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之盟

海上之盟是北宋、金聯合攻打遼的盟約。因為雙方使節都由海上往返談判，故名。公元1115年（遼天祚帝天慶五年、金太祖收國元年、宋徽宗政和五年），女真首領阿骨打建立金朝。隨後屢敗遼兵。宋徽宗等認為遼有必亡之勢，決定聯金攻遼，乘機收復燕雲。

自北宋立國於中原以後，強大的遼一直位於宋的北方，且時有南侵攻宋的野心，形成遼宋對峙的局面。1004年，宋真宗與遼蕭太后簽署了澶淵之盟后，宋遼之間維持一段達約一百年的和平，雙方之間都沒有完全消滅對方的能力。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位於遼東北勢力範圍內的女真族在完顏阿骨打的領導下反抗遼廷的統治，屢敗遼軍，並建立金，遼國勢迅速下滑。此時北宋君主宋徽宗與大臣蔡京、童貫認為遼朝亡國在即，金朝會取而代之，決定聯金攻遼，不但可向金以示和好，而且以圖收復後晉割讓二百年的燕雲十六州之地。

宋徽宗早在政和元年，他曾派童貫出使遼朝，探聽大遼內部的虛實。走到盧溝（也就是今天的永定河），半夜三更忽然有一位遼國的讀書人求見。此人叫馬植，燕京人，能言善辯，見到大遼氣數已盡，有心投靠大宋，特意來結識童貫。等到大金國成立后，馬植立刻秘密投書宋雄州知州，明白表達了想投宋的意思，他在信中說：“近來遼天祚帝排斥忠良，引用群小，女真侵凌，盜賊蜂起，百姓塗炭，宗社傾危。我雖愚昧無知，但預見遼國必亡。”密信很快被送到京城，徽宗見此人可用，就指令將他秘密接入境，親自召見。

馬植善辯，這正好給了他一展口才的機會。他在御前上奏道：“遼國必亡無疑。本朝可遣使過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共圖大遼。萬一女真得志，他們先發制人，而本朝後發制於人，事將不濟。”

重和元年（1118年），宋徽宗派武義大夫馬政和平海軍指揮使呼延慶自山東登州（今山東蓬萊）乘船渡海，以買馬為幌子，與金談判攻遼。此後宋金使者頻繁接觸。宣和二年（1120年），雙方商定以下的內容：

宋金各自進軍攻遼，其中金軍攻取遼上京（今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左旗林東鎮南）與中京大定府（今遼寧昭烏達盟寧城縣天義鎮大明鄉），宋軍攻取遼的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宋答應滅遼后，將原來於澶淵之盟輸給遼的歲幣轉輸給金。金則答應將燕雲十六州還給宋。結果宋攻遼失敗，而金軍順利攻下遼上京、遼中京及遼南京。金方事後指責宋未能兌現承諾“攻陷遼南京”，而拒絕還燕雲。金宋雙方經交涉后，北宋允以二十萬兩銀、三十萬匹絹給金，並納燕京代租錢一百萬貫，金才交還燕雲六州（景、檀、易、涿、薊、順）及燕京。金軍撤出城前還將燕京城內財物和人口搜刮一空，宋接收的只是一座“城市丘墟，狐狸穴處”的空城。宋改燕京為燕山府。

童徠貫用兵河湟小有勝利，在與西夏較量中也略佔上風，便打起了遼的主意，主動要求出使遼朝打探虛實。政和元年（1111年），徽宗派端明殿學士鄭允中為賀遼生辰使，童貫為副。童貫以宦官使遼，大為遼朝君臣不齒，指笑曰：“南朝乏才如此！”宋朝內部也對派遣童貫略有微詞，宋徽宗只得聲稱是遼廷聽說了童貫用兵西夏的功績，因此想要一見其人。

在使遼時，燕人馬植結識了童貫。馬植本為遼朝大族，官至光祿卿，天祚帝昏庸暴虐，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外加女真族的崛起給遼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覺得遼前途灰暗，危在旦夕，便有了投靠歸順宋朝的想法。他與童貫一拍即合，暗中往來。政和二年（據《宋史紀事本末》說在元年冬十月）馬植入於宋朝，先改姓為李，名良嗣，秘藏於童貫府中，又時時論遼人事宜以動朝廷，朝廷之中對此議論紛紛，徽宗大為意動。又據《封氏編年》良嗣在政和五年，密遣蠟彈於童貫，說遼國民罹塗炭，宗社傾危指日可待邇，宋朝可以乘機發兵。而徽宗在讓蔡京和童貫討論，認為事有可為後，才允許李良嗣入境，其時應在五年夏四月庚子朔夜，徽宗讚賞他的投靠，賜以國姓，更名為趙亮嗣。前說與蔡京無涉，后一說則時間闊度太長，皆有不足之處。

