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十論

出版日期：2003-10-1

定價：￥12.80 元

90年代以來的中國，進入了一個專業化和學院化的時代。後現代的大潮，顛覆了知識元語話的合法性。在專業化和現代化的雙重夾攻下，知識分子死亡了嗎？知識分子的公共性是否還有可能，又如何可能？在本書中，以中國知識分子研究而聞名學界的許紀霖，將近年來最新的思考奉獻給有著共同精神關懷的讀者們。其中，既有對新世紀知識分子命運前途的冷峻討論，也有對上世紀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激情回眸。以學理論證思想，以思想提升學理，成為本書的特色所在。

許紀霖，1957年生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紫江特聘教授，教育部重點文科研究基地、華東師大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歷史系中國現代思想史專業博士生導師，兼任上海歷史學會副會長、秘書長、中國史學會理事。近年來主要從事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和知識問題研究。出版有《無窮的困惑》（1988）、《智者的尊嚴》（1992）、《中國現代化史》（主編）（1995）、《尋求意義》（1997）、《許紀霖自選集》（1998）、《另一種啟蒙》（1999）等著作。

自序

1 知識分子死亡了嗎?

2 公共知識分子如何可能

3 20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

4 重建知識與人格的立足點

5 瓷器店中的猛牛

6 一代豪傑“傅大炮”

7 緊張而豐富的心靈

8 從象牙塔到十字街頭

9 走出閣樓以後

10 激情的歸途

知識分子雖然是一個近代才出現的詞，但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的歷史中，還是有其淵源和前身。帕森斯認為，知識分子的崛起，事實上同兩個因素休戚相關：一是文字的出現。只有一個民族、一個文化出現了書面的文字，它才需要一種特別的人，一種掌握文字的人來進行記錄和書寫。因為文字在當時是極少數人才能掌握的符號，具有神聖性，受到大眾的崇拜，因此這群懂得文字書寫的人便逐漸形成一個特殊階層，這便是知識分子的雛形。而這些人最早是從巫師、婆羅門以及僧侶等人當中分離出來的。另一因素是哲學的突破。雅斯貝爾斯指出過人類歷史上有一個“軸心時代”，在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這個“軸心時代”世界各大文明，包括古希臘、中國、印度在內幾乎都出現了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這就被稱之為“哲學的突破”。知識分子作為一種文化主體最終的形成，是和哲學的突破密切相關的。只有在哲學突破以後，知識分子才獲得了自身存在性，即以一種體系的方式獲得了思想的形式。

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即使在那時候，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階層，無論在社會意義上還是思想意義上，遠遠還不是一個自明的社會群體。從古代到中世紀，知識分子實際上都依附在另外一些系統之中。如中國古代的“士”，就是依附在皇權體制下，成為“士大夫”。而在西方漫長的中世紀，知識分子的功能實際上是由教士來承擔的，在宗教的系統裡面求發展。歐洲的教士和中國的士大夫，都是知識分子的前身，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真正獨立，還是近代以後的事情。但所有國家和民族的知識分子，無疑都有其歷史上的文化傳統和精神譜系。不可能存在一種沒有傳統、橫空出世的知識分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知識分子之所以有區別，就與他們不同的歷史傳統密切相關。

回過頭來討論知識分子的定義，我們應該知道，任何一種定義都只能是功能性的，而不可能是實質性的。從語用學的意義上，要看置於什麼樣的結構中來運用。從一般的常識來說，知識分子首先是有知識的，是所謂的“腦力勞動者”。過去中國教育不普及，一般受過中等教育的就算知識分子。如今教育普及了，人事部門又將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算作知識分子。這是從教育背景上劃分。但常識不一定是可靠的，它只是世俗社會中某些約定俗成的東西。教育背景只能證明某人是知識分子出身，而不一定是知識分子。

一般的社會學家通常從職業或知識分工角度界定知識分子。一個最著名的定義是美國社會學家席爾斯所下的：知識分子就是在社會中那些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