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見甫

里見甫一八九六年生於福岡縣。一九一三年二月孫中山訪問福岡，里見曾為他表演過柔道，這是里見跟中國發生關係之始。同年秋，赴“魔都”上海就讀東亞同文書院。四年後畢業，就職於貿易公司，因倒閉歸國。一九二一年重返中國，進入報界，奉關東軍之命，統合媒體，成立滿洲國通訊社（現在的電通和共同通信社的肇始）。一九三七年裡見甫以記者的身份從滿洲來到上海，應日軍陸軍省參謀本部第8課長影佐禎昭大佐的懇請，銷售軍隊從伊朗運來的鴉片，於是他買下一家藥鋪，改名為宏濟善堂當據點。販賣鴉片得來的錢上繳興亞院；由那裡轉送大本營，再迴流侵略軍和特務機關。興亞院是侵華的中央機構，由總理大臣掛帥，外務、大藏、陸軍及海軍四大臣為副。里見甫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坦然交待，宏濟善堂從伊朗產鴉片就賺了大約二千萬美元，相當於現在的三十兆日元。後來因歐戰阻隔通路，轉向蒙古產鴉片，數量是伊朗產鴉片的二千五百倍。正是鴉片經濟，支撐著日本關東軍的暴走。歷史學家江口圭一曾指出，日本對中國進行的十五年侵略戰爭是一場“日中鴉片戰爭”。這場鴉片戰爭的關鍵人物就是鴉片王里見甫。據侍從武官鹽澤清宣中將回憶，昭和天皇亦曾屢屢向其身邊的侍從武官問及“那件事（鴉片謀略）進展得如

何了？”一九四六年裡見作為民間頭一個甲級戰犯和岸信介，兒玉譽士夫一起被捕。此後的里見甫又莫明奇妙地被無罪釋放了。對於釋放理由，里見甫本人似乎迥避此事，他只是淡淡地說道：“大概是美方情報部門的有關人員在審查了我的供詞后，認為有利用價值，故而才無罪開釋的吧”。然而一般輿論則認為，釋放里見甫也是美日雙方“司法交易”的結果。據里見甫稱，軍事法庭出具的僅是他提交的部分供詞，而鴉片交易中的利潤及其用途，尤其是涉及與軍方情報謀略等方面的供詞均己被法庭隱蔽了起來。戰後，里見甫銷聲匿跡，沒有像其他人那樣利用在滿洲構築的人際關係君臨政界或財界。他死於一九六五年，墓碑上刻著“墮入凡俗而超於凡俗，追逐名利而絕於名利，揚波逐流而不知其所終”。參加送葬的一百七十六人，有當過首相的岸信介、佐藤榮作，還有日本船舶振興會會長笹川良一，難波經一（“滿洲國”禁煙總局局長），古海忠之（“滿洲國”總務廳次長）、楠本實隆（第57師團中將師團長，最後是華北公使），鹽澤清宣（第119師團中將師團長），岡田酉次（汪精衛的顧問，最後是主計少將，專門負責經濟戰），岡田芳政（第六方面軍參謀，有名的“松”特務機關負責人，從戰前的日本陸軍到戰後的自衛隊一直負責對中共的電訊偵聽的人物）等關東軍高級軍官。這些人都是跟里見甫一樣在滿洲起家，戰敗之後像地下水一樣把人脈和資金流回了日本，岸信介競選靠的就是販賣鴉片賺的錢。里見甫的墓碑也是岸信介手書的。有一本說《滿洲的夜與霧》就是講滿洲夜皇帝甘粕正彥和鴉片王里見甫。作者佐野真一說：“黃泉之下的里見不正是蓋上了地獄之釜的蓋子，使人無法進入夜、霧與鴉片的氣味所籠罩的暗黑而秘密的世界嗎？”

里見甫之所以深得軍方信任、且又讓他主宰軍方核心機密的鴉片工作，這與他前半生15年間從事記者生涯而養成的人際交往能力不無關係。東亞同文書院畢業后，里見甫通過該書院院長根津一的介紹，暫時赴四川省特種貿易會社的新利洋行供職。然而，此時恰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蕭條期，商品滯銷、經濟萎縮，導致他一紙辭呈離開了該洋行。此後、返國內並離開東京的里見甫，便身著短衫浪跡於打工者行列。為了生存，他甚至一度還干過給飯館外送餐的差事。在此期間內，里見甫親身體驗了社會底層的那種貧民窟式的生活。恰在此時、里見甫與同期學友宇治直藏不期而遇。在宇治的幫助下，里見甫再次重返中國大陸。對此、在里見甫的撰文中也曾屢屢提及宇治的恩義之舉。

