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技術

1953年，沃森(Watson JD)和克里克(Crick FHC)首次提出了DNA的雙螺旋結構模型和半保留複製假說。

1966年，美國科學家尼倫伯格(Nirenberg MW)等破譯了全部遺傳密碼，宣告了分子生物學的誕生。隨著DNA限制性內切酶和DNA連接酶等工具酶的相繼發現，為體外遺傳操作提供了便利的工具。

1972年，美國科學家波義爾(Boyer HW)和博格(Berg P)等成功實現了將不同來源的兩段DNA拼接在一起的工作，標誌著DNA重組技術的誕生。

1974年，莫洛(Morrow JF)等率先在大腸桿菌中表達真核生物基因。

1978年又實現了人腦激素和人胰島素基因在大腸桿菌中的表達。

1983年，科學家首次完成了對植物(煙草)的遺傳改造。

轉基因即將人工分離、修飾后的D N A、基因導人生物細胞基因組，在導入基因表達的影響下，原有生物體的性狀也會發生變化。轉基因技術是指將一種生物的優良基因利用基因重組原理整合到另一種生物的基因組裡，從而使獲得優良基因的生物的基因得到改善並能進行表達和遺傳，進而使生物獲得優良性狀如抗蟲性、抗逆性、抗倒伏、抗鹽鹼性等。目前轉基因技術主要運用在轉基因育種方面，我國政府對轉基因技術一向重視，作為世界人口大國，轉基因技術的利用可以有效地緩解環境壓力和經濟壓力。如作物的抗蟲性可以減少農藥使用、間接保護環境，耐除草劑性可以減少資源的浪費進而提高糧食產量。

植物轉基因技術是採用克隆等方式，在受體細胞中置人外源DNA，代表性的使用方式如載體介導法、DNA直接攝取法。當前，應用最廣泛，效果最理想的就是農桿菌介導法，該種方式是利用髮根農桿菌等作為載體，在植物細胞中植入農桿菌，以實現細胞轉化的目的。

顯微注射法就是利用玻璃針將DNA注入到動物胚胎細胞核，再將DNA移植到動物體，使其正常發育，是早期常用的動物轉基因技術。體細胞核移植法就是先在體外來培養細胞，篩選優質基因，再將其移植到卵細胞，再移植至母體之中。

1.食品質量得到改善：轉基因產品具有一定的抗逆性，部分生物屬性得到加強，提高了食品的口感質量和營養價值，且某些具有抗蟲性的植物不僅減少了農藥的使用量，還可以保證食品表面無毒無公害，不會在人體內造成農藥積累。世界上還沒有出現因為食用轉基因產品而引起疾病的案例，我國獲批的轉基因水稻在歷時十餘年的安全性評價中均完全符合食品安全標準，且某些轉基因農作物的食品安全評價指標甚至高於國際標準。

2.在環境保護方面有顯著成效：我國種植的轉基因具有抗蟲性、抗旱性、抗鹽鹼性，使得農藥的使用量降低，並且種植轉基因水稻所存在的負面影響可能遠遠小於種植非轉基因作物。未來，“生物農業”的優勢將遠遠超出“化學農業”，這趨勢是必然的也是不可逆轉的。

3.具有不可估量的社會效益：在社會經濟方面轉基因技術可以提高物質生產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和質量提升的新動力。同時轉基因技術在醫藥領域也具有一定的優勢，以轉基因技術為主導的健康產業將逐漸成為世界經濟支柱性產業。在社會文化方面，轉基因文化也是社會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反映了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

目前，轉基因技術已廣泛應用於醫藥、工業、農業、環保等領域。

醫學中轉基因技術的應用範圍很廣。動物轉基因技術可以創造診斷和治療人類疾病的動物模型，可克服單純依靠自然突變體的局限。轉基因技術還應用於蛋白質多肽藥物的生產，如生產胰島素、干擾素，免疫球蛋白、紅細胞生長素、尿激酶、人血紅蛋白、人表皮生長因子,、粒細胞等等珍稀藥物；還可利用動植物生產疫苗，主要包括乙肝表面抗原基因，口蹄疫病毒蛋白 基因，狂犬病病毒G蛋白基因等。轉基因植物還可以生產功能性抗體以及生產工業上常用的糖類和工業用酶和脂肪等。

工業領域的應用主要指在食品工業中的應用主要包括(1)對工業發酵食品菌種如酵母菌和乳酸菌的改良；(2) 生產食品添加劑和加工助劑；(3) 製造有益於人類健康的保健成分或有效因子，攜帶不同目的基因的轉基因動植物可以成為人類治療各種疑難雜症的資源豐富的葯庫。

轉基因生物技術可以加快農作物的生長速度、增強抗病性、增加產量、增強對環境的適應能力、增強抵抗除草劑和殺蟲劑的能力。目前全世界進入田間試驗的轉基因植物已超過500種，但國內轉基因食品的範圍還比較小。

①將抗除草劑基因轉入到栽種的作物裡面，能有效地防治田間雜草，保護作物免除藥害。目前從植物和微生物中已克隆出多種不同類型抗除草劑的基因。

②昆蟲對農作物生產危害極大，但目前對付昆蟲的主要方法仍然是化學殺蟲劑。將抗蟲基因轉入作物體內，由作物本身合成殺蟲劑，使農作物本身具有抗蟲特性，這樣就會減少化學殺蟲劑的使用。

③將一些抗逆境基因克隆後轉入植物可以提高植物對乾旱、低溫、鹽鹼等逆境的抗性。

利用轉基因技術可以改善魚類養殖性能，增強其抗寒抗病能力，目前已有多種哺乳類和鳥類的基因被成功地整合到魚類的基因組中，使轉基因魚的肌肉蛋白含量和飼料轉換率明顯提高，生長速度加快。此外還可以生產醫藥製品，譬如將人胰島素基因導入斑馬魚卵子中，其受精孵化后可生成胰島素產物。還可利用轉基因技術培養觀賞魚等用途。

轉基因技術在畜牧業有著廣闊的應用前景。首先可以改良畜禽生產性狀。通過轉基因技術，可使動物自身合成某些氨基酸，改變其生長調節系統，促進其生長性能，提高飼料的利用效率和縮短生長周期等。其次轉基因技術的應用可以提高畜禽抗病能力。對於某些疾病，如果可以從抗該病的動物中提取有關基因，將其轉移給易感動物品種，則有希望培育出抗該病的品種。此外，可將病原體致病基因的反基因導入畜禽細胞，使病原體所產生的mRNA不能表達，從而起到抗病作用。

