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唐代詩人杜甫所作的五言古詩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是唐代偉大詩人杜甫所寫的一首五言古詩。詩中前四句描繪出一幅戰爭連綿未斷、民生哀聲遍野的景緻,寫出了國運艱難,人民疾苦。接著四句承上啟下,揭示出最嚴重的時弊和人民疾苦的真正根源,流露出詩人對庶官的譴責,對民生艱難的憂憤。接著八句稱讚友人見識卓絕、正直無私,實則揭示封建官吏“盜賊本王臣”的罪惡本質。末四句寫詩人用友誼來勉勵友人要為民謀福,友情與憂國憂民之情糅合一體,寄予美好的祝福。
此詩二十句可分為三段,三段的內容既互相平行又層層遞進,既各自獨立又互相聯繫,表現了詩人感時傷亂,憂國憂民的複雜心情。
開篇八句為第一段,前四句為第一層,描繪出一幅戰爭連綿未斷、民生哀聲遍野的景緻,寫出了國運艱難,重心落在人民疾苦上。十年的戰亂,慘重的徭役負擔,逼得人民啼嘰號寒,哀聲遍野。這一層概括了當時形勢翻人民的苦難。但當時的戰爭是一場捍衛統一的正義戰爭,因而對戰爭造成的疾苦,詩人未作更多的譴責,這裡如實寫出,目的是為下一層作鋪墊。接著四句為第二層,”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揭示出最嚴重的時弊和人民疾苦的真正根源。那些官吏們雪上加霜,瘡口撒鹽,不顧人民死活,專務敲骨吸髓,各種苛捐雜稅,造成了民心不安。詩人對庶官的譴責,對民生艱難的憂憤,情感深切“賢者貴為德”與“庶官務割剝”形成對照,托住上段,啟開下文。
中間八句為第二段。“韋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識。操持綱紀地,喜見朱絲直。”詩人稱讚友人見識卓絕、正直無私。“當令豪奪吏,自此無顏色”,表露出詩人把友人列為“賢者”,希望友人救民於水火,懲治貪官污吏。“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蟊賊”二句,正面表達了詩人“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思想,揭示了封建官吏“盜賊本王臣"的罪惡本質。
最後四句為第三段,“揮淚臨大江”,大江的奔流猶如詩人的淚水,“高天意凄惻”,詩人的凄惻之情就像浩渺的天空,流露出詩人關切人民痛苦,對韋存在著很大希望,故既告之以理,又動之以情。這揮淚,不只是為私人交誼。“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寫出了詩人利用友誼來勉勵對方,希望韋諷此去不斷的為人民做點好事。把詩人的友情和憂國優民之情糅合一體,水乳難分、似漆如膠。
此首送別詩,概括描寫了戰亂中人民的苦恨,揭露了當時社會橫徵暴斂的真實情況。言辭犀利,感情強烈,內容深刻,氣度恢宏。
清代史學家浦起龍《杜詩心解》:“不獨為當時藥石,直說破千古病痛。”
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男,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唐代著名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出生於河南鞏縣,原籍湖北襄陽。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
杜甫少年時代曾先後遊歷吳越和齊趙,其間曾赴洛陽應舉不第。三十五歲以後,先在長安應試,落第;後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官場不得志,親眼目睹了唐朝上層社會的奢靡與社會危機。天寶十四載(755年),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先後輾轉多地。乾元二年(759年)杜甫棄官入川,雖然躲避了戰亂,生活相對安定,但仍然心繫蒼生,胸懷國事。杜甫創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以及“三吏”、“三別”等名作。雖然杜甫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干雲。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杜甫雖然在世時名聲並不顯赫,但後來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杜甫共有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大多集於《杜工部集》。
大曆五年(770年)冬,病逝,享年五十九歲。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後人稱為“詩聖”,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後世稱其杜拾遺、杜工部,也稱他杜少陵、杜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