此後，趙亮嗣在宋金往來之間頻繁出使，成為宋金盟談之中的領軍人物，對宋朝的外交政策走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政和七年（1118年）秋七月，受到遼金戰爭動亂的波及，有遼薊州(今天津附近）又說為蘇復二州（即今日大連附近)漢兒高藥師，僧郎榮等，以舟浮海至文登縣。也許從逃亡者那裡知道了遼金二國的虛實，又受到了他們逃亡方式的啟發，宋廷方想起可以通過海運的方式，跨過遼人的封鎖，和在渤海對岸的金人聯繫。八月三日戊午，登州守王師中被詔招將吏七八人。在二十二日丁丑，乘平海軍之船，以高藥師為導，一同前往女真探訪。行至渤海北岸女真時，由於女真巡邏船隻甲士甚多，幾為邏者所害，竟然被嚇得逡巡不前，於政和八年正月三日丙戌返回青州。第一次試探性外交的失敗，並沒有熄滅宋人的希冀，在改元后的重和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己卯，遣武義大夫馬政及平海軍卒呼延慶，同高藥師等過海至女真軍前議事。武義大夫馬政由登州（今山東蓬萊）渡海使金，向金太祖轉達了宋朝“欲與通好，共行伐遼”的意向，雙方開始正式接觸。

這時朝廷內部有不少人對此聯金攻遼提出了反對意見，如太宰鄭居中，樞密院執政鄧洵武等高位之人，也有如廣安軍草澤安堯臣這類的小民。為了平息分議，童貫上平燕策，大概意思是雲中是根本，燕薊是枝葉。當分兵騷擾燕，而後以重兵取雲中。這次爭論並未改變既定的出使行程，皇帝對爭論持微妙的中立態度，只給了安堯臣一個承務郎的小官。

到達金朝地界后，宋朝使臣一行被金兵所俘獲，很不幸 地被綁著去面見金太祖完顏阿骨打。馬政向金太祖追溯了金宋之間買馬的傳統友誼，乘機提議可以聯合起來攻打契丹人，宋人誇耀阿骨打的功績說：“日出之分，實生聖人。竊聞征遼，屢破勍敵。若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提出了還漢地的意向。相互討論了幾天後，金方面扣下了一部分宋人，派出使節渤海李善慶和馬政前來，於十二月二日己卯回。對於所謂的攻遼還地的提議，金人書曰：“所請之地，今當與宋夾攻，得者有之。” ，認為誰攻佔了就歸誰。重和二年正月十日丁巳金人李善慶等至京師，徽宗讓。蔡京童貫鄧文誥見之議事。三月丁未朔，宋改元宣和。

三月十八日甲子，朝廷派朝議大夫直秘閣趙有開，忠翊郎王環充帶上詔書和禮物與李善慶回金。對於該用什麼樣的外交禮節，趙良嗣同趙有開產生了分歧。在出訪時，趙良嗣提出要尊重對方，應以對等的態度使用國書，而宋廷使節則認為女真人不過是一外族，相當於節度使得級別，對中原王朝來說，外交時最多用詔書就夠了。由此可見，宋朝上下少有把金朝當作平等的外交對象，在對金外交時對金人不尊重，給對方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行至登州，趙有開突然病死，恰逢宋朝這時收到諜報，說遼廷已經割了遼東的地，封女真為為東懷國主，又有流言說金人也與遼人修好了。在這種情況下，宋朝疑心大起，對聯金之事大為懷疑，加之內部決策未一，政策游移不定，最後竟然用登州地方政府出面派平海軍校呼延慶護送李善慶回至金朝。完顏阿骨打知道之後，大為光火，對呼延慶的解釋毫不理睬，把呼延慶扣在軍中半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丁酉女真遣呼延慶回，臨行前阿骨打說與他，聲稱求好攻遼本不是金人意願，況遼軍已節節敗退，許多土地已被攻佔，根本不需要宋人的幫助，答應聯盟夾攻之事，不過出於兩國的友誼考量，宋朝這樣怠慢本國，讓自己感到受辱。隨後金朝便大軍開拔，陳兵遼金邊境。呼延慶只好回書告於朝廷：“契丹講好不成，請復別遣人通好”。