隻身來到北平的里見甫，首先在前輩大西齋（東亞同文書院第8期畢業生，時任朝日新聞社駐北平記者）處暫時當了一段食客。其後又在波多野乾一（東亞同文書院第 9期畢業生、時任每日新聞社駐北平記者）、中山優（東亞同文書院第16期畢業生）、以及大矢信彥等人的幫助下，進入了天津的京津日日新聞社。雖說這只是一個連同社長在內僅為三人的小報社，但里見甫總算是邁出了新聞記者生涯的第一步。

當時，該報社的中野江漢、橘朴（朴庵）等人都是被稱之為“老北平”的日方資深記者。在前輩們的熏陶下，里見甫很快便在“中國社會世論形成方式”的研究上具有了獨樹一幟的見解。兩年後，里見甫辭去了京津日日新聞社的事務，移居北平獨自創立了北京新聞社。在此期間內，他通過採訪感受到了中國動蕩的現實，1923年5月“臨城事件”，土匪孫美瑤劫了票車，最早趕到現場的外國記者就是他。當時年輕的里見甫還是一個有自由主義思想的青年知識分子，甚至可以說有點“反軍”。里見甫到那時為止和陸軍也沒有交點，他家幾代是海軍軍人，按理里見應該去海軍兵學校才對，可是里見是天生的數理盲，無法通過對數學物理要求極高的海軍兵學校的考試這才來了東亞同文書院。里見第一次和軍人打交道應該是1922年5月2日第一次直奉戰爭結束后在軍糧城採訪張作霖。見到了張作霖的顧問本庄繁中佐。雙方印象不錯。他還採訪過直奉戰爭中的吳佩孚，還和郭沫若成了朋友。當時的在華日本記者中，身穿長衫，說一口流暢的中國話的就只有里見甫一個人。日本陸軍的有關國民黨軍的情報幾乎都是來自里見甫的報道。1928年“濟南慘案”發生以後，他經過杉山元介紹，給日本軍部的翻譯，認識了處理後事的建川美次少將；原田熊吉少佐，田中隆吉大尉。1928年6月，里見甫成功地採訪了北伐勝利，身穿軍裝進北京的蔣介石。並在昭和3年（1928年）出席了孫文總理的靈柩從北平西郊碧雲寺移送南京的儀式。隨後、他又只身前往國民政府的新首都----南京，並且以滿鐵駐南京事務所囑託（代辦）的身份，兼任起了向南京政府推銷鐵道車輛器材的工作。恰在此時發生了武漢政變，里見甫趕赴當地採訪之中，竟收集了兩大柳條箱的武漢政府及中國工農紅軍張帖的布告和傳單。此後，這些都成為了波多野乾一編纂《中國共產黨史》一書的珍貴歷史資料。昭和6年（1931年）9月18日、中國東北發生了滿鐵線爆炸事件（滿州事變），奉滿鐵大連總部之命，里見甫迅速北上奉天（瀋陽），而他的人生也由此發生了重大轉折。

在奉天的關東軍第4課里設有里見甫的辦公桌，他與另外三位同僚共同承擔起了軍中的宣傳工作。而此前他當記者時完成的那份“中國社會世論形成方式”的研究報告也獲得了世間的首肯，由此他博得了軍方的信任。據里見甫回憶，他很欣賞在司令部工作的那段經歷。在此期間內，他不但結識了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等眾多出身於舊知識分子的軍人，此外像第4課長松井太久郎（后在新加坡戰役中任第5 師團長、並在汪精衛偽政權中擔任政府最高顧問及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等職）、以及該課的少佐參謀臼田寬三、矢崎勘十、平田正判、池田純久及上尉參謀橫山、井八津次等人也時常光顧他的辦公室。他邊工作邊與他們侃侃而談，心情十分愜意。當時，第4課的主要任務就是親手創建‘國通’（滿州國通訊社）。

