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哲甫

1923年應聘直隸省立第七師範學校教務主任。1932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1956年-1958年任山東大學校長。

“七*七”事變后，回到家鄉，發起組織“抗日十八團”、“抗日救國會”和“戰地動員委員會”，將清豐縣一千二百多人的民團改造成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1937年赴山西晉城參加“華北抗日軍政幹部訓練班”學習。翌年2月任中共清南邊東縣委書記。其後歷任直南特委統戰部長、冀魯豫抗日救國總會名譽會長，冀南六縣行政督察專署參議主任，冀魯豫抗日中學校長，冀魯豫行署主任等職，領導群眾開展抗日救亡和生產救災鬥爭。1943年低奉命到延安中央黨校一部參加整風學習，后留校任五部副主任，並被選為冀魯豫黨的代表參加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1946年至1948年，先後任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教育廳長及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長。1949年9月至1952年11月，任平原省政府主席、省政府黨組書記及省委統戰部長，為平原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作出了貢獻。1952年11月平原省撤銷后，調任山東省副省長、山東省委常委兼統戰部長，省政府黨組副書記，1956年9月後，歷任山東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中共山東省委常務委員會委員、山東省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主任、山東省政治學校校長、山東省副省長、政協山東省委員會副主席等職務。並被選為全國人大第一、二、三屆代表，第一、二、三屆山東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6年被選為黨的八大代表。1970年12月23日病逝於濟南。

晁哲甫1894年12月3日出生在河南省清豐縣（原屬河北省）六塔集。他在中學時代，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就具有愛國主義和革命民主主義思想。他長期做教育工作，為革命培養了大批幹部。1937年“七七事變”后，他歷任清南邊東中心縣委書記、直南特委統戰部長、冀魯豫邊區行署主任、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教育廳長、華北政府教育部長。全國解放后，任平原省省主席、山東省副省長兼山東大學校長。晁哲甫同志還被選為黨的七大、八大代表和全國人大代表。1970年12月13日，晁哲甫同志在濟南逝世，終年七十六歲。 1923年，晁哲甫同志被聘請任直隸省（后改為河北省）立第七師範學校（簡稱“七師”）教務主任。當時，學校的其他兩位領導——校長謝台臣、訓育主任王振華也是進步青年。1927年春，他們三人同時入黨。從此，七師就成為我黨直接領導下的一個教育陣地。哲甫同志擔任國文課，選用李大釗、魯迅、郭沫若等人的文章作教材。他本人尤其愛讀和研究魯迅先生的作品，並向學生推薦。 1930年春，直南特委在大名提出武裝暴動計劃。這時，謝台臣、晁哲甫、王振華三同志明確表示，敵我力量十分懸殊，條件極不成熟，不同意舉行暴動。他們建議，黨應當掌握好七師這個革命陣地，為黨培養幹部向農村輸送，深入發動群眾，積蓄壯大革命力量，待條件成熟再舉行暴動。這些意見，雖經哲甫同志赴天津向河北省委申述，並得到接見人的同意，可是不久，在一次大名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上級領導人卻宣布：他們三人是“右傾機會主義”，阻礙暴動，開除黨籍。而暴動計劃也因力量不夠，終於流產。