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儷生

趙儷生1934年入清華大學外語系就讀，積極參加一二·九運動，1935年加入左翼作家聯盟，為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隊員。1937年參加山西新軍任營指導員。趙儷生早年從事蘇聯文學翻譯和革命文學創作，以馮夷等筆名發表過不少譯作、劇本和小說。論文《清初山陝學者交遊事迹考》，博得胡適的讚譽。1947年應聘為河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1949年10月，在《新建設》上發表《論中國新史學的建設問題》，提出馬列主義原理與中國具體史料的結合，是中國新史學建設的必由之路。

從1953年起，趙儷生與夫人高昭一聯袂從事中國農民戰爭史的研究，次年就出版了新中國第一部研究農民戰爭史的專著。以後又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是農民戰爭史研究的開拓者。從探索亞細亞生產方式在中國歷史上的表現入手，趙儷生對中國土地制度史進行了全面獨到的研究，發表了一系列有影響的論文，出版了研究專著：《中國土地制度史》，自成一家。

1991年離休。2007年11月27日10時20分在蘭州逝世，享年91歲。

趙儷生晚年專攻先秦文化，探討中國文化的源頭，在個案研究（如顧炎武研究）和理論認識方面都堪稱典範，在史學界頗有影響。2002年出版《趙儷生文集》（六卷本），並榮獲2004年

甘肅省優秀圖書獎、“五個一工程”一本好書獎，2006年榮獲第四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歷史學一等獎。趙儷生以理論思維見長，論著選題先進，富於現實性，見解獨到，文采飛揚。他主張思辨與考據結合，以思辨帶動考據；主張學者應有較為寬廣的知識面，成為綜合性、貫通性的學者，在較寬廣的領域內進行多方面的研究。

趙儷生教授執教半個多世紀，開設過中國古代中世紀史、中國農民戰爭史、明清思想史、史學概論等許多課程，重視教學與科研相長，重視對中青年教師的培養提攜，引導他們從教學的需要進行科研。1996年，歷史文化學院在校友的支持下，設立“趙儷生獎學金”。

建國之後

北京解放后，趙儷生被調到北京中國科學院編譯局。在編譯局他看不慣一些人的做法，給人

民日報社寫了信，結果被另眼相看，最後只好辭職。當時中科院編譯局要求他在五天內全家搬走。萬般無奈中他向艾思奇求助，在艾思奇的介紹下，1950年秋到長春，在東北師範任教授。同年冬又到青島山東大學任教。 1957年夏，趙儷生奉命到蘭州大學任教。1958年被劃為右派，被剝奪了教課、發表文章等權利。很快，蘭大文科下馬，趙儷生被併入西北師範學院歷史系，到山丹縣農場接受“改造”。趙儷生的處境非常困難，不僅經常挨罵、挨打、罰跪，甚至有時三天不準吃飯。當他收到蘭大江隆基校長讓人發給他的電報，回到家中時，已經瘦得皮包骨了。如果不是那份電報，他有可能埋骨戈壁，見此情景，一家人抱頭痛哭。

趙儷生被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后，擔負起中國通史的講授。儘管講課任務非常重，但趙儷生卻絲毫沒有懈怠。數千年的歷史，彷彿活了一樣，詼諧風趣，神采飛揚，妙語連珠。蘭大的江隆基校長曾經說：“趙儷生講課的水平最高。”聽趙儷生課的人非常多，那時他們在前面坐，學生的後面則是老師們。文革中趙儷生再次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趙儷生才再次回到蘭州大學的講堂。

