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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對人類的信息溝通帶來了巨大的革命，而基因領域的革命則能夠從根本上改變人類的命運。許多專家預言，到2020年，人類將迎來生物經濟的嶄新時代。

世事無常。像一切事物一樣，所有的經濟形態都有始有終，信息經濟也不例外。世界知名管理諮詢專家、美國安永商業創新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邁耶和研究員斯坦·戴維斯，曾在2000年5月一期美國《時代》周刊上撰文預言：到2020年左右，我們將有幸親眼目睹人類經濟形態的又一次演替。

“2005上海科教興市論壇”主題報告會上，國家科技部副部長劉燕華也預言：未來15年，生物技術將取代信息技術的主導地位，成為“第四產業”的先鋒。

就像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們不可能想到信息技術會對世界經濟和人類生活產生如此深遠而廣泛的影響一樣，也難以詳細描述，15年以後，生物技術將如何全面超越信息技術，一躍而成為全球經濟的領頭產業。

不久前，中科院副院長陳竺院士，專門就生命科學如何為和諧社會做貢獻、健康中國人計劃、即將到來的生物經濟的挑戰和機遇等話題作了較全面的闡述。

引領新技術革命

打開“和諧社會”之門

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不僅有助於人類認識自身，達到新的科學境界，更重要的是它們可能引發大的技術革命，進而帶動新的產業革命，使得這種難以長遠持續的增長方式逐漸進入到綠色的循環經濟過程。從這點而言，它們同時也會影響社會發展。

有人提出，如果說因起步晚等原因，中國在信息技術或者說信息經濟上相對落後，在原始創新和知識產權控制方面較難引領潮頭的話，那麼面對剛剛興起、尚處於萌芽狀態的生物經濟，中國是有可能走到前頭去的。

但是要把這種可能變為現實，必須要有整體設計和超前思考，以適應社會需求，引導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方向。

譬如中國人疾病譜急劇變化，從發展中國家營養不足的狀況一下子就變成了營養過剩或營養失衡，城市中糖尿病的發病率從25年前人口的1%到2005年的5%，發展非常快，中國現有的糖尿病人已經有2000多萬，如果這一趨勢不能得到遏制的話，到2020～2025年，這一數字估計會達到5000萬左右。此外，心血管疾病、腫瘤等的發生率也明顯增加。也就是說剛剛解決了溫飽，開始邁向小康的中國人，馬上又面臨慢性病，即生活方式疾病的新挑戰。而預防、控制這些疾病所產生的重大需求，必然會帶動生物醫藥產業和衛生產業的蓬勃興起。

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實現健康公共產品的提供，必須基於有自主創新能力的，包括藥物、疫苗、診斷試劑、醫療儀器設備等在內的民族醫藥工業，以及與之相關的高水平醫療服務業。

從我國情況看，現在面臨的最大挑戰，一是社會的和諧，二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社會和諧包括城市與農村的發展、區域發展之和諧，其中相當部分亦涉及人與自然的關係。

譬如中國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就面臨來自資源、環境的巨大壓力，如水資源匱乏和化肥、農藥的過量使用等。所以人們對轉基因技術的期望，不僅僅是提高農作物產量和品質，同時要考慮生態環境效應，如推廣抗旱品種，就能減少水資源消耗；若能提高作物對肥料的吸收效率，就可減少化肥的使用；發展抗病抗蟲品種，則可減少農藥使用等等。可見，轉基因技術極可能成為可持續農業發展的關鍵技術。

此外，農產品深加工過程實際上是農產品轉化過程，也是工業化的過程，而生物技術帶動的加工產業、發酵產業都是其中極重要的環節。如果國家在生物農業上給予更多投入，就能從根本上為破解三農問題提供方案，其深遠意義是既促進了人與自然的和諧，也極大地有利於社會的和諧。

將疾病控制到最低限度讓我們做一個“健康中國人”

我國要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小康社會，不僅僅是看GDP指標，而且還要看我們在健康方面有沒有可能將疾病控制到最低限度，包括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艾滋病等傳染病以及一些新生疾病，遏制這些疾病不斷上升的勢頭。這就給生命科學、生物技術以新的方向，同時也將促成和諧社會的發展，改變醫療資源分配不合理的狀況。陳竺院士認為，改變醫療資源配置的不合理，不是簡單地把城市的醫療資源拿到農村去，而是要將蛋糕做大，尤其是政府大幅度增加投入，鼓勵合作醫療機制，在農村也建立基礎醫療衛生供給的體系，真正做到廣覆蓋。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提出“2020年健康中國人”和全民健康工程的概念。

要真正實現2020年全民健康，必須研究世情和國情，提出符合中國國情的、新的公共衛生和醫學健康模式，而不能照搬發達國家的模式。事實上，新中國成立后，“預防為主”一直是衛生工作的基本方針。這一方針不僅對傳染病重要，而且對今天的慢性病挑戰同樣重要。我們不能等中國的慢性病和艾滋病等大面積上升后，或者等它們已經到了很難收拾時才來處理，而是在其萌芽或早期發展階段就予以干預，採取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教育和計劃免疫等綜合預防措施，遏制和控制疾病的發生。

