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華

1902年12月17日，出生於當地一個貧寒的小農家庭。曾祖父原本姓董，為其姨母張家抱養，所以就姓了張。在宗法社會裡，抱養的孩子被稱作養子或義子，社會地位很低，如同秦漢時的“贅婿”。後來總算分給了些田宅，但又少又壞。曾祖父雖然不識字，但很有志氣，立志要帶出一個好人家。除了省吃儉用、勤勞操作而外，還供給自己的兒孫讀書。祖父讀書無成，長大后一直在家鄉務農。叔祖父讀書尚有成就，成了一個鄉里的教書先生，但考了無數次，連起碼的功名“秀才”也未考取。伯父頗有毅力，考取了已酉科（1909年）的拔貢。

五六歲時就讀書識字，先讀私塾，清季開始辦學堂，又到學堂去讀書。當時張維華家十幾口人，平均不到一畝地，本沒有供他讀書的能力。只因祖父心胸很大，以家中書香中絕為恥，非叫其讀書不可。為了能省點讀書的費用，就把張維華送到距家八里路的一個教會小學去讀書。兩年後畢業，張維華又投考了濰縣東關外外國教會辦的廣文中學。張維華在二三百人中考了個第二名，祖父很以為光榮。當時我祖父種菜園，父親販糧食，東湊西湊，勉強供我上學。在假期回家的時候，張維華就干一般農家子弟所乾的活：割草、放牛、撿糞、拾柴以及鋤地、割莊稼、耕地等輕重農活都干過，有時過著很熬煎的日子。這些事影響了張維華以後吃苦耐勞的精神。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關進了所謂“牛棚”，在農場幹活，各種農活我都能幹，其他人頗為詫異。

中學畢業后，考上了濟南的齊魯大學。上大學費用更高，張維華家更是拿不起，第一年就把家裡的麥子全賣了，當了學費。張維華有一個姓李的小學老師，他以後學了醫，當了大夫，憐憫我，一年幫我二三十元。學校雖然給點微薄的資助，生活還是很困頓。在上課之餘，我就幫著外國人學漢語，抄寫稿件，翻譯書稿，每月可掙得十幾元。自己平時儘可能地節衣縮食，這樣一年一年地混。有一次生了病，竟然連幾角錢的藥費都拿不出，還要去求親告友。

張維華堅持讀完了5年大學，1928年夏畢業於齊魯大學歷史政治系，隨後到濟南濟美中學任教。那時謀職不易，張維華乾的很賣力，教課效果甚好，頗受學生歡迎。一年後，齊魯大學又聘我回校當助教。兩年後，即1931年，我又到燕京大學讀研究院。當時的燕京大學研究院集中了許多名流，例如陳垣是輔仁大學校長、兼任燕大國學研究所所長，顧頡剛先生和洪業先生都執教於此。我選修他們的課，頗得益於他們治學問的方法。這促使張維華下決心走上了研究史學的路子。北京圖書館和燕大圖書館藏書甚豐，這是個極有利的條件。我那時已是過30歲的人了，不免有為時過晚之嘆，但我還是抓緊時機，刻苦攻讀。兩年後，張維華髮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學術論文，題為《明正德間葡萄牙使里來華考》，竟然受到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的重視，並撰文予以介紹。這更加堅定了我作史學研究的決心。

1933年研究院畢業，張維華完成了碩士論文《明史佛郎機呂宋和蘭意大里亞傳註釋》，頗受洪業先生賞識，翌年即由哈佛燕京學社出版。這本書共有17萬字，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時，將書名改為《明史歐洲四國傳註釋》。在過去的正史中，雖大都有外國傳，但從來沒有歐洲國家的傳。《明史》中出現幾個歐洲國家的傳，顯然是中國直接與西方國家發生聯繫的反映，表明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進入了一個重要時期。於是，張維華便參照中外文有關典籍，仿照裴松之注《三國志》的體例，著手為《明史》中歐洲四國傳作註釋。在註釋過程中，我採用溯源、輯補、比勘三種方法。