原來，當時“一國一社制”正成為引領世界通訊界之潮流，為此，陸軍省次長小磯國昭也提交了改革日本通訊體制的議案。但官方的聯合通訊社和民辦的電報通訊社卻認為：統一之舉為時尚早，切勿冒然行事；又因兩社在組織結構及辦社立埸上意見相佐，故而致使國內兩社統一之策受阻。滿州事變（九一八事變）后，日方決定首先統一滿州國的通訊體制。為此，日本聯合通訊社的岩永裕吉則建議取滿州國的“國”字為頭、簡稱“國通”，經時任關東軍參謀長的板垣裁決后，開始籌建“國通社”。一開始這個“國通”的社長是準備讓高柳保太郎預備役中將擔任的。這位高柳保太郎何許人也？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那次臭名昭著的“西伯利亞出兵”時的日本派遣軍參謀長，陸大13期的。但是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想了想：“幹嗎還要另找人，就這個裡見甫不挺好嗎”。本庄繁知道里見甫有個不像日本人的毛病，散漫，坐不住，隔一陣就得挪地方，就把他找來問他：“不會突然撂挑子走人吧？”，但這次里見甫居然很爽快地答應了不再撒丫子，於是就定下來了讓里見甫來干。但里見甫當時只有36歲，按日本人的習慣好像當社長太年輕了點。於是就社長空缺，由里見甫擔任“國通”的“主幹事”。

另外，時任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的白鳥敏夫還就此事與陸軍省軍務局中國班的班長鈴木貞一中佐（後任中將兼企畫院總裁）進行了磋商。此後在情報部長白鳥敏夫的授意下，該部的須磨彌吉郎書記官奉命趕赴了奉天。據里見甫回憶：“此事發生在昭和7年（1932年）的夏季，當時我從松井課長那裡獲悉了欲設立“國通”的大致經過。也可以說，滿州國的組織框架及‘國通社’的設置都是按日方事先確定的方案來執行的，而會見須磨書記官也只是聽其傳達上峰最新意向而已。其實早在北平時期，我與須磨君己是故友，所以此次會面時，雙方毫無拘束且又坦誠地亮出了觀點，故而雙方一拍即合。其後我向上級彙報了會談結果，而上峰則指示由第4課重新擬定統一草案，其實新草案貫徹的仍是軍方的意志。當時，第4課的任務就是親手創建並掌控‘國通’。因只按軍方的命令行事，故而不採納外界的意見。換言之，我們只是擬定統一方案，而一旦該方案獲准后，則全部交給關東軍去實施。總之，提交了方案后我們的工作也就暫告了一段落，此後便可輕閑起來了。然而，要真正實施這個方案卻仍有很大阻力，關鍵問題是要獲得日本國內兩大通訊社----‘聯合’與‘電通’的承認。因為只要其中的一方不予以配合，此方案也無法實施。雖說此次僅是在滿州實行“一國一社制”，但上述兩社是否贊成？尤其是‘電通’能否理解？當時都存在著很大的懸念。況且滿州事變爆發后，國內各個新聞社均將重點集中到了滿州，而上述兩大通訊社也都為此逐步擴大了各自的機構及人員。果不其然，草案提交后便產生了由誰來加以歸納、整理及最終定稿的一系列問題。從當時的形勢來著，東京的陸軍省和外務者均無暇顧及此事，而關東軍司令部的第4課更是處於人手不足的緊張狀態。某日，主抓此項工作的臼田少佐突然對我說：‘你也來參加這項工作吧！’在軍方眼裡，我以前雖然從事過記者工作，但與這兩大通訊社卻毫無瓜葛，況且現在又是一個地道的滿鐵工作人員。儘管當時我曾一度推託，但草案既己提交也只得順其自然了，其實擺在我面前的只有一種選擇----執行命令、彙報結果。據說關東軍己得到了‘在滿州建立統一通訊社的命令’---儘管並未向我出示該文件，但我必須去執行東京的命令……”。然而結果卻是，“國通”的創立竟順利得意乎尋常，與此同時，里見甫也在新聞界中名聲鵲起。不僅如此，日本國內的“聯合”與“電通”兩大通訊社也借“國通”發足之機展開了積極的合作，不久、兩社最終於昭和 10年（1935年）11月7日合併成了“同盟通訊社”。從根本上來說“國通”只是一個地方通訊社，國際上沒人承認“滿洲國”，按說“國通”不應該有什麼大的國際影響。但是1933年5月“國通”和路透社簽訂了一個合作協定，這一下“國通”成了有國際知名度的通訊社了。

里見甫創立“國通”之舉，更加深了軍方對他的賞識；同時軍方又把一些隱蔽的特殊任務交給了他，例如滿州國成立伊始，軍方讓他搞的“哈爾濱大觀園”的宣撫工作便是其中之一。當時，中共地下黨組織、馬占山派系的便衣隊、國民黨的CC團、以及朝鮮人的鴉片密賣者等都混居在大觀園內，使得那裡的治安極度惡化，簡直變成了反滿抗日活動的根據地。在關東軍司令部第4課的指示下，里見甫攜同甘粕大尉（大杉榮事件的當事人、後任滿映理事長）開始對這條娛樂街展開了宣撫工作。里見甫不僅親自坐鎮“大觀園”，而且還充當了整個行動的總指揮。儘管此次宣撫工作最終並未取得輝煌成就，但里見甫的指揮才能卻受到了軍方的高度評價，這也為後來設立“里見機關”奠定了基礎。

