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犖

自幼愛好詩文，在上海正風文學院求學期間，因詩寫得好，得到章太炎先生的賞識，收為晚年弟子，章先生對他的影響甚大。

30年代初，開始走上學術研究道路時，曾向章先生請教治學方向，老師告訴他“民族危亡關頭，欲保種姓，必須熱愛祖國歷史。”王先生從此明確意識到史學研究與祖國命運的密切關係，樹立起為復興民族而治史的崇高信念，而且為此奮鬥了一生。

1936年，章太炎先生在蘇州病逝，臨死前立下遺囑“設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孫孫毋食其官俸。”這幾句話雖然是對他的兒女說的，但王先生身體力行，用實際行動捍衛了中華民族的尊嚴。

1938年，先生從浙江老家回到被日軍佔領的上海，和一批進步人士在租界創建了太炎文學院，王先生任院長秘書室主任兼中國通史教授，講授中華三千年歷史（民國通用教材）。課堂上，先生意氣風發，慷慨陳詞，極大激發了學生的愛國熱情。日偽當局對此極為恐懼，起先以“號召抗日”等罪名加以責難，繼而給先生寄去了裝有子彈的信函。雖然受到如此恫嚇，先生卻泰然處之，繼續走自己的路。

1940年，汪偽政權粉墨登場，太炎文學院為避免成為汪偽政府的文化工具，宣布解散，先生就此離開上海。

1940年底，先生抵達昆明，任雲貴監察使李印泉（章太炎先生的盟兄弟）的秘書。

1942年，怒江前線告急，適逢先生身染虐疾，十分虛弱，但仍然堅持和李印泉先生赴保山龍城等地參與指揮抗擊日軍。當前線統帥部決定撤軍回昆明時，先生極力反對，並正確分析了敵我形勢，指出我方優勢，在印泉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統帥部最終採納了王先生的建議。固守怒江，給日軍以沉重打擊。

1942年底，先生赴重慶中央大學任教。

1945年，中央大學遷至南京。南京當時處在內戰前線，學生運動此起彼伏，先生支持學生民主運動，中央大學當局對此甚為不滿，於1947年解聘六大教授，先生當然不能倖免。

1947年春，先生北上青島任教於山東大學，直到逝世，在山大教書近40年。

在山大教學的生涯中，先生雖然一心鑽研學術，但是並非兩耳不聞窗外事，他仍然十分關心國家命運，關注著共和國的成長。1976年，“四五”事件發生，先生曾詩云：“天安門前花如雪，烈士碑成墮淚碑，總理有靈應喜甚，中華個個好男兒。”

王仲犖先生一生致力史學，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正如啟功先生所言“無愧宗師”。其治學經驗大體有以下幾點：

其一是博

先生一生博覽群書，有著深厚的史學底蘊。早在青年時期，就把家藏的五六千冊書都通讀過了，為寫《西昆酬唱集注》，找了許多書，如《左傳》《論語》《史記》《漢書》《後漢書》《晉書》《太平御覽》《世說新語》等都細緻的看過。

先生讀書既多又快。在京點校二十四史後期，常去中華書局圖書館借書，沒過多久，對人感嘆：“這裡藏書，我大多已看過了”，並“苦於無書可看”。館內藏書幾十萬冊，在當時遠遠抵得上一個大學藏書館，先生卻嘆無書可讀，其學問之淵博，可以想見。

其二是精

即在博的基礎上，精讀深鑽幾本基本書，把它讀得熟爛，他曾說：“一個學者，要有幾部書熟爛於胸中，這樣才能控制全局，無往不勝。”他不僅這樣說了，還這樣做了，據鄭宜秀老師講，王先生對《資治通鑒》甚為熟悉，讀過十幾遍，他自己也不止一次說過：“在某種意義上講，我是靠一部通鑒起家的。”

其三是勤

勤讀、勤記、勤思、勤學，書不離眼，筆不離手，腦袋不停地思考問題，並把記、思、寫有機結合起來，把學到的知識變成自己的智慧和活的源泉，使之開出新的花，結出新的果，這是王先生一生的治學特點和根本要訣。他一生求學、教學、治學六十餘年，總是勤勤懇懇，孜孜不倦。筆者有幸參觀了王先生的卧室，內有一個書架，上上下下擺滿書。還有六個大書櫃，內有先生所有遺稿和存書。以前筆者曾懷疑陳景潤教授為攻破“歌德巴赫猜想”光稿紙就有一麻袋是否屬實，今天看到王先生滿滿一柜子手稿，疑慮頓消，大凡做學問者，必有這種勤勉精神。先生曾立下“生命不息，寫作不止”的座右銘，在他停止吸呼的前一刻還在以每天3000字的進度，趕寫《中國物價史》。

其四是嚴

先生在研究工作中，一向堅持高標準，高質量，並諄諄告誡青年同志“不要太急於出書，良工不示人以璞。”他自己的《西昆酬唱集注》《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等幾部書，四十多年前就已草稿，后經四次易稿，多次修改補充后，才於1978年後陸續出版。

其五是創

王先生善於思考，勇於開拓創新。五六十年代，當“西周封建論”和“春秋戰國封建論”風靡國內史壇，被認為是權威觀點，在古史分期上占統治地位的時候，他敢於大膽地把自己通過認真研究所得出的不同結論發表出來，供人們討論，終於成為一家之言，以魏晉封建論載入史冊，為國內外學者承認和信服。

王仲犖先生一生致力於教育和科研工作，半個多世紀里，他孜孜不倦，著述不輟。

對古代史上幾個重要問題

如古史分期問題，春秋戰國之際的農村公社和休耕制度問題，物價問題，明代紡織生產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都進行了開創性研究。尤其是古史分期問題，他繼承並發展了魏晉封建論。