由此可知，相同攻遼實乃宋朝一廂情願，之後的締約為盟割地輸幣皆為宋人主動請之，是宋朝戰略弱勢的體現，而金人態度多不置可否，對結盟之事實談不上有多熱心，且請盟之時，遼國面對金人已回天乏術，宋人之盟對金人的成功可有可無，所謂的夾攻並不關鍵，錯失時機已遠矣。宋金盟約的成敗，豈能是天意使之。況宋朝外交失信，且在之後對遼人抱有幻想，企圖兩頭討好，首鼠兩端，其外交失敗早已埋下禍根。

宣和二年（1120年），徽宗命趙良嗣以賣馬名義再次使金，締結聯金攻遼的盟約，由於在當時聯金之策表面上仍是機密，因此宋朝沒有使用國書，而是徽宗通過寫親筆信的方式與金人交往。御筆里說：“據燕京並所管州城，原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可往計議，雖無國信，諒不妄言。”徽宗打算收回的是燕雲十六州的故地，卻只提燕京所管州城，自縛手腳。

儘管趙良嗣在談判中盡量擴大燕京的轄區，要求將西京和平州、營州都包括進去，即恢復長城以南一切漢地，卻被金人以不屬燕京管轄為由斷然駁回。阿骨打開始認為西京平欒一帶本不要緊，便和燕地一齊許與給了宋朝。後來受到其他手下的極力反對，又對這一問題重新議論。兩方對此問題爭論不休，文書往來，議論不絕，最後只得階段性成果，燕京仍許於宋朝，而待戰事結束后，根據戰事結果，西京歸化奉聖等州再做議論交割。最後雙方約定：屆時金進攻遼中京（內蒙古寧城西），宋攻取燕京一帶，事成以後，燕京歸宋所有，送給金朝歲賜五十萬兩匹。趙良嗣回來複命，朝廷才知御筆作繭自縛，再派馬政報聘，在國書中把燕雲十六州一一註明。不料金人態度強硬，表示宋方如果要求過高，只有解約了事。並且特彆強調了還燕之事，需要以宋朝出兵夾攻作為前提，才肯答應。後來宋軍面對遼軍的潰敗，也為交割燕地增加了困難。

此時金人內部對割還燕雲之地也有分歧，有人認為北朝之強在於擁有北地漢人之勞賦，如果還於宋朝豈不是削弱己方，並且還燕之後金人只能退守關內，戰略上變為了劣勢；況且宋朝想要用幣帛換取燕地，財貨在金滅遼之後，金人可以從宋朝奪取自取，在這種情況下，阿骨打能力排眾議，與宋交好，答應還燕之事，足見其雄才大略，既凸顯了新興起王朝的威信，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又有深謀遠慮，認識到還燕根本不能改變宋朝的戰略困局。

正當宋金使節來往道途折衝樽俎之際，力主收復燕雲的實力人物童貫因鎮壓方臘在南方無法脫身，無人敢作主，金使不得要領而返。由於方臘叛亂對宋朝重要的產糧區江湖一帶造成了重大的破壞，宋朝當時根本就無力出兵，徽宗對結盟一事感到十分後悔，欲罷結約。而金人見宋朝無意出兵，便馬上點起本朝兵馬，攻破中京。宋人才如夢方醒，又對此頗有點羨慕，內部紛紛議論，知真定府路安撫使趙遹奏疏乞撫存遼人，說金人本是一蠻夷小國，世代向遼稱臣，現在僥倖強大起來，不會長久的。而遼長期以來卻給宋人強大的假象，覺得遼朝很快會平定金人，宋朝不能和叛逆的金聯盟，而要和遼交好，保持長久以來的友好關係。不過，得知中京被破，遼天祚帝逃亡的消息，宋朝最後還是決心出兵。

