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緒纓
餘緒纓
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會計學家，中國現代管理會計學科奠基人，廈門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會計學科學術帶頭人、博士生導師，中國會計學會顧問，國際權威刊物《會計國際學刊》編輯政策部成員，原民盟中央委員、民盟福建省常委、民盟廈門市主委，廈門市政協副主席。（訃告語）
餘緒纓
1945年余先生畢業並受聘於母校廈門大學任教，從此開始了一生從事的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漫長學術生涯。歲月流逝，半個多世紀彈指一揮間，余先生在教學與科研方面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博採眾長 不斷開拓 獨樹一幟
餘緒纓教授
余先生的獨創性學術成果體現在他各個時期的文章、專著之中。
早在40年代，余先生目睹國民黨統治區域物價飛漲，通貨急劇膨脹，借鑒西方會計理論，在中國最早致力於幣值變動會計的研究，發表了專題論文《幣值變動會計之理論及其方法》 （上、下）（載於《公信會計月刊》第12卷，第3、4期，1948年）。該文全面論述了在持續通貨膨脹條件下，如何以“資本維持學說”為中心，對傳統的會計理論與方法進行變革。該文的發表不僅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即使在現在也依然閃爍著光芒，具有較大的現實意義。因此，該文被稱為中國在這一領域研究的先導性文獻。
50至60年代
余教授結合中國會計實踐，深入學習和研究前蘇聯會計理論與方法，撰寫了一系列學術論文，詳盡地闡述了財務與成本核算原理、複式記賬原理、會計報表結構和分析原理等多方面的問題，形成了一個首尾一貫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會計理論體系。特別是《論固定資產折舊與再生產》和《再論流動資金利用效果的指標體系及其分析》兩文將前蘇聯在這個領域的著名專家阿法那西也夫、畢爾曼、拉特聶爾等教授已做的工作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即修正了上述前蘇聯專家在有關論著中某些片面的或似是而非的認識，進而使之更加科學化、精密化了。
在60年代
為促使企業重視經濟效益，余教授又著重研究了社會主義經濟核算問題。他在《社會主義企業經濟核算的客觀基礎問題》一文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存在著商品生產，價值規律還繼續發生作用，“企業……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姿態出現的”。他在《社會主義企業經濟核算的基本特徵和指標體系探討》一文則更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企業是以“獨立資金為基礎、等價交換為紐帶、收支配合為條件”不斷實現其再生產活動為其基本特徵。以此為基礎，科學地設計了一套能全面反映和評價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相互聯繫、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指標體系，藉以通過它們的具體運用，使價值規律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積極作用得以充分發揮。上述兩篇論文所闡述的基本論點，在極“左”思潮泛濫時期，雖曾被斥之為修正主義謬論而橫遭批判，然而，它們卻與20年後1984年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的有關精神暗合。正是由於這些論點經得起時間和實踐的考驗，具有時代的超前性，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喪失其學術價值，因此，這兩篇論文被全文選入《建國以來經濟核算論文選》。
文革時期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余教授不得不中斷研究工作，常感“漫漫長夜，深憾報國無門！歲月蹉跎，徒有白首之嘆！”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國迎來了科學的春天。這時，余教授深感從此報國有門了，更加努力去彌補10年動亂所失去的寶貴時光，立即以飽滿的熱情重新投入研究工作。
在70年代末
余先生在對過去長期的教學和研究成果進行認真總結和概括的基礎上，結合在經濟管理方面出現的新情況、新經驗和新問題，努力在理論上作出新的概括和探索，並把它們系統地反映在他主編的《工業企業財務管理》和《工業企業經濟活動分析》兩本書中，以此作為學術研究上承前啟後之作。這兩本書的出版，在當時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並得到社會的廣泛重視，被許多高校和自學考試選為教材。