此外“國通”成立后，里見甫先請大矢信彥擔當了該社的首任總編局長，當“國通”走入正軌后，他又把該職位轉給了松方三郎，而此時的里見甫卻轉移到了天津，並在那裡又創辦起了華文報紙----《庸報》。其實《庸報》也是受控於關東軍第4課的一份面向中國讀者的刊物，其目的是為了對抗上海的《大公報》，當時里見甫用的筆名為李嗚。就在《庸報》順利發行的第3年頭上、即昭和12年（1937年），里見甫再次被軍方召回，而此次的任務則是鴉片謀略工作。

當時的上海是中國最大的鴉片市場，而最大的供應國則是經銷印度鴉片的英國。為了確保波斯鴉片的輸入並與英國爭奪市場，日本的三井、三菱兩大財團則把從碼頭至上海租界的鴉片運輸業務委託給了中方的“青幫” ，並以此來控制著波斯鴉片的在華銷路。

奉陸軍省影佐大佐的指令，陸軍駐上海特務部的楠本實隆大佐（陸士第24期生）通過日本駐華使館武官的斡旋，與里見甫磋商了確保波斯鴉片的銷路問題。與此同時，時任陸軍省經濟課長的鹽澤大佐也正在主抓“建設上海後方基地”的任務。他從滿鐵借調人員組建了事務所，最終成立了“華中振興會社”。同時，日本國內的鐵道省、日銀（日本銀行的簡稱）等各大機關均紛紛派遣年青骨幹趕赴中國大陸，而前首相佐藤榮作也是受鐵道省之派遣赴華中工作的一員。當年， “華中振興會社”與海軍攜手以現物形式，出資100萬日元成立了該會社的子會社---- 礦山公司；而維新政府（汪偽政權）也出資2000萬元，成立了官方最大的礦山公司。此外，當時陸軍還與海軍聯手在上海設立了陸海武官府，此事在中國其它地區較為鮮見，而當時負責海軍方面協調工作的則是海軍中將津田靜枝。

隨著日本公司的大量湧入，汪偽政權的財源則日益沽竭。於是，陸軍省便將目光盯在了鴉片收益上。為此，軍方選中了里見甫，決定讓他負責此項任務。軍方的器重，更加喚起了里見甫那種“克己奉公”的信念（鹽澤的評價）。其實，讓里見甫給軍方服務的指令都來自於謀略總頭目 ----陸軍省第8課長影佐之手，他先是讓里見甫籌建“國通社”和“同盟社”，其後又讓他到“哈爾濱大觀園”去發揮特長，而這次軍方所期待的是，讓里見甫在鴉片謀略工作中再次嶄露頭角。

起初，里見甫曾把鴉片工作的重點寄托在了“青幫”老大杜月笙身上，然而，此時的杜月笙卻秘密離開上海潛逃到了重慶，此舉使得里見甫與杜月笙的約會化為泡影。儘管杜月笙可以在壟斷鴉片生意中分享巨額利潤，但這位肩扛國民政府參議少將軍銜的人物最終還是甩掉了日本人。無奈之下，里見甫只得又推出上海租界內的另一重要人物盛宣懷來代替杜。盛宣懷時任武漢大冶（汪偽政權執掌的礦山公司）屬下的漢冶萍公司總經理”，盛的公司向武漢大冶提供鐵礦石，而後武漢大冶再加價轉賣給日本的八幡制鐵（如今的新日鐵）。其實盛宣懷就是一個實業與虛業相結合而產生的奇妙人物，此外他還是個癮君子，經常從里見甫手中購買鴉片。

昭和12年（1937年）秋，日中雙方在大場鎮展開了激烈的攻防戰。日軍久攻不克且傷亡慘重，為此軍方向里見甫徵求良策。里見甫隨即讓線人轉告敵方將領到法租界內秘密會談，幾經交涉后，被收買的中方將領（？？？那個）最終同意撤出戰場。然而，一直對那個中方將領能否踐約而深感不安的日軍，卻提出了要把補償金全部換成假鈔送去的要求。對此，里見甫怒不可遏地斥責道：“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何在？”他堅守信義，給對方送去了真幣。如此一來，此前還揚言“寸土不讓”的大場鎮，竟然被日軍兵不血刃地戰領了（據日本新聞通信調查會報1965年5月號中發表的原同盟通訊社記者佐佐木健兒的回憶錄、題“里見甫軼事”）。當年為了慶祝攻陷大場鎮，日本國內還舉辦了聲勢浩大的群眾提燈遊行。但豈不知此次戰役的勝利，卻是“里見機關”暗中策劃的結果，故而此段歷史真相也就被軍方長期掩蓋了起來。