這個談判行動，一開始就遭到朝中有識之士的激烈反對。

太宰鄭居中態度尤為堅定，他說：“澶淵之盟至今百餘年，兵不識刃，農不加役，雖漢唐的和親之策，也不如我朝的安邊之策。如今四方無虞，卻要冒然毀約，恐招致天怒人怨。且用兵之道，勝負難料。若勝，國庫必乏，人民必困；若敗，遺害不知凡幾。以太宗之神勇，收復燕雲，兩戰皆敗，今日何可輕開戰端！”

樞密院執政鄧洵武認為這簡直是胡扯，上奏反駁說：“什麼‘兼弱攻昧’，我看正應該扶弱抑強。如今國家兵勢不振，財力匱乏，民力凋敝，這局面人人皆知，但無人敢言。我不明白：與強金為鄰，難道好於與弱遼為鄰？”

安堯臣則認為伐遼是妄啟邊釁，用漢唐故事，認為人主興師於遠夷皆不可取，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都是浪費民力，更何況本朝之弱，且認為所謂伐遼都是童貫這一權閹勾結黨羽，形成集團，鼓噪而動，以矜其功，挾恩而重，皇帝不能被奸臣小人所蒙蔽。

觀宋人之言，皆以為此為背誓而啟邊釁，將導致兵事連年，民困於此，戰爭會給承平已久的宋朝社會帶來巨大的負擔，使得民生凋敝。並以為遼為弱國，不可兼弱攻昧，與強金為盟，與以身飼虎無異。然而這些人上書言事只不過是製造輿論，以國家社稷為重只是他們的標榜。

統觀宋代，士大夫言兵事並非無稽，復燕之說更是一時之風氣，時興時淡，主和之人未必不想復燕，主戰之人未必不曾有主和之議。此時之戰略機會更非是天方夜譚紙上談兵，在大的環境下，這些人反對使用武力，並不是完全地出於國家戰略之考量。他們上書雖然標榜著自己為國家考慮，但言語之中很明顯有針對蔡京和童貫的意味，上書大篇幅地都是在攻擊童貫，聲稱他什麼養私兵自重，這完全是危言聳聽，言過其實，集團之傾軋可見一斑。又童貫以閹人掌兵事，兼犯士大夫之兩重忌諱，況又有用兵西夏之功，為了打壓其氣焰功績，又不能直犯皇帝之顏面，只得攻訐其妄圖大功，其彈壓武人之意昭然若示。

高麗國王也看得清楚，特地捎了話來：“遼為兄弟之國，存之可以安邊；金為虎狼之國，不可交也！”此是宣和元年（1119年）之事。

然而高麗國卻是說一套做一套，金收國元年（1115年）十二月，金大破遼御駕大軍於黃龍府。金收國二年閏月（1116年），高麗遣使來金賀捷，且求保州。阿骨打詔許自取之。

宣和四年（1122年），金人約宋攻遼。其時，在金人追擊下，遼天祚帝已逃入夾山，耶律淳被擁立為天錫皇帝，史稱北遼，支撐著殘局。童貫鎮壓了方臘，正躊躇滿志，以為只要宋軍北伐，耶律淳就會望風迎降，幽燕故地即可盡入王圖。

政和七年（1117年）童貫建北伐之議，二月中旬前軍已發，三月上旬，出軍之前占卜得吉， 《北征紀實》卻有載出師時有所謂旗倒，流星，白虹貫日等兆，又有玄武出世，蛇龜二獸皆亡之事。四月，童貫以河北河東宣撫使率軍北上。五月九日，徽宗又任命蔡攸為河北河東宣撫副使，皇帝讓他監察童貫，所有民事託付於其，而不允許他干預軍事，與童貫共領大軍。童貫四月二十三日到高陽關一看，河朔這裡百年不識干戈，駐軍驕惰，備戰鬆弛，連當年為阻遏遼朝騎兵而構築的塘泊防線也都水源枯竭，堤防廢壞。

但這時童貫也只好硬著頭皮進軍。他派人前去說降，被耶律淳殺死，遼人大罵宋人是背棄盟誓，不義之師。宋軍張貼黃榜，宣傳弔民伐罪之意，卻不見有遼地漢民簞食壺漿出迎“王師”。實際上，燕雲漢民已經習慣了遼朝對他們的漢化統治，他們並沒有中原漢人那種強烈的夷夏觀念。不過有一部分遼朝官員因高官厚祿，和宋朝私下來往，最後獻城納降的。