80年代
是中國會計理論研究的繁榮時期，也是余先生取得豐碩成果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余先生在一般會計理論研究方面，發表了富有創建性的論文《要從發展的觀點，看會計學的科學屬性》。該文在中國首次提出“根據當前的現實及其今後的發展，應把會計看作是一個信息系統，它主要是通過客觀而科學的信息，為管理提供諮詢服務。”之後，余先生又在《關於建立能適應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會計學科體系問題——兼論與此有關的幾個會計理論問題》一文中再次提出會計是一個信息系統。“會計是一個信息系統”的論點後來發展成為中國會計理論界有關會計本質的主流觀點。與此同時，余先生還在中國率先致力於現代管理會計這一新興學科的引進、開拓和發展。
進入90年代
中國確定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偉目標。已年過7旬的余先生擁護這一決定，滿腔熱情地投入市場經濟與會計改革、高科技與新會計體系的創建、企業理財等問題的研究工作。目前，余教授主持開展的國家教委博士點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指導下中國會計改革問題研究》立足現實，面向未來；立足國內，放眼世界，致力創建既能反映當代會計科學最新發展水平、又奠基於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的會計模式。該課題已經取得較大的成就。同時，余先生還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以高科技為基礎、同作業管理緊密結合的新會計體系研究》。該課題的最大特色是視野廣、起點高，緊密結合當代科技、管理和經濟的新發展，開展開拓性的跨學科研究，創建一個以“以作業管理”（ABM）為基礎、以“作業成本計算”（ABC）為中介，以現金流動貫穿始終、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融為一體的新會計體系。該課題無論從國內還是從國際的角度看，都屬於專業領域亟待開拓的新領域。以余先生為代表的課題組成員在全國社科類核心期刊《當代財經》連續發表了與該課題相關的系列論文，在學術界產生了重要影響，奠定了中國在這個領域後續研究的基礎。市場經濟要求企業改變理財觀念，這首先要有理論的指導，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余教授以市場經濟理論為依託，採用全新的結構體系主編了《企業理財學》。
90年代中期
余先生以其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功底，將中國會計研究與傳統文化相結合，提出經濟、法律、政治諸因素固然對會計模式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但是，這只是停留在物質與制度層面，尚未分析到層次更深、境界更高的文化層面。就中國會計研究而言，超越時空的文化因素對會計的影響，最能顯現根植於中國文化沃土、閃耀著“東方智慧”燦爛光芒的中國會計文化層面的重大特色。中國管理會計研究應與歷史潮流相適應，從傳統技術觀向社會文化觀轉變，中國古代“孫子兵法”所隱含的管理思想與西方近年來興起的戰略管理會計存在相同之處。這方面的成果主要體現在《邁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會計與世界會計的接軌及其文化層面的特色》、《OnThe Socio-Cultural Analysis of Chinese Accountancy’s Transformation Over the Period l950s—1990s and lts Prospective Developments Heading for the 21st Century—Explicit Evidence of Cultural lnfluences on Accountancy》 、《簡論〈孫子兵法〉在“戰略管理會計”中的應用》和《柔性管理的發展及其思想文化淵源》等專題研究論文上。余先生還獨闢蹊徑從文化的層面研究中國會計信息失真的根源，這在中國同類文獻中，也是率先邁出了具有較大特色的第一步。
90年代後期
余先生圍繞知識經濟的興起，結合專業特點，展望21世紀會計學科的發展趨勢，並從更廣闊的視野，研究知識經濟與現代管理會計的關係問題。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簡論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轉變及其對現代管理會計的衝擊》、《論知識經濟與創造性人才的培養》和《論知識經濟的社會文化觀與現代管理會計》等專題研究論文上。
