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政

所謂“刑政”就是指刑法在一個國家貫徹實施的狀況。

中國古代社會綿延幾千年，經歷了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社會朝代，透過歷史的煙雲，我們依稀可以看到，大凡政治相對清明，社會相對穩定的朝代，如漢，唐，宋，刑政都是比較寬容的；而政治黑暗，社會動蕩不安的朝代，如秦，明，刑政都是嚴酷的。

漢武帝時代，董仲舒實行“春秋決獄”，即用儒家經典《春秋》來解釋法律，即使某人客觀上造成了犯罪事實，但其主觀動機，內心思想符合《春秋》“三綱五常”的文化價值觀，用今天的話講，即不符合犯罪的構成要件，此人就不定罪。從而使剛硬的法律變得柔和，使機械的司法裁判變得溫情脈脈，富有人情味。有人說；這是原情定罪，原心定罪，其實就是不符合歷史真實面目的，事實上漢朝實行“春秋決獄”，凡是證據不確實，不充分，事實不清，適用法律模糊的時候，往往按照“疑罪從無，疑罪從輕，無罪推定”等作出有利於被告人的判決。如此將儒家思想能融入到刑政當中，自當開出寬容之花，結出寬容之果。其實在漢之前，西周時期，統治者就主張“明德慎罰，德主刑輔，用刑寬緩”。

再看明朝，明的皇帝朱元璋，在革命之前，就是一個大老粗，家裡窮是窮得一塌糊塗，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學沒上過幾天，出家做個和尚幾天，他一開始參加革命的動機也就是想能混過肚皮不餓，誰也沒想到他這個農民起義軍居然能夠竊取到革命的果實，一躍成為一國皇帝。他上台之後，由於沒文化，沒知識，雖貴為皇帝，但極度的自卑和無知，他老是擔心下面“學貫中西，滿腹經綸”的大臣，宰相，這些讀書人會設計陷害他，所以朱元璋時代，大搞嚴刑竣法，《明大誥》各家各戶，人手一本，裡面記載了各種各樣的刑罰手段，對待左右大臣更是大搞“廷杖”，把人按在地上，然後兩條腿由兩個大漢控制住，兩個膀子也由兩個大漢控制住，頭由一個人控制住，五個人死死按住一個受刑的人，然後劊子手用硬木棍一人打十下，再換一個劊子手再打十下，如此不出一百下，受刑的人就七竅出血，一命嗚呼。除此，還有剮刑，就是用刀子一刀一刀地在人身上割肉，沒有經驗的不出一百刀就能把人割死，有經驗的能割上幾千刀才死，所以犯人家屬往往對劊子手行賄，懇請劊子手能早點送親人上路，讓親人免 遭痛苦。朱元璋還讓其他大臣，宰相觀看受刑過程，沒有打死的人，差不多也被嚇死了。為了讓朱家後代世世代代做皇帝，他廢除了以前的“宰相制度”，所有的奏摺他不怕辛辛苦苦都親歷親為。唐朝實行三省制度；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中央政府的最高決策都由中書省來擬訂，再交由門下省校勘，門下省可以簽字通過，也有權駁回重擬，門下省通過後還要交由尚書省執行，相對來說皇權相權還是有一定的制約。但是到了朱元璋時代，他廢除宰相制度，獨攬大權，他除了加強政治專制，還加強思想文化專制，凡是通過文字典故可以演繹出作者有反政府的不當言論，一律問罪。

為了社會更有活力，更能和諧，刑法只要維持基本的社會秩序就足夠了，千萬不要過分地干涉人世生活，造成社會矛盾激化，社會資源浪費。重刑主義作為一種刑法理應，退出歷史舞台的時機已到來了。畢竟，在刑事法治中體現寬容思想，才是刑政的最高境界。

合上《歷史書》，掩卷沉思，中國改革開放三十一載，物質文明，精神文明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共產黨人都是受過優越的教育，閱歷豐富，思想深刻，胸襟博大，只要不是非常反動地顛覆，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破壞國家統一的惡性犯罪分子，是不是考慮能在《刑法》除條一類罪名之外部分廢除死刑。慎殺，少殺，不殺。刑罰永遠只是一種手段，注重懲罰和教育相接合，如果犯罪分子是初犯，偶犯，犯罪后確有誠心悔罪表現，就應當從輕量刑，減輕量刑。另外在羈押期間，也一定要注重保護犯罪分子的基本人權，不要摧殘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嚴和身體健康，讓其在刑滿釋放時，不要有報復社會，而是有感恩社會的心態回歸社會，對國有和社會都會兩受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