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修辭
漢語修辭
修辭是使用語言的過程中，利用多種語言手段收到儘可能好的表達效果的一種語言活動。
漢語修辭
修辭運用語言（包括它的書面形式即文字）的特點，同時也受語言特點的制約。漢語的語素以單音節的為主，詞以單音節的和雙音節的為主，而漢語又是非形態語言，沒有詞形變化的約束。這兩個特點，一向被充分運用於修辭，反映在如下幾個方面。
“修辭”一詞的三個含義
（1）指運用語言的方法，技巧或規律；（2）指說話和寫作中積極調整語言的行為（即修辭活動）；（3）指以加強表達效果的方法，規律為研究對象的修辭學和修辭著作。一般情況下，總把“修辭”理解為對語言進行修飾和調整，即對語言進行綜合的藝術加工。即：修飾文字詞句，運用各種表現方式，使語言表達得準確、鮮明、生動、有力。
語言單位的組合靈便
《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本是形容詞，這裡第一個“老”當動詞用，第二第三個“老”當名詞用。現代漢語中某些說法如“他鐵了心了”，“母親情詞懇切的來信溫暖了她被多次挫折冷透了的心”等等，都有濃厚的修辭色彩，描寫景物，抒發感情，都有明顯的特殊效果。“鐵”原本是名詞，“溫暖”是形容詞，“冷透”是短語性的詞，在這裡所舉的例句中都帶了賓語，這正是漢語的特點提供的便利。
不僅實詞，虛詞也可以產生修辭效果。唐代韓愈的名句“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發蒼蒼，而齒牙動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在這個句子里，可以只用第一個“而”，後面不再重複它，或者重複用三個“而”，二者使句子在節奏快慢，語調舒暢或遲滯等方面有差異，從而在聽者或讀者的心理上引起的反響不同。韓愈用了后一種說法，使人感受到他當時的沉鬱心情。現代漢語的某些虛詞在有些場合也有修辭作用。比較：“你放心，我不會讓他逃掉。”“你放心吧，我不會讓他逃掉的！”用不用“吧”和“的”表示不同的語氣。
非常容易對偶
非常容易組合成音節數目相同而結構上平行的語句，通常稱為對偶。並且很容易押韻。大量運用整齊押韻的語言結構是漢語修辭的特色之一。《詩經》、《楚辭》有大量整齊、對偶、押韻的句子，就連先秦諸子和史傳的散文里也夾用了不少。從古及今，無論口頭上還是書面上，無不大量使用。魏晉南北朝時期甚至產生了一種全篇整齊、對偶押韻的文體──駢體文。啟蒙的識字教材和閱讀教材也大量使用。各行各業往往各有自己的一套口訣，都是整齊押韻的，如醫藥有“湯頭”歌訣，珠算有“九九”歌訣，打拳練功的有拳訣，例如最普及的“八段錦”歌訣，等等。這些，至少有容易上口記誦的作用，有的還能起些概括性強，以至諧趣幽默的作用。許多諺語俗語，這后一種作用就非常顯著。在封建社會，官府的公文書，通令告示，以及訴狀判詞之類，也大量運用。後來在20世紀30年代前後的蘇區、解放區，掃除文盲，普及教育以及政府公告等等也常用，主要是為了易於記誦傳播，對於識字不多的群眾很有便利之處。在生活和各種實際工作中這樣大量使用整齊、對偶、押韻的語言形式以達到特定的目的是漢字特點提供的一種獨特的實用性修辭手段，為別種語言社會中所少見（見修辭格）。
漢語里有很多四字成語
陸續出現並且積累了數量可觀的“四字成語”，這些成語中絕大部分富於顯著的修辭效果。從修辭的角度對漢語成語進行深入研究，是漢語修辭學中重要課題之一（見成語）。
除上述幾個大的方面之外，運用漢字的特點還產生了若干特殊的修辭技法，如迴文、頂針、諧音雙關，等等。
修辭與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有密切的關係。這裡所謂文化傳統，包括由種種因素形成的民族心理特徵，思維習慣，哲學觀點，審美觀點，以及反映這些特徵、習慣、觀點的各種文化成就。