中國管理會計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為適應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促進中國企業管理的現代化，余先生深感必須開拓新的研究領域，特別認識到：“現代管理會計”是一門新興的將現代化管理與會計融為一體的綜合性交叉學科，在中國原屬空白，但在現代化經濟管理中卻極為重要。為此，余先生從70年代開始，從無到有，在中國率先致力於這一學科的引進、創建和發展，做了大量的開拓性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富有開拓性的成果，填補了中國在這個領域的空白。
現代管理會計是西方近半個世紀以來發展起來的以現代管理科學為基礎、以決策性管理會計為主體的綜合性交叉學科。對這一新興學科的引進和借鑒，使之適合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首先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解決一個帶根本性的思想認識問題：既不能全盤否定也不能全盤照搬照抄。余教授認為“對西方在企業經營管理領域中的一切經驗和成就（包括現代管理會計在內）應該採取客觀的、分析的態度，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為我所用”。對於“國外企業管理方法和經驗（包括現代管理會計在內）中某些以社會化大商品生產為基礎併合乎科學原理的部分，經過吸收和消化，加以改進和提高，使之同中國社會主義企業經營管理的現實相適應，將能卓有成效地在中國社會主義企業中推廣應用，為中國社會主義企業全面提高生產經營的經濟效益服務。”。基於這種基本認識，余先生在經過多年的獨立思考、研究消化的基礎上，立足中國國情，博採眾長，編著了具有開拓性的高等財經院校統編教材《管理會計》一書。該書是中國在這一領域第一本較完備的著作。專家們認為，“這本教材內容豐富，自成體系，論述深入，結構嚴謹，迄今為止，是國內有關管理會計教材中，質量較高、學術造詣較深的一本”。該書所創建的“以管理會計的對象——現金流動為經，以管理會計的職能為緯”的管理會計教材體系成為國內同類教材編寫的藍本。該書的出版對於管理會計在中國的普及起了重要的作用，從1983年至1990年6年間連續重印10次，累計發行40多萬冊，具有廣泛的影響，獲得國家教委“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和相應的榮譽證書。
與此同時，余先生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在這個領域中發表了一系列在國內外有較大影響的專題論文。這些專題論文的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致力於現代管理會計的基本理論建設
在這方面，余先生著重研究了現代管理會計形成和發展的兩大階段和管理會計的對象、方法和基本特徵等問題，取得了一些開拓性的成果。《現代管理會計是一門有助於提高經濟效益的學科》一文指出，現代管理會計的形成和發展可分為執行性管理會計和決策性管理會計兩大階段。前者是以泰羅的科學管理學說為基礎形成的標準成本會計系統，主要包括標準成本、預算控制和差異分析三個方面。其基本點是在企業的戰略、方向等重大問題已經確定的前提下，協助解決在執行中如何提高生產效率和生產經濟效果的問題。後者是以現代管理科學為基礎、以服務於企業提高經濟效益為核心的決策性管理會計。它認為：提高企業內部生產經營各個方面、各個環節的生產、工作效率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把正確地進行經營決策放在首位；以現代管理科學為其理論和方法基礎的決策性管理會計包含了執行性管理會計，但決策性管理會計的創立及其發展，標誌著這門學科日趨成熟，而進入其發展歷程中的高級階段。該文的發表具有廣泛的影響，被國內多種刊物轉載。《現代管理會計中幾個基本理論問題的探索》一文，著重論述了現代管理會計的對象和方法問題。它指出現代管理會計的對象是現金流動；現代管理會計的基該方法是差量分析法。該文對如何建立科學的現代管理會計教材的結構體系和現代管理會計的對象、方法等基本理論問題首先提出了自己獨立的見解，對該學科的基本理論建設具有奠基性的意義。
致力於創建現代管理會計理論和方法體系
余先生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較集中地體現在《試論中西管理會計的共性和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會計的主要特點》一文之中。該文首先依據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原理，探討管理會計在西方和中國形成和發展的社會經濟條件，並據以論證了中西管理會計所以會有某些共性的根本原因所在。“但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而且是比較次要的方面。”更重要的是如何立足中國國情，借鑒西方的經驗概括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會計的主要特點。
