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可勝

新加坡華僑林可勝，是我國現代生理學的奠基人，也是蜚聲國際的生理學家，在消化生理學與痛覺生理學兩個領域都成就卓越。他又是一位赤誠的愛國主義者，在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戰爭中，他捨棄優越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毅然決然地與祖國同胞一起共赴國難，組織戰地救護隊，創建救護總站，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做出了極其可貴的貢獻。

1897年10月15日生於新加坡，前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先生之長子，林文慶亦是當時有名之政治家、教育家。

1919年畢業於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院。

1925年回到中國，任北平協和醫學院生理學系教授和系主任，他是協和第一位華人系主任。

1926年與吳憲等發起創立中國生理學會，為首任會長。

1927年發起創辦《中國生理學雜誌》，擔任主編。

1942年當選為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1947年抗戰結束后，將各軍事醫學院校及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改組為國防醫學院，擔任院長。同時籌建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

1948年兼任中華民國衛生部部長。

1949年赴美，先至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擔任教授。

1956年為美國科學院院士。

1969年7月8日卒於牙買加之金斯敦。

林可勝，1897年10月15日生於新加坡，祖籍福建省海澄縣（今龍海市）。父親是新加坡著名醫生、社會活動家林文慶，母親黃端瓊是著名同盟會員黃乃裳之女；姨父伍連德是國際上聲譽卓著的防疫專家，本世紀初，由於撲滅震驚世界的我國東北瘟疫而成為世界防疫科學的權威。林可勝的弟弟林炳添，畢業於香港大學醫科，又留學美國。林可勝的侄兒林國安獲英女皇獎學金，留學英國，獲愛丁堡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林文慶一門三林，一家三代都在醫學上有傑出成就，在新加坡傳為佳話。林可勝之妻是“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張靜江的小女兒張茜英。

林可勝8歲就被送往英國愛丁堡上學，中學畢業后考進愛丁堡大學，專攻醫科。臨畢業前，適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林可勝應徵服兵役，被分配在英國南部朴茨茅斯附近的軍醫院當外科助理。4年緊張的戰地醫護工作，對他後來在祖國創辦救護總站，無疑是很有裨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林可勝復學。1919年以優異的成績連續獲得醫學內科和醫學外科學士的學位，並留校當生理學講師。1920年與1924年，又先後獲得哲學博士與科學博士的學位。1923年，以美國羅氏基金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研究員(fellowship)銜，在芝加哥大學生理系從A J Carlson 教授研究胃腸生理學一年。

1925年秋，林可勝回到了祖國，擔任北平協和醫學院生理科客座教授兼系主任，1927年升教授，為協和醫學院第一個華人教授，其時年僅30歲。林可勝在協和任教一直到抗日戰爭爆發。這十幾年間，他刻苦鑽研、銳意創新，在科研、教學、培養人才等方面都有突出成績，使我國的生理學研究達到世界水平，協和成為中國生理學研究的中心。在林可勝領導的生理科長期工作的生理學家有倪章祺(1924-1932，講師)；侯祥川(1925-1931，講師)；德裔猶太人倪哲爾(1924-1932，副教授)；沈雋淇(1926-1938，副教授)；張錫鈞(1927-1942，副教授)；柳安昌 (1928-1935，講師)；林樹模(1930-1937，助教授)及馮德培(1934-1942，副教授)。在1935年至1937年間，林可勝還是協和醫學院三人領導小組成員，執行院長職務。

林可勝1926年春同吳憲等16人創建了“中國生理學會”，任第一屆會長。第二年，林可勝又創辦《中國生理學雜誌》並任主編。中國生理學會的成立和《中國生理學雜誌》的創辦，為促進學術交流、推動我國生理學的發展和培養這方面的科學人才，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林可勝主編《中國生理學雜誌》時，對每篇論文都認真審查，嚴格要求，親手一再修改，直到完全滿意時才公開發表。這對樹立嚴謹的寫作態度，培養嚴格的科學作風起了示範的作用。這個刊物很快獲得國際生理學界的稱道，成為我國具有國際水平的少數科學刊物之一。

