法”，把平分這些人的財產稱為“均平”，斥宋朝國法為“邪法”，對於“執耒之夫”和“漁樵之人”，則加以保護。凡是參加起義軍的，一律免除賦稅差科，不受官司法令的約束。這些主張和行動受到人民的熱烈擁護，認為是“天理當然”。

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四月，金滅北宋，康王趙構即位，重建宋朝，是為南宋。至建炎三年，趙構迫於金軍攻勢退兵，謀偏安江南。時金軍緊逼南下，宋潰軍沿途剽掠，統治者橫徵暴斂，政繁賦重，激起江南民眾紛起反抗。

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二月，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民鐘相帥先聚眾起義，抗擊潰兵游寇集團搶劫，破州縣、焚官府、殺貪官，號召等貴賤、均貧富，得鼎、澧、潭、岳、辰（今湖南澧縣、長沙、岳陽、沅陵）等州19縣民響應。

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三月，遭宋潰軍游寇集團孔彥舟部鎮壓，義軍奮力抗擊，初戰獲勝。后因孔彥舟遣間混入義軍作內應，鐘相不備，被俘殺。鐘相犧牲后，數十萬義軍在楊幺、夏誠等率領下轉入洞庭湖區，據湖泊港汊為險，瀕湖設寨，兵農相兼，繼續與官府抗衡。南宋紹興元年（公元1131年），鼎澧鎮撫使兼知鼎州程昌寓率水軍乘車船、海鰍船攻夏誠水寨，於下沚江口（今湖南漢壽東北）被義軍擊敗。義軍繳獲官軍車船后，廣伐鼎、澧地區松杉樟楠等木材，大造車樓大船，嚴密設防，陸耕水戰，既取得水戰優勢，又獲田蠶興旺，實力日益增強。

南宋紹興三年（公元1133年）四月，楊么立鐘相少子鍾子義為太子，自號大聖天王，重建楚政權。

南宋朝廷驚恐不安，視之為心腹大患，遂遣軍往討。南宋紹興三年（公元1133年）六月，荊南、潭鼎澧岳置制使王躞統領禁兵、御前、神武軍3.5萬人，並節制荊潭制置司水軍統制吳全部萬餘人，戰船數百隻，偕統制崔增、高進趨洞庭湖。南宋紹興三年（公元1133年）十月，王躞至岳州，率舟師與楊么車船水軍短兵激戰，船小不敵，敗退橋口（今湖南湘陰西南湘江西岸）。尋留崔增、吳全等設伏岳州艑山、洞庭湖口、牌口等處，自率神武前軍萬餘人趨鼎州，會程昌寓部水軍，企圖兩面夾擊，一舉殲滅義軍。楊幺察其謀，將計就計，堅壁上游諸寨，將老少民眾、牲畜轉移隱蔽酉港（今湖南漢壽東北酉港鎮），以部分車船出沒空寨間牽制疲憊上游宋軍；另施疑兵，遣數只車船潛載數千水兵，偃旗息鼓，放流誘殲下游宋軍。南宋紹興三年（公元1133年）十一月十二日，王躞、程昌寓率軍出下沚江口，水陸並進，逐個圍剿義軍水寨，所至皆撲空。而下游預伏宋軍發現湖面車船，萬餘人爭乘數百隻舟船貿然入湖攔截。將至陽武口(今湖南嶽陽西洞庭湖中)，義軍車船突然迴旋，縱橫衝撞，官軍猝不及防，舟船皆被撞沈，崔增、吳全及屬下無一生還。義軍獲陽武口之役大捷后，回師又敗王躞等軍。四年六月，王躞再次遣軍進剿。七月，楊么乘江水暴漲，率車船水軍出湖反擊，盡殲社木寨（今湖南常德東）守軍，王躞敗逃。義軍屢戰獲捷，兵勢日盛，使宋廷愈加恐懼。南宋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二月，高宗調集20萬大軍，命張俊為諸路兵馬都督，岳飛為荊湖南北路置制使，趨洞庭湖圍剿。五月，宋軍封鎖緣湖四面諸江河要津后，岳飛率所部至鼎州，先對義軍諸寨遣間誘降，分化瓦解義軍；繼以大軍壓境，示師威脅。

