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書業

1908年，生於安徽蕪湖。童書業是在舊社會自學成才的，並沒有專業文憑。

30年代初師叢顧頡剛。顧頡剛研究助手和“最知我者”，顧頡剛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教授“春秋史”課的助教，薪金由顧自己支付，食宿也在顧的家裡。

1945年，楊寬在上海博物館工作，聘童書業為上海博物館歷史部主任。

1949年8月，由楊向奎先生引薦，童書業從上海來到山東，應聘為青島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兼文學所研究員。從此一直到去世，在山大教書這段時間是先生一生中較穩定的時期，一些著作也是在這段時間內寫成的。

50年代初，山東大學歷史系曾有過一個“八馬同槽”的興旺時代，陳同燮、黃雲眉、鄭鶴聲、張維華、王仲犖、趙儷生、童書業、楊向奎八位先生共同執教於山東大學。這不僅為山東大學在史學界贏得了一個重要位置，而且也為山大歷史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童書業恢復學術研究后，將研究方向又轉向古史、古籍的考辨。1961年開始作《中國美術史札記》。

1968年1月8日，童書業逝世。童書業先顧頡剛而去。童的遺稿《春秋左傳考證》和《春秋左傳札記》由其師顧頡剛訂正、作序並推薦出版。

顧頡剛先生曾這樣評價童書業：“丕繩（童書業）教授不僅學問精博，而且有驚人的記憶力和理解分析能力。重要的先秦古籍包括詰屈聱牙的《尚書》在內，都能背誦如流。這些古籍里的某個辭彙出現過幾次他不用查可以立刻告訴你。近人的學術著作他看過一遍就能歷舉其主要內容和論點……”童書業過目成誦的本領是眾所周知的，很多人曾對此作過測試，隨意的翻出《尚書》中的一頁，任意的讀一句，他馬上可以接著背誦下去。

在先生四十多歲時，對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國家的起源》都能大段大段的背誦，令人嘆為觀止。有次華崗校長為全校師生作社會發展史的報告，會後討論時，老師們對報告內容的細節發生爭論，意見相左，於是請童書業來評判。他就將華崗校長的報告完整的複述了下來。醫學院的師生要求補聽報告時，學校便請童書業代為傳達。據說傳達時不但一字不漏，而且華崗校長講到什麼地方咳一聲，他也跟著咳一聲，其記憶力之強健，真是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當時曾流傳著這樣幾句歌謠，可見一斑：“腰酸背斜肌膚瘦，長夜攻讀至白晝。問君何苦自折磨？矢志十年趕上童教授。”

童書業曾說過自己有一種三嚴精神。

一、嚴格對待承諾。決不輕易做出承諾，一旦許下諾言就務必兌現，決不允許有任何例外或個別情況發生；

二、嚴格的讀書計劃和遵守時間。當天的事當天做完，風雨無阻，日以繼夜，決不允許拖到第二天。童書業無論是上課或開會是絕對不會有遲到早退等事發生的。

三、童書業嚴格遵守上課時間，杜絕壓堂現象。童書業上課從不帶筆記講義等東西，都是徒手而來，即席發揮，但又邏輯縝密，有條不紊。更為奇特之處，每當他講完一個大段落，宣布這堂課結束時，下課的鐘聲也總是同時或在一兩分鐘內響起。其時間之準確，令人為之咋舌。

能夠做到這一點，一方面是因為童書業有驚人的記憶力，因此他對授課內容的把握駕輕就熟。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極其艱苦認真的備課。據韓連琪教授講，童書業在上課前數日不僅要寫出高水平的講稿，而且在臨近上課前的夜晚，還要像藝人演戲綵排一樣，對著鐘錶完全按講稿預講一次，以便準確掌握好講授進度、節奏及每節課所能定下的段限，避免前緊后松或前松后緊，以至壓堂等現象發生。由此可見，童書業的備課已到了嚴謹到不容一絲紕漏的地步。