①在漢語修辭中大量用“比”
用得多，用的方面廣。“比”的方式有種種，總的就是不直說，而以此喻彼，讓聽者或讀者自己去理解。一般修辭學上講的“明喻、隱喻、借喻”等都是“比”，就連“誇張”、“移就”等，往往也是“比”或者包含有“比”的因素；各種成語，許多都是“比”的運用。大量的、多方面的用“比”，反映漢民族文化傳統的一個側面。有些比，許多年來長期使用，幾乎成了一種定型的慣用語，甚至濃縮成為一個常用詞，如“推敲”、“琢磨”等。在漢語辭彙里有一部分詞，實質上就是用比的方法構成的。這樣的詞並不是先有一個基本義或本義，然後才孳生出來一個比喻義（如“扣帽子”的“帽子”，“背包袱”的“包袱” ），而是即以比喻義為本義的，如“蠶食”、“鯨吞”、“瓜分”、“席捲”、“囊括”、“海碗”、“海量”、“童心”、“水蛇腰”、“八字腳”、“漆黑”、“焦黃”等。動詞、名詞、形容詞各類里都不少。不少文章整篇是一個比喻，用來闡明一種道理。這個事實是漢語用比特別多的一個有力證明。喜歡用比，善於用比，既是民族智力和語言素養的反映，也有某些社會歷史因素，並且產生某些社會影響。歷代很多關於婉言進諫，以至象《史記·滑稽列傳》中那些俳優用幽默的比況向君主進諫成功的例子。同時，探求“弦外之音”，向字裡行間揣測含有什麼深文大義，以至流於牽強附會的風氣也很盛。《詩經》里不少民歌以及歷史上其他一些狀物抒情的詩文被解釋成為稱頌在上者的事情很多；被解釋成為諷刺在上者因而遭受貶謫以至釀成文字獄的事例也不少。這種風氣，一直影響到現代。藉助心理語言學、社會語言學、語義學的研究方法對漢語修辭的這種習尚進行研究，是漢語修辭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領域。
②獨特的審美觀
以整齊、對稱為主，以參差錯落為輔的審美觀，在民族文化傳統的好些方面有所反映，例如音樂、繪畫、雕塑、建築等。修辭，特別是書面語言的修辭，具有同樣的特點。無論詩、賦、詞、曲、各體散文，都是一樣，既見於整首、整篇的總的結構，也見於段落語句的局部組織。不僅古文如此，而且從早期的比較接近口語的白話散文小說，包括中短篇的所謂話本小說和長篇的所謂章回小說，直到“五四”運動之後，各體散文都已使用白話，這種整齊對稱和參差錯落相間雜的特點，始終明顯地存在。這是一種具有民族特點的審美觀在語言運用中的反映。探討這種審美觀的形成，是美學研究對象之一。
③在漢民族文化傳統的許多領域中，廣泛運用一種樸素的辯證觀點。事物被認為是包含著兩種對立因素的統一體。這兩種因素被概括為“虛”和“實”兩個範疇。“虛”與“實”的關係被說成是“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虛實相生”。修辭，同樣運用這種觀點。無論詩、文，都有“虛寫”和“實寫”之分。整首，整篇，有虛寫部分和實寫部分。虛的部分和實的部分相資相生，相輔相成，或足以引起讀者的懸念，或有助於讀者理解而又節省筆墨，或足以引起讀者深思與感情上的共鳴。在語言表達中有意識地運用“虛實”觀點，取得某種效果，這是漢語修辭的又一個特點。
漢語修辭學中古今一貫的兩個基本觀點 歷史上，漢語修辭學專著極少，直到20世紀初葉之後才漸漸增多。在歷代的各種論著中，有關修辭的論述並不少見。集中起來，可以看出，有兩個基本觀點是從古到今一脈相承的。
①自古以來，有關語言表達的有兩組概念。一組包括“道，義，理，情，志，意”等，都屬於思想、感情之類，也就是表達的內容方面；另一組包括“文，辭，章，文辭，文章，辭章”等，都屬於言辭組織之類，也就是表達的語言形式方面。前者概括稱之為“質”，後者概括稱之為“文”。總的要求是“質文相資”，也就是形式和內容要相適應，相協調，相輔相成。其後，在“質”的方面，逐漸突出了“道”，於是有“文以載道”，“文以明道”等說法。再后，又有“義理，辭章，考據”的說法，針對往往陷於空疏說教的所謂“道”，改為突出“義理”，並且加上“考據”或“考證”，實指清代經學家的考證之學，也泛指踏踏實實的作學問，實際上仍是兩個方面：內容(義理、考據)和形式（辭章）。到當代，就直截了當地說成“內容決定形式”，“形式與內容統一”。無論對“修辭”兩個字作怎樣的解釋，都離不開語言的運用。語言的運用要為表達內容服務。這是漢語修辭古今一貫的主導的基本觀點。
