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包胥

楚平王在早年，曾是有作為的君王，“息民五年”，政局日趨穩定，國勢亦漸恢復，即可向外圖謀進取時，卻因貪戀女色，骨肉相殘，濫殺忠臣，重用佞臣，從而把楚國引向歧途。

費無極作為太子建之少傅因不受太子建重用，便陰謀讒害太子建與太子建的太傅伍奢，先勸說楚平王為太子建迎娶秦國公主，待到秦國公主來到楚國，又挑誘楚平王將公主據為己有。太子建因此也被發配到成父守邊。費無極又讒言說太子建有怨言，要謀反，並責怪陷害太子建之太傅伍奢，並且企圖將伍奢及兩個兒子伍尚、伍員（即伍子胥）一併殺害。伍尚入宮而與伍奢同死，伍子胥卻出奔並立志為父兄報仇。

《左傳·定公四年》載：“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通“覆”字）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覆）之，我必能興之。’”申包胥沒有責備伍子胥，沒有阻止伍子胥實現自己的“義”（孝），還為伍子胥加油鼓勁，謂之以“勉之！”既是申包胥對伍子胥報仇行為的認同（春秋時期國君幾乎就等於諸侯國，很難將諸侯國與國君區分開來，而且“君臣之義”較為淡泊，君臣反目相拭的情形很常見，這之前楚國也有過析公、雍子、巫臣、苗賁皇等因個人恩怨對楚國復仇的故事。），也是對伍子胥能力的認同，更是對伍子胥的勉勵。但是申包胥沒有因為與伍子胥的友情而忘記對國家的忠誠，“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表明申包胥將對國家的忠誠視作“大義”，勇於肩負報效祖國的使命。申包胥選擇先對伍子胥“勉之”（而不是“助紂為虐”，為國家除掉後患）再“我必能興之”，這充分體現了申包胥內心的矛盾與坦然，對朋友、對國家都是執著的熱情。

可見，申包胥公私分明，不因為國家做了無道之事而去做出賣朋友、為虎作倀的不義之事，也不因為朋友的復仇行為合情合理而忘記自己對國家的責任。

伍子胥輾轉奔波，最終來到了吳國，為公子光重用，并力助公子光登上王位，是為吳王闔閭，並獻“擾楚疲楚”之計，對楚國進行輪番攻擊。

而這個時候，楚國令尹子常為政，雖然誅殺了費無極，但是“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國語·楚語下》），對外又欺凌小國，使楚國陷於孤立被動。

昭王十年（西元前506年）因子常的貪婪而羞辱唐、蔡兩國國君，吳國趁機聯合兩國共同出兵，以伍子胥、孫武等為將，連戰連勝，攻破了楚國的首都郢。

吳軍進入郢都后，大肆搶掠。《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訓》載“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鞭荊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榖梁傳·定公四年》載“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可見，吳軍進入郢都後為非作歹，給楚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而伍子胥在郢都，也為了泄憤對已故楚平王“鞭屍”（對此史載不一，或言鞭屍、或言鞭墓）。

在這樣的情況下，申包胥雖然“亡于山中”，但是還是派人勸誡伍子胥。《史記·伍子胥列傳》載：“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莫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申包胥對伍子胥的勸誡，一方面表示了對伍子胥報仇行為的理解，但是對於伍子胥“鞭屍”的過激行為表示惋惜（這樣的行為只能泄憤，引起楚國人民的不滿），同時希望伍子胥能夠有所收斂，但是伍子胥卻仍然一意孤行。

申包胥對伍子胥勸誡不成，只好以實際行動來踐行“興楚”的誓言。《戰國策·楚策一·威王問於莫敖子華》載：“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嬴糧潛行……”

申包胥究竟應該到那裡去請求援助呢？當時的局勢，只有秦國與晉國有實力幫助楚國擊敗吳國。而晉國與楚國長期爭霸，吳國也是晉國扶植起來削弱楚國的；楚昭王是秦國公主所生，也就是秦哀公的外甥，秦國與楚國有著緊密親緣關係，而且在春秋時期因為與晉國的關係長期保持聯盟關係，因此也就只有秦國有實力、也能夠幫助楚國復興。在這樣的情況下，申包胥沒有失卻冷靜，表明申包胥具有較高的政治眼光。

申包胥“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溪，游川水，犯津關，躐蒙籠，蹶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一開始不被答應，申包胥便在秦城牆外哭了七天七夜，滴水不進。

成功的搬來秦國的援軍后，申包胥身先士卒與吳軍交戰。《左傳·定公五年》載“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概於沂。”

這時越國也從吳國的後方襲擊吳國，《史記·吳太伯世家》載“（吳王闔閭）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吳軍連續遭遇失敗，引發了內訌，“闔閭弟夫概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概亡歸吳而自立為吳王。”（《史記·吳太伯世家》）

而更為重要的是，吳軍的侵略行為與暴行，激起了了楚國上下的同仇敵愾。《榖梁傳·定公四年》云：“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眾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訓》也載：“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為之斗。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卻吳兵，復楚地。”

在如此形勢下，吳軍不得不退出楚國，楚國成功復興。

應該說，楚國復興的根本原因是楚國軍民的同仇敵愾，子西等集結潰散軍民捨身再戰，左司馬戍寧死不屈，以及楚昭王逃亡途中，軍民保護代死的場面，無一不閃爍著楚國軍民戀鄉愛國尊君的思想光輝。