眾所周知，童書業有過目成誦的天賦，但他從不以天賦自持，從不單純依賴記憶力。由於他對許多史料都能隨口道來，因此在寫作過程中他不查書，但在寫完之後，他總是對其引注等重新核對一遍，即使是他的論著修訂或再版時，他也總是重新核實校對一遍，以免謬種流傳，這種治學嚴謹、認真負責的態度貫穿了童書業的整個學術生涯。

童書業的治學範圍極廣，諸如中國史、古代地理、中國歷史分期、古代東方史、中國手工業商業史、先秦諸子思想、中國繪畫史、瓷器等方面都多有建樹。計由專著14部和論文129篇。這不僅反映了先生有著旺盛的學術生命力，更主要的是因為先生有著有異乎常人的洞察力。

1945年，在上海博物館工作的楊寬聘童為上海博物館歷史部主任。但博物館工作並不是童書業的長處，而就是在這段時間裡，童書業利用在博物館中常接觸古畫和瓷器的有利條件，對古代繪畫和瓷器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逐漸發現了繪畫史和瓷器史上一些模糊的地方，憑著他深厚的古文化功底，他進行了縝密的考證，將一些不正確的傳統說法改正過來，寫出了諸如《中國山水畫南北分宗說新考》、《沒骨花圖考》、《唐宋繪畫談叢》、《中國瓷器史論叢》等一些倍受專業人士讚譽的論著，成為學術界的美談。

童書業有著驚人的理解分析能力，他能在一些常人熟視無睹的細枝末節上發現問題，並迅速理出頭緒，得出自己的結論。關於這方面的才能，可以在一件小事上得到佐證。在抗戰期間，童書業的生活遇到很多困難，於是他在閑暇之餘研究物價，他發現物價波動主要受幾種主要貨物的影響，隨著這幾種貨物價格的升降而調整。於是他就畫了一個物價波動的曲線。當地商人聞知此事，就向先生請教何時何地該進何貨，先生一一指點，屢試不爽。由此可見先生的洞察和分析能力到了何等驚人的地步。

在學術上童書業有驚人的記憶力，但在現實生活中他卻常常記不住別人的姓名，忘記回家的路，童書業在青島期間，有時晚上會外出看戲，但卻經常辨不清路向。一次晚間從戲院出來迷了路，只得到附近派出所問路。派出所的民警不相信眼前這位不修邊幅的瘦弱者竟是山東大學的教授，於是打電話到山大值班室，最後還是學校派車將他接回。還有一天晚上，童書業闖進學生宿舍，指著自己說，“我叫童書業，是歷史系的副主任，要回家認不得路了，請誰送我回去？”最後由歷史系學生孫達人恭恭敬敬送他回府。

童書業在課堂上可以極其準確的掌握時間，但在其他場合下卻常常徹底忘記時間。曾有一件這樣的事，一次童書業在校圖書館看書時，完全忘了下班的時間，等他看完書時，已經過了下班時間一個多小時了。當人們發現圖書館書庫窗口有個瘦老頭大聲喊叫，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於是紛紛圍上前觀看打聽，一時鬧得沸沸揚揚。

關於童書業這樣的軼事，不勝枚舉。對於他的這些舉動，黃冕堂先生有過這樣的解釋：“人們認為這是由於神經質所至，雖也不無道理，但我個人認為更本質的原因還是由於童書業在學術上的超強度投入和格外專精，忘情了一切，因而再現了韓愈所形容的亡失迷茫神態。”此言誠非虛，對童書業來說，讀書寫作是他生命中極其重要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說就是他生命中的一切。他把自己的全副心力都已投注在學問上了，因此無暇顧及生活中的細枝末節也就不足為怪了。

晚年患有極嚴重的肺病，那個時候他的肺部已爛成了一個大窟窿，並且引發了嚴重的強迫官念症的舊疾。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童書業寫就了《春秋左傳考證》和《春秋左傳札記》，當後者寫竣時，離他逝世也只有幾個月的時間了。

