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聖山學社

卓越的朝聖山學社社員中有很多人身居要職，其中包括：前西德總理路德維格·艾哈德、義大利總統魯伊奇·伊諾第、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亞瑟·伯恩斯、美國國務卿喬治·普拉特·舒爾茨、英國外交部長傑弗里·豪、義大利國防部長安東尼奧·馬提諾、智利財政部長卡洛斯·卡瑟斯、紐西蘭財政部長魯斯·理察森和捷克總統瓦茨拉夫·克勞斯。八位學社社員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爾頓·弗里德曼、喬治·斯迪格勒、莫里斯·阿萊斯、詹姆斯·布坎南、羅納德·科斯、加里·貝克和弗農·史密斯。羅納德·里根1980年競選顧問團的76位經濟顧問有22位是朝聖山學社社員。第一位加入該學社的來自大陸的經濟學家是鄒恆甫（第一個進入世界銀行研究部的中國高級經濟學家），他於2008年受該學社（Mont Pelerin Society）大會組委會主席邀請加入。

凡是遊覽過朝聖山的人都會立刻被這裡令人摒息的壯觀的景色所陶醉。從廣闊的走廊可以眺望到日內瓦湖和阿爾卑斯山脈的Dents du Midi，這裡是個半農業地區，不僅適合於沉思默想，也適合徒步旅行。從火車站步行10分鐘，站在農田中，環繞著奶牛和鬱鬱蔥蔥的綠草。事實上，最初的會員，包括哈耶克，都熱衷於遠足和爬山。Pelerin是法語朝聖的意思。學社第一次會議的與會人物來自方方面面，融合了美國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經濟學家與歐洲溫和的自由市場主義者。討論中的分歧是明顯的，一類是芝加哥學派貨幣主義者與奧地利學派之間的爭論，另一類是有神論者（theist）與不可知主義者的分歧（agnostic）。1984年，學社在英國劍橋開會，達文波特會心地笑了，因為他發現，朝聖山學社會員（Pelerinians）已經就所有問題達成一致，唯一的例外是上帝與黃金（金本位制）。

學社創始會員包括哈耶克和奧地利學派的掌門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還有Wilhelm Rpke，他與奧伊根（Walter Eucken）一起在1948年德國貨幣大改革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後者則曾因反納粹而在戰爭期間被蓋世太保通緝。與會的還有哲學家卡爾•波普，美國記者Henry Hazlitt，倫敦經濟學院的Lionel Robbins。新成立的經濟教育基金會（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FEE)派出Leonard E. Read、F.A. "Baldy" Harper和V. Orval Watts參加。新興的芝加哥學派與會者則有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Aaron Director、奈特（Frank H. Knight）和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

奧地利學派也出現在學社的第一次會議上。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掌門人當時是米塞斯，他也是從納粹極權主義統治下逃亡出來的。他的觀點與芝加哥學派和弗賴堡學派截然不同。

米塞斯是第一個論證社會主義由於缺乏價格體系而不可能正常運轉的經濟學家。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核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1920)一文中，他論證說，由於沒價格體系的引導，社會主義國家根本沒有辦法明智地配置其稀缺資源。米塞斯是政府干預經濟行為的毫不妥協的批判者，這種堅定立場使他與很多與會者發生衝突，尤其是在黃金在貨幣體系中的作用問題上。在米塞斯看來，由政府控制、建立的法定紙幣基礎上的貨幣制度是危險的，是對政府干預經濟企圖的妥協，相反，他主張金本位貨幣制度，由此與芝加哥學派的貨幣主義者發生了激烈論戰。根據達文波特的報道，作為在金本位制下長大成人、並親眼看到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德國由於無限制發行紙幣對經濟的破壞力的人。