求學歷程

趙儷生原名趙生生(讀“莘”，《詩·大雅·桑柔》有“甡甡其鹿”之句)，字儷生，以字

行。1917年(民國六年)農曆四月廿五日出生於山東省安邱縣景芝鎮東村。母親郭氏，諸城人。這一帶是蘇東坡所說的“桑麻之野”。趙儷生十歲以前對“山”的認識是概念化的。趙儷生祖父和外祖父都是舉人。祖父在光緒朝做內閣中書，遺下一大堆日記，記載與端午橋(方)、王廉生(懿榮)、吳清卿(大澄)等收購青銅器、金石、字畫的過程，除記價款外，還偶爾拓下銘文，有鳥形、人形以及兩隻獸眼，在趙儷生幼小頭腦中留下對文物的濃厚興趣。父親是位破落詩人，不務家人生產，酷愛填詞，不推崇蘇、辛，獨奉周美成(邦彥)為正宗。曾有《秋籟集》詩詞四卷，未刊，稿已佚。趙儷生十歲在景芝鎮小學畢業，家中無以維持生活，由母親帶領三個姐姐和趙儷生到青島去謀生。住在西鎮的貧民窟里，冬季手足成瘡。姐姐在日商茂昌雞蛋公司做工，把卵黃、卵白分開，冷凍出口。後來長姐因營養不良而死，另兩個姐姐在英商英美煙草公司做工，裝金鼠、炮台之類的小包和大包，達六七年之久。為了年終獎金，發高燒都不請假。趙儷生在三個工人的工資養育下，得在膠濟鐵路中學上了六年學。初中時，熱心新文藝，終日讀魯迅的《吶喊》、《彷徨》，周作人的《雨天的書》、《自己的園地》、《澤瀉集》以及《愛的教育》、《文章作法》等書，致數學常不及格；高中發奮理工，大代數、解析幾何經常考一百。跟同學們組織了個文藝社，叫《浪花》，後來又出一副刊《浮世繪》，趙儷生在上面發表白話詩、散文、短篇小說和譯品，當時已經開始使用筆名“馮夷”。

趙儷生考大學。先考稅務專門學校，理由很簡單：兩年畢業，月薪二百兩銀子。卻不知道，考取的都有宋子文、孔祥熙的介紹信。趙儷生初試就刷掉了。再報北大、清華。考中后在北大上了一星期，又艷羨清華的洋樓和優美的校園，從北大退學，重到清華報到，是第十級。學號：2293。兩校都是外語系。

趙儷生上了大學以後，經常聽中文系、哲學系、心理系、社會系的課。聞一多的四門課(《詩經》、《楚辭》、《唐詩》、《古代神話》)趙儷生全聽了，聞先生給一題目《上古帝王感生傳說的分析》，是趙儷生生平第一篇(未發表的)考據論文。從此，趙儷生就把趙儷生自己向“綜合修養”或者叫“雜家”的路子上帶，並且終生對此毫無悔意。

趙儷生在大學只上了三年，並未畢業。緣故是第一，體育都不及格，馬約翰老師最討厭趙儷生，因為趙儷生連個最簡單的跟頭都翻不過；第二，軍訓都不及格，而且還假造理由避開了以何基澧為訓練長的在西苑的集訓。不爭取畢業的又一個緣故。

“一二·九”的五次遊行，趙儷生全參加了，而且掌過門旗；趙儷生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和“民族解放先鋒隊”，還當過清華文學會的主席，編過《清華周刊》和《副刊》。由於活動多，上課就少。法語女老師用英語對趙儷生說，“趙儷生當你死了呢，你還活著來上課呀！”趙儷生一氣到“註冊課”把法語drop了。

趙儷生功課成績雖壞，但學的東西不少，大部分是自學的。家庭貧窮，只好靠稿費維持，於是拚命譯東西。畢樹棠給趙儷生從圖書館西文部優先借到雜誌的方便，趙儷生從《莫斯科新聞報》、《國際文學》、美國《新群眾》以及《倫敦水星》、《讀者文摘》上翻譯一些文章，投寄《大公報》、《益世報》、《時事類編》上發表，有時一篇長文可以拿到近百元大洋，足夠半年的伙食錢。趙儷生也學習做“索引”(又名“引得”)，1935、1936兩年西洋雜誌論文摘要，博得張申府老師對趙儷生的讚賞。蘆溝橋事件爆發前後，趙儷生用一個暑假的功夫，一口氣譯完一部20萬字的蘇聯小說《孤獨》，將譯稿掛號寄沈雁冰先生，就到太原參加抗戰去了。