在岳飛招降政策下誘惑，義軍大首領楊欽、劉衡、金琮、劉詵、黃佐等相繼出降，惟楊幺、夏誠等仍據寨自固。岳飛知湖深莫測，乃納楊欽獻策，遣人開閘泄放湖水，放巨筏堵塞港汊，並於湖面散放青草，以破義軍車船優勢。后以楊欽為嚮導，進圍楊幺水寨。楊幺率水軍出戰，因水淺，車船機輪又被草纏住，滯不能行，被官軍擊敗，各個水寨或降或破，至此，前後相繼六年之久的湖南農民起義被鎮壓。

勢力壯大后，鐘相和楊幺漸漸背叛“等貴賤，均貧富”的宗旨，衣食住行無不窮奢極欲，連睡覺的床都要金玉鑲嵌，部下士卒和治下百姓卻困苦潦倒，以致於岳飛一來爭相投附。楊幺不但自己享樂，更濫施兵威，焚燒無數宅院廟宇，濫殺官吏書生僧道，把濫殺無辜稱為“行法”，將野蠻燒殺與反抗朝廷壓迫混為一體，給洞庭湖地區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以致民不聊生，直到岳飛平定楊幺軍后才漸漸恢復元氣。

除此之外，知州劉願得到被楊幺俘虜後設法逃回的宋軍報告，得知楊幺已經與偽齊聯盟，相約來年秋一起攻宋，此外尚有諸多證據指向雙方勾結圖謀傾覆南宋，楊幺已經成為“金兵，偽齊”之外的第三大禍患。南宋朝廷在屢次進攻失敗之後，於公元1135年，派岳飛軍隊剿滅楊幺。岳飛根據楊幺不得人心的特點，採用困撫結合的方法，旬日之間，楊幺軍將士爭相歸服，楊幺亦被殺死。自此，南宋對抗金兵侵略中最大的內患被消除。

鐘相、楊幺起義是一次大規模農民義軍抗擊官軍的水上攻防戰。楊幺等率領義軍據守洞庭湖，兵農相兼，陸耕水戰，巧旋疑兵，以車船優勢連年屢敗官軍前後堅持6年之久，粉碎了敵人7次進攻。後期，因岳飛率重兵圍剿，遣間誘降諸寨首領，致義軍分化瓦解，被各個擊破，但起義軍的行動，卻給南宋政府以沉重的打擊。楊幺起義軍在水軍的建設和作戰方面，積累了很多寶貴的經驗。例如在戰船建造方面，始終把速度和機動性擺在突出的位置，無論是車船，還是海蝤，都具有快速攻擊能力；在建造車船時，又注意到了大、中、小相結合，以適應在各種水文地理條件下的作戰。在作戰指揮方面，起義軍擅長於調動和迷惑敵人，發揮水軍優勢，予敵以突然襲擊。南宋初年，鼎州鐘相、楊幺領導的起義是我國歷史上規模較大的一次起義。起義軍堅持近6年，鼎盛時勢力波及洞庭湖地區7個州所屬的19個縣。傳統觀點認為這次起義提出了“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迫使朝廷先後七次鎮壓，並派20餘人前往“招安”，給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造成沉重打擊。

難以實現的“等貴賤，均貧富”

