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逌
董逌
董逌（音攸），字彥遠，東平（今山東東平縣）人，北宋藏書家、書畫鑒定家。靖康末，官至司業，遷徽猷閣待制，以精於鑒賞考據擅名。
董逌依其藏書撰《廣川藏書志》二十六卷，已佚，另著有《廣川畫跋》六卷、《廣川書跋》十卷、《廣川詩故》四十卷。
董逌，字彥遠，東平人，北宋藏書家、書畫鑒定家。靖康末官至司業，遷徽猷閣待制，以精於鑒賞考據擅名。著有《廣川藏書志》《廣川畫跋》《廣川書跋》《廣川詩故》。
《廣川畫跋》
《廣川畫跋》書影
題跋畫作包括宮廷及私人收藏，其中以歷史故事及風俗人物佔多數。畫跋偏重於考證評議，對作品之題材內容及物象制度多方論證，引經據典，與其他側重藝術風格技巧之評鑒著作不同，對作品辨識也時出獨特見地。如根據畫中人物衣冠服飾及殿廷環境辨《蕭翼賺蘭亭圖》為《陸羽點茶圖》；根據圖中細節辨《漢武帝會西王母圖》為《唐武帝仙樂圖》，又稱《醉僧圖》，所畫僧人沈酣實為魏晉時僧人不守成律聚飲歌舞之寫照；又指出《擊壤圖》中擊壤不應畫為擊缶。其他如對《兵車圖》兵車形制進行考證，跋《舞馬圖》論及舞馬之戲的源流等，皆可見作者學識之廣博。
《廣川畫跋》不僅能從世之所好、俗之所成論畫，而且能將傳統理論與創作實踐相結合，對技法、風格發表深入見解。如李公麟得周昉《按箏圖》，因“不遺余巧”、“媚色艷態，明眸善睞”，懷疑其形容骨相尚為不得，更何況傳神寫照？故持畫相問：“人物豐濃，肌勝於骨，蓋畫者自，有所好哉？”董逌答曰：“此固唐世所尚……唐人所尚以豐肥為美，防於此時知所好而圖之矣；”所論頗高。宋徽宗主持畫院，專尚形似，重視法度，董逌亦講形似與畫法，但又主張兼得形、神、理，作公允持平之論。如他在肯定戴嵩畫牛“妙於形似”，謂“苟失形似，便是畫虎而狗者”的同時，提出“要不期於所以似者貴也”，認為“賦形出象，發於生意，得之自然”才足珍貴，而“摹取形類”，“雖尋常者猶不失”並非正途。董逌還從韓非所辨鬼神犬馬之孰為難易，提出“鬼神索於理不索於形似，為犬馬則既索於形似，復求於理，則犬馬之工常難”的道理，在形神關係外並提一“理”，既受宋人講理學的風氣影響，又是蘇軾講“常理”的闡發。他理解顧愷之以人物為最上，次及山水、狗馬、台榭而不及禽鳥：，是因為人物“以神明為勝”，但由於唐五代以來山水、花鳥畫水平日高，形神論不能只限於人物，他又發“苟求其理，物各有神明”之論，並具體用於畫家、作品評論中，如評李成山水、孫白畫水、邊鸞牡丹等，均有卓見。
對於創作經驗的總結，董逌常能上升到哲學高度。《書李成畫后》認為：對自然山水“生而好”之人，“積好在心，久則化之，凝念不釋，殆與物忘，則磊落奇特蟠於胸中，不得遁而藏也”，“它日忽見群山橫於前者”，“慢然放乎外而不可收也。”前者是表象儲存，後者是靈感觸發，其間又貫串著莊子技進乎道的精神，。《書百牛圖后》認為人對事物的認識有“以人相見”“牛為一形”和“以牛相觀”“更為異相”的差別，只有深入了解，在動靜中觀察事物百狀，才能真正掌握事物真相，這對意欲創造真正具有藝術個性的作品，無疑有深刻的指導意義。當然，《廣川畫跋》畢竟是重在考證之作，其主要學術價值在此。理論上難成系統，且文字古奧，常令人有意難索之感。
《廣川書跋》
汲古閣刊本《廣川書跋》書影
由於此書成書時間較早，記述比較豐富，論述亦多精當，尤其其中不少作品現已不存於世，故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此書舉凡鐘鼎彝器之考辨、石刻碑帖文字之訂證，書家書體之流變，莫不兼而備之。而最富特色的乃是作者對書法源流和風格的點評。如跋《懷素七帖》云：“書法相傳至張顛后，則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於草……旭於草字則度絕繩墨，懷素則謹於法度。”其評價公允且富有書法美學的哲理；又如跋《歐陽通別帖》云：“筆力勁險盡得家風，但微失豐濃。故有愧其父，至於驚奇跳駿，不避危險則殆無異也。”於比較之中究本鉤源，且道出了各自的特色，頗得書法要領。其次，對前代遺物之考辨亦刻意精求，如跋《虎彝》篇云：“伯時《虎彝》則異《父乙尊》為虎以飾耳，非虞氏制也；昔周人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雌彝》自為二器，蓋周所制也。”所判充分體現了作者“刻苦務學，博極群書，討 衛究詳閱，必探本源”的治學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