“DNA探針”可以十分靈敏地檢測環境中的病毒、細菌等污染，且不易因環境污染而大量死亡，甚至還可以吸收和轉化污染物。通常一種細菌只能分解石油中的一種烴類，用基因工程培育成功的“超級細菌”可以分解石油中的多種烴類化合物，有的還能吞食轉化汞、鎘等重金屬，分解DDT等毒性物質

轉基因技術從誕生之日開始，便帶來了許多爭議。比如說轉基因技術應用於農業生產後，是否會對生態環境構成威脅，轉基因產品是否會對人類健康構成傷害等。這些一直都是社會各界所廣泛關注的熱點問題。

北京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教授、“轉基因生物安全研究課題組”組長鬍瑞法在京發表了“轉基因農作物生物安全：科學研究進展與網路觀點溯源”的研究報告。這是學術界首次從文獻檢索和數據分析角度對轉基因話題做公開研究報告。

據了解，該課題檢索了美國《科學引文索引》論文（SCI）中有關轉基因農作物的全部9333篇論文，對所有得出“不安全”、“有風險”結論的論文進行追蹤，並對其後續研究進行分析。

研究表明，絕大多數研究成果表明轉基因技術是安全的。同時，有關轉基因生物安全研究可以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即過一段時間總會出現一篇發現轉基因產品出現問題的論文，然而這些論文一出現便很快引起強烈關注，均很快便被否定。對全部9333篇論文進行的分析和追蹤表明，所有得出轉基因食品不安全結論的論文，最後均被證明是錯誤的。

國家“973”計劃“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風險評價與控制基礎研究”項目首席科學家彭於發評價這項研究“很有新意和說服力”。

所謂超級雜草問題

有人認為，種植轉基因作物違背了大自然的規律，會破壞生態環境，認為轉基因作物將會誕生無法處理的“超級雜草”和“超級害蟲”。但事實上，任何使用單一農藥等手段進行抗蟲抗草處理都會引發抗性的誕生，與轉基因技術並沒有太大關聯。轉基因農業作物在種植時已經針對相應擔憂採取了措施，包括建立生物庇護所，多性狀基因策略，加強蟲害監測等手段來避免相關問題的出現。另外所謂的“超級雜草”名不副實，只需要轉換其他類型的除草劑（如2，4-D等）就可以輕易殺死。而“超級害蟲”的推論至今都沒有科學證據可以證實。最後，所有經過批准的轉基因農業作物上市前均要通過嚴格的安全監測，這其中就包括了生態環境安全相關檢測。

農藥使用量問題

根據英國諮詢公司PGEconomics最近的數據分析，1996到2010年間，與轉基因作物相關的農藥使用量下降了9%。這段時期內，全球殺菌劑和殺蟲劑的使用量下降了43.8萬噸。預計未來幾年仍將保持下降態勢。

其中，抗蟲棉花和耐除草劑玉米品種農藥用量的減少佔了大頭，各自減少達17萬噸。棉花殺蟲劑用量的降低使得環境所受影響減少26%，而玉米除草劑相關貢獻在11.5%。玉米殺蟲劑用量減少了4.3萬噸，對環境的影響相應降低將近38%。

大豆作為最廣泛種植的轉基因作物，1996至2010年期間，除草劑用量下降了1.4%，計2.88萬噸，對環境影響降低了16.2%。2010年，轉基因大豆除草劑用量突升7.7%，但對環境影響仍減少18%。除草劑用量突然回升是由於部分地區的草甘膦抗性雜草的滋生，需要使用非草甘膦除草劑防控。然而，與傳統作物生產相比，僅使用除草劑帶來的環境影響仍然有所改善。

轉基因技術對生態影響

大量權威數據表明，傳統農業會對環境造成嚴重傷害，轉基因技術可以大大減少農業對環境的影響。在第一個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種植的10年取得的進展，包括殺蟲劑的使用明顯減少，化石燃料的節省，通過少耕或免耕減少CO2排放，通過除草劑耐受性的應用實施免耕種植來保持水土。1996—2008年，全球對農藥活性成分的節約累計達到約3.56億千克，相當於節約了8.4%的農藥，這相當於在作物上減少了16.1%的殺蟲劑。這些變化都會對農戶收入、農民健康及農業生態環境改善有正面影響。

具體到轉基因抗蟲水稻，我國科學家通過對轉基因水稻和非轉基因水稻種植農戶的追蹤調查，研究了處於生產性試驗階段大田種植的轉基因水稻品種對農民生產和農民身體健康的影響。結果顯示：轉抗蟲基因水稻品種較相對應的非轉基因水稻品種增產6%～9%，種植轉基因水稻品種可降低80%的農藥施用量。這樣，種植轉基因抗蟲水稻將降低稻農的生產投入，明顯提高農民的收入。同時也因為降低了農藥施用量而有效地改善了自然環境，並降低因為農藥施用過程中對農民健康產生的負面影響。因此，中國的植物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不但會提高中國在該領域的國際競爭力，也能明顯提高國內農民收入，保護農民健康，降低農藥污染，改善農業生態環境。

公眾質疑轉基因作物的一個焦點是其對生態環境的安全性，主要包括對非靶標生物的影響、轉基因作物外源基因飄移、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轉基因作物雜草性、靶標害蟲的抗性進化等。我國對轉基因作物的生態風險評價及管理非常重視，制定了一系列的轉基因作物安全評價程序、方法和管理措施，如《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管理辦法》、《轉基因植物安全評價指南》等。我國科學家也對轉基因抗蟲水稻的環境風險做了相當充分的研究。大量研究結果說明：①現有轉抗蟲基因水稻所表達的Bt殺蟲蛋白專一性很強，對非靶標生物沒有毒性影響。②轉基因Bt水稻與非轉基因對照水稻相比，在有性生殖特性和生殖率、花粉傳播方式和傳播能力、有性可交配種類和異交結實率、花粉離體生存與傳播能力、落粒性和落粒率、休眠性和越冬能力、生態適應性和生物量等性狀上，均未發現明顯的差異，在雜草性和入侵性方面也未發現差異。③轉基因水稻基因漂移的基本規律與常規品種是一致的，而且沒有發現轉基因抗蟲水稻外源基因漂移對農田生態和自然環境安全有不良影響。④田間試驗結果顯示，轉基因水稻對非靶標害蟲、稻田天敵、益蟲、經濟昆蟲等主要昆蟲種群結構和功能以及節肢動物多樣性沒有不良影響。⑤根據Bt棉花的利用經驗，通過採取一定的措施，水稻螟蟲對Bt蛋白的抗性發展是可以控制和治理的。