②文體、風格、技法三者可以分別研究，但以聯繫、統一為主，著重對全詩、全文的考察，重視三者的相互作用。這裡所謂技法，主要指“修辭格”，還包括別的一些運用語言的方法在內。《文心雕龍》除了講文章的起源和作文的基本原則之外，既講文體，也講風格，也講技法。曹丕的《典論論文》更是明確的講技法和文體、風格的關係的。宋代陳□的《文則》，講技法比較多，也講了文體和風格。王構的《修辭鑒衡》是20世紀之前唯一用“修辭”命名的一部書。他引《珊瑚鉤詩話》中的一段話，列舉了幾十種不同的文體，並多處講到了風格和技法。很明顯，王構認為“修辭”是文體、風格、技法三者的綜合。清代章學誠的《文史通義》，也兼論文體、風格和技法。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運用了現代語言學的若干理論，運用了比前人的論著更為科學的研究方法。在內容上，則依然是文體、風格、技法三者綜合論述的，儘管技法方面的修辭格分析論列最為詳備，文體雖涉及，沒有列為專題來講。陳望道自己評論《修辭學發凡》時，說它“沒有深入地談文體”，是不足之處，可見，他也認為研究文體是修辭學分內的事。
文體、風格、技法三個方面需要綜合研究，這是自古及今治漢語修辭學的一個共同一致的基本觀點。
①修辭具有社會性和歷史性。從文字記載日漸豐富的先秦時代起一直到20世紀初，社會性質沒有根本性的變化，文化生活也不會有本質的變化。但是，兩三千年那麼長的歷史，在社會性質基本不變的條件下人們的風俗習慣必然也會有些變化發展。這種變化一定會反映到文化生活，包括文藝創作和修辭習尚中來。
宋、元、明、清四代，市民文學有很大發展，從“說話”（後代稱為“說書”）起，逐步有了多種類型的講唱文學，有了相當發達的戲曲和長篇章回體小說。文學的發展，必然對修辭的發展有影響。這些文學形式在語言上不同程度地向口頭語言（白語）靠近。這些新的文學形式（有的論著中稱之為俗文學）不再只是寫出來供人閱讀，而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成了口耳之事，要好講，好唱，讓儘可能多的各階層的人，包括文盲，能夠聽得懂。這種作品寫出來也要讓“略識之無”的人大概能看得懂。這些特點無疑會產生若干新的修辭手段。從文藝學的角度研究這些新的文學形式的已經很不少，並且取得了成果。但專門從修辭學角度來研究的，至今似乎還是個空白。漢語修辭研究者需要在這方面加以彌補。
②從古代到近代，研究漢語修辭的都忽略了口頭語言和俗文學里的修辭現象，研究對象都是書面上的詩賦詞章史傳典籍中的“雅言”。兩部影響最大的著作是：
劉勰的《文心雕龍》成書於公元6世紀初年，南朝齊末梁初，共10卷，50篇。第1卷的5篇，總論辭章的本源和基本原則，發揮了《質文相資》的基本觀點。第2～5卷的20篇，列出了20種文體，其中既有詩、賦等文學體裁，也有史傳、論說，以至詔策、奏啟等實用文體，每種文體既敘其源流，也品評了前人的作品。第6～8卷的15篇講風格和技法，其中包括辭格。以下兩卷10篇講對辭章的鑒別，其中《時序》篇提出了辭章與社會的關係。這是一部承前啟後的巨著。它是先秦以來探討辭章之學的總結，開此後1000多年研究辭章之學的先河。