1933年研究院畢業后，張維華仍回濟南齊魯大學任教。當時教師少，全系只五六個人，我教的課也比較多，中國史、世界史都要講。在教課之餘，儘可能地搞點研究。我在讀《日知錄》時，看到顧炎武有關齊長城的記載，頗受啟發。我翻閱了大量方誌，並參考其他支書，寫成了《齊長城考》一文，受到顧頡剛的好評。接著我又陸續寫成了《魏長城》、《趙長城》、《燕長城》、《秦昭王時之長城》、《秦統一后之長城》、《楚方城》和《漢邊塞》等論文。後來結集成冊，由中華書局出版。在這本書中，我不僅使用了大量的文獻材料，而且有些資料來自實地考察所得。我曾到過河套的五原、臨河兩縣，察看了趙長城的終點高闕，還在張家口一帶考察過明代的邊牆。這種實地考察對我寫好這本書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張維華應顧頡剛之邀，到北京禹貢學會工作，編輯《禹貢半月刊》。顧先生還給了我一個主任的名義，叫我負責對內、時外的事。我利用工作之便，多次到外地考察。例如，我曾到地廣人稀的河套，深感這是一塊急待開發的好地方。自清季以來，不少人注意及此，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王同春。他曾集中許多人在此興修水利，使當地面貌大有改觀。我訪問了其家庭，回京后寫了《王同春訪問記》一文，刊於《禹貢》，並編輯了《河套水利調查專號》。這種調查既開闊了眼界，可以發現與國計民生有關的重大課題，也可以印證書本上的一些記載。這使我感到，古人提倡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確是作學問的真諦。

1937年蘆溝橋事變發生，京津騷亂。張維華離開北京，到開封河南大學任教。當時肖一山任河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張維華與他來往較多。張維華一邊教書，一邊在他創辦的“經世學社”主編《經世》雜誌。不久，開封的形勢也緊張起來，張維華便隨河南大學遷往雞公山，繼而又遷至武漢，旋即解散。張維華和幾位同仁一起到了重慶，一時找不到適宜的工作，竟過了一段流浪生活。

1938年秋，張維華和徐炳旭一起到昆明，在當時已遷至昆明的北平研究院作研究工作。

1939年秋，張維華又回到當時已遷至成都的齊魯大學任教。當時遷至成都的大學很多，僅華西壩就有華西、燕京、金陵女大和齊魯四所教會學校。除授課之外，張維華和顧頡剛先生還一起主持了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工作，一時集中了國內20餘位著名學者，像楊向奎、胡厚宣等都曾參與其事。我們還招了動余名研究生，並制訂了一套整理二十四史的計劃。研究所的工作在國內外都產生了頗大的影響，差不多成了西南的一個學術中心。研究所編輯出版了《責善半月刊》和《中國文化研究彙刊》，成了大家發表研究成果的重要園地。

張維華在成都齊魯大學史社系連續工作了5年，先任副教授，後任教授，還曾擔任過系主任。張維華先後開設了秦漢史、中國通史、中西交通史等課程。在研究方面，我主要集中在秦漢和明清時期的中西交通。關於秦漢時期，我先後撰成了《西域都護通考》、《漢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等論文。這些論文後來大都收在《漢史論集》中，由齊魯書社出版。

在明清時期的中西交通方面，除撰有數篇論文外，這時張維華還寫成了《明清之際歐人東渡及西學東漸史》一稿。當時曾石印數十本，以作為學生的教材。文化大革命后，齊魯書社願意為我出版這本書。研究生晁中辰整理，並由他補寫了清前期中西交通一章，易名為《明清之際中西關係簡史》，由齊魯書社出版。這本書共分上、中、下三編。上編寫交通，敘述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與中國的早期交往；中編寫宗教，敘述天主教（尤其是耶穌會士）在中國的傳教經過；下編寫文化，敘述西方文化傳入我國的過程及其影響。其中，下編是全書的重心。