20世紀30-40年代，傾慕顧頡剛及其“古史辨”理論和史學成就的童書業，將唯物史觀視為教條的“公式主義”，從樸素的“經濟史觀”出發，在《春秋史》一書中也提出了他對於中國古代社會的認識。他說：“中國真正的封建社會在時間上是限於周代”，“從西周到春秋前期，一般經濟情形大致是自給自足的”，“在自給自足的幼稚的農業經濟的條件之下所產生的是什麼樣的社會組織呢？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封建社會’。‘封建社會’這個名詞的正確的定義，就是名義上在一個王室的統治下，而實際上土地權和政治權卻被無限制的分割：每方土地上都有他的大大小小的主人，支配這一切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權利，形成一種地主與附屬土地的農奴對立的現象。由這定義看來，則中國從西周一直到春秋前期是‘封建社會’的全盛時期。”

1951年，童書業在《文史哲》第1卷第4期發表了《論“亞細亞生產方式》一文，這是新中國成立后重新探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第一篇文章，在20-30年代蘇聯、日本以及中國學者討論的基礎上，童書業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本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新的論證。

他同意郭沫若及蘇聯和日本一部分學者的“原始社會說”意見，但對郭沫若以《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宗長式”附會《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提出不同看法，認為郭老的結論雖正確，但所舉的證據還不足以證明亞細亞方式就是原始社會，童書業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原始社會認識的深化過程出發，根據《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具體論述，結合《資本論》第一卷，以及馬克思1868年致恩格斯的信和《剩餘價值學說史》的論述，斷定亞細亞方式是馬、恩在對歐洲原始社會還沒有了解時，依據亞洲的印度和俄國的農村公社的有關材料，而使用的“原始社會”的代名詞。

在這篇文章中，童書業引用馬克思《英國在印度的統治》的有關論述，將東方特別是亞洲國家的特徵，即灌溉農業、土地國有、專制制度，與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本義予以區別，從而否定了亞細亞方式是東方奴隸社會說的說法。

1956-1957年，童書業迎來了他的學術生涯的又一個高峰期。如果說，1956年以前，童書業的古史觀主要是受西方近代學者的歷史觀和蘇聯東方學者的學說的影響，那麼，之後的認識就發生了質的飛躍，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的歷史實際相結合，注重中國古代社會特點的研究，力圖解決古史分期問題。

1956-59年，童書業先後在《文史哲》和《歷史研究》發表了《〈古代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的補充》，《從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的規律說到西周春秋的宗法封建制度》，《與蘇聯專家烏·安·約瑟夫維奇商榷中國古史分期問題》，《論宗法制與封建制的關係》和《生產力與古史分期問題》5篇力作，系統地表達了他對西周曆經春秋戰國到秦漢中國古代社會發展演變的基本看法，深入地闡述了這一階段中國古代社會的特點，又結合中國及東方歷史的特點，從歷史理論的高度，對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在社會發展過程的具體反映，提出了頗具啟發性的意見，這既豐富和發展了“西周封建論”的學說，又在一定程度上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然而在“左傾”思想已逐漸抬頭的政治環境下，他的這些卓識卻被錯誤地當作“修正主義”思想而橫遭批判。面對政治批判，童書業一方面認真總結和反思自己的所謂“錯誤”，另一方面又不斷闡述對古史分期問題的意見以及理論方面新的思考，從而使他成為繼范文瀾之後，新中國“西周封建論”的又一傑出代表。

顧頡剛創立“古史辨派”后，經十年拓展，到30年代初，已處於一生聲望的巔峰，童書業便在這時成為他的愛徒。

童書業連中學也沒進過，卻酷愛文史。童書業沿著顧頡剛疑古辨偽的思路寫出《禮記考》和《虞書疏證》。童書業的《少康中興辨》成為顧頡剛、童書業合寫《夏史三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師徒二人密切的學術合作正式開始。

在顧頡剛學術組織活動最緊張的時刻，需要一個研究助手，顧頡剛選中了童書業。1935年6月，童書業應約抵達北平時，顧頡剛親赴車站迎接，並讓童書業擔任自己在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教授“春秋史”課的助教，薪金由顧頡剛自己支付，食宿也在顧頡剛的家裡。