余先生認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會計是：（1）一個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主線的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相結合的信息系統。通常所說的財務會計實質上也是一種管理會計。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在工作上雖然可以有所分工，但構成統一的會計信息系統，可總稱為管理會計。（2）建立以目標利潤為中心的高度綜合的經營目標計劃體系。（3）實行權、責、利相結合，提高以班組核算為基礎的廠內經濟核算體系。（4）技術與經濟相結合，開展技術經濟分析。（5）企業經營成果的考核，要重視價值與使用價值、微觀需要與宏觀需要的統一；並逐步建立能準確反映、評價微觀經濟效益與宏觀經濟效益相統一的科學體系。（6）使用先進的技術手段，逐步建立以電子計算技術為基礎的會計信息系統，並形成全國性的大網路，便於各有關單位有效地利用信息資源，為全面提高經濟效益服務。（7）加強理論建設，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為指導，以現代科學的方法論——系統論、控制論、資訊理論為武器，建立完整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的建立，對其今後長遠的、健康的發展，將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余先生對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會計的主要特點的上述概括雖然是初步的，但在中國同類文獻中，還是率先邁出了具有較大特色的第一步。
開拓了現代管理會計研究的一個新領域
——“廣義管理會計體系”研究
為了進一步發展已有的科研成果，余先生從1987年起又開展“廣義管理會計學”的研究，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廣義管理會計體系研究》。該課題第一次提出包括微觀管理會計、宏觀管理會計、國際管理會計三個組成部分的“廣義管理會計體系”新概念。其中“微觀管理會計”是從企業的角度看問題，包括“微觀投資決策會計”和“微觀經營會計”兩個組成部分，從微觀上研究如何為提高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益（體現在項目的投資效益上）和使用效益（體現在項目建成投產後的經營效益上）提供有用信息。“宏觀管理會計”是從國民經濟看問題，在更高的層次上，建立為宏觀經濟管理服務的經濟信息系統，包括“宏觀投資決策會計”和“宏觀經濟會計”兩個組成部分，從宏觀上研究如何在整個國民經濟範圍內，為提高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益（建設項目從國民經濟看的投資效益）和使用效益（項目建成投產後從國民經濟看的經營效益）提供有用信息。“國際管理會計”是適應當代國際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研究如何在跨國經營活動中最大限度地提高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益和使用效益提供有用信息，它是現代管理會計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結合跨國經營活動的環境和條件進行具體應用而形成的一個新領域。“廣義管理會計體系”的研究，既要在現有的基礎上進一步豐富、發展其三個組成部分，又要使它們共同組合在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中。它突破了國內外現行管理會計研究僅限於微觀管理會計的局限，無論從國內還是從國際來看都屬於首創，居國際領先地位，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現在已經取得重要的階段性成果，已發表《試論“三論”對現代管理會計的具體指導作用》、《試論中國新的會計模式的理論基礎及其基本結構》、《現代管理會計的新發展》、《當代會計科學發展的大趨勢》、《建設項目國民經濟評價的幾個理論問題》、《國際管理會計簡論》等相關論文並出版了專著《國際管理會計》。
余先生歷經艱辛，在中國創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管理會計理論與方法體系，從而在中國完成了管理會計的引進工作，進入了一個完善和提高的階段。余先生因此而成為中國管理會計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教書育人 桃李芬芳
余先生作為一位著名的會計教育家，一貫堅持教學與科研相結合，不僅在科研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而且在教書育人方面也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
