耘田鼓

農夫田頭鼓，

王孫筵上鼓。

擊鼓兮皆為鼓，

一何樂兮一何苦？

上有烈日，下有焦土。

願我天公降之以雨，

令桑麻熟，倉箱富，

不飢不寒，上下一般足。

耘田鼓：古代掛在田頭樹上的鼓，農忙時敲擊，以激勵催促農人提高勞作效率。

筵上鼓：指的是王公貴族筵宴上飲酒作樂時所擊之鼓。

農夫們在田間擊鼓薅秧，你們這些當官的卻在筵席上擊鼓傳花飲酒作樂。農夫和你們擊打的都是鼓啊，為何你們的鼓聲是這樣的歡樂，而農夫們的鼓聲卻是這樣的悲苦？在這烈日炎炎的夏日，大地是這樣的乾裂。希願上天普降大雨，讓莊稼豐收，糧食裝滿糧倉，百姓們有飯吃有衣穿，不挨餓不受凍，朝廷和百姓都一樣的生活富足。

可朋《耘田鼓》作於五代后蜀廣政十九年（即公元957年）丹棱九龍山凈眾寺（即今之“竹林寺”）。關於該詩寫作來由，南宋·計有功在其《唐詩紀事》七十四記載較為詳細：“孟蜀歐陽炯1與可朋為友，是歲酷暴中，歐陽命同僚納涼於凈眾寺，依林亭列樽俎，眾方歡適。寺之外皆耕者，曝背烈日種耘田，擊腰鼓以適倦。可朋遂作《耘田鼓詩》以贄歐陽，眾賓閱已，遽命撤飲。詩曰：‘農舍田頭鼓，王孫筵上鼓。擊鼓兮皆為鼓，一何樂兮一何苦！上有烈日，下有焦土。願我天翁，降之以雨。令桑麻熟，倉箱富。不飢不寒，上下一般。’炯見詩，遽命撤飲。”另宋·龍袤《全唐詩話·卷六》、宋·李畋《該聞錄》、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第五十七》、清·王弈清《歷代詞話·卷三·五代十國》等中也均有記載。從這些書中關於該詩寫作來由的記載，我們知道了可朋吟寫《耘田鼓》詩的背景：原來唐末花間派著名詞人歐陽炯曾在當時的丹棱任縣令，在五代后蜀廣政十九年（即公元957年）暑天，歐陽炯與同僚納涼於凈眾寺（即今之“竹林寺”）依林亭中，席間歐陽炯與同僚擊鼓傳花飲酒作樂，時凈眾寺住持詩僧可朋見亭外農夫於烈日之下揮汗擊鼓耘秧，疲憊不堪，乃不滿歐陽炯的作為，而即席吟作《耘田鼓詩》予以諷諭。從這首詩吟寫的來由可以看出可朋關心民生疾苦，敢於為民諷刺縣宰的慈悲情懷。

“耘田鼓”，亦稱“耘鼓”。古代農忙時在田頭敲擊，以統一行動、激勵催促農人提高薅秧除草的效率。元·王禎《農書》云：“薅秧有鼓，自入蜀見之，始則召集其來，即則節其作，即則防其笑語而妨務也。其聲促然，清壯有緩急抑揚，而無律呂，朝暮曾不絕響。”蘇軾《眉州遠景樓記》：“吾州之俗，有近古三。······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谷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眾。擇其徒為眾聽畏信者二人，—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

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眾。七月既望，谷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眾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蓋如此。”成都文物考古隊研究員丹棱人徐鵬章在其《四川成都鳳凰山出土的西漢炭化水稻及有關遺物》一文中，曾考證這種擊鼓薅草的習俗在漢唐以來四川境內很流行（見《農業考古》1998第3期）。在薅秧鑼鼓流行地區，薅鋤秧草時，常聚集20～30人，甚至上百人一起勞動。主家請歌師1、2人或更多的人，一人打鼓，一人打鑼，在田邊或田中歌唱。歌師既是歌唱者，又是生產勞動的指揮者。一般由歌師領唱，眾和唱，有時也有眾人與歌師賽歌的。擊鼓薅草的目的是激勵催促農人提高薅秧除草的效率。

另：關於此詩很多版本將該詩第一句都寫作“農舍田頭鼓”，個別版本則寫作“農夫田頭鼓”，我認為聯繫下句“王孫筵上鼓”來看，應以“農夫田頭鼓”為是，作“農舍田頭鼓”不通。因擊鼓這一動作應是人為，而非物“農舍”可為的。