童貫至河間府分軍，東西兩路壓境。童貫次雄州議進兵。童貫大軍到達高陽關（今河北高陽東），即命都統制種師道率東路軍攻白溝，辛興宗帥西路軍攻范村（河北涿縣西南）。種師道是西北名將，以為伐遼是乘人之危的不義之戰，他對童貫說：“今日之事譬如盜入鄰舍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且師出無名，事固無成，發蹤之初，宜有所失。”童貫則說這是皇帝的旨意，你就笑納這場功名吧。楊可世懷疑這場戰爭能否取勝，問童貫是否有取勝之計。而童貫則勸慰他伐遼完全是順天而為，遼軍必會倒戈卸甲，望風而降，宋軍完全是仁義之師。這時金國也派遣高慶裔來商量夾攻之事，一切情形似乎都十分有利於宋。然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童貫對“和平”攻下燕地保有幻想，因此竟然要求種師道在進軍途中不許侵擾地方，甚至不允許對遼軍主動挑起作戰，好似一個非暴力不合作的“和平進軍”。如此荒唐的要求，既顯出宋兵的軟弱，又顯示出童貫的自大。種師道面對他的壓力，不得不下令約束部將不得主動出擊，挑釁，後來面對遼人的進攻一時之間也不敢還擊。做出如此有違兵家之常理的決定，可見這並不是出於他本人所謂仁義的意願，而完全是童貫的壓力才會不得不迫使他犯此兵家大忌。宋朝後來面對已是百足之蟲的遼軍的慘敗，和這樣的軍事策略大有干係。其時，宋軍前線仍然和遼朝在燕京的政權有著聯絡，兩國之間對宋朝起兵是否背棄了兩百年之盟好打著嘴仗，可見宋朝外交先失信於遼朝，復又不得喜於金朝，海上成盟攻遼這一外交政策實際上是失敗的。

五月二十九日種師道進兵白溝，為大石林牙（即耶律大石）和蕭干掩擊，不戰而還。據說是楊可世事主動挑釁，才招致失敗，違背了童貫以仁義取燕地的方略，而楊可世又是童貫愛將，種師道也沒法處罰他，給人以口實。因此後來童貫將失敗完全推給種師道。種師道得知前軍統制楊可世被遼軍先敗於蘭甸溝，再敗於白溝，辛興宗也在范村潰敗，就撤軍雄州（今河北雄縣），被遼軍所乘，鏖戰城下，損失慘重。徽宗聞之，對遼的態度立即由藐視轉為畏懼，六月十二日己亥宣撫司奏到，急召大軍還師。童貫把指揮無力的責任全推給了種師道等，將他們或貶官或致仕。其上書云：種師道天姿好殺，臨陣肩輿，助賊為謀，以沮聖意，和詵不從節制，乞行軍法。

七月，耶律淳病死，其妻蕭氏以太後主政。宋朝正是王黼為相，他便鼓動徽宗讓童貫、蔡攸再次發兵，以劉延慶替代種師道。當時漢燕良民轉為憂苦，嘗思南歸，看到宋人再來，有了機會，往往來降。金人唯恐宋軍靠一己之力先取了燕京，得不到宋朝的賞賜，便找借口說遼天祚仍在大漠中未必擒獲，遣使來約戰期，宋派趙良嗣再使金朝，討論雙方履約事宜。

劉延慶因有前車之鑒，十萬大軍畏縮不前。遼涿州守將郭藥師見遼朝朝不保夕，率勁旅常勝軍八千人以涿（今河北涿縣）、易（今河北易縣）二州來降，隸屬劉延慶麾下。不費一兵一卒得兩座城池，宋徽宗有點忘乎所以，賞賜郭藥師的同時，御筆改燕京為燕山府。

童貫派劉延慶、郭藥師率大軍十萬渡白 溝伐燕，行至良鄉（今屬北京），被遼將蕭斡邀擊，就屯兵盧溝以南，閉壘不出。郭藥師自願率奇兵六千，乘敵後空虛，夜襲燕京，但要求延慶派其子劉光世率師接應。