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轉基因食品與人類的健康和生存有著最為直接的關係，但轉基因食品的安全問題一直是人類關注的焦點。

實際上關於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有權威結論的，即通過安全評價、獲得安全證書的轉基因生物及其產品是安全的。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問題受到國際組織、各國政府和消費者的高度關注。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AC）制定的一系列轉基因食品安全評價指南，是全球公認的食品安全評價準則和世貿組織裁決國際貿易爭端的依據。各國安全評價的模式和程序雖然不盡相同，但總的評價原則和技術方法都是按照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標準制定的。轉基因食品入市前都要通過嚴格的毒性、致敏性、致畸等安全評價和審批程序，比以往任何一種食品的安全評價都更加嚴格、具體。各相關國際組織、發達國家和我國已經開展了大量的科學研究，國內外均認為已經上市的轉基因食品與傳統食品同樣安全。

世界衛生組織（WHO）認為，“目前尚未顯示轉基因食品批准國的廣大民眾食用轉基因食品后對人體健康產生了任何影響”。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聯合世界衛生組織（WHO）、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召開專家研討會，得出“目前上市的所有轉基因食品都是安全的”結論。

歐盟委員會（EC）歷時25年，500多個獨立科學團體參與的130多個科研項目得出的主要結論是，“生物技術，特別是轉基因技術，並不比傳統育種技術危險。”

國際科學理事會（ICSU）認為，“現有的轉基因作物以及由其製成的食品，已被判定可以安全食用，所使用的檢測方法被認為是合理適當的。”

英國皇家醫學會、美國國家科學院、巴西科學院、中國科學院、印度國家科學院、墨西哥科學院和第三世界科學院聯合出版了《轉基因植物與世界農業》，達成的共識是“可以利用轉基因技術生產食品，這些食品更有營養、儲存更穩定，而且原則上更能夠促進健康，給工業化和發展中國家的消費者帶來惠益”。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迄今為止，轉基因食品商業化以來，沒有發生過一起經過證實的食用安全問題。

“轉基因原本是技術問題。”中國農業科學院博導黃大昉覺得，人們一開始有疑問是正常的。

“這個擔心是從外面來的。”朱作言院士告訴本刊記者，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轉基因開始商業化種植時也出現過類似聲音。

國外至少有四種反對力量：

其一是極端環保人士，認為破壞物種的多樣性，對環境有害；

其二是宗教人士，認為只能是上帝造萬物，人類不能輕易改變；

其三是貿易戰爭，尤其見於西歐對北美的農業貿易壁壘——美國70%~80%的食品都含轉基因，西歐只有不接受轉基因才能阻擋美國農產品進入本地區；

其四是舊有利益集團，例如原來野生三文魚來自海洋捕撈，人工養殖后，三文魚價格被拉低，受到傳統漁業集團的反對和抵制。他們的理由包括，養殖魚近親交配繁殖使遺傳性喪失，養殖魚與野生三文魚雜交破壞野外種群遺傳性。

“其實，自然界每天都在發生著遺傳基因突變，比轉基因可能帶來的突變概率還要大。”朱作言說，“真正懂遺傳學的人覺得這些都是歪理，而公眾卻未必都能認識到。”

1986年初，王大珩、師昌緒等四位中科院學部委員上書鄧小平，建議發展高技術，后稱“863計劃”。中國的轉基因作物研究在此計劃支持下迅速發展。1988年，中國因抗病毒轉基因煙草的商業化，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商業化種植轉基因作物的國家。

“當時大家都覺得是好事，‘轉基因’還被當作賣點。”朱禎說。2008年，國務院批准設立了“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科技專項”，這作為農業領域唯一的項目，與大飛機製造一起被列入國家16個中長期重大科技專項，計劃15年投入240億元，成為有史以來投入資金最多的農業科技項目。

然而，“風向一下子就變了。”黃大昉說。

2009年8月17日，農業部依法批准轉基因抗蟲水稻“華恢1號”和“Bt汕優63”以及轉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的生產應用安全證書。同年10月，這三種作物出現在中國生物安全網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批准清單》中。

這意味著在科學家大量試驗檢測的基礎上，政府認可這些轉基因作物沒有安全問題，可以推進其產業化。

而此時，綠色和平組織介入了。

“中國想把轉基因水稻產業化？這影響可大了，絕對要把你堵住！”黃大昉說。

科學家們掌握的信息是，“當時對方有四步走策略：第一，絕對不能讓轉基因水稻產業化；第二，抹黑科學家；第三，牽制上層決策；第四，推翻農業轉基因重大專項。”

具體手段就是攪動媒體炒作，把國際上所謂的爭議都搬進中國。

原本“華恢1號”和“Bt汕優63”轉入Bt殺蟲蛋白基因，只能殺死螟蟲和稻縱卷葉螟等鱗翅目昆蟲，對人體不會造成傷害。而炒作之下，對轉基因作物的描述中，“斷子絕孫”“致癌致病”“中國變成國際資本推廣轉基因產品的第一隻小白鼠”等驚悚說法屢見不鮮。

黃大昉覺得，“轉基因被妖魔化了”。他認為，“有些人利用老百姓的不了解，製造了一種虛幻的恐怖。”

他說，除了“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經過科學家的據理力爭並未更改，其他三步都達到了：轉基因水稻儘管安全但無法產業化種植，決策被牽制，科學家被抹黑。

今天解釋了、澄清了，隔一段時間又出來，層出不窮——這是科學家普遍表達的無奈。

80%以上的市售大豆油是轉基因大豆壓榨而成；一項大型調查中90%的人認為轉基因食品不安全。

61名院士上書高層，要求儘快推進轉基因技術產業化；雲南財經大學特聘教授顧秀林則語出驚人，稱轉基因是滅絕人類的邪惡技術。

農業部說，轉基因食品和非轉基因食品一樣安全；甘肅某市政府卻發文禁止種植轉基因作物。

美國食品葯監局的數據顯示，美國人已經吃了多年的轉基因食品；央視知名主持人崔永元卻心存疑問，親自赴美調查轉基因在美國到底有多普及。

圍繞著轉基因，有策略的反轉人士、進退失據的政府、不被信任的科學家，以及懵懵懂懂的公眾，構成中國奇特的轉基因輿論場。

這看起來，就像是一場荒誕劇。

中國農科院生物技術所所長林敏，作為轉基因的支持方，剛剛結束了北京電視台一場長達4個小時的辯論，略顯疲倦。

為了這場電視辯論，林敏花了一天的時間來做準備，“我希望我說的都是有依據的，每講一點我都必須去查資料，而他們就可以信口雌黃。”