1130年，鐘相利用摩尼教起來反宋。摩尼教是公元3世紀波斯人摩尼創立，唐代宗時傳入中國，武宗時開始禁止傳播，此後一直處於秘密傳教狀態。五代後梁時期陳州的母乙和北宋末年的方臘，都曾利用它發動起義。鐘相向群眾宣傳說，“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責賤，均貧富。”這對當時的貧苦百姓無疑有著巨大的吸引力，鐘相的起義隊伍迅速擴大到40萬人。那麼鐘相是否踐行了自己的諾言呢？事實上就在他揭竿而起后不久便自封楚王，改年天戰，立妻尹氏為皇后，鍾子昂為太子，仿宋王發布聖旨。大楚政權建立僅40餘天鐘相被殺，繼任者楊幺又建立了新的大聖天王政權。楊幺自稱大聖天王，還把這四個字寫在大旗上以示身份。鐘相的幼子鍾義被立為太子，自楊幺以下，所有人都要對他俯首稱臣。楊幺政權還設立職官，官員的名稱、服飾、儀仗規格都與南宋朝廷一樣。楊幺和鍾義的居所也像宋朝皇宮一樣稱“內”，還設有三衙大軍。鐘太子為顯示高貴，還在龍舟上擺設龍床、龍簟和金交椅。“等貴賤”儼然已是“內外有別”，“均貧富”又是否實現了呢？鐘相曾許諾“凡入法者”，必“田蠶興旺，生理豐富”，給廣大的貧苦百姓許下理想國的美好藍圖。實際上，早在鐘相、楊幺起義前，洞庭湖地區由於長期橫徵暴斂，加上金兵鐵蹄的搶奪已是千瘡百孔，經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鼎州一帶殘破至極，滿目荊榛，起義發生后，雙方長達六年的交戰更加劇了對這裡的破壞。為剿殺起義軍，宋將李綱派兵佔領了洞庭湖附近富庶的村落，使起義軍無河捕魚，無地耕作，糧食嚴重短缺。宋將程昌寓甚至“決堤四百丈”，淹沒起義軍佔領區的大片農田。岳飛的剿殺策略是堵住各要塞出口，截斷起義軍運送糧草的要道，禁止百姓與起義軍間貿易往來。更不幸的是，起義發生的這幾年又趕上南宋遭遇特大旱災，“田疇荒蕪”，“水鄉荒索”，“州縣荒殘”，全國餓死者不計其數，宋朝士兵只能5天才分到糯米一斗，許多百姓不得已賣妻過活。　“均貧富”是要實現生活的改善，但農民卻更加困苦，不僅沒有“田蠶興旺，生理豐富”，反而“食不果腹”，甚至拋妻棄子，流離失所。起義軍為了阻止程昌寓駐守鼎州，不惜放火燒城，火光衝天，數日不滅，全城房屋盡為灰燼，鼎州一片廢墟。岳飛鎮壓起義時，為絕後患，也下令放火焚燒洞庭湖30多個水寨，這對當地生產力的破壞無疑是雪上加霜。倒是起義被鎮壓后，岳飛下令給全部老弱百姓分以米糧，允許他們回鄉耕種。經過五十餘年，這裡環境逐漸得到恢復，明代時成為全國重要的糧倉，所謂“湖廣熟，天下足”，實現了“田蠶興旺”。

官民之間的仇恨

農民起義軍由於對朝廷充滿仇恨，他們“焚官府、城市、寺觀、神廟及豪右之家，殺官吏、儒生、僧道、巫醫、卜祝及有讎隙之人”，他們認為殺人就是“行法”，劫財就是“均平”，一切都理所當然。寓居鼎州的皇親、　“昭憲太后之裔”杜防、澧州知州黃琮、澧陽縣令葉畲、桃源縣令錢景、荊門知軍事吳日方、江南著名僧人武陵文殊心道祥師、反抗起義的袁顯、為朝廷充當說客的晁遇等人都命喪起義軍之手。這自然激起南宋朝廷的殘酷鎮壓。鐘相起義后不久，宋廷即任命“游寇”孔彥舟為湖北路捉殺使前往鎮壓。孔彥舟對抓住的起義士兵或砍手指，或割耳鼻，還在每人頭髮上插一根竹籤，竹籤上寫道，　“爺若休時我也休”，爺指的是起義軍，就是說起義軍投降他才撤兵。楊幺兵敗被岳飛處死後，其堅持作戰的殘兵幾乎全部被岳飛殺光。6年間，雙方死傷數萬人。另一方面，楊幺政權還曾企圖與偽齊(朝在北方建立的傀儡政權)聯合共同抗宋。1133年，偽齊使者李成率兵50萬，大舉南下，他看到楊幺勢力不斷壯大，便遣使引誘，許以兵士三萬，增車添船等豐厚條件，要起義軍配合濟渡偽齊軍隊，雙方聯合攻宋。楊幺置國家於不顧，一度應允，甚至打造車船，做好了迎接偽齊兵將渡江的準備。只是後來形勢發生了變化，岳飛在鄧州、襄陽、唐州、隨州、郢州等地取得大勝，偽齊實力極度受挫，這次濟渡計劃也就夭折了。

盲目的農民起義

不可否認，農民起義有著其積極的一面，但它所帶來的破壞性也是巨大的。有些農民起義的確取得了一些結果，比如鐘相、楊幺起義后，南宋朝廷的確改變了一些政策，如規定無業農民可以耕種空閑土地，沿湖百姓，凡紹興三年(1133年)以後來交租稅雜錢的，暫停交3年等。但從另一個層面來看，這些改變只是暫時緩和了統治者與農民間的矛盾，而這種暫時的緩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封建王朝的統治，封建專制制度就是在農民盲目的不斷起義，不斷改朝換代的過程中逐漸完善了它的機制，延續它的政權。這些規模較大、對當局產生震動的農民起義尚且如此，更何況那些對統治階級政權影響一般的農民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