在教學上，林可勝既嚴肅認真，又循循善誘，不拘一格，講課生動活潑，深入淺出，引人入勝。他能用雙手同時在黑板上畫圖，又快又好，使學生們欽佩。他非常重視實驗課和技術訓練。當他的研究生，頭3個月必須先在工具房學習各種簡單實驗工具的製作技術，他把這當作一項基本功。所以他培養的學生，實驗操作的能力都很強，這對以後的研究助益匪淺。他在協和工作的12年中，不但培養了大批醫學生，還培養了許多青年生理學工作者，包括青年教師和進修生，如馮德培、盧致德、柳安昌、徐豐彥、沈其震、賈國藩、易見龍、李茂之、王世浚、沈詩章、徐慶祥、陳梅伯、黃仁若、李落英、汪昆仁、李宗漢、謝維銘、孟昭威、呂運明、王志均等及少數德國、日本的留學生。他的學術影響也被傳播到我國許多醫學院校、綜合性大學生物系以及一些研究機構。

林可勝開創性的研究引起同行的高度重視，早在20-30年代，他因發現“腸抑胃素”而著稱於國際醫學界。1952年-1967年在邁爾斯實驗所，對於疼痛及止痛機製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世界各地不少研究機構和學術團體聘請他為成員。1928年至1930年，林可勝被選為中華醫學會會長。1942年被選為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1955因成為美國公民改為院士)。1948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1961年香港大學授予他科學博士名譽學位。

林可勝在科研上之所以能取得超越前人的卓越成就，絕不是偶然的，這與他為科學而獻身的精神和多年一貫的頑強鑽研是分不開的。為了研究阿斯匹林的鎮痛作用，他先把緩激肽注入自己的動脈血管中，使身體產生劇烈的疼痛，然後再用阿斯匹林來鎮痛。從實驗記錄影片中，人們看到他痛苦扭動的情景。實際上，林可勝在自己身上做實驗絕非僅此一項，著名的組織胺刺激胃分泌的實驗，就是在他自己身上做的。在協和做研究實驗，常從早到晚，非常緊張，午飯只能在實驗室里吃，他常常派人到附近的東來順飯莊買大餅、醬牛肉和鹹菜，同大家一起邊吃邊做實驗。他的家離協和很近，而且條件很好，但是他總是說服自己的英國夫人，以便留在實驗室里和大家一起啃大餅。僅從這點即可以看出他鍥而不捨、刻苦鑽研的精神，也反映出他平易近人的一貫作風。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的炮聲震撼著北平，林可勝毅然奔赴抗日的最前線。為了免去後顧之憂，他攜子女去新加坡，將孩子安頓后即隻身回到武漢，組織中國紅十字總會救護隊，為祖國的抗戰貢獻自己的力量。隨著戰爭的發展，鑒於戰爭的持久性和醫護人員的緊缺，他在貴陽圖雲關創設救護總站，除辦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和訓練示範病房以培養戰地醫護人員外，還附設藥品及醫療器械製造廠。當時的衛生人員訓練所，實際上集中了醫學各方面，包括基礎醫學在內的專門人才，如榮獨山、容啟榮、張先林、周壽愷、汪凱熙等協和畢業生，其規模之大，人才之眾，遠遠超過國內任何一所醫學院，這說明林可勝具有相當的號召力和組織領導才能。由於他的國際聲望，救護總站得到國際進步團體、個人以及愛國華僑的廣泛支持。總站始終得到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的大力支援和幫助。“同盟”曾派德國友好人士王安娜與救護總站保持聯繫，經常對紅十字會的工作和傷病員及難民情況作出書面報告，及時對外報道宣傳，從而募到大量的捐款和醫藥物品。救護總站先後派遣了一百多個救護隊分赴各戰區，並在五個戰區設立分站。抗戰初期，前線由於缺醫少葯，傷兵得不到及時的醫護，往往輕傷轉重，重傷致死，造成不應有的傷殘與死亡，嚴重影響了士氣和戰鬥力。正如保衛中國同盟的代表1938年夏天視察南昌附近的傷兵收容所時所描述的：“那裡活像一幅地獄圖。那些軍服上血跡斑斑的傷兵，被炸彈炸掉了手腳，身體半裸著，被收容在幾個臨時搭成的臟房子里，擠得滿滿的。醫師告訴我說：頭部和腹部中彈，便沒有什麼希望了。即使是輕傷，在醫院生疽死去的也不少。”自救護總站在前線設立戰地醫院后，情況大有改進，傷兵運到后，及時加以醫治，輕傷者醫至痊癒即重返戰場，重傷員則經過緊急處置后，轉移到後方醫院。