陳□的《文則》成書於南宋乾道六年(1170)。它把比喻細分為直喻、隱喻、類喻、詰喻、對喻、博喻、簡喻、詳喻、引喻、虛喻10類，是古代修辭學著作中講比喻講得最為詳備的。它不只講應當怎麼樣，還講了不應當怎麼樣，或者在什麼情況應當怎麼樣。它講到用語要注意搭配得當，避免語病，以至講到語助詞的修辭表達效果。這些都是對《文心雕龍》以下有關修辭學的各種著作的重要補充，並且影響到後世以至現代。有人認為《文則》是歷史上第一部名副其實的修辭學專著。
③20世紀初葉，“五四”運動前後，漢語修辭學的研究有了一個重大的發展和突破。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引進或參考了歐洲和日本的修辭學，開始建立了系統的漢語修辭學學科，並且在有的高等學校開設了修辭學課程；二是逐漸有了專以現代白話文為研究對象的現代漢語修辭學。從20～30年代，陸續出現一批修辭學專著。可舉以下3種為代表：
唐鉞《修辭格》(1923)。主要參考了歐洲傳統修辭學，專講修辭格（見《修辭格》）。
陳望道《修辭學發凡》(1932)。這部書參考日本修辭學較多，但是有自己的創見。它繼承併發揚了《文則》和元代王若虛《滹南遺老集》中指瑕、正誤的傳統，把修辭區分為積極修辭和消極修辭；它繼承古代著作中講比喻、誇飾、偶儷等修辭技法的傳統，參考東西方修辭格的講法，條分縷析，列為38格；這些，對此後的漢語修辭學研究有很大影響（見陳望道）。
汪震《國語修辭學》(1935)，全講白話文。第一章里說“國語修辭學限於中國標準的語言，既不是某處的方言，也不是專為讀閱而不能用來講話的文言，……為活人，說活話，把活人要說出的話用一種技術寫出而沒有訛謬，有效而沒有誤會。這就是國語修辭學的意義。”這個出發點和當時國語運動的歷史形勢是合拍的。
④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修辭學研究也有了一些新的發展。
《文則》、《滹南遺老集》里那些正誤指謬的部分以及《修辭學發凡》概括為消極修辭的部分，不少地方是和語法交錯著的。在漢語這種非形態語言里，語法、修辭以至邏輯的相互關係，比在西方語言里更為密切一些。這個事實逐漸被語言學界感受到，從而有了為致用的目的把它們結合起來講述的設想和嘗試。1951年發表了呂叔湘、朱德熙《語法修辭講話》。這裡所謂修辭，比較側重《修辭學發凡》所說的消極修辭那類內容，結合著語法來講述的。《語法修辭講話》在序言里明白指出，這書以“匡謬正俗”為主要任務（見《語法修辭講話》）。
50年代，參考蘇聯的學術發展的比較多。當時蘇聯修辭學界有一種區分語言修辭和藝術修辭的主張。鑒於中國古代修辭學中就有講句法、字法的傳統，而在漢語里語法與修辭的關係又很密切，因而也有人作了參考所謂語言修辭的主張，把用詞、造句的某些內容從積極的表達效果方面納入修辭學里講述的嘗試。
60年代，語言學界在《中國語文》上發起了關於修辭學研究的討論。出現了一些新的觀點、新的嘗試和設想。
1979年，郭紹虞《漢語語法修辭新探》出版。這是又一部試圖把語法和修辭融匯探討的著作。
80年代，漢語修辭學的研究重新蓬勃開展起來了。許多年輕一代的學者正分頭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著新的探索。有的更為廣泛深入地探討漢語修辭技法，特別是修辭格；有的把注意力指向對近代漢語的全面研究，包括對近代漢語修辭以及修辭專書的研究；有的著重對現代和當代作家作品的修辭的研究；有的試圖探討密切結合寫作訓練的實用修辭學，或者稱之為文章學；有的著重探討不同文體的不同交際功能的所謂功能修辭學；有的側重探討處於語法學和修辭學邊緣的以連貫語言的運用為研究對象的所謂話語語言學，等等。成熟還需要時間。不過形勢已使人們預感到，一種或幾種新的漢語修辭學體系正在孕育形成之中，一些新的領域正在開拓之中。
漢語里的修辭格種類繁多，在此不一一贅析，僅就有代表性的比喻、雙關、析字辭格來闡述漢語修辭對漢民族文化的反映和體現。
從比喻修辭格看漢文化