明清之際的中西文化交流不僅在中國歷史上，而且在世界史上都是一個重大事件。但是，殖民主義和宗教因素摻雜其間，對其性質和作用難於辨識和判定，為此歷來多有爭議。尤其是在“左”的思想占統治地位時期，這個領域更成了禁區。但歷史工作者應正視現實，應該對這段歷史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明清之際中西文化直接接觸並相互激蕩，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這既是東西方兩大文明體系的直接接觸，又是歷史發展階段不同的兩種社會制度的初次交鋒。它帶來了生機，也蘊藏著危機。從主觀上來看，耶穌會士來華的目的就是為了傳播天主教教義，從精神上奴化中華民族。我長期在教會學校讀書，並一度信奉耶穌會。他們的足跡遍及我國各地，從京師直至窮鄉僻壤，建教堂、學校以及醫院，幫助進行宗教活動。這種宗教活動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各階層，有的耶穌會士還從事搜集中國情報的活動。傳教士的活動引起了中國士大夫的注視和強烈反對，乃至制裁。清康熙年間的教儀之爭及此後的禁教，就集中反映了中國士大夫與傳教士之間的激烈鬥爭。但從客觀上來看，除消極因素以外，還存在著一些積極因素。耶穌會士將西方文化介紹到中國，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如西方的天文學、數學、物理學、醫學、地理學以及機械製造等知識，對仍然沉溺於四書五經的中國士大夫來說，無疑是一股清風。它開闊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眼界，豐富了中國文化的內容。同時，以耶穌會士為中介，中國的學術文化也陸續傳入歐洲，對西方社會也產生了積極作用。我在“出版新序”中特別提到，人類文化的交流，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要過程，也是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從分裂走向和睦團結、和平共處的一個必要途徑。我寫這部稿子，特別注意中西文化交流的關係，其原因就在於此。從中國自身的歷史看，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經過幾千年時間，各個民族的文化無日不起著相互融合的作用。兄弟民族之間的文化有了很大的變化，彼此間的隔閡消除了很多，已經成了親密無間的民族大家庭了。我覺得，人類社會雖然四分五裂，但從未來的遠景看，也會同中國一樣，走向和平共處的道路。

1944年，張維華離開成都，到白沙國立女子師範學院任教。這個學校建在荒山野坡里，不具備什麼工作條件，幾乎停止了研究工作。抗日戰爭勝利后，學校於1946年夏遷至重慶。在那裡工作了兩年，時局混亂，也無法進行研究工作。

1948年，我離開重慶，又回到當時已遷至杭州雲棲寺的齊魯大學。在教學之外，做些訂正舊稿的工作。翌年全國解放，我隨校返回濟南，除教課外，還擔任文學院院長兼歷史系主任。

1952年齊魯大學解散，張維華被分配到青島山東大學工作。在此後的30餘年間，不論山東大學由青島還濟南，由濟南遷曲阜，由曲阜再遷回濟南，張維華一直是山東大學的一名教師。這30多年形勢變化很大，無論教學或研究，都需要改用新的方法，需要以馬列主義來指導，我是一時跟不上的。在這期間，編過講義，也寫過文章，大都屬於通史和制度方面，初學塗鴉，說不上研究。

總的說來，張維華的學術研究道路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一是解放以前，那是走的老路子，確實費了不少力，也寫了一些東西；一是解放以後，自己雖然沒有學會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的路子，但自己的眼光比以前開拓了，接受了些新事物和新的治學方法，雖然沒有取得什麼成績，而對自己是很有好處的。同時我也感到，舊日所學也不是完全無用。沒有這樣一點舊日的基礎，用新方法從事研究也是有困難的。

1973年退休，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不久，學校又讓張維華復職，主要從事培養研究生的工作。張維華培養研究生的原則是八個字：一是人品，二是學問。從通常情況來說，人家來當研究生主要是學知識的，怎麼把人品擺在了第一位呢？我對他們說，一個品行不端的人也做不出好學問來。人品和學問，二者之間似乎沒有什麼必然聯繫，實際上關係很密切。比如，一個人平時幹什麼事都總想投機取巧，讓他去做學問，他也決不肯下苦功夫。無論在哪個領域做學問，如不下苦功夫，總想投機取巧，是絕對做不出好學問來的。另外，研究生畢業后不少人要去當教師。一個合格的大學教師不只是要向學生傳授知識，而且要以自己的人品去影響學生。這種影響似乎看不見，摸不著，但實際上就是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個優秀大學教師這種人格力量的影響，對決定學生一生的道路比知識傳授還要重要。學生畢業后如何立身處世，往往就以自己心目中的優秀教師為楷模。如果我們的教師在品格方面都能為學生樹立起這樣的榜樣，就能使我們的教育獲得巨大的成功。正是出自這種考慮，我對研究生的要求是以嚴格出名的。不僅在品格方面，在成績方面也是如此，我幾乎沒給他們打過“優”，“良”也不易得。一概都打“優”，實際上是不負責任的表現。我雖然對他們要求嚴，但我們師生間的感情都很深。他們也都清楚，要求嚴有利於他們的進步。

