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韋參軍

詩的前八句，寫詩人闖蕩京師、客游梁宋、落拓失意的真實經歷。那時他年紀輕輕，自負文才武略，以為取得卿相是指日可待的事。三言兩語，寫出了詩人聰明、天真、自負的性格特徵。但現實遭遇又是怎樣呢？他理想中的君主，沉醉在“太平盛世”的安樂窩裡。“國風沖融邁三五，朝廷禮樂彌寰宇”，說國家風教鼎盛，超過了三皇五帝，朝廷禮樂遍及四海之內。這兩句，貌似頌揚，實含諷意；下兩句“白璧皆言賜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就是似褒實貶的註腳。干謁“明主”不成，只好離開京師。但到什麼地方去呢？回家吧，“歸來洛陽無負郭”，家中根本沒有多少產業。故詩人不得不帶全家到河南商丘一帶謀生，“兔苑為農歲不登，雁池垂釣心長苦”。漢代梁孝王曾在商丘一帶築兔苑，開雁池，作為歌舞遊冶之所，詩中借古迹代地名，是說自己在這裡種田捕魚，生計艱難。不說“捕魚”而說“垂釣”，暗用姜太公“渭水垂釣”故事，說明自己苦悶地等待著朝廷的任用。

后十句是寫與韋參軍的離別，生動地描寫了他們之間的深摯友誼和難捨之情。“世人遇我同眾人，唯君於我最相親”，這兩句，看似尋常，其中暗含了作者的辛酸遭遇和對韋參軍的感激之情。“且喜百年見交態，未嘗一日辭家貧”，說他們的友誼經過長期考驗，韋參軍經常接濟自己，從未以“家貧”為辭借口推卻過。“彈棋擊築白日晚，縱酒高歌楊柳春。”“白日晚”見其日夕相處；“楊柳春”見其既游且歌。這樣的友情，怎麼能捨得分開呢？“歡娛未盡分散去，使我惆悵驚心神。”“驚心神”三字，寫出了與朋友相別時的痛楚之狀。但為事業、前程計，又不得不別，因而勸慰朋友：“丈夫不作兒女別，臨歧涕淚沾衣巾。”

這首詩寫得肝膽刻露，字字情真。一般寫詩要求語忌直出，脈忌外露。但這絕不是否定率直的抒情。“忌直”是為了“深化”感情，率直是為了將實情寫得更“真”，二者似迥異而實相通。高適此作直吐深情，寫苦不見頹靡之態，惜別仍發豪放之情，快人快語，肝膽相照，表現出主人公鮮明的個性特徵，因而能以情動人，具有很大的感染力。此詩基本上採取了長篇獨白的方式，詩中又多用偶句和對比，講究音韻，讀來音情頓挫，雄渾奔放，具有流美婉轉的韻致。

高適二十歲入京，是唐玄宗開元十一年（713），正是開元盛世，這一時期的特點是：表面上社會安定，經濟繁榮，實際上皇帝已開始倦於政事，統治集團日見腐化，詩人憑“書劍”本領入仕已不可能，不得不離京自謀出路，客游梁宋。開元二十三年，宋州刺史張九皋薦舉詩人就試於“有道科”，這詩便是詩人離梁宋而就試於京師時寫的。

高適（704—765年），字達夫，滄州渤海縣（今河北省景縣）。唐朝時期大臣、邊塞詩人，安東都護高侃之孫。

天寶八年（749年），進士及第，授封丘縣尉。投靠河西節度使哥舒翰，擔任掌書記。拜左拾遺，轉監察御史，輔佐哥舒翰把守潼關。天寶十五年（756年），護送唐玄宗進入成都，擢諫議大夫。出任淮南節度使，討伐永王李璘叛亂。討伐安史叛軍，解救睢陽之圍，歷任太子詹事、彭蜀二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廣德二年（764年），入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冊封渤海縣侯。

永泰元年（765年），去世，時年六十二歲，追贈禮部尚書，謚號為忠。作為著名邊塞詩人，與岑參、王昌齡、王之渙合稱“邊塞四詩人”，著有《高常侍集》二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