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領事

《副領事》中有三個故事，由夏爾·羅塞特的故事開始，到副領事的幻想結束。這兩個故事中間穿插的是，一位名叫摩根的男人寫的故事，他剛剛來到亞洲。他在市場看到一位飢餓難耐的年輕姑娘賣掉她的孩子，他講述了她的流浪經歷，並在其中插敘了他在印度的見聞。一個禿頭女乞丐，因懷孕被母親趕出家門，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她到處流浪，飽嘗飢餓艱辛，就是要把女兒分娩出來，並為她尋一個好人家寄養。她懷著這樣的希望，唱著故鄉的歌，漸行漸遠。故鄉在她身後抹去，記憶逐漸模糊。多少個日晒雨淋的日子，多少個飢餓難忍的晝夜，也沒有磨去她的希望。十年後，她終於來到加爾各答，不但找到了自己的歸宿，也把女兒託付給一位白人婦女。從此以後，恆河岸邊的麻風病人中間，多了一位夜裡唱歌遊盪，白晝沉睡的禿頭瘋姑。第三個故事講述的是法國駐拉合爾的副領事，他性格孤僻，總是把自己關在黑暗的官邸里。一天夜裡，他朝薩里瑪的花園裡開槍，打死了幾個麻風病人，接著就大吼起來，由於這件案子，他被調離拉合爾，在加爾各答等待重新安排。在此期間，使館組織了一次招待會，他也在被邀請之列，但人們都厭惡他，不敢靠近他，他成了一名恬不知恥、道貌岸然的人。他深深地被大使夫人安娜—瑪麗·斯特雷泰爾夫人所吸引。最後在哀求無果之後，他依然用他那噓聲濃重的吼叫結束了在加爾各答的等待。

1964年，《勞兒·維·斯坦茵的迷狂》發表時，杜拉斯接受了電視台記者皮埃爾·杜瑪葉的採訪，當她面對話筒開始接受採訪時，她突然忘記了自己的存在，忘記了對面的皮埃爾·杜瑪葉，許多羞於啟齒的童年往事湧上心頭，她滔滔不絕地講起了自己的童年，講起了《勞兒·維·斯坦茵的迷狂》，講起了安娜·瑪麗·斯特雷泰爾，談起那個讓她刻骨銘心的女乞丐。這次採訪成了杜拉斯創作《副領事》的契機，因此，《勞兒·維·斯坦茵的迷狂》中的安娜·瑪麗·斯特雷泰爾的故事在千里之外的另外一個空間中繼續，這就是《副領事》。據作者自述她花了八個月的時間完成這本書。

副領事

副領事名叫約翰—馬克·H，獨子，約莫三十五歲，從小就會彈奏《印度之歌》。小時候他就愛搞惡作劇，喜歡捉弄別人。這是他與苦難、悲慘、癲狂的殖民主義對抗的一種方法，可是這樣做，結果並不能令他滿意：“副領事說，除了蒙福爾的辦法之外，他再也沒有見過更好的。首先是每一次讓臭球出現在餐桌上，隨後出現在自修室，出現在教室，隨後又出現在接待室，出現在宿舍，隨後還有……假臭球，假大糞，假鼻涕蟲，假耗子……他們被弄得臟透了。”他最後終於被學校開除。當了拉合爾的副領事後，這種對抗進一步升級。他喜歡自己待在官邸，孤獨伴隨著他，而“瘋狂總是伴隨著孤獨”。他在家裡對著鏡子——對著自己開槍，夜裡他朝薩里瑪花園裡的麻風病人開槍，然後發瘋似的吼叫。副領事每天都在吼叫……就像人們每天祈禱那樣，他每天在吼叫。

斯特雷泰爾夫人

斯特雷泰爾夫人是某種象徵，多角度呈現出來的美的化身。她時而現出一種陰鬱的美，時而也呈現出一種平靜的美，“她的世界被扯開了”。她經常莫名其妙地哭泣，呈現出一種病態，讓人捉摸不定的美。斯特雷泰爾夫人“有著永恆的年齡，是墳墓和搖籃的入口，是慾望的幾乎是非物質的幽靈般的身體。她還是在被分門別類的世界上的混亂，是使世界的虛假程序發生動搖的意外事件”。“她給人一種感覺，彷彿正在受一種痛苦的煎熬，那種痛苦，離現在太遙遠，再想為之流淚已經流不出來了。”她長期關閉在像籠子一般的大使館里，過著遠離社會的生活。其實她也同樣被剝奪所佔有，達到了孤獨的狀態。

女乞丐年紀很輕就懷了孕，原因卻不得而知，“就像是從一棵很高很高的樹上失足，沒有疼痛，墜落下來懷了孕的。”就像受到誘惑的夏娃一樣，懷孕成了一切罪惡的根源。如同原罪，一旦鑄成，就必須有人承擔後果。她對母親、對家庭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惡。懲罰是殘酷的、惡毒的，也屬於某種犯罪，她被母親攆出家門，這時便產生了別人對她的犯罪，是母親和家人對她的遺棄。她不停息地走著，從路邊的一座座界碑旁走過。一路上飽嘗艱辛，單憑大自然來填充空癟飢餓的胃。路上遇到小孩釣的魚，她一口咬掉魚頭生吃起來。即便是在艱難的生活中，她也滿懷著自己的希望，她希望把孩子分娩，結果分娩了，卻是在田邊的草棚中。