1938年10月長沙大火后，大批傷病員湧向後方，由於衛生條件差，大多數官兵患有皮膚病，痛苦不堪。當時林可勝正移駐湖南祁陽，他把大汽油桶改裝成鍋爐，設置成簡易滅虱治疥站，在56個後方醫院進行滅虱、治疥，並給予特別營養，療效顯著，深受廣大官兵的歡迎。

1940年夏，林可勝親自率領醫師深入到各戰區考察軍醫設施。當時有許多地區不通公路，全靠步行。盛夏烈日下，他時常光著上身，頭包白布，走在前頭。每天午飯後，他就在小村的長凳上躺著歇息。他訓練自己該睡就睡，要醒即醒，始終保持充沛的精力。他們行走了70天，回貴陽后就擬定一個“水與污物管制計劃”，主要是針對水致傳染病與腸胃病的預防，先在長沙前線試行，后也推廣到各戰區，從而減少了軍隊的傳染病。這對改善廣大官兵的健康狀況，增強部隊的戰鬥力，起著積極的作用。他認為，部隊駐紮鄉村，不僅部隊本身的環境衛生要搞好，還要訓練部隊改善鄉村的環境衛生，將來勝利后，大批士兵複員回到自己的家鄉，便可把農村的衛生搞好。這樣，現在的工作即可為將來建國時期的公共衛生打好基礎。這一頗有遠見的計劃，也體現他的拳拳愛國之心。他懷著對抗戰官兵的深摯感情，在醫療上總是精益求精。平時辦公，他對報銷單據之類，連看也不看就批上“OK”，交出納去辦；而對醫療報告，則總是認真審閱，從不放過。有一年聖誕節的傍晚，從前線轉來一大批傷兵，救護總站的工作人員因時間已晚，推說病房已滿，不予收容。傷兵們只好瑟縮地躺在訓練醫院門口。時近半夜，林可勝得知這一情況后，立即下山視察，當場大發脾氣，命令立即停止歡慶聖誕的晚會，全體醫護及事務人員緊急集合，打開訓練示範病房，安置好全部傷兵，並煮粥給他們吃，一直忙到第二天黎明。林可勝的工作作風及作為一個醫務人員救死扶傷的責任感，由此可見一斑。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於1940年率領南洋華僑慰勞團回國慰問，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現象頗多非議，唯獨對林可勝專心任職及其“努力之精神”極其讚許，並主動應承逐月由南僑總會捐助1萬元給救護總站。

1942年至1944年，林可勝奉命隨中國遠征軍出國到緬甸，任中緬印戰區司令官史迪威將軍的醫藥總監。這期間，由於戰況緊張，他經常每日工作16個小時，真可謂身心交瘁。他因此多次得到中國政府的嘉獎，以及英、美政府的授勛。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林可勝將各軍醫學校和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調整改組為國防醫學院，創建軍醫中心教育制度，培訓中國自己的軍醫人才，同時還負責籌建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

1948年，蔣介石擬委任他為國民政府衛生部部長，但他堅辭不就，而於1949年5月去美國。想當年他懷著發展中國現代生理學的雄心壯志而慨然歸國，經過十幾年的艱苦創業，使我國的生理學已初具規模。在經歷了8年抗戰的磨難之後，正擬大展宏圖，但面臨的卻是全面的內戰和人事的難處，迫使他不得不遠離祖國，他曾對親密的朋友表示離開祖國的悔恨心情。到美國后，他先後任伊利諾大學客座生理研究教授、克萊頓大學醫學院生理學與藥理學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後，他又受聘於印第安納州邁爾斯實驗所 (Miles Lab)，負責生理、藥理研究工作及醫學科學研究指導，直到1967年退休。

1969年7月8日，我國生理學的一代宗師林可勝在異國他鄉走完人生的最後歷程，因患食道癌在牙買加的京士敦逝世，終年7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