全詩可大致分為兩層。

前四句“農夫田頭鼓，王孫筵上鼓。擊鼓兮皆為鼓，一何樂兮一何苦？”為一層。詩人用兩種不同的鼓聲作對比，譏諷歐陽炯身為縣令不知體恤民生之艱辛，只知尋歡作樂。

后七句“上有烈日，下有焦土。願我天公降之以雨，令桑麻熟，倉箱富，不飢不寒，上下一般足。”為一層。寫詩人心中的祈願，詩人真誠地祈願天公降下甘霖，使桑麻成熟，糧食滿倉，百姓們不再挨餓受凍。同時“上有烈日，下有焦土”兩句描寫了農夫在田間，頭頂烈日，腳踩焦土，艱辛勞動的場景，承接上文“一何苦”，為下文抒寫詩人的心愿做鋪墊，即詩人關心民生疾苦的悲憫情懷，以及對王孫貴族只知享樂漠視百姓疾苦的不滿。

本詩以小見大通過“擊鼓”這樣的生活小事，反映深刻的社會問題，發人深省。全詩語言質樸平易，感情深沉強烈，揭露社會的不平等現象，有很強的感染力。

今天我們賞讀該詩，難道不為可朋這種不怕得罪權貴、敢於為民諷諫的精神和殷憂民情、關愛百姓，祈願人民生活富足安康的慈悲胸懷所感動嗎？

據載歐陽炯聽了很是愧疚不已，即令撤席罷樂。從中可以看出，歐陽炯作為一縣之地方長官並不因可朋掃了他玩樂的雅興而發怒生氣，而是從善如流，聞詩改過。這在封建社會的官場實屬難得。后邑人因其“可朋善諷，歐陽炯善聽”之故，遂改“依林亭”為“善諷亭”，從而在丹棱流下了這一千古文壇佳話。可惜的是物換星移，風雨千年，“善諷亭”早已不存，每每想之常令人唏噓不已！

備註

歐陽炯（896—971），《宋史》作歐陽迥，五代后蜀詞人。益州華陽（今四川成都）人。善吹長笛，工詞。少事前蜀後主王衍，又仕后蜀，從孟昶降宋，曾任翰林學士。其詞多寫艷情。曾為《花間集》作序，表現了花間派詞人對於詞的一般看法，被稱為“花間派”的領袖之一。

可朋（公元885年—963年），唐末五代著名詩僧。眉州（今四川眉山市）丹棱人。自幼聰慧過人，20歲時在丹棱縣柵頭鎮（即今楊場鎮）九龍山凈眾寺（今竹林寺）削髮為僧，后雲遊四海，晚年回九龍山竹林寺任主持十八年。可朋平生不拘佛家法度，酒量過人，自號醉髡，世稱“醉酒詩僧”。可朋與與當時的入仕詩人盧延讓、歐陽炯、隱士方干、詩僧齊已、貫休等為詩友交。歐陽炯非常欣賞可朋，曾將可朋比作孟郊、賈島。孟昶廣政十九年（即公元957年），歐陽炯曾極力向蜀主孟昶推薦，蜀主孟昶於是賜予了可朋錢十萬、布五十匹的獎賜。

據《宋史·志第一百六十一·藝文七》記載：“僧可朋《玉壘集》十卷。”收平生詩作千餘首，集已散亡。僅有六首詩散存於《唐詩紀事》、《全唐詩話》、《全唐詩》、《全唐詩補編》中。明代楊慎在其《升庵詩話》中對可朋評價甚高，云：“唐世詩人，射洪陳子昂、彰明李太白、丹棱僧可朋不相上下。”明末清初韻學家沈謙在其《說詩碎雨》中論可朋詩：“天馬行空,，窮極變化，而適如意之所欲書。”遺憾的是可朋之詩今已大多不存。

可朋一生寫詩千餘首，名篇《耕田鼓》震驚當朝。廣政9年（公元956年），皇帝孟昶賜錢十萬、布五十匹獎勵可朋。這首《耕田鼓》，還被史學家寫進了《十國春秋》。明代楊慎《升庵詩話》論及可朋：唐世詩人，射洪陳子昂、彰明李太白、丹棱僧可朋不相上下。

可朋原有《玉壘集》十卷，收平生詩作千餘首，集已散亡。僅四首詩存於《全唐詩》中。

《宋史·志第一百六十一·藝文七》也載：“僧可朋《玉壘集》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