在健康科學方面可做的事情很多，但我國科學界應有所選擇、重點突破。譬如肝臟疾病，包括急性肝炎、慢性肝炎，肝纖維化、肝硬化、肝癌等，在中國特別突出，而在西方國家要少得多。中國13億人口中，有十分之一帶肝炎病毒，慢性肝病患者人數有2000萬，所以肝病又被稱為是中國的國病。研究成果認為，由乙肝病毒，毒素等環境因素引起的肝癌，大多數情況下是可以通過接種疫苗、改善食品和飲水衛生條件加以預防的。如果把乙肝疫苗納入全國計劃免疫範疇，就像過去幾十年對小兒麻痹症一樣，每個新生兒都接種乙肝疫苗的話，經過2至3代人，人群中肝炎病毒帶菌率肯定會下降。同樣，通過研究找到急性肝炎如何演變成慢性肝炎，以及一部分慢性肝炎如何發展成肝硬化乃至肝癌的機理，就有可能在疾病的不同進展期進行干預和阻斷。這樣，一方面通過疫苗接種控制其感染率，另一方面對已感染的人群設法阻斷在疾病演進的早期，如此雙管齊下，通過15～20年或更長一些時期的努力，使肝病的發病率在中國下降，也許1～2代人只能下降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但經過3～4代人就可能使發病率降低三分之二以上，這將是對人類的一大貢獻。

從概念趨向現實

正處在革命性突破“前夜”

生命科學、生物技術已經滲透到傳統製造業的一些領域，生物經濟開始從概念趨向現實。譬如生物技術可能催化能源的革命。據估算，全球石油能源大概還能支撐40年，煤炭也只能維持100～200年(也有認為可維持400年)。

總的來講，化石能源特別是石油資源的枯竭已顯得緊迫。而生物技術有可能提供生物質能源，如生物乙醇、生物柴油、生物制氫等。化石能源是不可再生的，而生物質能源是可再生的。此外，在催化轉化等工業部門，生物技術的應用可使能耗大大下降，而產率明顯增加。

生物技術對生態環境的治理、保護也大有作為。如對已遭破壞的生態環境的治理、修復和污染物降解等方面，微生物技術能一展身手；而在物種和生物多樣性的保存、可持續利用方面，環境生物技術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

另外就是生物材料。很多的工業廢棄物，因為降解很慢，成了對環境有害的持續污染物。而通過生物工程生產出各種用途的生物材料，其產物是可降解的，這就進入了綠色的可循環過程。陳竺覺得，僅僅醫藥、農業的生物技術化，還不足以與信息經濟相比。而若生物技術在能源、材料、環境等幾方面取得突破，使得人們使用的材料主要由生物技術來提供，相當一部分能源從生物能源中獲得，生態環境因生物技術而得到持續保護，才標誌著生物經濟時代的到來，生物經濟才可能超越信息經濟而成為最重要的經濟形態。

生物技術正處於革命性突破階段，很多學者認為2020年將是生物經濟的起飛階段。

關乎國家核心競爭力

全球同在一個起跑線上

生物經濟全世界都處於相同的起跑線上，大家都在開始做科技和產業規劃，如果中國能夠搶先一步，則是大有前途的。反之，如果坐失良機，就可能重蹈當年我國半導體工業的覆轍：國外有了晶體管，中國很快也有了晶體管，但以後國外信息產業起來了，我們卻沒有起來。為此我們呼籲，中國科技界要有抓住生物經濟發展勢頭而搶先一步的自覺性，同時政府在戰略方面也要有所部署，要把它看作是一個關乎國家核心競爭力的戰略產業，上升到國家決策的高度來謀划和部署。

比較一下信息產業和生物產業的特徵是有意義的。信息產業的摩爾定律盡人皆知，即晶元的處理能力18個月增加一倍，18個月時間新的產品就出來了，但其壽命也很短，過18個月就淘汰了。而生物產業的產品大都要進入人體，不但要有效，而且要安全，這就需要較長的發展培育期和在人體考驗的階段，一般藥物從最初篩選到最後成藥需要10～12年時間，農業新品種從創製到產業化亦要相當長的周期。故而，生物產業需要特別好的規劃，需要長遠的眼光和穩定的支持，急功近利根本做不成，因為它的周期就是那麼長。但一旦做成了，生物產品的壽命也非常長，一個藥用上幾十年，長盛不衰，不像IT的產品，一兩年就要升級換代。這是對政府和科學界眼光的考驗。

隨著生命科學、生物技術的不斷創新，21世紀不僅是一個生命科學的世紀，還將是人類歷史上的“生物經濟時代”。應有所部署，要像重視信息產業一樣重視生物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