初識史學

在山西，趙儷生呆了約兩年半。開始在太原國民師範接受犧盟會的軍政訓練，後來分配到離石，在第二戰區戰地總動員會工作。不久，日軍進逼，就在離石、磧口、軍渡三角地帶打游擊，曾寫過一篇報告文學《在王老婆山上》，刊在胡風主編的《七月》。後來渡河，從陝北輾轉到晉南，在夏縣人民武裝自衛隊當連指導員，後來部隊改編為第二戰區政治保衛隊，趙儷生任營教導員。這幾年的實際鍛煉，對趙儷生也有極大的好處。晉東南、東北、西北、西南四塊地區，全用腳掌走到了，對民間疾苦和山川風物有了感性認識。之後，在日軍投降前後，趙儷生有八年時光，在陝西關中地區當中學教員。趙儷生在中條山患了惡性瘧疾，被送到西安廣仁醫院救治，恰逢山西新、舊軍衝突，很不容易找到原部隊了。趙儷生教的學校，計有乾州中學、西安高中、扶輪中學和雍興工業職業學校。所教課門是英文，也兼教國文和歷史。這八年中，所教課程繁重，生活艱苦，待遇菲薄；但生活安定了，可以用點功。於是趙儷生抽教課之暇，進行史學的學習和鍛煉。趙儷生試寫了一篇《清初山、陝學者交遊事迹考》，1946年在《大公報·文史周刊》上刊出，這是趙儷生的第一篇發表的論文。蒙胡適之先生來信鼓勵。繼之，趙儷生又寫了《王山史年譜》和《張蒿庵年譜》(兩稿均未問世)。當時，趙儷生泛覽關中之書，逐漸覽及中州之書。這兩個地區的學者，以理學名儒居多，也偶有考據詞章之士，所以趙儷生開始是從“思想史”進入史學陣地的。30歲，趙儷生在傅孟真先生向姚從吾推薦下，到河南大學當副教授，教的就是“明清思想史”。嵇文甫先生在這一方面給了趙儷生很大很多的鼓勵。葉聖陶先生也不斷為趙儷生介紹文章在上海的刊物上刊出。

開封解放后，趙儷生來到華北，在正定的華北大學第四部(研究部)當研究員。趙儷生最尊敬艾思奇、何干之二，每逢有所寫作(如《北魏史》的研究論文)，必捧呈請教，他二位也都給予指點，

特別在理論辨析上，給趙儷生的教誨最多。從這時起，趙儷生才慢慢懂得了拿“史”和“論”相結合，二者中不可有一偏廢。濟南解放后，趙儷生被派去工作，工作之暇，趙儷生又去向原山東圖書館館長王獻唐先生殷勤請教。清朝乾、嘉之學的成果，趙儷生就是在王先生的多次言談中領會了的，而且單純領會不成，還要自己一一複查，把某版本、某箋注、某字句、某器銘款識，一一親自核實。這一階段，趙儷生對郭老《兩周金文辭大系》一書用功甚勤，以《積古齋》、《奇觚室》、《攈古錄》、《愙齋》諸器銘款志的詮釋為輔佐，一器一器核讀下去，收益匪淺。同時也泛覽了章太炎、劉申叔二家之作，受到啟發極大。

在開封住了一年，趙儷生感到自己的“宋學”(理學)水平有所提高；在正定住了半年，趙儷生感到自己的馬列理論水平有所提高；在濟南住了一年，趙儷生感到自己的“漢學”(文獻、考據)水平有所提高。

在1949年前趙儷生是典型的左派學者。他不僅全程參加了“一二九運動”，參加了中共領導的山西新軍並曾任營指導員之職，而且後來“卸甲讀書”后也仍然以左派思想、尤其是馬克思主義作為治學所依的主要思想資源。先生自謂“平生不喜餖飣之學”，重視宏觀研究和理論分析。在1949年前後形成的馬克思主義新史學體系中，趙儷生實屬於貢獻最大者之一。向達先生曾不無諷刺地稱當時的新史學為“五朵金花”，即主要討論古史分期、農民戰爭、土地制度、民族關係與民族融合、資本主義萌芽這五大問題。而趙先生對其中三朵“金花”都有很大貢獻：對農民戰爭史他有公認的篳路藍縷之功，土地制度史他建立了自己的研究體系，第三朵即“古史分期”和社會性質討論他也是其中“魏晉封建論”一派的重要學者之一。但是趙儷生出名的並不在於對“魏晉封建”的具體論證，而在於他對此說的理論基礎，即馬克思關於“古代東方”和“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思想所做的闡釋和發揮。

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

無私有、卻有‘專制’和奴隸狀態”的“亞細亞國家”理論在中國，民國年間的社會史論戰中“亞細亞方式”說就被判定為“托派理論”，1949年後很多人也為此遭厄運。加上與認同歐洲的俄國人不同，身處東方和亞洲的國人對貶義濃厚的“亞細亞方式”理論還容易產生另一層反感情緒：這個理論除了“托派異端”，似乎還有“殖民主義的西方偏見”之嫌（儘管在馬克思那裡“亞細亞”是個普遍性概念，並無專指亞洲之意）。於是在中國，“亞細亞方式”理論更是長期成為學術禁區，直到1990年後還發生過一場對它的“大批判”。