余先生十分重視處理出人才與出成果的關係。他認為通過教學出人才與通過科研出成果，兩者之間存在著有機的聯繫。高等學校的教學必須同科研相結合；教學上的出人才必須建立在科研出成果的基礎上；培養人才首先要建立一套高水平的教材。事實上，余先生也是這樣做的。近年來，余先生以其科研成果為基礎，在現代管理會計這一新興學科領域內，編著出版了適合中國幹部培訓、本科生和研究生等不同層次需要的管理會計教材體系。例如，1983年出版了《管理會計》一書。該書基本上反映了西方70年代管理會計發展水平，在當時是中國第一本管理會計教材，其結構體系奠定了中國管理會計教材的結構體系模式。之後，余先生又結合西方管理會計的最新發展和自己的科研成果，對原書進行重大的修訂。修訂后的《管理會計》於1990年4月由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修訂版基本上反映了西方80年代管理會計的發展水平和余先生的科研成果。現在，余先生又主持編寫了力求反映西方90年代管理會計發展水平的《管理會計》一書。現代管理會計作為一門新興的將現代化管理與會計融為一體的綜合性交叉學科，半個多世紀以來特別是80年代後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而適應當代高科技的蓬勃發展和生產組織的重大變革（傳統的大批量生產方式逐步為專門化的“彈性製造系統（FMS）”所取代）及由此而導致新的生產管理形式——“以作業為基礎的管理（ABM）”的誕生，又使現代管理會計面臨新的重大突破。這是余先生主持編寫的力求反映西方90年代管理會計高水平的《管理會計》編寫的一個新的起點。
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動的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體系與國際大市場的銜接與貫通，標誌著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國際化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與此相適應，會計作為“商業活動的語言”，也必然趨向國際化。而會計領域在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基礎上通過長期實踐形成、至今仍為世界各國普遍採用的原理、方法、形式，反映了市場經濟一般的共同性、規律性的東西，可視為人類社會共同的文明財富。據此，1994年版的《管理會計》力求進一步消化、吸收當代國內外相關領域最新的進展和成就，實現繼承與創新、現實適用性與理論超前性（長效性）的統一。
編寫一本既適用會計學專業本科教學又適用會計學研究生教學的《管理會計》教材是余先生多年夙願。為了實現這個夙願，余先生主編了“九五”國家級重點教材《管理會計學》。該書是全國會計領域三本“九五”國家級重點教材之一。該書除了系統地論述基礎性管理會計外，還著重探討了反映管理會計最新發展及其2l世紀發展趨勢的許多重要學科前沿課題。全書“內容豐富、氣勢磅礴”；“起點高、視野廣”；“追蹤管理會計發展前沿，具有較大的開拓性和探索性”；“立足現實、展望未來，繼承與發展相結合”；“立足中國、放眼世界”、“教材與專著的統一”。該書是“一部值得閱讀和珍藏的跨世紀著作”。
除此之外，余教授還出版了配套教材《管理會計學習指南》（主編)、自學考試教材《管理會計》、幹部培訓教材《現代管理會計學》（第一主編）和學術專著《會計理論與現代管理會計研究》、《國際管理會計》等等適用各個層次的管理會計教材。
余先生不僅重視管理會計的教材建設，而且還重視企業理財學的教材建設。為了適應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創建及其發展的客觀需要，余教授主編的《企業理財學》一書，從現代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徵——金融市場在市場體系中居主導地位這一大環境出發，來認識、分析現代企業理財中的基本理論與實踐問題，因而能較徹底地擺脫中國多年來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傳統的理論觀念的束縛，而從較高層次上獲得較深入的新認識；特別是該書對現代財務領域的前沿——4位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獲得者——馬科維茲、夏普、米勒和莫迪格萊尼提出並得到不斷發展的“投資組合理論”、“資本資產定價理論”、“套利定價理論”和“總價值理論”等作了較全面、系統的概括和評述，使之能較好地體現當代世界財務領域的最新發展和主要學術成就。
作為一名著名的會計教育家，余先生雖然年近八十，但是，仍堅持在教學第一線，為包括本科生、進修教師、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在內的各種層次的班級和學生上課。余先生的教學特點是不管為哪個層次的班級和學生上課都認真備課，不斷更新教學內容，材料新穎，著重闡述本學科國內外的最新發展動態和主要成就，融科學性、邏輯性於一體，深入淺出，並結合教學引導學生掌握啟髮式教學方法和創造性的研究方法，深受聽課師生的讚揚和愛戴。