比喻是漢民族運用最廣泛的修辭格，在漢語言中有著獨特的地位和藝術魅力。比喻就是根據心理聯想，抓住和利用不同事物的相似點，用另一個事物來描繪所要表現的事物。就通過對喻體的研究來論述比喻辭格反映了哪些漢文化。
漢語中經常用動物做喻體。如“俯首甘為孺子牛”用老黃牛來比喻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的人;“老馬識途”用老馬來比喻富於經驗、堪為先導的人。由此反映出中國人對牛馬有著特殊的感情，認為牛馬最辛苦、最忠誠、最穩重。這是因為中國古代經歷了較長時期的農耕社會，而在那種生活環境中牛和馬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再有，龍和鳳也經常出現在比喻中。成語“龍駒鳳雛”用來比喻聰穎英俊的少年;“雲蒸龍變”比喻英雄豪傑遇時奮起。龍和鳳是中華民族的象徵，在古代龍鳳是整個民族崇拜的圖騰，這是中國獨有的傳統文化。比喻修辭中多用龍鳳做比，體現了中國人對祥瑞的重視和渴望。
比喻常出現在聖賢們的典籍中。譬如《三字經》中的“玉不琢，不成器”用來比喻人不受教育、不學習就不可能有成就。《勸學》中從首至尾多次出現比喻，“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等等，用各樣比喻來勸勉和鼓勵學習。以經典篇章中的哲理語句作為喻體，體現了先人的智慧和才幹，體現了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傳承發展。
從雙關修辭格看漢文化
雙關是一種語言表達的技巧，方便簡潔地傳達著人們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個性。“利用語音或語義條件，有意使語句同時關顧表面和內里兩種意思，言在此而意在彼，這種辭格叫雙關。”雙關分為諧音、語義、語法雙關，下面通過探討諧音和語義雙關來呈現漢文化的多姿多彩。
諧音雙關並不遙遠，生活中隨處可見。漢人舊式婚禮，新娘入門要從火盆上邁過去，取“火”的諧音，寓日子紅紅火火；新床的鋪蓋中，得撒放紅棗、花生、桂圓、栗子，以圖“早生貴子”。今天，人們遇到災難坎坷時，習慣用桃木梳子，吃桃子罐頭，諧音“逃”，希望能夠逃脫不幸和困難。生活富足了，許多生意人把翡翠白菜擺在店中或家中，“白菜”諧音“擺財”，意味生意興隆、財源滾滾。以上反映出漢民族人們一個共同的心態，就是避凶求吉，凡事圖個吉祥順利，避免兇險邪惡。
魯迅的作品語言犀利、寓意深厚，運用了大量的修辭，其中不乏語義雙關。《為了忘卻的紀念》中反覆提到“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這裡的“睡覺”除了一般意義上的睡覺，還有更深一層的涵義，即人們精神上思想上的麻木，對國事和國人的漠不關心。此處反映了中國人委婉含蓄的社會心理，將欲表達的意思蘊含在普通話語中，不刻意批判或嘲諷，卻能褒貶到位，產生良好的語用效果。這種行文風格，是符合漢民族人們深沉、謙遜和含蓄的性格因素的。
廣告語中運用雙關的例子也較常見。大家再熟悉不過的那一句廣告詞“要想皮膚好，早晚用大寶”，乍一聽，“早晚”是指早上和晚上；仔細琢磨后，還可以作為時間副詞，表示“遲早”的意思。從這句廣告語可以看出語言在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生動多變的漢民族語言鑄就了豐富奇特的漢文化。
(三)從析字修辭格看漢文化
析字是一種極其特殊的修辭格，為漢語言中所獨有。陳望道先生給“析字”下的定義為“把所用的字析為形、音、義三方面，看別的字有一面同它相合相連，隨即借來代替或即推衍上去的，名叫析字辭”。下面就看看析字修辭在具體應用中對漢文化的折射和體現。