哲甫同志被開除黨籍后，雖然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從組織上離開了黨，但是他在思想感情上，仍然和黨在一起，為黨工作。1930年暑假，他和謝台臣、王振華同志迫於黨的左傾機會主義領導的壓力，辭去七師的領導職務。由於省教育廳任用不學無術的國民黨分子張達夫任七師校長，不久七師就爆發了聲勢浩大的“驅張、挽謝”學潮。在全校師生的熱烈擁戴下，晁哲甫同志和校長謝台臣又重新領導學校。他們恢復原來的教學方針，學校又出現了蓬勃發展的革命新氣象。雖然如此，但仍得不到堅持左傾路線領導人的諒解，並組織學生反對他們。晁哲甫同志和謝台臣同志一樣，抱著“絕不和黨鬧對立”態度，於1932年夏季又被迫辭職。 1934年，國民黨河北省黨部邀請過去在七師教過書的舊同事，借“宴會”之名，追查七師的歷史問題。晁哲甫同志在會上義正詞嚴地說：七師領導人都比較傾向“五四”精神。學生參加北伐，我們同情支持他們，這是無可非議的，總理說：“現在革命尚未成功么！”一席話，說得國民黨省黨部的人啞口無言。 1936年春，王振華同志接任七師校長后，邀請哲甫同志重任教務主任。 1937年“七七事變”以後，晁哲甫同志與黨取得了聯繫並恢復了黨籍。這時，在黨的領導下，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抗日戰爭。晁哲甫同志回到清豐家鄉，發起並組織了“抗日十人團”和救國會，在清、南、大一帶舉起抗日救亡的旗幟。 1937年冬季，哲甫同志赴山西晉城辦“華北抗日軍政幹部訓練班”，得到朱瑞同志的指導與幫助。1938年2月，晁哲甫同志仍回到清豐縣工作，擔任清南邊東中心縣委書記。同年春，根據上級指示和形勢需要，在六塔集舉辦抗日軍政幹部訓練班，參加者大都是思想進步，有民族氣節的知識分子。前後共辦了五期，課程是中國革命問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游擊戰和群眾工作。哲甫同志變賣家產充作經費，通過訓練班培養了大批幹部，發展了一批黨員。這對附近幾個縣開闢抗日根據地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自日寇進佔清豐縣城后，土匪蜂起，社會秩序混亂，當地有些紳士，一再要組織維持會，向敵人投降。哲甫同志聽說后，不畏艱險，與這股投降勢力作堅決鬥爭，並挫敗了他們，為以後的抗戰，剷除了一大禍害。他又積極爭取、團結開明紳士，曉之以民族大義，並孤立了投降派，使一些紳士組織的防匪不抗日的民團，改造成抗日自衛團，成為一支相當可觀的抗日武裝力量。在哲甫同志主持下，縣委決定大力開展群眾工作。經過發動群眾，建立了縣、區、村抗日救國會以及農會、婦會、青會、兒童團，全縣出現了抗日熱潮。在清豐又成立了半政權性質的“戰地動員委員會”，哲甫同志任主任。下設鋤奸、武裝、動員分配等九個部，並在全縣實行合理負擔。從此，清豐縣的軍、政、民等組織，都在我黨領導之下了。 1940年初，國民黨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後，在我討伐叛逆石友三的戰役時，國民黨濮陽行政督察專員丁樹本，也隨之逃竄了。丁樹本部隊南逃之後，各縣群眾以極高的熱情選舉出各縣的抗日縣長，隨之選出專員，根據地建設初具規模，黨的各項政策，開始得到貫徹。哲甫同志在這新形勢下，又創建了抗日中學，自任校長，為黨培養了不少幹部。 1941年初，冀魯豫行署經過全區代表會議選出了晁哲甫為主任，崔田民為副主任。不久，日寇又糾集日偽軍數萬兵力，對我根據地沙區進行了滅絕人性的“四·一二”大掃蕩，採取“三光政策”，企圖一舉摧毀我軍民的生存條件。在軍區司令員楊得志同志指揮下，黨政軍民領導機關進行反掃蕩，衝破敵人層層包圍，安全轉移到魯西濮縣、范縣、觀城地區。為了對敵鬥爭有較大的迴旋餘地，冀魯豫地區與魯西地區合併。地區名稱仍為冀魯豫邊區，行署名稱仍為冀魯豫行署，哲甫同志為主任，段君毅、賈心齋為副主任。 1942年，華北日寇竭力推行“強化治安”運動，加緊對我根據地的進攻、分割、封鎖，加之全區旱情嚴重，饑民遍地，是我們在抗日戰爭中最艱苦的年代。根據黨中央指示，除在對敵鬥爭上採取“打出去，擴大根據地”外，在我根據地中心地區則發動民主民生鬥爭，深入發動群眾，鞏固中心地區，抓緊救災，安置災民，以工代賑、生產自救等。當時政府工作的中心任務，一個是扶植群眾運動，一個是生產救災。哲甫同志分管生產救災，這是面廣事繁的工作。