郭藥師攻入了燕京，入城之後，兵士燒殺搶劫，沒有做好防備，更沒有料到與劉延慶對峙的遼前軍迅速回援，加之遼軍殊死血戰，劉光世違約不至，郭藥師軍死傷過半，不得不棄城而逃，帳下將士有被捉著，后金人所得送回。郭藥師僅數百騎逃回。劉延慶錯失此大好戰機，遼將蕭斡斷了宋軍的糧道，揚言遼軍三倍於敵，將舉火為號，一鼓聚殲宋軍。劉延慶聞風喪膽，一見敵軍火光，就自焚大營，自棄輜重，倉惶南逃，士兵自相踐踏百餘里，糧草輜重盡棄於道路。又說安營之後，劉延慶安撫底下將士，而兵將因前軍失敗而大為惶恐，入夜之後，自發營嘯，一潰千里。次日，宋軍在白溝被追兵再次大敗，退保雄州。

這時，金太祖已攻下遼中京與西京（今山西大同），歲末，親率大軍攻克了燕京。他見宋軍一再失利，對來使趙良嗣的態度十分倨傲和強硬。趙良嗣奉命與金朝談判履約交割的相關事宜，他明知金人得寸進尺意在毀約，但宋朝在軍事上硬不起來，他在談判桌上也就沒了底氣。完顏阿骨打對趙良嗣傲慢地說：“我聞中國大將獨仗劉延慶將十萬眾，一旦不戰，兵散而潰，中國何足道，我自入燕山，今為我有，中國安得之。”良嗣不能對，只能和金人的使節一同回國商量。

經過幾次使節往來和討價還價，金人下最後通牒：金朝只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交割給宋朝；宋朝每年除了向金朝移交原來給遼朝的五十萬歲幣，還須補交一百萬貫作為燕京的代稅錢；倘半月內不予答覆，金朝將採取強硬行動。金人的借口是金人打下了燕京自然可以有燕地的稅錢，而宋人認為十分荒唐，趙良嗣等人說，地稅分離乃自古未聞之事，怎麼可以實行呢。而金人則說自己攻燕之功，言外之意是武力之威懾。可知戰勝而向另一戰勝國割地賠款，復以還地之錢，中國古既有之，不是新鮮的發明。又金人僅要一百萬貫緡錢，其自說不要三五百萬貫已是不錯，而澶淵時真宗於遼人有歲幣百萬貫之議，緣何此時拿不出錢來，復又得靠絲帛器物等雜充錢幣，以廢長久以來榷場之利，為當時有識之人詬病。可知此時宋朝已國力漸衰，無力負擔。

宣和五年（1123年）正月，趙良嗣回朝復命，徽宗全部答應，只讓他再次使金，要求歸還西京。金朝乘機再向宋朝敲詐了二十萬兩的犒軍費，宋朝也一口應承，但金人最後照單收了銀兩，仍拒絕交出西京。王黼在力促交割之事上也有較大作用，大概此時宋人已無力再戰，王黼希望快快將燕京拿到手裡，以誇耀功績。

四月，雙方交割燕京。金軍入城近半年，知道城池將歸宋朝，便大肆剽掠洗劫，居民逃匿，十室九空，整座城池幾如廢墟。金軍臨走時，又將富民、金帛、子女捆載而去。童貫、蔡攸接收的只是一座殘破不堪的燕京空城和薊（今河北薊縣）、景（今河北遵化）、檀（今北京密雲）、順（今北京順義）、涿、易六州，其中涿易二州還是主動降宋的。可見金人計策之妙，宋朝得到燕京故地，非但不能把它轉化為戰略優勢，利用它獲得財富，反倒被它嚴重拖累，成為沉重的戰略包袱。而後，極短期之內金人再大舉南下，宋人根本無力可受，旋即國滅，攻敵之必救之短，攻遼又極大的消耗了宋朝的國力，完顏阿骨打雖已身死，方顯現之前還燕與宋的深謀遠慮。

又交割燕京已完，宋朝廷竟無財力犒賞常勝軍之士兵，允許他們侵佔燕京無人之田地，以為自利。

宋徽宗將王黼、童貫、蔡攸、趙良嗣等都作為功臣一一加官進爵，還命人撰寫《復燕雲碑》來歌功頌德，但金太祖在撤離燕京時就公開宣稱二三年裡必再奪回來。

宋金海上之盟至此已算交割清楚，但宋朝所得並不是全部的燕雲故地，而三國在這一地區的利害關係也並未最後定局，當時守平州（今河北盧龍）的張瑴（亦作張覺），他原是平州所在的遼興軍節度副使，在遼末動亂中控制了平州，擴張實力，窺測方向，在遼、宋、金三國之間待價而沽。金軍攻下燕京，改平州為南京，為了穩住他，加其為同平章門下事，判留守事，一方面則打算找尋機會翦除他。