他的對手是黑龍江大豆協會副秘書長王小語。辯論一開始，王就拋出了致癌論，搬出了《2012中國腫瘤登記年報》的數據，稱河南、河北、甘肅、青海、上海、江蘇、廣東、福建等轉基因大豆油的消費集中區域，是我國腫瘤發病集中區，而黑龍江、遼寧、浙江、山東、湖南、湖北等不以消費轉基因大豆油為主的地區，不是腫瘤發病集中區域。

林敏在查閱了更詳細的年報之後給予反駁：根據這份年報，遼寧、山東是胃癌高發區，浙江是結直腸癌和肝癌高發區，湖南湖北是宮頸癌高發區，“他根本就沒認真讀這個報告。”

雷同的話，林敏已經記不清講過多少次，但他還是覺得不去不行，“你不說，反轉派樂意說，就只有負面的聲音了”。

和以往的被動挨打不同，這一次是轉基因的支持者們主動出擊。今年5月以來在全國29個城市舉辦了30多場轉基因食品試吃會，參與者過千，院士捧場，賺足了眼球。

轉基因水稻研發者、華中農業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中國科學院和美國科學院雙料院士張啟發，在華中農業大學校園內舉行的轉基因品嘗會上，還披露了61名院士聯名上書高層要求儘快推進轉基因水稻產業化的消息。

在這封長達17頁的信中，院士們不再那麼“客氣”，指出轉基因技術的產業化不能再遲緩，否則要誤國。

接受媒體採訪，也成為轉基因科學家的一項日常工作，華中農業大學近日就請求他們的轉基因研究團隊再忙也要抽時間回答記者和外界的提問——因為手握兩張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華中農業大學一直處於轉基因混戰的中心。

今年以來，不只是轉基因領域，還有來自食品安全、分子生物學、環境等各個領域的科學家，比如中國疾控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研究所陳君石院士、剛剛卸任的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饒毅、中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吳孔明院士、復旦大學生態與進化生物學系主任盧寶榮，通過各種形態的媒體，反覆傳達主流科學界的聲音：

轉基因是一項中性技術，需要科學使用嚴格監管；通過安全評價上市的轉基因食品，與傳統食品一樣安全，轉基因作物的環境風險可控；轉基因商業化的＝17年來，沒有發生被證實的危害人體健康的食品安全事件。

這是科學界難得的一次集體反擊。

轉基因反對者們並不怎麼在意中國科學界頂尖科學家的聲音，他們更看重軍事戰略家、有少將軍銜的彭光謙的聲音，他今年8月26日在《環球時報》發表《八問主糧轉基因化》稱，“轉基因食品與腫瘤、不孕不育等數十種疾病的高度相關，轉基因作物可能成為殺人不見血的生物武器，帶來的後果將遠超鴉片戰爭。”

轉基因反對派的重量級選手、雲南財經大學特聘教授顧秀林更是語出驚人：轉基因是一項滅絕人類的邪惡技術，學界之所以一面倒支持是利益使然。

一如既往地，這場混戰滑向了聳人聽聞、真假莫辨的指控，還有對對手的攻擊。

時評人郭松民參加一檔有關轉基因的電視節目后，在微博上提到，“主持人讓我們看一段視頻，說我們會看到一頭吃轉基因飼料的豬，但我們只看到了教授，奇怪？豬當了教授？”

在挺轉派與反轉派兩方對決中，來自政府部門的自相矛盾的表態與做法更加解不開轉基因這團亂麻：

先有轉基因的主管部門農業部力挺：所謂轉基因食品致癌、影響生育、導致土地報廢都是權威機構反覆澄清的謠言，轉基因技術已廣泛應用於多個領域；後有甘肅省張掖市市委市政府發文，嚴禁任何企業和個人在張掖落地從事繁育、銷售和使用轉基因種子的經營活動。

雖然中國批准商業化種植的轉基因作物不多，僅棉花和番木瓜兩種，但市面上可以買到的轉基因食物除了番木瓜，還有轉基因食用油——中國不允許種植轉基因大豆和油菜，卻可以進口轉基因大豆、油菜用於榨取食用油。

有關轉基因紛紛擾擾的爭論，在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前任院長饒毅看來“以後都是歷史笑料”。

饒毅的底氣在於，對於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主流科學界並無分歧。

“科技界絕大部分人觀點是一致的，通過各個國家批准上市、拿到安全證書的轉基因產品是安全的，這是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衛生組織，歐盟食品安全局，美國農業部、FDA還有環保署的共識，”中國農科院生物技術所研究員黃大昉說，“確實有個別科學家說轉基因技術不安全，但應當指出那些研究都存在疏漏和問題，結論不可靠最後被科學共同體所否定。”

聯合國糧農組織：市場上合法購得的轉基因作物，以及由此做出來的食物，是安全而且可食用的。

世界衛生組織：目前在國際市場上的轉基因產品均已通過由國家當局開展的風險評估，這些評估是透徹的，它們未表明對人類健康有任何風險。

美國食品葯監局（FDA）：不推薦使用“非轉基因”標識，這會讓公眾誤以為非轉基因的食品比轉基因更安全。

但是，無論是科學家的苦口婆心，還是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美國FDA、歐洲食品安全局的聯合背書，都無法戰勝陰謀論和不可知論。

僅僅24小時之內，顧秀林的“邪惡技術論”在新浪微博上被轉發了超過7000次。

洶湧的民意之下，政府對轉基因技術的態度搖擺不定。

2008年，轉基因作為農業領域的唯一個項目，和大飛機研製一起，進入了16個中長期重大科技專項。

這可算得上是轉基因的重大勝利，這個重大專項計劃在15年內投入240億——這將是有史以來投入資金最多的農業科技項目。政府的目標明確，培育一批抗病蟲、抗逆、優質、高產、高效的重大轉基因生物新品種，提高農業轉基因生物研究和產業化整體水平和中國農業國際競爭力。

按照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黃大昉的說法，轉基因重大專項主要是為了推進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

就在轉基因成為重大專項的第二年，華中農業大學張啟發教授的團隊拿到了兩張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轉基因抗蟲水稻華恢1號”和“轉基因抗蟲水稻汕優63”，這被認為是轉基因商業化最難的一關，張啟發和他的同事為了這兩張安全證書，等了11年。

當時普遍認為，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種植近在咫尺。“安全證書在過去就是等同於允許你商業化了，”張啟發說。