童書業1949年任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后，一時研究碩果累累，引人注目，成為新史學界的新星。然而，在解放后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童書業九次自我批判都沒能通過，為求解脫他寫了《〈古史辨派〉的階級本質》，與老師顧頡剛劃清界限。

顧頡剛的另一高足楊向奎此時也發表文章對“古史辨派”的學術思想進行批判。童楊之舉對顧的傷害之深，難以估量。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顧頡剛的創傷就彌合了。1954年5月，顧頡剛的另一個學生王樹民來信，談到童楊文章，為他鳴不平。顧頡剛在複信時十分肯定地說：“此是渠等應付思想改造時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輩與《古史辨》之關係太深，故不得不作過情之打擊。”表現了為師者的大度、寬容和理解。

繼之，在對胡適的大規模批判運動中，童書業不得不再一次走上了對“古史辨”進行“過情之打擊”以實現自我超度的道路。但一系列的變故並沒有割斷他們的師生情。童書業恢復學術研究后，將研究方向又轉向古史、古籍的考辨。首先於1961年開始作《中國美術史札記》，到1965年動筆寫《春秋左傳考證》，1967年下半年寫出《春秋左傳札記》，這樣的著述一直到他逝世前的幾個月。這就揭出了這樣一個事實：儘管從1951年起童開始從精神上告別顧頡剛，告別“古史辨派”，甚至批判“古史辨派”，試圖進入主流史學中去，但自1961年寫《中國美術史札記》始，童終於又返回到顧頡剛這邊來了。這期間，顧頡剛、童書業之間的學術交往肯定不少，但惜無資料可供憑藉。但從僅存的《顧頡剛年譜》中的零星資料和一封珍貴書信中可以窺出顧頡剛、童書業之間學術上相依為命的殷殷情誼。

1963年末，顧頡剛病重手術前寫給童書業的信中說：“……承告五事，具見爬梳抉剔史料之功力，無任欽服。有您這般的功夫和識力，經與子打通，春秋史與戰國史打通，發見前人所想象不到的問題。真是出人意外，入人意中。將來您的《春秋左傳考正》成書，將發出永久的光輝。……（我）四十年來，能安定治學者殆無幾時。倘使病不能愈，真當銜恨入地。平生積稿，只有賴諸位至交為作整理。您為最知我者，所負之責任亦最重也。”顧頡剛手術前的這封信，實帶有臨終遺言之性質，許童書業“為最知我者”，可以說以前一切不愉快至此已經一掃而空。

沒想到，童書業竟先顧頡剛而去了。童書業的遺稿《春秋左傳考證》和《春秋左傳札記》竟是由其恩師訂正、作序並推薦出版的。

《童書業中國疆域地理講義》是已故山東大學教授童書業20世紀30年代在光華大學的授課講義。《童書業中國疆域地理講義》共分“歷代疆域沿革”、“歷代地方行政區劃”、“四裔民族”三部分，概述其古今演進、沿革。《童書業中國疆域地理講義》的篇幅不長，但綱舉目張，脈絡清晰，獨到見解隨處可見。文中大量引用史料，處處用史實支持觀點，充分體現老一輩史學家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紮實的史學功底，代表了作者的學術水平，具有保留價值。在每一章之後都列有參考書目，指示入門路徑，初學者閱讀，可收登堂入室之效果。

他沿著顧疑古辨偽的思路寫出《禮記考》和《虞書疏證》。他的《少康中興辨》成為顧童合寫《夏史三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春秋史講義》（與顧頡剛合著）

《春秋左傳研究》

《中國手工業商業發展史》

《先秦七子研究》

《古代東方史綱要》

《古巴比倫社會制度試探》

《唐宋繪畫談叢書》

《中國古代地理考證論文集》

《中國山水畫南北分宗說辨偽》

《中國繪畫史》

《康熙御窯作者考》

《中國疆域沿革史略》

《先秦七子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