實行改革開放以後，各方面發展都很快，中國社會進入了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張維華1957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對待也得到完全改正，除了帶研究生以外，還整理了一些舊稿，張維華的一些想法也陸續寫成文章發表，張維華以活到老、學到老自勉。

1.《明史歐洲四國傳註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原名《明史佛郎機呂宋和蘭意大里亞傳註釋》，哈佛燕京學社1934年出版）。

2.《明代海外貿易簡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3.《論漢武帝》，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4.《中國長城建置考》，中華書局裡1979年版。

5.《漢史論集》，齊魯書社1980年版。

6.《明清之際中西關係簡史》，齊魯書社1987年版。

7.《晚學齋論文集》，齊魯書社1987年版。

8.《中國古代對外關係史》（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9.《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主編），齊魯書社1985年版。

“第一是人品，第二是學問”

張維華雖出生在一個貧寒的農民家庭，但父輩一心想讓他成為有知識的讀書人。從教會學校畢業后，他考上了齊魯大學。為了完成學業，除了平時儘可能節衣縮食外，還課餘輔導外國人學漢語、抄寫稿件和翻譯書稿。1931年張維華到燕京大學研究院深造，顧頡剛、陳垣、洪業等名流都執教於此，這促使他走上了研究史學之路，畢業后他回齊魯大學任教，先後任講師、教授、文學院院長兼歷史系主任。1952年齊魯大學解散，他來到青島山東大學歷史系任教，一直到逝世。

據晁中辰教授回憶，隨張維華先生受業的這段經歷，印象最突出的是他經常說的一句話：第一是人品，第二是學問。

張先生對學生要求嚴格，特彆強調人品的重要。他常說：“一個品行不端的人，是搞不好學問的。”並且解釋道：比如，一個人平時不論幹什麼事總想投機取巧，讓他去做學問，他也決不肯下苦功夫，是絕對做不出有價值的學問來的。這種人只能幹點浮光掠影的工作。做學問是種艱苦的事業，應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貧。他還經常以他的老師顧頡剛、陳垣、洪業等學者為例介紹他們做學問的舊事，他們的成就都是老老實實用自己的心血換來的。這番教導足見張先生的良苦用心。

在張知寒教授剛上大學的第一個寒假，張先生就建議他讀讀《文史通義》的史德篇，第二學期開學后，他把“史德篇”背誦給張老聽。當他講到“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時，張維華先生說：“學史就要先學好這個史德篇，培養自己的誠信品德和求實求真的精神，才能不被唾棄。”

凡是和張先生共過事的老師都知道，張先生是個有氣節的人，敢說真話，從不阿順苟合，為此曾蒙受不白之冤。但當他平反后，在給學生陳學文教授（現任職於浙江社會科學院）的一封信中說：“過去的事不必提了，留下的時光已不多，我要做的事還很多，必須奮起直追！”絲毫沒有一點埋怨的情緒。儘管這時他已到老年，但彷彿又煥發了青春。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十年間，是張先生出成果最多的時期。1987年他逝世前夕，齊魯書社為他出版了一本論文集，主要收集他文革后十年的論文。張先生將其命名為《晚學齋論文齋》，顯示了他活到老、學到老、研究到老的心境，令人感動。

做學問，一是求通，二是求實

張先生在做學問方面有兩大特點：一是求通，二是求實。所謂求通，即一個歷史工作者不能僅僅局限於某一階段的知識，而要從根本上去認識和把握整個中國歷史的發展規律，這樣才能在對具體問題的論述上高屋建瓴，立論得當。同時，也不能只局限於中國歷史，也要懂得世界歷史，把中國歷史當成世界歷史的一部分去看待，這樣才能具有所謂世界眼光。他常說：沒有淵博的歷史知識，要達到精深的地步是不可能的。對其所學專業來說，不但要精通，凡與本專業有關的知識也都應該通曉。他常舉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篇》中的一句話：“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來勉勵學生。張維華先生不僅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他不僅精於秦漢史和明清史，而且在魏晉隋唐和宋元史方面，也都有深入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大都收入《漢史論集》和《晚學齋論文集》中。在授課方面，他不僅向學生講授中國史，也講授世界史。正因如此，他研究起中西交通史來就顯得特別得心就手。這也是他在史學領域獲得崇高聲譽的重要原因。