軍方特務機關的活動經費均來於鴉片收益，而這些經費又都用於扶殖傀儡政權----蒙疆政府、華北自治政府及武漢維新政府的財政赤字補貼上了。當然，人們也有理由懷疑：鼓吹“大東亞聖戰”的軍方，一定會從鴉片收益中獲益匪淺。近期被發現的里見甫文件表明：僅僅1941年，它就向淪陷區的中國人賣出了二百二十二噸鴉片，獲利三億元，而當時南京汪精衛傀儡政權一年的預算，也不過這個數字。日本利用鴉片貿易從中國進行的掠奪和造成的危害可見一斑。1942年，偽蒙政府的財政收入中，鴉片佔了28%；第二是從伊朗購入。1941年，宏濟善堂共從伊朗購入鴉片一百六十萬兩；第三是來自台灣等地，主要是精鍊毒品。在東京審判中，里見甫曾承認自己從事鴉片貿易，但堅決否認涉及嗎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因為這些毒品的危害比鴉片更甚。而這份文件中，卻有里見甫1942年6月1日，通過日佔台灣總督府獲得277公斤可卡因的紀錄，而他在偽蒙地區經營的毒品中，也包括大量嗎啡。宏濟善堂並有向東南亞販賣那可仃的計劃。因為在戰爭末期，中國民眾就曾針對設在上海的日本鴉片機關——宏濟善堂展開了猛烈抨擊。自此，鴉片收益逐年衰減，而此時的軍方有關人員卻大肆侵吞起了里見機關的鴉片收益。不僅是軍方，就連政界要人也盯上了這筆款項。例如在昭和17年1942年4月的輔佐皇室官員的選舉中，時任工商大臣的岸信介就曾讓“里見機關”為其出資500萬日元的活動經費。不僅如此，很多報界流氓們也紛紛瞄準上了里見甫，他們靠著里見甫出身於新聞記者的關係，死乞百賴地向他討要金錢。一時間、“里見機關”幾乎變成了這些惡勢力的財源之地。正因為如此，當里見甫看到中國民眾的抗議浪潮席捲而至時，則悄然地潛伏於地下，很快便從上海地面上消聲匿跡了。直至日本投降前，人們再也無法尋找到他的蹤跡。

有人根據里見甫墓誌銘中的“揚波逐流而不知其逝處”一語，而稱其為“遊俠傳奇式的人物”。其實早在同文書院讀書時，里見甫就對村上浪六的“愚蠢”一文愛不釋手，同時他還喜歡吟誦“五丈原之歌”的辭句。或許正因為如此，才造就了他的天性，才使他成為了“一時風雲人物”的吧。

然而，他卻有另人鮮為人知的一面。正是這位里見甫，在戰後至逝去的期間內，卻始終關注著中國大陸，同時他還與筆者共同創建了“亞洲之夢同人會”，並且苦心積慮地幻想著第三次進入中國大陸。然而時不待人，畢竟斯人己離去。生前里見甫曾說過：“至今日中兩國仍存有分歧，故而兩國人民被隔於鐵幕兩側。然而兩國是需要攜手共進的，此道理淺顯易見。為此，我們日本人需要了解真正的中國。”在此信念下，他自費對中國大陸的現狀展開了調查，並且出版和散發了這些調查報告。某友人曾對此評曰：“按說此事理應是國家相應機關所為，豈能煩及個人呢？”然而里見甫則笑答：“道理雖然如此，但從國家百年大計著想，此事乃當務之急。然而現實卻是，無論是政治家還是官員們都對這種普通的工作不屑一顧啊！我個人孜孜不倦地從事這項事業，就是想喚起國民的關注。既然前面已經做了，今後還要繼續做下去”。未能迎來日中兩國邦交之日，里見甫便先逝而去，他究竟故於何處？或許是個永遠的不解之迷了。如今總寧寺內那塊布滿青苔的墓碑己被清洗，從寺內還可以俯視山下的里見公園，而他的生涯也被鐫刻在了那塊墓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