早在1981年2月—7月，余先生為了推進管理會計這一門新興的學科在中國的普及和發展，接受原教育部的委託在廈門大學舉辦由來自全國30多所高等財經院校的40幾名講師以上職稱的教師組成的管理會計師資培訓班並主講“管理會計”這門新興的課程，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管理會計師資隊伍31982年到1983年中美合辦的中國工業科技管理“大連培訓中心”聘請余先生擔任兼職教授並為企業高層領導幹部和高層管理人員講授《管理會計》這門課；之後，余教授又多次在廈門大學舉辦的“國際會計與國際稅收”培訓班講授《管理會計》。余教授所做的這些工作對於管理會計在中國的普及、推廣和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些培訓班的學生現在都已經成為中國管理會計領域的教學、科研和業務部門的骨幹。
余先生作為中國目前“現代管理會計”方向唯一的博士研究生導師，為了培養高層次的管理會計人才，在全國首次招收管理會計研究方向的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目前，余先生已培養出經濟學博士11名，目前在培博士研究生12名。為了表彰余先生對中國高等教育事業所做的貢獻，國務院於1991年批准他為終身享受政府津貼的有突出貢獻的專家。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9月余先生招收了一名來自科威特的博士研究生，從而結束了中國會計學科只有留洋攻讀“洋”博士學位，沒有“洋”學生來華攻讀中國博士學位的歷史。該留學生本科畢業於科威特大學會計系，並在美國CAMPBELL大學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此次慕名前來廈門大學會計系攻讀現代管理會計方向的博士學位，標誌著余先生主持的“現代管理會計”博士點的教學、科研已達到國際水平。
“身教重於言教”
余先生作為一位博士生導師，其教書育人的特點是“身教重於言教”。他特別側重於道德品質和刻苦、紮實、嚴謹學風的培養，要求學生從嚴要求自己。余教授信奉“嚴字當頭”，他認為只有嚴師才能出高徒。但作為一個教師，對人嚴，首先要對己嚴。因此，余教授在做人、治學、處世等方面，首先嚴以律己，對自己提出高標準、嚴要求。在對己嚴的基礎上，余教授對學生提出“三嚴”要求：（1）政治思想上從嚴。要求學生加強道德品質的修養、自覺抵制和堅決反對社會上各種不正之風的能力；（2）學風上嚴管。對學風不正的種種表現，敢抓嚴管，使之樹立良好的學習風尚；（3）對好的苗子各方面從嚴要求。余先生要求博士生，既要能橫向比較，能和國外同層次的學位並駕齊驅，又要能運用所學到的先進理論與方法分析、研究、解決中國現代化建設中的現實問題。
對於博士學位課的教學，余先生注重博、專、新，不單純局限於知識傳授，而側重於創造性研究能力和科學方法論的培養。為此，學位課主要採用專題研討的形式。根據理論、歷史和現狀相結合的原則，一門課程圍繞一個專題，先由余先生作總體性的啟發報告；然後，在學生認真鑽研大量指定的中外文獻的基礎上，分成若干小專題，每次以一名學生的“中心發言”為基礎，較深入地開展專題討論，再由余先生作啟發、引導和小結；課程結束時，由余先生作學術總結，每位學生則根據其基礎、特長，就其對該課程學習中領會最深，擬在今後作較深入研究的方面撰寫能體現自己獨特見解的課程論文，作為評定學習成績的重要依據。通過這種學習方式，較好地幫助學生開闊學術視野，掌握該學科發展的歷史淵源、最新進展和主要成就，並從中鍛煉提高學生的分析、研究能力。
人生有限，事業無窮。余先生作為學術帶頭人，總是甘當“人梯”，善於為青年教師和研究生“開路”，不計名利得失；在余先生承擔的各項科研項目和主編的各種教材和著作中，都有意識地吸收年輕教師和研究生參加，使他們從中得到鍛煉和提高，加速了他們在學術上的成長。
余先生一貫寓育人於教書之中，他經常強調做人與做學問的統一，強調要做好學問，首先必須做好一個“大寫”的人！余先生一貫要求中青年同志認真學習並實踐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教授提倡的“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的治學精神，決不投機取巧，或做學術“風派”。余先生要求學生，特別是研究生，珍惜寶貴的時光，刻苦自勵，開拓進取，把自己培養成為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堪當重任的跨世紀有用人才。如今，在余先生的言傳身教、潛移默化下，他所培養的博士和碩士由於具有刻苦好學的精神、紮實、嚴謹的學風、廣博的學識和較強的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深受社會各界的好評。他們大部分成為中國管理會計這個領域的科研、教學骨幹，有的被破格提升教授、副教授，有的成為國家職能部門、大公司的業務骨幹。
成就卓著 享譽海內外
余先生的學術成就不僅在國內有較為廣泛的影響，而且在國外學術界也十分引人注目。1983年與1984年，中美聯合舉辦的中國工業科技管理“大連培訓中心”曾聘請余先生擔任兼職教授。從1985年以來，余先生應美國國家科學院“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美國明尼蘇達大學、伊利諾大學、紐約州立大學、美國會計學會和加拿大國際開發署等的邀請，先後10次出訪美國，在國際學術會議上宣讀論文、進行合作研究等，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專業領域擴大了中國的國際影響。