《紅樓夢》中含有大量的詩詞曲賦、燈謎酒令、對聯歌謠，當然少不了析字的使用。第九十三回有這樣的詩句“西貝草斤年紀輕，水月庵里管尼僧。一個男人多少女，窩娼聚賭是陶情。不肖子弟來辦事，榮國府內出新聞”，“西”字和“貝”字組成“賈”，“草”字和“斤”字組合成“芹”，這裡用析字的修辭來諷刺賈芹的不務正業。前幾年紅遍大江南北的電視劇《還珠格格》中有一則謎語“吃的有，睡的沒有；罵的有，打的沒有；右邊有，左邊沒有；太後有，皇上沒有；小燕子有，紫薇沒有”，謎底是“口”字。這裡根據漢字形體特點，把兩組語義相關的字歸併到一起，一組字均有“口”，另一組無“口”。
漢字是記錄漢民族語言的書寫符號，是人們交際和交往的重要工具。漢字為中華文化繁榮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同時它也成為漢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面的例子就是依據漢字形體的特點，對漢字結構進行離析、拆解、組合、變化來表達意思。這反映出漢字結構靈活獨到、不拘一格的特點。中華文字是方塊字，形體平整，橫平豎直，可以隨意拆組，這是任何國家的任何一種文字都不具備的。析字的運用，同時展現了中國人的智慧，中國人積極思維、樂於創新、善於觀察的性格，體現了他們詼諧幽默、熱愛語言文化的心理。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兼收並蓄，將從民族心理、地理環境、社會制度、風情習俗這四個方面談一談漢文化對漢語修辭的影響和制約。
民族心理與漢語修辭
從古至今，中國人就有一個民族社會心理，即和諧。所謂“和諧”，就是融洽，是人、自然、社會三者關係的協調統一。儒家文化是我國的傳統文化，儒家經典中處處體現著“和諧”的民族心理:《周易·說卦》雲“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禮記·禮運》雲“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從戰國時代廉頗藺相如的“將相和”，到唐朝貞觀年間的“君臣和睦，團結一心”，再到今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政治口號的提出，可以說，“和諧”的觀念和思維已深深印刻在國人的腦海中。受這種價值觀的影響，漢語語言中特別注重結構均衡、對稱協調，反映在修辭手段上，則形成了對偶、迴環等修辭格。
對偶辭格深受和諧心理的影響，如“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卷西山雨”、“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在這兩組對偶的詩句中，上下兩聯字數相等，音節數目相同，並且內容相對，平仄協調，讀來悅耳，充分體現了漢民族和諧整齊的心理。再如迴環的修辭“知者弗言，言者弗知”、“細花梨雪墜，墜雪梨花細”，循環往複，形式別緻，辯證色彩濃郁，展現了漢民族和諧完美的意念。
地理環境與漢語修辭
我國幅員遼闊，歷史悠久，自然資源豐富，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國度。廣袤的疆域，千變萬化的地理條件，對語言的發展和走向、對華夏文明的積澱產生了重大影響。漢語修辭也會因地理環境的複雜多變，呈現出地域特色。
地形地貌的差異，使得修辭具有地域性。例如，在江蘇、浙江等南方水鄉，河湖交錯，小橋流水人家，就有了“船到橋頭自然直”這個比喻。而在重慶、四川等山區，山脈綿延起伏，則有“車到山前必有路”的說法，比喻遇到難事不要著急，總會有解決的辦法。在黃土高原，遼闊厚重的地貌鑄就了西北人勇猛豪爽、坦蕩奔放的個性，陝西民歌亦是樸實自然。其中《送大哥》一歌就運用了頂真的修辭:“我送大哥黃羊坡，黃羊坡上黃羊多。一隻黃羊兩隻角，哪有個妹子送乾哥?”