趙儷生是“亞細亞方式”之說在中國的熱情弘揚者，這成為他被打成右派的一個潛在因

素趙儷生在1949年後的幾次討論中他都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最熱情的弘揚者，這篇關於“亞細亞方式”最詳盡的敘述是馬克思1857-1858年手稿中的一節，而日知譯本是流傳很少的非正式譯本。後來該手稿有劉瀟然譯本和中央編譯局的《全集》第46卷本，但在1978年，這兩個版本都尚未問世。趙後來被打成“右派”雖另有直接原因，但從當年批判“大右派趙儷生”的文字中可見，他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具有“不合時宜”的異端色彩，也是一個潛在因素。而當時的“古史分期”討論中，趙先生他們主張的“魏晉封建說”之所以一直不是主流並屢被壓制，也並非因為此說在實證上不如正統的“戰國封建論”，而是由於此說在“古史分期”諸說中受“亞細亞方式”理論影響最大，言必稱“共同體”，不如把“土地私有自由買賣”當作頭號“封建”標誌的郭沫若一派更合乎“時宜”罷了。

作為一種價值取向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作為一種批判專制、傾向自由民主的思想資源今天並非沒有它的價值。在這方面，後來的卡爾·奧古斯特·魏特夫把它曲解成一種以“治水”為起因的地理決定論概念，並用來專指“東方大河流域灌溉農業區”，這是不能成立的。儘管馬克思也有關於水利灌溉的片言隻語，但在邏輯上他明確地把“交換不發達”導致共同體對個人的控制這一點作為“亞細亞方式”的基本形成機制，並把它視為普遍存在的人類早期現象。俄國這個並無灌溉農業傳統的地方經常被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視為“亞細亞式國家”就是旁證。即便在接受摩爾根影響后，前後期馬克思，甚至到恩格斯，關於從共同體的人到個性化的人的基本歷史哲學理念仍然是一以貫之。直到“前斯托雷平時代”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還以此作為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分界，普列漢諾夫關於“剝削者的公社與被剝削者的個人”的名言即為明證。應當說，追求作為普世價值的自由，這種精神遺產的確不僅僅來自“右”邊。

土地制度史與“共同體”問題

土地制度史是趙儷生學術成就的更重要的領域，在這一領域他耕耘了約20年。這既是先生“社會形態”研究的實證化，也是他農民問題研究的深化。“古史分期”脫開意識形態外衣實際上是社會經濟史問題，趙先生在1950年代討論時主要是講理論，但那時起他就關心“食貨”之學。被打成“右派”前，趙先生致力於研究農民戰爭史。遭厄運后發表文章困難了，反而使先生的研究向縱深發展。按趙先生用他那個時代話語的說法：“從研究爆發時期的階級鬥爭深入到研究一般時期階級關係的演變。”

中國傳統食貨之學從朝廷財政偏好出發注意田制（朝廷的土地管理）、賦役問題，而現代的“階級鬥爭史觀”喜歡強調民間的租佃、雇傭、奴隸等關係。從大範疇講，趙先生無疑屬於後者，但前面提

到的那種現實感與理論愛好，使他實際上更重視“超經濟”關係而非民間的經濟往來。因此他談租佃、雇傭較少，而談“田制”更多，在時間上則偏重於“田制”作用更大的宋以前，而略於宋以後。然而趙先生談“田制”自然不同於傳統的食貨之學。他自謂：“我從事這個項目（按即土地制度史），也有我自己的特點。我是從中國古代土地公有和集體所有解體的不利落，土地私有制中夾雜著公社殘餘和國家權力的干預，來展開研究的。一句話，就是從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角度來研究問題。”可見馬克思的“亞細亞方式”理論對趙儷生的土地制度史研究也影響不小。趙儷生認為井田制是公社而非國有制，已不同於本來的“亞細亞”方式理論

而中國三代社會有明顯的血緣族群色彩，按上述定義是很難說“農村公社”的，但如果說那是血緣性的氏族公社，三代似乎就成了“原始社會”，又與論者想強調的“階級鬥爭”無法契合。當時以郭沫若為代表的主流學派為此乾脆就不談“公社”，只談“國家”。通常都說三代是“奴隸主國家所有制”（有時又說“實質上是奴隸主私有制”），商鞅變法后則變成“地主私有制”。趙儷生因此批評道：“公社（Commune）這件事物，在先秦史和井田制中，是躲閃不開的，但郭老卻說不能講公社，講公社就沒有了奴隸社會；在北魏史和均田制中，公社已經不是躲閃不開的問題了，但唐長孺先生卻說公社是均田農民之父，等等。這時，郭、唐是上古史、中古史的最高權威，我抖起膽來跟他們爭辯。”在這裡，先生所說的“公社”已經迴避了“血緣”還是“地緣”的問題。而他認為井田制是“公社”而非“國有制”，則已經不同於把“土地國有”和“農村公社”視為二位一體的“亞細亞”理論。