和安全證書一起到來的，是鋪天蓋地的質疑：為什麼要13億人當小白鼠？蟲子不吃為什麼要給人吃？為什麼只有中國熱衷於將轉基因主糧商業化？

在接下來的4年裡，轉基因的反對者和支持者，佔據了大量的媒體版面，圍繞著謠言、被歪曲的細節和不可預知論，隔空論戰那些令人費解的問題——現在安全能代表50年乃至100年後安全嗎？那些不可預知的風險怎麼辦？

轉基因的支持者、反對者和官方都心知肚明：繞不開的民意，推遲了轉基因糧食的商業化步伐。

按照現行法律，轉基因作物拿到安全證書之後，還要通過品種審定、拿到生產許可證、經營許可證，才能進行商業化種植。

安全證書的有效期是5年，兩張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2014年即將過期。而轉基因水稻的品種審定遲遲不能啟動，商業化種植更是遙遙無期，就連它的研發者張啟發也不樂觀。

媒體觀察員徐達內注意到了官方態度的微妙變化，他在《“反轉”誤國》的媒體札記中寫到，中國官方在認可推廣轉基因技術方面向前邁了一小步——至少，從近期媒體報道情形來看，是這樣的。

2013年6月以來，媒體對轉基因的態度有所鬆動，幾大喉舌——《人民日報》、央視和新華社都直接或間接地表達了對轉基因的支持態度。新華社發文稱轉基因食品是“大趨勢”，央視發表評論稱轉基因尚未發現任何有科學根據的安全問題。

真理似乎沒有越辯越明，所有的論戰只能讓公眾的疑團越滾越大。

在騰訊網發起的一項超過25萬人參與的調查中，89%的人認為轉基因食品不安全，94%的人不支持在中國商業化種植轉基因糧食。

1998年，張啟發和他的團隊開發出轉基因抗蟲水稻。然而15年後，不但轉基因水稻沒有上市，連他在內的一大批科學家都被扣上了“漢奸”的帽子。

張啟發回憶當時處於“盲目的原始狀態的樂觀”，科學家們深信自己擁有解決農業問題的最先進工具，並將開創一個富足、繁榮、輝煌的時代。

盲目樂觀的科學家們忘記了人類對新技術與生俱來的恐懼。

1990年代末，歐洲的幾起食品安全事件加上綠黨的政治力量漸強，歐洲反轉運動開始興起，併發生了普斯泰土豆事件。

1998年，蘇格蘭Rowett研究所的科學家阿帕得•普斯泰在尚未完成試驗並且沒有發表數據之前，通過媒體告訴公眾，他在實驗中用轉基因土豆餵食大鼠，大鼠“體重和器官重量嚴重減輕，免疫系統受到破壞”。

英國皇家學會次年的的評審報告指出，普斯泰的實驗過程錯誤百出，試驗結果無法重複，結果不可信。

彼時中國還處於和轉基因技術的蜜月期，科學家、企業和農民剛剛在轉基因棉花上看到了這項技術巨大的潛力。

在1990年代初，中國的棉花主產區爆發棉鈴蟲危機，棉花減產超過40%。《三聯生活周刊》記者袁越提到去棉花產區採訪時，當地的棉農告訴他，棉鈴蟲最猖獗的時候，蟲子泡在藥水裡，拿出來之後還能蠕動。

“棉花產業舉步維艱，美國轉基因抗蟲棉乘虛而入，1998年孟山都公司壟斷了中國棉花市場份額的95%，”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院長羅雲波回憶，“好在中國自己做出了轉基因棉花，1999年產業化推廣后，迄今，國產轉基因抗蟲棉所佔的市場份額高達90%以上。”

當時，對於轉基因棉花，媒介、科學界都沒有進行有效的宣傳，公眾並不知情，但2002年綠色和平發布了的一份《轉Bt基因抗蟲棉環境影響研究綜合報告》卻讓人印象深刻：棉農將面對不受控制的超級害蟲，轉基因抗蟲棉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製造了更多的問題，棉農將被迫使用更多、更毒的化學農藥。這被轉基因的支持者們看成是反轉運動的第一槍。

當時，農業部沒有回應。實際上，到目前為止並沒有發現棉鈴蟲的種群已經對Bt棉產生抗性。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的實驗結果表明，由於少用農藥，抗蟲棉棉田中的捕食性天敵數量大大增加，害蟲棉蚜（伏蚜）的數量減少了443-1546倍。Bt棉可減少農藥使用70％-80％，減少人畜傷亡事故，這已是公認的最大生態效益，而這些綠色和平沒有提及。8年後，農業部在官方網站的“轉基因權威關注”頻道建成后做出以上回應。

綠色和平是一家國際性的環保組織，很多環保組織和轉基因似乎天生是敵人，環保組織認為工業化破壞了環境，嚮往田園牧歌式的農業生產，人類用新技術干預自然兇險萬分。

綠色和平食品與農業項目負責人俞江麗在接受《南都周刊》採訪時提到，綠色和平不反對轉基因的研究，只是反對轉基因主糧的商業化。但幾乎所有接受採訪的轉基因的支持者都認為，綠色和平是轉基因反對陣營的中流砥柱。

綠色和平善於且樂於和媒體打交道，它一直通過媒體向公眾傳達這樣一個信息——轉基因技術有不可預知的風險。從2002年起，綠色和平每年都會通過媒體發布和轉基因相關的報告，至今已經有25份。

華中農業大學生命科學技術學院教授嚴建兵說，“綠色和平很有策略，知道什麼時候發什麼消息，知道怎麼吸引媒體注意。”

2004年開始，綠色和平向超過60家食品生產商詢問他們在使用轉基因原料方面的政策，並且據此編寫《避免轉基因食品指南》。此後，年年都有更新，並且採取街頭髮放的方式。

食品巨頭們都忙不迭地做出不使用轉基因原料的表態，那些不願意或來不及回應的食品生產商，比如百威、旺旺、康師傅，則被綠色和平列入紅名牌警示，出現在媒體上。

科學家們顯然沒有和媒體打交道的傳統和經驗，在轉基因之戰的前期，科學家們這樣解釋轉基因的安全性，“沒有證據表明轉基因食品存在特殊的風險”。

科學界明白，這意味著，現有的證據都支持轉基因是安全的，但這絕對不是公眾喜歡的答案。

懷著對未知食物本能的恐懼的公眾，在食品安全事故高發的當下，希望得到絕對安全的保證，但科學界給不了，因為絕對安全的食物並不存在。

隨著公眾輿論越來越強烈地轉變為對轉基因的敵視以及對科學提供的保證不信任的態度時，科學家們覺得憤懣而無助，偶有失態。

一位轉基因科學家在回答環保組織的質疑時這樣說，“列寧說過，一個愚蠢的人提的問題，100個聰明人也回答不了。”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科學家不敢發言，因為一旦說話就會招來一片罵聲。

