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伯驥

（1915年—1934年8月1日）革命烈士。祖籍浙江會稽。生於廣州市。中學讀書時成績優異，直接升入中山大學社會系。與中大進步教授接觸密切，深受影響，積極參加中大抗日劇社的活動。任《新啟蒙》、《星光》、《新路線》等進步刊物的主編，發表許多文章。是1934年1月成立的中國文化總同盟（簡稱“廣州文總”）所屬“社聯”負責人之一。1934年1月，被反動當局逮捕。在獄中，受盡各種酷刑，堅貞不屈。同年8月1日，英勇就義。

凌伯驥又名阿忠，原籍浙江會稽，生於廣州市。凌伯驥烈士是“文總”屬下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聯盟廣州分盟（簡稱“社聯”）的執委，負責宣傳工作，他是三十年代初期中大品學兼優、才華出眾的學生，是六烈士中年紀最小的一個。

祖上因南來做小官吏而定居廣州，父親凌彭慶，當過文書、錄事之類的小職員，一家七口人全靠他一個人在河馬廄里當文書所得的20元月薪來維持。因此，生活十分困難。母親俞氏，生下鴻業（即伯驥）、鴻超、鴻成、桂文四兄妹，伯驥為長。不久，母親俞氏也亡故，為了照料家庭，父親又娶了南海人傅冠雄為續房，傅氏生下一男孩叫鴻熹。傅氏為人賢惠，待前妻子女如同已出，而凌伯驥兄弟也十分孝敬繼母，親切地稱傅氏為阿姑，大家互相愛護，一家數口人過著和睦的生活。傅氏非常疼愛伯驥，甚至當伯驥後來從事秘密的革命工作時，也從各個方面給予支持，掩護。

凌伯驥天資聰明，讀書成績優秀，年年考試第一，因而不僅可以得到免費中學讀書時成績優異，還可以拿到一筆獎學金。由於學習成績好，小學未畢業直升跳上中大附中學習。又由附中二年級跳升中大預科，然後直接升入中山大學社會系。為了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凌伯驥在中大附中到中大預科學習期間，都是半工半讀，除了完成學業以外，他還在“廣州市土布同業公會”里擔任文書，幫“公會”抄抄寫寫賺點錢來幫補家庭。凌伯驥自幼勤奮好學，特別喜歡閱讀馬列主義著作。為了節省買書的錢，他經常到賣進步書籍的神州國光社書店去秘密閱讀《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反杜林論〉等大部頭的馬、恩著作。因此，他閱歷甚廣，學識淵博，十八、九歲時，就敢於與中大有名的資產階級哲學家張東蓀教授等進行辯論，運用唯物辯證法的原理駁斥他的唯心主義觀點。

凌伯驥為人正直，風義勇入為。1933年3月，國民黨反動當局害怕真理，對學生中進步的刊物加以摧殘，當時中大進步學生嚴蒲特主編的進步刊物《天王星》竟被宣布為非法刊物，暗中在中大傳達室設密探，監視學生領信件。正好有一名學生誤取了嚴蒲特的信件，就被當場抓去公安局，另一位中大學生肖宜越，也因借《天王星》與前一位同學看過而受株連，也被逮捕。事件發生后，學生嘩然，凌伯驥便與鄧克強等發動了32個學生聯名上書給當局，要求立即釋放兩位同學。在學生和社會輿論的強大的壓力之下卒之迫使當局釋放。

凌伯驥在中大社會系讀書期間，受到進步教授何思敬、鄧初民以及溫盛剛、譚國標的思想影響，思想傾向進步，政治上也日益趨成熟。“九。一八“事變以後，整個中國處於動蕩的時期，在中華民族處於是生死存亡的關頭，凌伯驥與廣大革命師生一樣積級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他與溫盛剛、譚國標等進步教師取得了密切聯繫，參加了“廣州文總”和“社聯”的革命群眾組織，並被中國科學家聯盟廣州分盟推薦為執委，與江穆一起負責宣傳工作。他白天讀書，晚上進行革命活動，積極參加社聯的各項工作，領導讀書會，出版革命刊物《星光》、《新路線》，並且擔任中大“文藝研究會”的編委，負責主編《新啟蒙》第一期，他就寫了《前言》（詩）、《編后話》、《鐵工》（詩）和《藝術科學論》等四篇文章。在這些文章中，充滿了革命的激情和時代的特點。

凌伯驥不僅在刊物上發表文章，而且還經常與伍乃菌等一起，在三角市，麗水坊57號家中刻印傳單，有時通宵達旦地干，為了避開密探，他還經常與一些革命分子到銀河公墓或山頭野嶺去開秘密會議，彙報情況，研究工作。在宣傳發動方面作出了重大的成績。1934年1月29日晚，國民黨反動派突然包圍了凌伯驥的家，他知道出事了，趕緊將一本《共產黨宣言》交給阿姑，並把其它文件、傳單銷毀。凌伯驥被捕后與賴寅仿、鄭挺秀、何仁棠關在公安局第二倉內，在獄中，凌伯驥堅貞不屈，寧願忍受各種酷刑的折磨，始終不向敵人供出“文總”和“社聯”組織內部的情況。

1934年8月1日下午，凌伯驥被國民黨反動派以“共產黨嫌疑”的罪名橫加殺害。就義前一天，他寫了三封遺書，托一個同情革命的獄卒送給予家屬。一封是給父母的，叫他們不要傷心，注意保重身體，就算少了一個兒子；一封是給他弟弟，叫他們好好做人，將來成為中國的好青年，另一封是給親密的戰友伍乃茵，表明自己“一點也沒有遺憾，要她好好做人，堅持革命到底。”從這些遺書中，反映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戰士視死如歸的高尚品質。凌伯驥犧牲時，還不滿2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