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周列國志

《東周列國志》寫的是西周結束（公元前789年），至秦統一六國（公元前221年），包括春秋、戰國五百多年間的歷史故事，內容相當豐富複雜。《東周列國志》所敘述的歷史，正是這樣一個時代，所有的故事，都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展開的。其中敘寫的事實，取材於《戰國策》、《左傳》、《國語》、《史記》四部史書，將分散的歷史故事和人物傳記按照時間順序穿插編排，冶為一爐，成為一部結構完整的歷史演義。秦漢前的一些史家為了某種原則立場，對歷史事件的敘述和評價，有時會隱而不言，把意思深藏在記述的文字中，沒有一定見地的人，很難發覺，更談不上理解了。這部書的通俗之處，正是將那暗礁一樣的文字弄得水落石出，大家一看便心知眼明，種種是非善惡，忠好智愚，畢露於光天化日之下。這是作者編寫此書的用意，也是他們對後人的貢獻。

《東周列國志》與其他史書一樣，以國家的興亡成敗為主題，致力探討氣運盛衰、人事成敗之間轉化變遷的因果關係。作者通過人物命運的沉浮，形象地告訴人們，能否注重道義，任用賢能是判斷一個國家前途命運的最根本的依據。得民心者得天下。道義是對無意的闡發，天意就是民心。民心存，其政舉，民心亡，其政息。這種人本主義的觀點，是有進步意義的。

《東周列國志》所敘述的五百多年之間，英雄輩出，群星燦爛，千百年後，雖不乏其人，但這一時期的人和事，在歷史上最突出，最典型，它幾乎是後世是非成敗的理論源頭，更是後人行事為人的標準和榜樣。小說通過豐富而生動的故事情節，讚揚了從善人流、賞罰嚴明、胸懷大度的王侯和忠貞、有勇有謀的將相，也讚揚了那些見義勇為、機智果敢的豪俠。與這些正面人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小說也塑造了一些昏聵、殘暴、荒淫無恥的帝王、諸侯等統治者，和貪婪、奸詐。陰險的佞臣小人。作者對他們揭露與鞭撻的態度自然而然地融入情節的進展之中。

早在元代就有一些有關“列國”故事的白話本，明代嘉靖、隆慶時期，余邵魚撰輯了一部《列國志傳》,明末馮夢龍依據史傳對《列國志傳》加以修改訂正，潤色加工，成為一百零八回的《新列國志》。清代乾隆年間，蔡元放對此書又作了修改，定名為《東周列國志》。

鄭莊公，春秋國王之一。正是他以及由他主管的充當周朝輔佐的鄭國，帶頭搞亂了封建秩序。按照周代舊制，諸侯去世，嫡子繼立。但鄭莊公之母寵愛次子叔段，讓他分享鄭國大權。鄭莊公對付的辦法是：故意縱容叔段，讓他與母親串通謀反，暗地裡周密部署，粉碎了母、弟發動的政變。為了尋找囚母殺弟的借口，鄭莊公的手段十分刻毒、狡詐。後來鄭國政局穩定，勢力漸強，鄭莊公便不把周室放在眼內。而周平王為了安撫鄭莊公，讓王子作為人質，鄭莊公也竟然收下，全不顧“君臣之義”。

齊桓公，春秋五霸之一。他任用管仲為相，充分展現出知人善任的組織能力以及寬容廣闊的胸襟。管仲並不是他的親信，當初與他為敵，還射了他一箭，險些要了他的命。老實說，這一箭之仇，齊桓公也曾耿耿於懷，但當聽到鮑叔舉薦，知道管仲是安邦治國的良材，便拋棄嫌隙，“親自出郊迎之，與之同載入朝，百姓觀者如堵，無不駭然”。任用管仲為相后，齊國大治。齊桓公也九合諸侯，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晉文公，春秋五霸之一。他是一位善於團結人才、任用人才的霸主。他在獲得政權以前，到處逃亡，勢孤力弱。但是他能夠把趙襄、狐偃等一批才智之士團結在一起。就是這一幫人與他同心合力，使他克服了一個又一個的困難，最終登上晉侯的寶座。晉文公執政以後，首先整頓國內秩序，“使民知尊卑長幼之序，動親上死長之心”。上下和睦，將士用命。然後打著“尊周室”的旗號，調動各方力量，於城濮一戰，大敗楚師。開創了“晉國天下莫強焉”的局面。