宣和五年（1123年）八月，金太祖病死，金太宗即位，下令將遼朝降臣和燕京居民遠徙東北。燕民不願背井離鄉，過平州時私下鼓動張瑴叛金投宋。張瑴與翰林學士李石計議后，與金公開決裂，派人迎奉天祚帝之子，企圖復遼。同時，他還派李石向宋朝表示歸降之意，徽宗心動，以為可以藉此收回平州。趙良嗣認為宋朝不應破盟失信自找麻煩，建議斬李石以謝天下，徽宗不聽。張瑴便以平、營（今河北昌黎）、灤（今河北灤縣）三州降宋。

正當張瑴出城迎接詔書、誥命時，金帥完顏宗望（斡離不）率軍來討，張瑴倉皇逃入燕山郭藥師的軍中，其母、妻被金軍俘去。張瑴之弟見老母被捕，轉而降金，交出了宋徽宗賜給其兄的御筆金花箋手詔。金朝掌握了宋朝招降納叛的證據，移牒宋朝索要張瑴。

宋徽宗指示燕山府安撫使王安中不要交人，在金人催逼下，王安中殺了一個貌似張瑴的人頂替，被金人識破，聲稱要舉兵自取。徽宗怕金人興師問罪，密詔殺死張瑴及其二子函送金人。郭藥師對宋朝出爾返爾、薄情寡恩的做法十分寒心，憤憤說：“若金人索要我郭藥師，難道也交出去嗎？”從此，常勝軍人心瓦解，不願再為宋朝效力賣命了。

儘管如此，宋徽宗對尚未收回的新、媯、儒、武、雲、寰、朔、應、蔚等九州仍心心念念。他讓宦官譚稹為兩河燕山府宣撫使，前往負責收回。朔（今山西朔縣）、應（今山西應縣）、蔚州（今河北蔚縣）守將向宋納款請降。金朝因太宗新立，遼天祚帝在逃，未暇顧及山後九州，十一月同意割武（今陝西神池）、朔二州歸宋朝。至此，宋朝實際控制的僅山後四州，因金帥完顏宗翰根本反對交出山後諸州，宋朝也不敢再作交涉。宣和六年三月，金朝緩過氣來，就派人對譚稹索要二十萬石軍糧，說是上一年趙良嗣答應給的。譚稹以為口說無憑，金軍惱羞成怒，又怨恨宋朝收留張瑴，八月間攻下宋軍控制的蔚州。宋金戰爭一觸即發。

宋與金簽訂盟約的過程中，兩國交往初始，宋都試圖以大國者自居，在宋國眼裡，金人只是遼的一個小邦，根本沒有把金放在眼裡。在宋人看來，金也不過是蠻夷之列，一個未開化的民族。宋人之所以要主動巴結金人，那也只是為自己的利益考慮：即想通過金人的力量收回長期被遼統治的燕雲地區。宋人為了達到聯金復燕的目的，積極地派使者出使金。在金宋兩國交往時，關於使金攜帶何種樣式的外交文書以及金朝以何種禮儀交往的問題上，北宋朝臣產生了不同的意見。趙良嗣“欲以國書用國信禮”，也就是主張把金看成是一個獨立的政權，與宋具有平等地位的國家。而朝議大夫、直秘閣趙有開則認為“女真之酋，止節度使，也受契丹封爵，常慕中朝，不得臣屬”，主張不必過於尊崇，即沒有把金朝看成是一個與宋平等的國家，而是把金看成是宋的一個臣下小邦，與節度使地位相同，不同意使用“國書”。最後，宋徽宗還是不夠聰明地採取了趙有開的意見，命令趙有開等人持所謂的“詔書”使金。接著，宋朝又以大國身份授予金使者李善慶修五郎，小散多從義郎、勃達秉義郎等官職，由於李善慶不懂得其中的規矩，對此也沒有表示反對。