米塞斯也與那些樂意政府干預某些領域比如收入再分配的人士發生了衝突。這一論題引發了更為激烈的辯論，據弗里德曼說，在一次討論會上，米塞斯憤退出會場。

會員中哈耶克、斯蒂格勒、弗里德曼和布坎南（及其他四人）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還有很多人在勸告全世界的政府使其經濟邁向自由市場理想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當有人問如何評價學社的歷史地位時，弗里德曼說，這是一個無法回答、也的永遠沒有答案的問題……它當然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朝聖山學社在其50華誕之際，正在越來越強大，它為自己的會員擁有經濟學領域中最出色的思想家而自豪。

哈耶克發起召開“朝聖山學社”大會的目的，乃是通過鼓勵諸多不同學科和不同國家或地區的代表就公共的和國際的重大問題進行交流而與學術專業化取向作鬥爭，一如他在1956年慶祝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研究大樓落成二十五周年的慶典上發表題為《專業化的困境》(The Dilemma of Spe-cialization)的演講中所指出的，“我們當然應當對那些思想成熟的學者致以敬意，他們為了從事可能是任何人都無力宣稱完全勝任的工作，而甘冒極大的風險，無視專業化的一切藩離”(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and Economics，p．127)。哈耶克在“朝聖山學社”第一次大會上為大會構畫出了兩個核心論題：一是自由企業與競爭秩序之間的關係和自由經濟政策方案的具體內容的論題；二是對反自由主義的歷史決定論和歷史相對主義的觀點展開討論，前者否認人的能動作用並主張一種宿命論取向，而後者除了成功的標準以外否認任何道德標準的意義。在此次大會上，哈耶克當選為主席，並在此後的12年中，一直擔任主席。在這一期間，“朝聖山學社”在自由主義者中的影響頗盛而且成員也有了很大的擴展。在Huno1d博士的幫助下，哈耶克幾乎每年都在一個國家召開一次大會：僅根據1947年到1976年29年的記載，“朝聖山學社”就在12個國家先後召開了27次會議(奧地利、比利時、法國、德國、瓜地馬拉、義大利、日本、荷蘭、英國、美國和瑞士)。的確，在“朝聖山學社”的組織工作方面，哈耶克實際上完全依賴Huno1d博士的努力，但是後來Hunold博士卻越來越關注其他事物，最終使哈耶克認為與他喪失了合作的可能性。正是在這種情形下，哈耶克認為有必要堅持他同Huno1d博士一起辭職，為選擇新的領導人提供空間；結果，哈耶克在1960年正式辭職，但同時又被選為名譽主席。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弗里德曼也曾在1970年到1972年間擔任該學社主席。在大約40多年的歲月中，“朝聖山學社”一直忠實信奉它自己所宣稱的諸目標，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沒有做任何公共性的公告，也沒有進行宣傳。（摘自：鄧正來著《自由與秩序——哈耶克社會理論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

初衷想法

哈耶克最初的想法是組織一個學會，讓德國學者重新回到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主流中來，跟他想成立一個學院重新教育德國領導人的想法同出一轍。擬議中的這個團體的倫理標準是決心“獻身於真理”，堅持“普遍的道德標準也適用於政治活動領域”———從德國的經驗看，這些信條可決不是陳詞濫調。哈耶克也提出，這個團體應該對“最廣泛的政治理想達成最低限度的共識”，包括“一致信仰個人自由的價值，對民主制度持肯定性態度，但也不是迷信它的教條形式，最後，要一致反對形形色色的極權主義，不管是來自右翼，還是源於左翼”。他在這篇文章的結尾中說，他的目的不是“懇請讓大家對一項明確的設想表示支持，而只是提出一個試探性的建議，供大家批評”。在隨後的三年中，設想中的這個學會的具體結構一直在變，但其基本目的沒有變，哈耶克也一直是其推動力量。哈耶克有了名氣之後，在各地旅行期間，結識了很多跟他具有相同觀點、但在當地環境中相當孤立的人士。這讓哈耶克產生了召開一次會議的念頭。由於戰時旅行受到限制，由於20世紀30年代經濟動蕩，多年來，分佈在不同國家的學者之間見面的機會非常有限；當然，由於技術進步，這種聯繫也沒有以前那樣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