先生另一個開創性的研究是出版《曹操》一書，首次對曹操的歷史功績進行了公允的評價和充分的肯定，為後來史學界討論曹操其人打下了基礎。

在古籍整理方面

先生的貢獻是很大的。早在上海求學期間，就已經著手註釋宋代楊億編撰的《西昆酬唱集》。今天我們讀到的中華書局新校點版本的《二十四史》，其中就有王先生的功勞。1960年為高等院校主編的《資治通鑒》一書。此外，在先生70歲高齡還整理章太炎的遺著，主持《太炎先生全集》編輯出版工作。

學術成就

最主要的部分是關於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的貢獻。先生從五十年代開始研究魏晉南北朝史，花了五六年的時間寫成了《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這本專著將中國中世紀370餘年的複雜歷史進行了梳理。由於魏晉南北朝這段歷史現象錯綜複雜，頭緒繁多，歷代研究者大多將它和歐洲黑暗的中世紀相提並論，認為無光明可寫。王先生明查這一弊端，決心給予突破。而事實證明，先生獲得了成功。他扭轉了過去那些因偏見造成的蒙昧狀態，開闢了魏晉南北朝歷史光明的新局面，目前史學界流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歷史的主流棗南方經濟大開發，北方民族大融合的看法，就是對王先生的觀點和建樹的肯定。

《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封建關係的形成問題》《北周六典》和《北周地理志》。

王仲犖先生桃李遍天下，山大現有許多老師都是他的弟子。

先生非常愛護學生，早在中央大學任教時，就因支持學生民主運動，受到排斥。在山大任教期間，經常拿出自己的微薄工資接濟學生。對於學生的困難，他總是熱心地給以解決。他總是將學生的事看作自己的事情，對學生的關心甚於對自己的關心。他視學生如己出，倘若學生犯了錯誤，他首先做的是自責，然後才去教育學生。

在先生心目中，學生的前途是最重要的。齊濤先生（現任山東省教育廳廳長、黨組書記，省委高校工委書記，省社科聯副主席，曾主編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國古代史》）是他的學生，學校本來安排他讀完碩士之後接替王先生的夫人鄭宜秀教授的工作，以便鄭老師有時間更好地照顧王先生（先生當時有心臟病），但先生看出齊濤是個人才，不願因為自己影響他日後的錦繡前程，並未接受學校的安排，還不顧自己的身體狀況，繼續教導齊濤，直到先生病逝。

先生拼搏奮鬥了一生，成就了他光輝的業績。先生不僅有著偉大的一面，也有著自己平凡的生活。

先生生活簡樸，當年與鄭宜秀老師結婚時，其家當只有一件替換的破夾襖。家裡的水泥地板壞了，自己找來工具，親手修好。

先生秉性耿直，做人極有原則。一次開會，領導不公平處理一件事，先生馬上就站起來：“給我找車子，我身體不好，要回家了。”先生並不怕因此而得罪領導。因為王先生德高望重，許多領導經常看望他，他也從來不回訪，有人貼大字報說他架子大，稱他為“祖師爺”，他也一笑置之。

仲犖先生又是個極為重感情的人。對於自己的恩師章太炎先生，他一生仰慕和尊敬，即使到了晚年，仍然對恩師有著深沉真摯的懷念之情。他認為“太炎先生是一個被台灣海峽兩邊政治家和歷史家誤會，冷淡了許久的歷史人物”，“現在對太炎先生的評價，有許多不實之處，不公之論，是應當矯枉的。”為了澄清事實，他不辭辛勞的撰寫了“太炎先生二三事”，后又參與編輯《章太炎全集》，在去世前十餘天，還在病榻上與華中師範大學校長章開沅教授談《章太炎全集》出版和章太炎先生的家事。

先生一生交友廣泛，而且和朋友感情極好，大概是先生是重感情的緣故。如果朋友有困難，先生總是想盡辦法，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幫助朋友。在山大，先生和童書業先生過往甚密。童先生很喜歡吃蛋炒飯，仲犖先生就經常親自做給童先生吃。文革時先生和童先生都遭到批判，在這種艱難的環境中，兩個人相互扶持，共同經歷了風風雨雨，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968年童先生因病逝世，先生悲痛不已。

先生對山大也很有感情。當年北大三次來邀請王先生去北大任教，先生都拒絕了，畢竟在山大已經呆了幾十年，有了感情，用先生自己的話來說“山大已經成為我的第二故鄉了”。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先生又怎麼捨得山大呢！

先生不僅是個好學生，是位好老師，是可以相交的好朋友，他更是一位好丈夫，好父親。先生很愛家，也很會照顧家人。和鄭宜秀老師結婚三十餘載，相濡以沫，恩愛逾常。相互扶持，互敬互愛，共同走過艱難的歲月。因為鄭宜秀老師的工作比較忙，先生就主動負責起照顧家和孩子的工作，用行動來支持鄭宜秀老師。在孩子眼裡，王仲犖先生是個慈父，他對待子女很民主，支持孩子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並且恰當地給予正確的引導。因為先生總是很風趣，說話很幽默，所以家裡總是洋溢著祥和歡樂的氣息。

仲犖先生正是這樣一個人，一個雖然平凡卻處處閃著耀眼光芒的人。

先生逝世后，他的弟子兼同事，山大歷史系教授鄭佩欣先生有輓聯云：“有遺著四百萬字 育齊魯三千英才”。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啟功先生聞王仲犖先生病逝，撰有輓聯：直諒多聞，是為益友。精勤蓋代，無愧宗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