《東周列國志》所敘述的五百多年之間，英雄輩出，群星燦爛，千百年後，雖不乏其人，但這一時期的人和事，在歷史上突出、典型，它幾乎是後世是非成敗的理論源頭，更是後人行事為人的標準和榜樣。小說通過豐富歷 而生動的故事情節，讚揚了從善如流、賞罰嚴明、胸懷大度的王侯和忠貞、有史 勇有謀的將相，也讚揚了那些見義勇為、機智果敢的豪俠。

小說的結構布局主次分明、繁簡得當。雖然頭緒紛繁，矛盾錯綜複雜，但來龍去脈交代清楚，不僅整個歷史時代的發展變化得到如實的反映，各諸侯國的發展、變化，各國之間的關係，都條分縷析，寫得清清楚楚。小說的故事性很強，每個故事既有相對的獨立性，又是全書的一部分。許多故事描述得引人入勝，如“衛懿公好鶴亡國”“西門豹喬送河伯婦”“伍子胥微服過昭關”等等。由於小說反映了五六百年的歷史，不可能有貫串始終的人物形象，但在不少篇章里，人物形象描繪得還是相當生動的，如管夷吾的博學奇才、齊小白的王霸之度、鮑叔牙的苦心薦賢等等，又如重耳（晉文公）、伍子胥、介子推、孫臏、龐涓、廉頗、藺相如、文種、范蠡等等，都寫得個性分明。

該小說還塑造了眾多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如有齊桓公那樣煊赫一時的霸主、周幽王那樣昏庸殘暴的國君、管仲那樣富有謀略的政治家、孫武那樣足智多謀的軍事家、廉頗那樣勇猛善戰的武將、荊軻那樣視死如歸的義士、蘇秦那樣能言善辯的說客，也有易牙、豎刁那樣陰險奸詐的小人。這些人物，既具有春秋戰圍時期的時代特徵，在整個封建社會中又有一定的普遍意義。

《東周列國志》取得了較高的思想成就和藝術成就，是除《三國演義》之外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一部歷史演義小說，在中國小說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後世戲劇、影視等多種文體裁以此為素材進行創作，其人物故事等傳播甚廣。

馮夢龍（1574一1646），字猶龍，又字公魚、子猶，別號龍子猶、墨憨齋主人、吳下詞奴、姑蘇詞奴、前周柱史，他使用的其他筆名還更多。他出生於明後期萬曆二年。這時在世界的西方正是文藝復興時期，與之遙相呼應，在我們這個有著幾千年文明的東方大國，也出現了許多離經叛道的思想家、藝術家。李卓吾、湯顯祖、袁宏道等等一大批文人，以他們驚世駭俗的見解，鮮明的個性特色，卓絕的藝術成就，寫下了我國思想史、文學史上璀璨的篇章。在這一批文人中，馮夢龍以其對小說、戲曲、民歌、笑話等通俗文學的創作、搜集、整理、編輯，為我國文學做出了獨異的貢獻。他卒於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也就是清順治三年，終年七十三歲。在這一年的前後，有許多很有成就的文學家，如凌濛初（1644），侯峒曾、黃淳耀、黃道周、吳應箕、夏允彝、祁彪佳、劉宗周（1645），阮大鉞、王思任（1646），楊廷樞、陳子龍、夏完淳（1647）等等，在戰亂中死去。一場具有資本主義萌芽狀態的中國式的文藝復興在異族入侵的鐵蹄下夭折了。

馮夢龍是南直隸蘇州府吳縣籍長洲（今蘇州）人，出身名門世家，馮氏兄弟三人被稱為“吳下三馮”。其兄夢桂是畫家，其弟夢熊是太學生，作品均已不傳。馮夢龍自己的詩集今也不存，但值得慶幸的是由他編纂的三十種著作得以傳世，為我國文化寶庫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寶。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還有《新列國志》、《增補三遂平妖傳》、《智囊》、《古今談概》、《太平廣記鈔》、《情史》、《墨憨齋定本傳奇》，以及許多解經、紀史、採風、修志的著作。

他一生有涉及面如此廣，數量如此多的著作，這除了和他本人的志趣和才華有關外，也和他一生的經歷密不可分。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與封建社會的許多讀書人一樣，把主要精力放在誦讀經史以應科舉上。他曾在《磷經指月》一書的《發凡》中回憶道：“不佞童年受經，逢人問道，四方之秘復，盡得疏觀；廿載之苦心，亦多研悟。”他的忘年交王挺則說他：“上下數千年，瀾翻廿一史。”然而他的科舉道路卻十分坎坷。直到崇禎三年（1630），他五十七歲時，才補為貢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訓導，七年（1634）升任福建壽寧知縣。四年以後回到家鄉。在天下動蕩的局勢中，親歷了女真的蹂躪而鬱郁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