然而金太祖在聽說 宋朝沒有把金當成平等國家之後，當即對李善慶等使者接受宋朝官職及其失職行為予以痛斥，並嚴厲懲罰了他們。金太祖還把宋使者呼延慶扣留起來，並嚴厲地譴責了宋朝使用“詔書”，不用國書，對金朝沒有平等看待，並讓呼延慶轉告宋徽宗，“果欲結好，同共滅遼，請早示國書，若依舊用招，定難從也。”

傳統觀點說盟約的不平等性都是對宋而言，都是站在漢族的立場上闡述問題，而沒有從金朝方面考慮，要說不平等，雙方在簽訂盟約之初，宋即對金輕視，把金看成臣下小邦，給金以不平等待遇。金面對這一問題據理力爭。最終改變了宋對金的不平等待遇。所以說，從盟約簽訂時宋對金的不平等待遇到金努力挽回與宋的平等地位來看，金從一開始與宋交往一直試圖與宋保持國與國之間的對等關係。從這一點上看也不能不說盟約具有平等性。

再就是從兩國簽訂盟約的內容上看，也能體現出盟約的平等性。盟約內容的第五條如此說的，“兩國方以義理通好。將來本朝取了燕京卻要系官錢物此無義理可便除去”，這裡所說的義理便可以說從另外一個方面體現出了盟約本身的平等性。再就是金遼議和時，金要求遼給予他們冊封，“以求封冊其事有十七徽號大聖大明者”。還要求大遼皇帝稱大金皇帝為兄，但與宋結盟時，金太祖明確表示，“更不要爭做兄弟”，表示願意與宋朝平等交往。

在海上之盟訂立前夕，因宋、金的挑戰，以遼為中心的東亞政治格局正發生巨大變化。而海上之盟則是宋、金挑戰遼在東亞政治軍事地位受挫后的產物。宋金接觸與海上之盟的訂立，增強了彼此反遼的實力，改變了對遼的政治、軍事實力對比，也對西夏和高麗造成了一定影響。而1122年金宋同盟的正式攻遼，更是導致了東亞政治格局的進一步變化。首先，是燕山地區割據勢力（北遼）的出現滅亡。其次，是契丹立國重心發生轉移，導致契丹余部西遷建立西遼。第三，是金與西夏、高麗兩國宗藩關係的漸次確立。第四，是南北對峙新形勢的確立，即金對宋政治軍事主導地位的逐漸確立。最終，遼滅亡以後，宋朝便變相失去遼作為它的屏障，以阻擋金兵南下。而此後金宋邊境正式接壤，而金兵又果然於遼亡后南侵宋土。1126年北宋便在朝政敗壞，國力和軍力不振的情況下，遭強大的金兵攻克其首都汴京及中原一帶的領土，釀成靖康之變，北宋滅亡。金結束了遼在東亞的統治，打敗了宋，又迫使西夏和高麗臣服，建立了以金為中心的東亞政治新格局。

在金宋同盟時期，金的側重點在於建立對等的政權關係，對宋的領土無要求。在金宋同盟破裂后，金一方面重視建立與宋的不平等關係，另一方面又重視對宋領土的佔有。相較於以遼為中心的東亞政治舊格局，在以金為中心的東亞政治新格局中，無論是對中原的宋政權，還是對較弱小的西夏與高麗，金都取得了比遼更高的國際政治地位。海上之盟與12世紀上半葉東亞政治格局的演變有著密切關聯。海上之盟受12世紀上半葉東亞政治格局演變的影響，反過來又影響了12世紀上半葉東亞政治格局的走向，成為了推動時局鼎革的重要因素之一。

海上之盟是宋、遼、金關係史上的重要事件，當時直接影響著宋、遼、金國家局勢的發展和變化。攻燕京之戰宋慘敗於遼，使熙豐變法以來積蓄的軍用儲備喪失殆盡，這次失敗使得宋朝徹底轉入戰略劣勢，所積累的物資全數用盡，完全無力再戰，甚至取燕也要依賴金人的能力。如果沒有這次失敗，之後的宋金戰爭宋朝絕不會失敗的如此之快，至少有自保之力，因此這一仗是戰爭中的重大轉折。至此，童貫主持的兩次伐燕均告失敗，而覆亡在即的遼朝居然大獲全勝，金朝也探知北宋的虛實。北宋倡導的“海上之盟”，既毀滅了遼朝，更坑害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