當時大家都在節衣縮食，哲甫與群眾同甘共苦，在生活極端艱苦的情況下，仍親自下去認真做調查研究，據以指導救災工作。 1943年底，哲甫同志離冀魯豫邊區到延安中央黨校一部參加整風學習，后留校任五部副主任，並被選為冀魯豫黨的代表，參加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946年和1948年先後任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教育廳長及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長。為迎接全國解放，培養各種人才。 1949年9月至1952年11月，哲甫同志任平原省政府主席、省政府黨組書記、省委統戰部長。作為政府工作的第一把手，負責全面工作，對某些關係大局，關係長遠利益的問題，他都親自過問並且抓得很緊。平原省地處黃河下游兩岸，深受黃河災害的威脅。哲甫同志特別關心治理黃河防災救災工作，如修築溢洪堰、人民勝利渠等，為平原省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作出了貢獻。哲甫同志對教育工作尤為重視，不論幹部教育還是學校教育工作都抓得很緊。他親自給省府機關幹部講授毛主席的哲學著作。在他主持下，制定了省府廳局領導定期向全體幹部講解所管工作的政策和情況的制度。平原省是由戰爭時期的太行部分地區和冀魯豫邊區合併而成，幹部也是兩地區抽調組成的。哲甫同志特別注意對太行和其他地區調來的同志的團結。省委、軍區，也都是新組成的班子，大家團結得很好，同志們都稱讚哲甫同志給大家帶了個好頭。在處理與鄰省的關係，特別是在河流的上下游澇水排放等問題發生矛盾時，哲甫同志能夠顧大局，一般都能經過協商合理解決。在個別問題上，只要無礙大局，縱令對本省有些不利，只要中央正式表了態，他都堅決執行。所以，平原省沒有發生過常年不得解決的水利糾紛，和兄弟省都能友好相處。 1952年，因國家區劃調整，恢復原省建制，平原省撤銷。哲甫同志1953年調任山東省副省長、山東省委常委兼統戰部長，省政府黨組副書記，並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1956年被選為黨的八大代表。哲甫同志深知農業在我國的重要地位。在山東，他特別關心農業的發展。“大躍進”時期，他不贊成不分情況的瞎指揮、浮誇風。他對農業和水利曾作過多次的調查研究，寫出自己的意見，供有關部門研究。他看到當時不顧一切的大鍊鋼鐵運動，看了各條戰線發表的材料，引起無限思慮，曾提出：“只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行么？”也勸告過一些同志“不要去推波助瀾”。哲甫同志在山東期間分管教育和衛生工作，併兼任山東大學校長兩年多。他擁護當時毛主席提出的“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的教育方針；積極支持學生的勤工儉學活動，促進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他兼任省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主任時，大力推行預防為主，防病治病的衛生工作方針。濟南司里街、肥城邊家院等一些好的典型，他多次實地視察並總結推廣它們的經驗。哲甫同志一貫堅持正確處理黨內矛盾。五十年代末，他不贊成省委主要負責人錯誤地把山東省政府領導作為地方主義的代表，而在全省開展反對地方主義的鬥爭。 1966年開始“文化大革命”時，哲甫同志因心臟病不斷發作，正在家休息。但他向有的同志提出：“為什麼要採取這樣的形式來解決黨內矛盾？”“為什麼要對歷史形成的文化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甚至採取毀滅性的行動？”晁哲甫同志自1927年參加革命以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一生。他是一位優秀的共產黨員、革命的教育家。他的優良品質和作風，永遠值得我們懷念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