飢餓，家庭與社會的拋棄給女乞丐造成了巨大的痛苦，所有的理智都消失了，“只充斥著某種精神失常，某種恐懼，那是可怕的瘋狂的前奏。”這才是一切苦難的根源。真正的原罪，導致了女乞丐與麻風病人們的苦難生活。在杜拉斯看來，苦難、悲慘、癲狂、拋棄就是童年時代和西方殖民主義背景中的麻風病。它以極快的速度在加爾各答傳播，在印度、在世界傳播。殖民主義者給世界帶來了不公，帶來了貧富差別，帶來了對人權、對人性的蔑視。曾經親眼目睹了這一切的杜拉斯，在這部“政治小說”里，以非常規的手法，把印度人受到的非人待遇，把殖民者對他們豬狗一般的虐待，通過那個其實什麼罪都沒有犯的女乞丐表現出來。她就用這種癲狂與缺乏公正的世界相抗衡，用這種癲狂來獲得自由。

造成這種苦難、悲慘、癲狂的是殖民主義者，所以就需要有人來消除這種不公和貧富差別，這個人就是副領事，他要與所謂的理性世界對抗，書名也由此產生。副領事長時間受到壓制，他比別人聰明，他能洞察到一切，他看到了社會的黑暗，看到了人民的疾苦卻又無能為力，“他的沮喪和最深刻的痛楚正是世界的痛苦，心靈內部的火山不斷蓄積能量，憤怒在心中油然而生，然後從怒火走向了行動，副領事其實是個“火爆而充滿火藥味的死亡工具”，他“朝窮人開火，朝數百萬在幾個月內餓死的孩子們開火。他朝災難、痛苦以及罪行開火”，朝著“平庸的思想，朝著那些原則和哲學開火……他也朝上帝開火”。副領事必須迎合這個世界的恐怖，去擊碎，去毀滅，然而他所進行的是幼稚的革命鬥爭。他沒有摧毀拉合爾，卻摧毀了自己。摧毀一個充滿貧窮、悲慘、癲狂與絕望的世界，是杜拉斯的理想與追求。然而想實現這個理想，不能指望社會公認的所謂“正常人”。絕望中的癲狂，以暴對暴的“過激”，或許才是消滅罪惡、根除毒瘤的途徑。

《副領事》中，給讀者所提供的空間是多層次、多角度的。無言，沒有詞語，但卻有聲音，卻有肢體活動，卻有身軀移動的語言。聲音如音樂；肢體如舞蹈；移動如韻律。但是它們中間包含著苦難，包含著無奈，包含著憤怒，包含著悲愴。例如女乞丐多次重複的詞語Battambang，不斷延伸，不但延伸成Baattamambbanangg，而且延伸成飢餓、苦難和迷茫。

首先，杜拉斯採用多種敘事手法打破了敘述中的時間流程，讓小說中的時間無限接近於一個永恆的現時，讓讀者在這個現時中產生空間膨脹感。

其次，小說整體結構上的多重故事的並置及穿插其中的句子、意象、象徵、暗示的並置都時刻在引導讀者進行反應閱讀，在重複閱讀中主動拼接散落在文章各處的小的意義單位，填補文本意義。

此外，作者還大量運用電影拍攝技巧來展現小說中的場景，類似於蒙太奇的手法讓小說中的場景在連續的切換或者間斷性的重複中得到時間和空間上的延展，帶給讀者視覺上的空間化體驗。

在《副領事》中，時間、詞語、句子、場景等混雜在一起卻又相輔相成，使得該文本在裝訂成一本書的同時，具有了電影、音樂等多種功能，進而最大程度地調動了審美主體—讀者的思維活動。

《副領事》是杜拉斯的代表作之一，被法國教育部列入國家語文教師資格考試大綱內容。

法語翻譯家戶思社《瑪格麗特·杜拉斯研究》：失去愛情、被愛情遺棄到尋找愛情的過程是痛苦和艱難的，這種被遺棄的痛苦在《副領事》的女乞丐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副領事所經歷的恰恰是那種欲愛不能、欲罷不休的愛情痛苦，他深愛不渝的正是他不能愛的人，因此被愛拋棄的副領事在空曠的加爾各答高聲嘶叫：“我愛你”，而沒有回應。

瑪格麗特·杜拉斯（1914-1996，法國小說家、劇作家、電影導演，本名瑪格麗特·多納迪厄，出生於印度支那，十八歲后回法國定居。她以電影《廣島之戀》（1959年）和《印度之歌》（1975年）贏得國際聲譽，以小說《情人》（1984年）獲得當年龔古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