不過，申包胥請來秦國援軍的作用也是至關重要的。以楚國的國力，吳國是難以吞併的，但是楚國若單憑自己之力，也難以那麼快將吳軍趕出國境，而申包胥請來秦國援軍，身先士卒初戰告捷，進而迫使吳國內亂，楚國得以迅速將吳軍趕出國境，成功復興。楚國復興之後，很快就從失敗的創傷中走出來，楚昭王二十年滅頓、滅胡，楚惠王十年滅陳、四十二年滅蔡、四十四年滅杞、“東侵，廣地至泗上”，（《史記·楚世家》）依然保持了第一流強國的地位，進入戰國后也是“戰國七雄”中最有實力的國家之一。申包胥在伍子胥出奔的時候表示“子能復（覆）之，我必能興之。”在楚國真的面臨亡國危機的時候，申包胥又以自己的行為踐行了這一誓言。

楚國曆經艱難，終於成功復興，申包胥也踐行了“興楚”的誓言，楚昭王論功行賞，認為申包胥忠勇可嘉“封之以荊五千戶”（《史記·范睢蔡澤列傳》）。

但是申包胥卻不認為自己的作為有什麼了不起，辭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左傳·定公五年》）申包胥一方面表明，自己的作為都是盡一個臣子的本分；另一方面“吾尤子旗”(子旗幫助楚平王登上王位，被任為令尹，次年，與人勾結，貪求無厭，被楚平王殺死。)，通過表明自己痛恨子旗來表達自己淡泊名利。

據說楚昭王想以命令的方式讓申包胥節士，但是申包胥“遂逃賞。”（《左傳·定公五年》）楚昭王使人求之不得，乃旌表其閭曰“忠臣之門”。

對於申包胥的逃賞，《東周列國志》第七十七回《泣秦庭申包胥借兵，退吳師楚昭王返國》予以加工解釋：“（申包胥謂其妻曰）吾始為朋友之義，不泄子胥之謀，使子胥破楚，吾之罪也；以罪而冒功，吾實恥之！”其實是以當時的觀念去理解申包胥的作為，沒有把握好申包胥的形象。在申包胥那個時代，復仇之風是很盛行的，而且是很受讚揚的，但是忠義觀念卻有所欠缺，才會有那麼多人才為他國效力，並且因為國君而仇怨自己所出生的諸侯國的事情也常見，申包胥之前楚國也有過析公、雍子、申公巫臣、苗賁皇等因個人恩怨對楚國復仇的故事。申包胥“不泄子胥之謀”在那時看來是值得稱讚的“義舉”，不能說申包胥是為“小義”而誤“大義”，因為這個協助楚平王撲殺伍子胥的“大義”之舉是建立在國君暴虐、國家做無道之事的基礎之上。

申包胥雖然“逃賞”，但是沒有忘記自己對楚國的忠誠，在“逃賞”近三十年之後（《左傳》載申包胥“逃賞”的時間是魯定公五年即西元前505年，而《吳越春秋》所載申包胥出使越國的時間是勾踐二十一年即西元前476年。）出使越國，堅定勾踐伐吳決心並教勾踐以“智、仁、勇”三策。

申包胥先是以激將法，分析吳國正盛，試探越王勾踐伐吳的決心，再問勾踐何以戰，最後點出“智、仁、勇”三策，可見，申包胥是一位眼光深遠、善於剖析利害的戰略家。

申包胥對勾踐的教誨，對於勾踐滅吳有較大的幫助，《國語·吳語》隨後載句踐言“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申包胥實現了楚國對吳國的報仇。

《史記正義·秦本紀》《左傳·定公五年》《吳越春秋》卷四《闔閭內傳》《左傳·定公五年》《國語·吳語》。

春秋時代是“亂臣賊子”迭出的時代，但是在這個時代卻湧現出申包胥這樣一個執著、忘我的愛國忠臣，正如黑暗中的一盞明燈，照亮個那個時代，更照亮了中國歷史。

當好友伍子胥言“我必覆楚”時，申包胥則謂“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申包胥沒有阻止伍子胥實現他的“義”，而是去踐行一個更大的“義”——對國家的忠誠。

在楚國國都陷落、昭王出奔，申包胥“不受命”就一個人來到秦國請求援助“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溪，游川水，犯津關，躐蒙籠，蹶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秦哀公沒有立即答應，於是“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終於打動了“素沉湎，不恤國事”的秦哀公。可見，申包胥對於國家的忠誠是執著而又熱烈的，到了完全不顧自己生死的地步。

在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興楚成功后，申包胥簡單的以“非為身、非為名、非賣勇”婉拒昭王的賞賜並退隱。從申包胥先前的作為來看，斷不會貪圖名利，且楚昭王是一個較為賢明仁善的君王，申包胥功成身退，可知不是出於“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原因，而是出於真心。這表明申包胥的所作所為，不過是盡自己的一份職責，是出於對祖國的真心的忠誠。而在時隔近三十年後，又不辭勞苦出使越國，為越國滅吳做出了貢獻。

在那個“禮樂崩壞”，臣弒君、子弒父的時代，在那個各國人才為了自己的恩怨或者施展抱負紛紛遊走他國的年代，申包胥始終盡忠於自己的祖國——楚國，以自己的行為詮釋了“忠”的涵義，為後世確立了一個忠臣的典範。

申包胥身世有三種說法：一為三皇之首包羲後裔王孫名包胥姓包，封於申邑，史稱申包胥，又稱王孫包胥；二為黃帝子孫芬冒後裔名芬冒勃蘇姓熊改姓包氏；三為神農後裔名申包胥姓申改姓包氏。還需申包胥後裔包姓與熊姓申姓三姓後裔，做基因鑒定決定包胥的正確身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