饒毅直到2011年才注意到轉基因的討論變成一個極端的話語場，他才開始公開表示對轉基因技術的支持。

“國內輿論壓力過大，可能導致中國自主技術更加落後，但並不影響美國的轉基因技術研發和推廣，我發言主要是希望給從事轉基因研發的科學家創造一點空間，”饒毅說，“在目前情況下，他們大多數都不肯出來說明，有些人甚至連做研究也灰溜溜。”

作為轉基因技術的管理部門之一，農業部在轉基因輿論戰的初期極少正面回應綠色和平。

科學松鼠會會員雲無心推測，出於貿易保護的考慮，政府當時對轉基因採取了一種保守的態度，默許了綠色和平的行為，一位接近農業部的科學家同意這種說法。

“中國政府相關部門最大的失誤是，在一系列誤解產生影響之前，沒有防範於未然。在公眾還對轉基因不了解的時候，如果告訴公眾轉基因是什麼，和普通作物有沒有什麼本質差別，效果會好很多，而現在，公眾已經根深蒂固、先入為主地覺得，它是個危險的東西，再來做科普工作，太難了，”資深科技記者、基因農業網主編方玄昌總結。

轉基因監管的漏洞，也讓綠色和平逮了個正著。

2005年，綠色和平在湖北市場採集了25份種稻穀、大米和種子，送到德國一家實驗室檢測，綠色和平稱，在這25個樣本中，19個在DNA檢測中呈陽性，顯示為轉基因水稻。中國沒有批准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種植，它們本不該出現在市場上。

這份名為“非法轉基因水稻污染中國大米”的報告又一次撥動了公眾脆弱的神經。

隨著激進左翼組織烏有之鄉的加入，這場反轉運動脫離了原先的軌道，變得更加波譎雲詭。

2008年以來，烏有之鄉在其網站上刊登了超過3400篇和轉基因相關的文章，用誇張和聳人聽聞的語言描述轉基因技術。

張宏良2010年在烏有之鄉網站發表的《廣西抽檢男生一半精液異常，傳言早已種植轉基因玉米》一文稱，迄今為止，世界所有國家傳來的有關轉基因食品的負面消息，全都是小白鼠食用后的不良反應，唯獨中國傳來的是大學生精液質量異常的報告。

張宏良試圖將廣西大學生精液異常與種植轉基因玉米這兩件事聯繫起來，這也正是導致公眾恐慌的根本原因。

實際上，根據農業部門的調查，廣西並沒有種植轉基因玉米。廣西抽檢男生一半精液異常的說法，確有出處，來自廣西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男性學科主任梁季鴻的《廣西在校大學生性健康調查報告》，但這份報告，根本就沒有提到轉基因三個字。

“他們說的話，更容易被大眾接受，因為最直接了當，比如轉基因食品引起癌症，斷子絕孫，為什麼？他不說，或者就是引用偽科學的所謂的實驗，”羅雲波說，“反對轉基因的人，各個國家都有，但反對的理由都不一樣，五花八門，中國的特點是什麼，斷子絕孫，這是中國人最怕的。”

烏有之鄉還為中國式反轉注入了新的元素——陰謀論。

轉基因的研發是一項燒錢的工程，在美國，轉基因是由孟山都先鋒這樣的大型種業公司、科學家共同推動的一項產業，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然成熟，無論在技術還是在市場上，都極具優勢；而中國國的種業公司相對弱小，轉基因由政府出資研發。孟山都每年的研發資金超過10億美元，也收穫了巨大的商業利益。

這樣的強弱對比是滋生陰謀論的溫床。觀察家趙希渝在《國內外反轉基因運動概述》中提到，世界主要的種業公司幾乎都開展轉基因研究，推出轉基因品種，綠色和平對美國的兩家公司孟山都和先鋒攻擊最為猛烈，而這種攻擊恰恰符合對美國陰謀論的想象。

在烏有之鄉及其支持者的論調中，轉基因技術是美帝國主義為了滅絕中華民族，專門研製的一種生物武器。那些從事轉基因研究的科學家，支持轉基因的科學家，都被扣上了“漢奸”和“賣國賊”的帽子。

在一個中國農業大學的學術報告會上，一個中年女子在會場開罵，“張啟發，你這個賣國賊！你為了你的美國主子，把十三億人當成了小白鼠！”隨後，一個戴紅帽的男性操起第一排的茶杯，向演講台砸去。

諷刺的是，不少反轉派們聲稱自己不反對轉基因研究，只是反對轉基因商業化。而在中國，正是產業化的轉基因棉花趕走了孟山都，而沒有產業化的轉基因大豆潰不成軍。

孟山都當然希望敲開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他們曾經做到過。因為棉鈴蟲危機，孟山都的抗蟲棉曾在上個世紀末佔據了95%的中國市場。

1999年，中國的轉基因棉花開始產業化，用了10年時間，擊敗了孟山都公司，佔據90%以上的轉基因棉花市場。但沒有產業化的轉基因大豆，在15年中節節敗退，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大豆進口國，每年要進口5800噸大豆，其中絕大部分是轉基因大豆。

作為全球最知名的轉基因種業公司，孟山都也逃不過轉基因反對派的攻擊。2013年1月7日，轉基因的反對派們來到孟山都的辦公樓下，喊了半天口號，抗議行將結束之時，大廈的保安告訴他們，孟山都在幾個月之前就搬走了。不甘心的反轉人士又前往農業部，打標語喊口號，直到嗓子喊啞才返航。

反轉人士全情投入，讓羅雲波感嘆對手的執著與熱情，不遺餘力，而自己則沒有足夠的耐心，精力所限也無法全身心投入，“他們是把反轉當成一項事業來做。”

作為轉基因產品的最終消費者，公眾希望知道轉基因產品獲得安全證書的審評和決策過程，以及和安全評價相關的信息——轉基因產品的生產商、環境和健康評估報告等。

無論是對轉基因張開懷抱的美國，還是謹慎的歐盟，都願意將轉基因審批過程中的信息公開並邀請公眾參與。

美國轉基因食品上市前，都會發布食用安全和環境影響報告，接受公眾評議。

美國農業部人士邁克爾•沙克曼稱，“如果公眾的意見和評論中提出一些新的問題，這些問題是我們之前沒有考慮到、沒有解決的，我們在作出最終決定之前，會解決這些問題。”