關於求實，張先生曾以此為題開了個專題講座，他之所以特彆強調這個問題，當時是出於對“四人幫”搞影射史學的深惡痛絕。他寫了不少考據文章甚至專著，都是為了澄清一些重大史實問題。而他的《明清之際中西關係簡史》一書，則是從理論上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歐人東來及西學東漸的歷史功過，這是當時極左思潮下的一個禁區，他這樣寫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安作璋教授（山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回憶道：有一次，張先生在講課中，忽然向他提出一個問題：“實事求是”這句話最早出現哪裡？他說大概在《漢書﹒景十三王河間獻王劉德傳》，於是張先生借題發揮，講了一番道理。他說：研究歷史，貴在真實，如果失去了真實，也就失去了研究歷史的價值。因此，求實不僅是歷史學的生命，而且也是歷史學家所必須具備的品德。這番話成了安作璋教授做學問和做人的終生努力的目標。

張先生治學很虛心，他教導學生不要完全拘泥於他所講授的內容，包括他的著作，還要多讀一些當代著名學者寫的書和文章。不但要了解和掌握其主要內容，更重要的是了解和掌握他們各自的治學道路、思想和方法。博採眾家之長，再加以融會貫通，變成自己的東西，這是學習和研究歷史的最佳途徑，也是練習寫作的一個最好門徑。

張先生原來受乾嘉學派的影響較深，治學長期走的是實證主義的路子。然而解放后，卻能一改以往傳統的治學思想和方法，欣然接受並通過刻苦努力的自學和運用馬克思主義。作為從舊社會過來的老一代學者來說，是很不容易的。這是一種歷史責任感，對歷史負責，對學生負責，也對自己負責。張先生在50年代的一些論著和以前有明顯不同，如《論漢武帝》，《明代海外貿易簡論》以及《試論兩宋封建地主經濟的幾點徵象並提出幾個相關的問題》等學術論著，就是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研究歷史的結果。

張先生一向很重視教學，80年代初他給研究生和中青年教師講中西交通史時，已經患有哮喘病，他就講一段，向口中噴一下平喘葯，即使這樣，他仍是提前寫好講授提綱，抖擻精神，堅持講完。他說：“不要小看教學，你在台上講，台下有許多學生看著你，一舉一動都會給他們留下印象。每節課都要認真地講，這是當教師的本份。”張知寒教授曾清楚地記得：“張老講課，一直是那樣從容不迫，娓娓而道，引人入勝。先生講話，極富有感情，如氤氳和氣，如清泉流水，洋溢貫徹於講授的內容裡面，從而產生了一種引力，聽講者，猶如沐浴於春風化雨之中。”

“你活著就是貢獻”

張維華先生由於年老多病，後來經常住院。起初他都住在原山東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的保健病房，這裡的條件比較好，花費自然也比較高。張先生總嫌花錢多，常對家人和陪床的學生說，花的都是國家的錢，實在心疼。因此，他不斷地催促家裡人為他換個醫院。當學校和歷史系的領導來看他、要他安心養病時，張先生就說，自己年紀這麼大了，沒有用了，花費國家那麼多錢不值得了。當時的歷史系主任葛懋春先生就對他說：“你活著就是貢獻。”這幾乎成了一句名言，歷史系師生幾乎無人不知。

事實也果真如此，當時，《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一書正在編輯，張維華先生是主編。一位編者對一段檔案材料的意思把握不準，向別的老師詢問，卻始終定不下來，後來去醫院問張先生。張先生看了以後，三兩句話就解決了問題，其他的老師都很信服。後來張先生又一次住院，由於他一再堅持，就改住在附近的一所普通醫院。

張先生以自己的言傳身教和高風亮節影響學生。在他逝世后，他的學生們寫了一副輓聯：“百萬言鴻篇巨製，上溯秦漢，下建明清，學貫中西，一代士林共仰泰斗；六十載春風化雨，前紹孔孟，后宗馬列，門盈桃李，五世傳人痛悼良師。”充分表達了受他熏陶的後輩人對他的深切懷念和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