氣候條件的不同，使得修辭具有地域性。北方的冬天，寒風刺骨，冰天雪地。因此人們常把冰、雪、霜作為喻體，如“像雪一樣潔白”“如冰一樣堅實”等；而在南方，如廣州，沒有或很少有冰、雪、霜，自然就少用或不用這些喻體。南方的氣候適合種橘，橘則常出現在修辭里。在廣西南寧，市民素有過年在家中擺年橘的習俗，這是因為“橘祥如意”諧音“吉祥如意”，擺橘代表了富裕和幸運。
社會制度與漢語修辭
一個國家的社會制度影響和制約著本民族的語言修辭。時代在發展，科技在進步，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增強，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觀念的變遷，必然導致社會制度發生變化。而漢語修辭作為語言表達的手段，它的發生和發展也必將受到社會制度的影響和制約。它會隨著社會制度的發展而添加新的要素、出現新的形式。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社會從封閉走向開放，經濟發展空前加速，人們的意識、心理都在起變化，出現了許多新概念新現象，修辭手法也豐富多彩、生動靈活。例如“下海”、“練攤”、“鐵飯碗”等，就是新時期出現的新意詞語。“下海”比喻經商、自主做生意;“練攤”比喻擺地攤兒，投資較少的個體商戶;“鐵飯碗”比喻非常穩固的職位。今天，中國與世界的聯繫和溝通更加緊密，開放的社會環境亦影響了漢語修辭。日常生活中出現了諸多外來辭彙和網路流行語。如“白領”一詞代指在辦公室工作、從事腦力勞動、收入較高的人;“打醬油”代指對時事漠不關心，只做自己的事。
風情習俗與漢語修辭
各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風情習俗，中華民族亦是如此。漢民族的風情習俗是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沉澱和精髓，從祖輩流傳至今，映射著漢文化。這些習俗是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積累而成的，影響並制約著漢語修辭。聯繫修辭實例來進一步了解這種影響制約關係。
以“玉”為例。玉，廣受中國人尊重珍愛。許慎《說文解字》中解釋:“玉，石之美者”。中國人眼裡的玉是與眾不同的，是美好的、高尚的，它已經超越了本身的範疇而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寄託。古代以“玉”為信，用玉刻制的印章——玉璽象徵著國家的權力、威嚴和信譽。直至今日，崇玉與愛玉的民族情懷仍根深蒂固，玉文化已發展成為漢民族文化的一朵奇葩。
孔子說玉有仁、智、義、禮等十一德，《禮記》所言“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都是警示有社會地位的人沒有特殊原因，要玉不離身。受這種風情習俗的影響，漢語修辭里也常以“玉”為意象。如“如花似玉”、“書中自有顏如玉”、“遙望十里長亭，減了玉肌”等，都用“玉”來比喻美女。而“玉潔冰清”、“玉潔松貞”中的“玉”則象徵了純潔天真善良的女子。借代的手法中也通常有“玉”的出現，如“玉泉”代指酒，“玉柄”代指文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