趙儷生認為井田制是公社而非國有制，已不同於本來的“亞細亞”方式理論顯然，趙先生重視理論但並不拘泥於理論。而由先生的研究可以引申出一些極重要的道理。

不正常的“熱”與不正常的“冷”

人們常說趙儷生是新中國史學中農民戰爭史這個領域的“拓荒者”。中國傳統史學過去有過對某次“民變”的研究，例如李文治的《晚明民變》及羅爾綱等人關於太平天國的著作。至於系統性的農民戰爭史，雖然早在1933年中國就曾出現過托派學者薛農山與蔡雪村的兩部農民戰爭史專著，但以後竟成絕響。以農民革命起家的中共主流，其早期史學家如郭沫若、范文瀾、尚鉞、侯外廬等先生都奇怪地對中國農民戰爭史不怎麼感興趣。1950年代初，趙儷生在山東大學最早開出“農民戰爭史”課程，1954年出版了新中國第一部農民戰爭史研究專著《中國農民戰爭史論文集》（與夫人高昭一合著），在此前後還發表了許多論文與小冊子。這一時期趙先生形成的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範式，直到1980年代仍主導該領域。而後來農民戰爭史論爭中有代表性的幾位大家，如孫達人、孫祚民等，雖為論戰對手，卻同出自先生門下。直到先生在“反右”中蒙難，農戰史研究被迫中斷。後來他一直深以為憾，晚年還說：“農民戰爭史這個課題大有可為，……但時令不好，風雪來得驟，也像敦煌卷子《寡婦賦》中的兩個名句，‘雹碎春紅，霜凋夏綠’，一場農民戰爭史（研究）發展的美夢，就此煙消雲散了。”進入1990年代后“農民戰爭史”研究迅速蕭條，成為被遺忘的角落。而與此同時有關農民的各種現實問題卻變得越來越尖銳。甚至出現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議論。改革前的史學歌頌造反，史書中但凡有“盜”、“賊”都被說成是“農民起義”。後來歌頌皇帝又成大潮，尤其是清史，自努爾哈赤以至乾隆，幾乎有帝皆聖、無君不賢。可見，認識中國歷史，甚至認識中國現實，“農民戰爭”史是繞不過去的關鍵。例如，今天一提到農民地權問題，許多人還是翻出過去的說法，什麼“土地私有和買賣”是大亂之源，只有官府控制土地才是正道。因此重新認識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突破“農民—地主階級鬥爭”的套路

過去的“新史學”注意這個問題並不錯。梁啟超曾說：“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也。”倡導“國學”的人也許會覺得這話太尖刻，但舊史的確有太濃的帝王氣應該是無疑的。現代史學提倡“總體的歷史”、“普通人的歷史”，這並非哪個意識形態專有的特點。

趙儷生在農民戰爭這個新史學領域有開創之功。後來新史學變成“官史學”，只講“金花”不講其他，講“金花”又只用意識形態來圖解。趙儷生當年研究農民戰爭史，是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下，使用了當時的話語，他本人也真誠地相信當時的理論。但是應該指出，實際上1930年代托派（托派並非“托匪”，它也是馬克思主義後學的一支，而且距離馬克思的原意並不比斯大林更遠）史學的兩本農民戰爭史專著已經奠定了這套話語。而今天說趙先生是“農民戰爭史領域的拓荒者”，自然含有托派沉寂多年後趙先生他們重新開始這項研究之意，但更重要的是趙儷生當時的研究已經不限於“農民-地主階級鬥爭”這個話題。他提出農民戰爭史研究中的“四個專題”是：

其一，是農民的身份，即不同時代中農民身份的差異。

其二是起義和國家機器的關係。

其三是農民起義和民族關係間的關係。

其四是宗教在起義中的作用。

這是過去的人們未曾提出的。趙儷生研究中斷後，上述專題未能深入下去。但此後這些話題又不斷地引起討論。

《清初山陝學者交遊事迹考》 早期作品

《論中國新史學的建設問題》

《中國土地制度史》 1953年起

《顧亭林與王山史》（包括《顧亭林新傳》和《王山史年譜》二種）1987年

《趙儷生史學論著自選集》、《趙儷生先生80壽辰紀念論文集》 1996年

《籬槿堂自序》1999年

《趙儷生文集》（六卷本），2002年 榮獲2004年甘肅省優秀圖書獎、“五個一工程”一本好書獎， 2006年榮獲第四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歷史學一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