歐盟也是如此。歐盟食品安全管理局對新的轉基因產品出具評估報告之後，歐盟委員會將評估報告公布在網路上，接受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評議。

而在中國，轉基因產品的評估報告、評審過程在很長時間裡是不公開的。

2009年8月，農業部發放了兩張國內自主研發的轉基因水稻的安全證書，它們被放在一個很少更新、普通公眾幾乎不知道的專業網站上。

綠色和平於當年11月發現並公布了這個消息，引起了長達數個月的爭議后，農業部才正式就轉基因水稻的安全證書表態——經過11年的評審，發放了安全證書。

轉基因水稻風波之後，農業部嘗試改變。

2010年7月，農業部的官方網站建立了“轉基因權威關注”頻道，一些和轉基因相關的法律法規，哪些國家公司的轉基因產品獲准進口，哪些國產的轉基因產品獲准種植，參與轉基因產品安全評價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的科學家組成等信息，開始逐步披露。

遺憾的是，轉基因產品安全和環境的評估報告仍不為公眾所知。

律師魏汝久在2010年2月向農業部申請要求公開兩種獲得安全證書的轉基因水稻的相關信息。農業部在書面回復中公開了轉基因水稻涉及的知識產權、以及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成員的名單，但以涉及國家機密為由拒絕公布轉基因水稻的試驗研究、中間試驗、環境釋放和生產性試驗階段的詳細情況。

雖然農業部宣稱轉基因評審過程嚴格，程序規範。可惜的是，這個嚴謹的過程、規範的程序並不為公眾所知。

在無法充分獲知信息的前提下，也無怪公眾每次面對轉基因議題，多少都顯得有些過分焦慮。

2012年的黃金大米事件和法國轉基因玉米致癌實驗讓公眾的態度雪上加霜。

還是綠色和平，率先披露了一則新聞，題目是《揭開“黃金大米”背後的秘密——孩子不是轉基因的實驗對象》。

這則消息的開頭寫到，美國科研機構發布了它們對24名中國湖南省兒童進行轉基因大米人體試驗的結果。

美國塔夫茨大學和中國疾控中心，選取了88名兒童，他們都是湖南省衡南市一所小學的學生，隨機分成了3組，其中一組25名兒童午餐進食60克黃金大米，后對其體內維生素A含量進行檢測，研究結論是，黃金大米與維生素A膠囊效果相當。

隨後的調查顯示，研究人員隱瞞了試驗中使用的是轉基因大米，僅發放了知情同意書的最後一頁，違反了國際醫學倫理準則。

雖然黃金大米安全性無疑，這項試驗屬於有效性試驗，但這項試驗的重大瑕疵，無疑又給轉基因技術增加了一項罪名。

當地政府給進食黃金大米的學生賠償了8萬，沒吃的賠了1萬。嚴建兵認為，當地政府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暗示了轉基因有害。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法國分子內分泌學家塞拉利尼發表論文稱，他用轉基因玉米餵食了2年實驗鼠，雌性實驗鼠中，50%到80%的實驗鼠長了腫瘤，而且平均每隻長的腫瘤多達3個。雄性實驗鼠中，出現的主要健康問題包括肝臟受損、腎臟和皮膚腫瘤，以及消化系統疾病。

幾乎在頃刻之間，法國轉基因玉米致癌的消息傳遍了中文世界，反轉派更是如獲至寶。雖然歐洲食品安全局最終否定了轉基因玉米有毒甚至致癌的研究結論——因為這個研究結論不僅缺乏數據支持，而且相關實驗的設計和方法都存在嚴重漏洞，——但並不影響轉基因致癌的論調繼續傳播。

從1998年至2013年的15年間，幾乎每年都有類似的研究或謠言面世，雖然其後都被學術共同體或權威機構所推翻，但壞消息天生比好消息跑得快，沒有人記得這些嚴肅而無趣的學術腔和政府腔，而致癌論、基因污染論、不可預知論已經深入人心。

“政府在其他事件中公信力的缺失，導致了在轉基因問題上處處被動，農業部門和科學家們也只是附帶出現在不被相信之列，”轉基因的支持者，基因農業網主編方玄昌說。

有策略的反轉人士、進退失據的政府、不被信任的科學家，構成中國這個奇特的轉基因輿論場。正如科技記者丹尼爾•查爾斯在《收穫之神》中寫到的，與大多數人類活動相比，農業對謙虛、忍耐這樣的舊道德的需求更甚，你在展望新技術的潛力時需要謙虛，期待公眾時接受更需要耐心。

有觀點認為作物基因的改變可能會引起非期望效應，新引入的蛋白可能具有毒性或者過敏性問題；轉基因作物裡面的抗生素標記基因可能會導致抗生素治療失效；轉基因產品在生態環境的可能存在包括基因漂移、破壞競爭性和平衡等影響，還可能對生物多樣性不利，針對這些質疑，科學界進行了長期研究和跟蹤，並得出了以下權威結論：

無論是雜交、誘變還是轉基因，想得到我們預期的優良性狀，都需要去改變作物的基因。雜交一次要“轉入”成千上萬個功能並不清楚的基因，會產生數量龐大到天文數字的基因組合；誘變則是通過物理、化學、輻射等特殊條件的誘導讓作物基因發生不可預知的破壞和變化，既可能有我們需要的變化，也可能沒有我們需要的變化，更可能有很多我們不需要的變化，轉基因一次只“轉入”一個或幾個功能明確的基因。轉基因技術相比較雜交等傳統技術，在非預期性效應上概率更低，更加精準可控。

轉基因食品入市前都要通過嚴格的毒性、致敏性、致畸性等安全評價和審批程序。

轉基因食品在進行安全評價時，絕對不允許轉入表達致敏物和毒素的基因。只要轉基因表達的蛋白質不是致敏蛋白和毒蛋白，這種蛋白質和食物中其他蛋白質沒有本質的差別，都是營養物質，蛋白質進入胃腸就消化成小分子成分，提供人體的營養和能量。

迄今為止，轉基因食品商業化以來，沒有發生過一起經過證實的食用安全問題。

轉基因技術對基因進行精確定向操作的育種方法，效率更高，針對性更強。例如，抗蟲棉花就是將蘇雲金芽孢桿菌中的殺蟲蛋白基因轉移到棉花中，從而能夠專一性抑制棉鈴蟲發生，減少棉鈴蟲危害，減少農藥使用，實現穩產增產、提質增效；抗除草劑作物就是將抗除草劑草甘膦的基因轉入農作物，從而在使用除草劑（草甘膦）除草時就能夠做到只除草而不危及作物，既增加了種植密度，有效去除雜草，又能降低勞動強度和除草成本，從而能夠提高種植效益。