1985年，根據“美中高級學者交換計劃”，余先生應美國國家科學院“美中學術交換委員會”的邀請，作為高級學者，前往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紐約州立大學、伊利諾大學和聖·克勞德州立大學進行學術訪問和學術交流。每到一處，余先生都圍繞“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與中國管理會計的演變”為主題作專題報告，並開展一系列座談、討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1986年，應美國伊利諾大學“會計國際教育與研究中心”的邀請，余先生參加由該中心主持的以“遠東會計與經濟的新發展”為主題的“會計國際學術計論會”，並在會上宣讀了題為《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Chinese and U.S. Management Accounting Style》的論文，受到高度評價。該文已被收入由該中心編輯的題為《Recent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Development in the Far East》的專題論文集，於1988年出版，並向全世界公開發行。
1988年，余先生應邀參加上述所提到的“會計國際教育與研究中心”主辦的以“變動中的國際金融市場對會計的影響”為主題的“會計國際學術討論會”，並在會上宣讀了題為 《The Fund Market in China：Its Formation,Development,and Impact on Accounting》的論文，受到高度的評價。該文已被收入由該中心編輯的題為 《Chang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ir Impact on Accounting》的專題論文集，於1992年出版，並向全世界公開發行。
1989年根據中國——加拿大管理教育項目，應邀作為高級教授到加拿大達爾豪西大學進行為期半年的合作研究。
1990年，余先生再次應邀參加由上述“會計國際教育與研究中心”主辦的以“會計教育與實踐國際化傾向”為主題的“會計國際學術討論會”，並在會上宣讀了題為《中國大學會計教育改革10年回顧》的論文。
1992年，余先生應邀參加由“會計教育與研究國際學會”（IAAER）和“美國會計學會”（AAA）聯合主辦的“第七屆會計教育國際大會”，並在會上宣讀了題為《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s and University Accounting Education in China》的論文。該文已被收入美國會計學會編輯的題為《Accounting Education for the 2lst Century：The Global Challenges》的專題論文集，於1994年出版，並向全世界公開發行。
1994年，為了紀念盧卡·帕喬利《算術、幾何、比及比例概要》發表500周年，余先生髮表了題為《帕喬利對複式簿記的歷史性貢獻為此後會計學科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中英文對照）的論文。該文已送往複式簿記的發源地——義大利參加全球性紀念盧卡·帕喬利《算術、幾何、比及比例概要》發表500周年盛會展出。
1994年底，余先生作為主請人與其指導的廈門大學管理會計研究方向的博士后研究學者、訪問學者、博士和博士研究生，出席了“中國海峽兩岸管理會計研討會”。余先生在大會上作了題為《論當代管理會計面臨新的重大突破》的專題報告，獲得海峽兩岸代表的高度評價。余教授此行向海峽兩岸管理會計界展示了廈門大學管理會計研究在全國的主導地位及其整體研究實力和強大的後備力量。
1995年11月7—20日，余先生作為高級學者應邀對日本的Kyushu大學、Sensu大學和Surugadai大學等作了題為《會計的變革與社會經濟環境變化的依存性》的論文。
1995年11月20—26日，余先生作為高級學者應邀對香港中文大學進行學術訪問，並宣讀了題為《1950—1990中國會計改革與發展簡述》的論文。
1996年6月，余先生作為三位主體報告人之一在香港會計公會主辦的第八屆會計學術年會全體會議上宣讀了題為《中國會計面向21世紀的改革與發展》的論文。
1997年10月，余先生應邀出席法國會計學會主辦的在法國巴黎舉行的國際會議教育與研究協會第8次世界大會，並宣讀題為《On the Socio-cultural Analysis of Chinese Accoutancy’s Transformation Over the Period 1950s-1990s And Its Prospective Developments Heading for the 21st Century》的論文。之後，余先生應邀對London Guildhall大學進行學術訪問，並宣讀了題為《文化對會計的影響》的論文。同時，余先生還應邀對英國Hull大學進行學術訪問，並宣讀了題為《簡論孫子兵法在戰略管理會計中的應用》的論文。
