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治本

精 通詩文，尤擅駢文，並工書善畫，具有出色的文藝素養。清光緒三年（1877）夏赴日，結識日本貴族大河內輝聲，雙方的筆談結集為《桼園筆話》17卷。曾向大河內輝聲推薦《紅樓夢》，《紅樓夢》因此在日本引起轟動，從而產生了一批又一批日本“紅迷”、研究者和專家。

王治本在日本30年間，足跡遍及日本的本州、四國、九州、北海道四大島，深入中國人很少甚至從未到過的地區。傳播中華文化，其旅行路線之長、所到地方之多、交結朋友之眾、留下遺墨之豐，在近代旅日華人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對於中日民間文化交流的貢獻良多。日本人稱：“當時的文人儒士，仰之如泰斗”。

王治本1877年到日本后，先在日本漢學家广部精創辦的日清社裡教授漢文，並為漢文報刊撰稿，後來轉到同人社教漢文，還參加了詩社聞香社，與日本漢學家、文人學者廣為結交。其中交往最多的，要數日本世襲藩主源輝聲。

這對異國師生，留下筆談記錄達17卷之多，現保存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從已經披露的一些筆談內容看，兩人常探討中日兩國的文化藝術，也談及時事風俗和生活飲食等，內容包羅萬象。

王治本在日本期間，深受日本文壇信賴，留下書畫文章不計其數，還為許多日本人的著作撰寫序跋並題詞。據日本著名學者、漢學家實藤惠秀1965年通過《朝日新聞》的徵集統計，日本國內至少有38人收藏有王治本的作品和資料。

在與日本學者、文人的交遊過程中，王治本還成了日本《紅樓夢》研究的啟蒙者。根據寧波大學季學源教授的研究，王治本、黃遵憲等中國文人到日本后，從很多方面引導、幫助日本人閱讀《紅樓夢》，為《紅樓夢》在日本的廣泛傳播、紅學在日本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紅樓夢》是清乾隆五十年（1793）傳到日本的，過了半個多世紀，日本讀《紅樓夢》的熱度依舊高漲，不過尚未進入深層研究。直到19世紀70年代王治本等中國文人到日本后，日本紅學才開始形成。

雖然沒有專門的紅學著述，也沒有舉辦專門的研究機構，但王治本等人通過日常聚會、筆談答疑、提供資料等方式，持之以恆地在日本推廣、談論《紅樓夢》，啟發日本文人深入研討、理解，從而培育出大量的紅迷和一大批紅學研究者。例如，日本早期紅學史上最具開拓性的學者、日本翻譯《紅樓夢》第一人森槐南，就是在王治本等人的指導、啟迪下成長起來的。

20多年的日本漫遊路是中日文化交流之路。

明治十五年，也就是1882年，王治本離開了源輝聲的家，開始了“東瀛探奇”的漫遊生涯。

王治本在日本的漫遊大體有四次：第一次，1882年~1884年，主要漫遊本州中部地區；第二次，1885年~1887年，主要漫遊本州西部、四國和九州；第三次，1892年~1893年，主要漫遊日本的東北地區；第四次，1905年~1907年，故地重遊。

王治本每到一處，都受到當地政要和文化人士的熱忱歡迎，都會在當地掀起一股文化熱潮。1882年8月，他到日本文化名城金澤時，被尊為“孔子之國的貴賓”，各界人士爭相請他作詩作畫、題詞點評、鑒定書畫等。1883年，王治本與旅居日本的族兄弟王汝修、王琴仙一起漫遊北海道函館，停留半月多，不僅展示了詩文書畫的才能，還表演了篆刻，受到當地文人的熱烈歡迎，當時的《函館新聞》在一篇題為《清客漫遊》的報道中記錄了他們的行程，並稱他們“詩文書畫均稱絕妙，為清客之中屈指可數者，本港文雅之士亦多乞請揮毫”。

王治本的漫遊之路，實際上就是中日文化交流之路。他在日本各地擁有眾多“粉絲”。有日本文獻記載，金澤有一位玉纖女士，二十七八歲，是王治本的超級粉絲，聽說王治本到了新潟港，就以學習書畫為由前往尋訪，與之結交，還陪同出遊。

20多年時間裡，王治本的足跡遍及日本的本州、四國、九州、北海道四大島，沿途傳播中華文化，所到之處，無不留下詩文詞賦、書畫金石作品，以及考察日本文史哲、政治經濟民情風俗等各類著述。其旅行路線之長、所到地方之多、交結朋友之眾、留下遺墨之豐，在近代旅日華人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甲午戰爭后，王治本又去日本，做了一些研究翻譯工作。例如，應邀擔任日本善鄰譯書館的協修，校訂出版了《戰法學》《日本警察法》等書籍，他希望將這些日本新政的著作帶回中國，供中國有志之士參考。1900年，他翻譯、補正了日本“易聖”高島吞象的《圖解高島易斷》，2008年被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點校出版。

在江北慈城黃山村，找到了王治本的故居——新旗杆門頭。

新旗杆門頭由清嘉慶年間朝議大夫王肅雍所建，王肅雍就是王治本的祖父，如今故居內依然住著王氏後人。王治本的曾孫，73歲的王勉寬，當天也在現場。他對曾祖父的了解並不多，只知道曾祖父在日本多年，留下了很多書畫文章，翻譯了很多書，名氣很大，還上了日本的名人字典。曾祖父晚年是回到祖居壽終正寢的，還以桼園老人為名自撰墓誌銘。不過，王勉寬提到，他的哥哥王勉善還保存有曾祖父的遺物——三顆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