具體案例證明無害：

以我國國產轉基因抗蟲玉米和轉基因水稻為例，經過室內外多點、多代遺傳分析結果顯示：在生存競爭力、基因漂移對環境影響、非靶標生物和多樣性等幾個方面的安全評估結果，均表明了這些國產轉基因作物具有良好的環境安全性，不存在在農業生態、自然環境、生物多樣性等方面存在問題。

轉基因抗蟲水稻里的Bt蛋白利用了物種差異性特點。

Bt蛋白來源於蘇雲金芽孢桿菌，70多年來一直作為安全的生物殺蟲劑在農業生產上持續應用。通過轉基因技術將Bt基因轉入作物后，抗蟲轉基因作物自身就能產生Bt蛋白，內生Bt蛋白殺蟲效果更好更穩定，而且高度專一，只與特定害蟲腸道上皮細胞的特異性受體結合，使害蟲死亡。人類、畜禽和其他昆蟲腸道細胞沒有該蛋白的結合位點，不會起到“殺蟲效果”。

Bt蛋白主要作用於害蟲的消化系統，由於不同生物的取食習慣明顯不同，進而導致消化道里的環境大不相同，某些害蟲的腸道環境是鹼性的，而人的胃液環境是酸性的，這意味著能對害蟲起作用的Bt蛋白，進入人體的消化道后卻不會發揮作用，只會被含有消化蛋白質的酶“瓦解”。

美國農業部大豆研究專家馬克·艾什稱，美國轉基因大豆產量佔美國大豆總產量的93%。大部分用於美國國內，2012至2013年度美國國內消耗4720萬噸。

據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ISAAA）統計，美國是目前最大的轉基因大豆生產國。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亨利·米勒2011年的一項研究顯示，美國人過去10年總共消費了3萬億份轉基因食品。

“轉基因是一項技術，在科學界有幾十年的嚴格實驗證明，和基因武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中國國防大學教授、中國科協科普作家協會成員李大光說。

有人提出一種猜測，基因武器是利用人種生化特徵上的差異，使這種致病菌只對特定種族的人們產生致病作用，被稱為“種族生物武器”。對此，李大光指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生物醫學界的共識是，人種是無法用基因區分，不可能做出針對某一人種的武器。人種或種族是社會學概念，並沒有生物學方法能夠區分一個人的種族。一些基因標記只是在不同種族中出現的概率不同，在某種族中出現的概率高，並不代表不會出現在別的種族。“因此，這種武器就算造出來，也是傷敵一千，自損八百。”　“轉基因與基因武器是不同的兩種生物技術，切不可混為一談。”

不管是北京奧運會，還是巴西里約奧運會，國際奧委會和中國奧委會從未禁止轉基因產品。

國際方面，《奧林匹克憲章》是奧運會的根本大法。這部100多頁的規範性文件並沒有規定運動員在奧運會期間可以吃什麼，但在其明文禁止不能吃的名單上，興奮劑位列其中，轉基因產品並不包含在內。

國際奧委會不僅不排斥轉基因產品，還對相關企業敞開了大門。2013~2016年，國際奧委會的全球贊助夥伴包括陶氏化學。陶氏化學的主業之一正是轉基因種子的研發。

中國方面，中國奧委會沒有明文規定運動員不能食用轉基因產品。中國奧委會有明文規定的“贊助企業甄選原則”，五條原則無一與轉基因話題相關。

2019年7月26日，歐盟委員會宣布批准10種轉基因產品在歐盟上市，其中9種用作食品或飼料，另一種用作觀賞性切花。歐盟一直在批准轉基因產品的進口。歐盟從來沒有以轉基因不安全為由來拒絕轉基因。

《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

《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管理辦法》

《農業轉基因生物進口安全管理辦法》

《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管理辦法》

《農業轉基因生物加工審批辦法》

《進出境轉基因產品檢驗檢疫管理辦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產品質量安全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

《基因工程安全管理辦法》（已廢止）

《農業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實施辦法》（已廢止）

目前，包括中國在內，全世界有70%的人口居住在已經批准種植或者進口轉基因作物的國家中，有近70個國家和地區制定了自己的轉基因標識辦法，主要分為4類：

一是自願標識，如加拿大，阿根廷等；

二是定量全面標識，要求對所有產品只要其轉基因成分含量超過閾值就得標識，如歐盟規定轉基因成分超過0.9%、巴西規定轉基因成分超過1%必須標識；

三是定量部分強制性標識，要求對特定產品進行標識，如日本規定對豆腐、玉米小食品等24種由大豆或玉米製成的食品須進行轉基因標識，設定閾值為5%；

四是定性按目錄強制標識，即凡是列入目錄的產品，只要含有轉基因成分或者是由轉基因作物加工而成的，必須標識。中國採用的就是這種。

中國香港特區和中國台灣地區也採用的是定量標識制度，分別為超過5%（港）和3%（台）需要標識，而中國澳門特區則沒有強制標註的要求。

作為轉基因農業作物消費第一大國，美國長期以來採取的是自願標識政策，即食品生產企業根據自己的意願進行標識，並不強制。為了解決長期以來各州對標識標準不統一的問題，2018年美國通過了《國家生物工程食品信息披露法》，此標準提高了美國食品體系的透明度，為受監管實體制定了關於何時以及如何披露生物工程成分的指導方針，確保了消費者對食品中成分的清晰認識以及標籤的一致性。根據此法，2020年1月1日開始要求全國進行統一的標識制度，使用統一的“生物工程食品”作為標識名稱，並採用具有正面形象的笑臉標識圖案。小型食品生產商的實施日期可以延後到2021年1月1日。強制性合規日期為2022年1月1日。受監管實體可在2021年12月31日前自願遵守該標準。新標準規定，生物工程食品披露的閾值是5%，也就是說，生物工程成分在5%以下，都可以不必披露。

除了中國外，要求標註的國家大部分都設定有成分閾值，只有當轉基因成分高於閾值，才有標註的必要，而各國設定的閾值則是是政治家、大企業之間博弈的結果，並沒有任何科學依據。如一些國家為嚴控農產品進口，就選擇將閾值定得低一點，這樣根據自己國內的需要，就經常有理由退運。

不論是哪個國家，哪種標識辦法，轉基因標識都無關“食品安全性”，它本質上是對消費者知情權和選擇權訴求的一種回應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