余先生通過以上一系列國際交流活動，加強了校際間的國際學術聯繫，對擴大學術視野，掌握當代會計科學的最新進展和主要成就，有較大的幫助。目前，余先生已與美國、加拿大、日本、法國、英國、澳大利亞、台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不少會計界同仁建立了固定的學術交流關係，為中國會計走向世界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余先生的學術成就得到國際上的肯定和重視。余先生榮獲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究生院“榮譽成員證書”（1985）；美國伊利諾大學“會計國際教育與研究中心”鑒於余先生“不平凡的學術生涯和對中國及世界的貢獻”特聘請余先生擔任國際權威性學術刊物《會計國際學刊》由美國、德國、瑞士、中國和日本等5個國家的5名著名會計學家組成的編輯政策部成員之一，並授予余先生“高成就證書”（1988）；美國名人傳記學院（ABI）授予余先生：（1）“1990年傑出人士”稱號和“紀念終生突出成就銀質榮譽獎章”（1990.11）；（2）“成就的金色記錄”金質獎章（1994.5）；（3）“體現當代成就的國際名人傳”（1995.3）；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IBC）授予余先生“1992/93年度國際傑出人士”稱號（1993.5）和“20世紀成就獎銀質榮譽獎章”（1994.1）等榮譽。
余先生的事迹和成就已被編入國內和英國、美國出版的許多權威性名人傳記中，如中國編輯、出版的《中國當代名人錄》、《中國當代名人大典》、《東方之子》、《中國社會科學家大辭典》（英文版）、《中國當代經濟學家錄》、《中國當代文化名人大辭典》；美國名人傳記學院編輯、出版的《500位有重大影響的傑出人物》、《世界著名傑出人士錄》和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編輯、出版的《世界有成就的傑出人士錄》、《世界知識界名人傳》等等。
余先生雖然年過“古稀”，為了不辜負所處的偉大的時代，仍常以“發白未懈青雲志”自勵，積極追蹤管理會計和企業理財、知識經濟與現代化管理等學科發展的前沿，堅持不懈地進行開拓與創新。
（來源：胡玉明《中國管理會計的開拓者和奠基人——餘緒纓教授》）
餘緒纓獎學金
在2001年餘緒纓80華誕時，他的學生問他需要什麼？他說，對我來說，學術生命比生理生命更重要。學生們便為他募集了一筆資金，設立餘緒纓獎學金，專門獎勵廈大管理學院學生。評審委員會是通過廣泛的調查來甄選出那些“有公益心、誠實、正直和有愛心”的學生。餘緒纓獎學金每年獎勵4名研究生和8名本科生，獎勵金額在3000元到8000元之間。
會計基礎理論、成本、管理會計、企業理財、管理學
會計是一個經濟信息系統；"現代管理會計"是一門新興的將現代化管理與會計融為一體的綜合性交叉學科，包括微觀管理會計、宏觀管理會計和國際管理會計
《管理會計》、《國際管理會計》、《財務會計》、《會計理論與現代管理會計研究》、《企業理財學》、《管理會計學》等
（2000年後待補）
1、孫寶厚 會計系統論、1987年、
2、陳國鋼 論代理人說與中國國有企業管理體制的改革、1988年
3、陳雙人 管理會計與控制、1989年
4、黃禮忠 論國際管理會計信息與控制系統、1991年
5、盧煥立 論行為科學對現代管理會計的理論意義、1991年
6、熊楚熊 增值會計學研究、1992年
7、於文強 論國際管理會計、1992年、
8、於增彪 行為會計基礎研究、1993年
9、毛付根 企業理財基本理論研究、1994年
10、胡玉明 論資本成本會計、1995年
11、怯來發 現代公司理財與財務風險研究、1995年
12、陳勝群 現代成本管理論、1996年
13、駱德明 以作業管理為基礎的新管理體系研究、1996年
14、孫航 戰略管理會計、1996年
15、傅元略 企業資本結構優化理論研究 1997年
16、林勇峰 現金流動制會計研究 1997年
17、王大洋 An Extract of Potential Implemention of Activity-based Costing in China Companies 1997年
18、張金良 企業兼并理論研究 1997年
19.胡奕明 金融工具創新若干問題研究 1998年
20.沈藝峰 資本結構理論史 1998年
21.庄昆明 管理控制 1998年
22、林濤 股票首次公開發行問題研究、1999年
23、李常青 股利政策理論綜合性評述與股利信號實證研究、1999年
24、高培業 企業失敗判別理論與實證研究、1999年
25、xiao-li、lin、options、in、corporate、finance、and、internet(e-options)
26、陳志升 企業創新戰略問題研究、1999年
27.賀穎奇管理控制會計中長期激勵理論研究——現代契約理論的一種解說 2000年
28.聶楨 環境管理會計研究 2000年
29.丁鵬 可轉換公司債券若干問題研究 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