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竹君

學醫之路

1876年，張竹君出生於廣州番禹的一個官宦之家，父親是三品官員，家境富裕。出身於這樣一個舊式家庭的張竹君，沒有成為深藏閨閣的千金小姐，反而離經叛道地開學起了西醫。

張竹君就讀的是博濟醫院（今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附屬南華醫校。後轉入夏葛女醫學堂，在1900年以優異的成績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西醫。

1899年，張竹君從博濟畢業，成為一名通西醫內外科的全科醫生，開始了懸壺濟世的生涯。在閨中密友徐佩萱（后改名徐宗漢）變賣首飾妝奩的資助下，她在廣州荔灣開辦了禔福醫院，自任院長，專為貧民治病。兩年後，兩人又開辦了南福醫院。張竹君的壯舉，不僅讓她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西醫，亦開闢了女界辦醫院之先河。

張竹君醫術精湛，愛護病人，且擅長演講，因此極富有號召力。每當她倡辦醫院和女子學校時，都得到富商太太的贊助。1901年她集資創辦褆福醫院於西關荔枝灣畔，這是廣東第一所國人自辦的西醫院。不久又創辦南福醫院於珠江南岸的漱珠橋側。這兩所醫院都為平民治病，並在醫院內設立基督教福音堂及演說會，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她就召集親友，在此宣傳基督教福音，同時議論時政，倡導新學，提倡女權。南粵志士，多投其門下，胡漢民、馬君武等是常客。

馬君武極崇拜張竹君，曾追求她，到日本留學后撰寫《張竹君傳》刊登於《新民叢報》，有“女權波浪兼天涌，獨立神州樹一軍”的贊語。胡漢民當時任《嶺海報》主筆，經常在報上宣傳張竹君的事迹。1903年《羊城報》記者莫任衡在報紙上發表《駁女權論》文章，胡漢民與亦擁護女權的《亞洲報》主筆謝英伯起來反駁，雙方展開辯論。

張竹君曾著《婦女的十一危難事》一書，揭露清朝婦女在封建枷鎖壓迫下的卑賤地位，鼓動婦女起來求自身的解放。在她的帶動下，廣州有一些婦女走出家門，熱情參加社會活動。1901年張竹君在廣州與徐佩萱（后改名徐宗漢，廣東香山籍上海富商徐潤的侄女）結拜為姐妹。徐宗漢傾其積蓄贊助張竹君開辦醫院和女子學校，以後又帶領親友參加廣東中國同盟會組織；大姐徐慕蘭，1911年12月任廣東女子北伐隊隊長，小姑李佩書，女僕黃悲漢、鄧慕芬，女友庄漢翹亦都參加辛亥革命工作。

張竹君1901年在廣州創辦育賢女學，1902年又與馬勵芸、杜清持等女士一起創辦私立公益女學，成為廣東開辦女學校的先驅。並被稱為“女界之梁啟超”，在東南亞華人中亦享有盛名。

廣東新會籍外交官伍廷芳的夫人何妙齡女士（1847- ？），當時是婦女界的活躍人物，張竹君尊她為誼母。何妙齡是廣東南海人，出生於基督教華人牧師家庭。她的弟弟何啟，是香港著名醫生和律師，1887年在香港出資籌建雅麗氏醫院。何妙齡熱心醫療公益事業，20世紀初在香港創辦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醫院，又支持張竹君在上海創辦醫院。

上海製造局提調李平書1904年12月資助張竹君將育賢女校遷往派克路（今黃河路）。為此，張竹君尊李平書為誼父。1904年11月，張竹君在上海創辦女子中西醫養病院，自任院長。不久又設有派克路診所。1905年，張竹君與李平書合辦上海女子中西醫學校，這是由中國人自辦的第一所女子醫科學校。1909年，上海醫院成立，張竹君被推舉為監院（院長）。其在上海的影響力不亞於在廣州時。

1904年2月，日本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土地上展開戰爭，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東北盛京地區有數萬中國人死於戰火，傷者無數。為救援戰爭難民，清政府暗中派人拉入英、法、德、美四國，於3月10日成立“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張竹君隨萬國紅十字會深入東北，救護日俄戰爭中受害的中國人。

1905年掀起的反美拒約運動，張竹君積極投身其中。

1905年初，張竹君寫信給上海的粵人同鄉組織——上海廣肇公所，反覆強調如果美國華人能與國內人民“合群禦侮”，“則拒一美而列強知中國之難侮，拒一美約，而日後見民權之可伸，則此一舉也，未此非轉弱為強之機焉”。她又指出：“今茲辦法，不藉政府，不須使臣，凡吾工商，皆可自為，苟能合群，非但不懼美國，並何懼列強乎。事之成否，在人心之齊不齊耳。”張竹君相信群眾的力量，明確指出只要全國人民齊心協力，一定能取得鬥爭的勝利，表現出張竹君的先知遠見和灼熱的愛國情懷。不久，在沿海各商埠掀起了抵制美貨運動。上海廣肇公所的董事和旅滬廣東紳商多次致電清廷，要求政府拒絕在續約上簽字。中國人民在反對美國華工禁約中所表現出來的巨大力量，在一定程度遏制了美國種族主義者肆意加害華工的趨勢。

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國同盟會。隨後領導革命黨人在廣東發動多次武裝反清起義，使廣東成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

1907年徐宗漢在南洋檳榔嶼加入中國同盟會。張竹君不久也加入中國同盟會。徐宗漢參加廣州三·二九起義前的彈藥運送等工作，起義后與張竹君一起掩護起義領導人黃興到香港治療傷口，不久與黃興結為夫妻。

1911年，張竹君曾被香港同盟會組織派往澳門從事革命活動，向太太小姐們募捐革命經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成立了湖北軍政府。由於缺乏強有力的作戰指揮者，武昌革命黨人急電同盟會的第二號領袖黃興，請他到前線指揮作戰。10月17日，黃興偕徐宗漢從香港赴上海。由於清朝軍隊對武昌周邊地區嚴查封鎖，黃興夫婦請求在上海行醫的張竹君想辦法。張竹君立即發起組織上海紅十字救傷隊，自任隊長，以中外人士結隊往武漢救傷為理由，讓黃興夫婦扮作醫療隊隊員，於1911年10月25日從上海乘船出發，28日到達漢口。同船到達的有革命同志一百多人，如宋教仁、田桐、李書城，萱野長知等。

張竹君率領的紅十字救傷隊是一支勁旅。武漢革命軍與清朝軍隊的交戰中，僅10月28、29兩日，就有2000多人受傷或陣亡，重傷者多由漢口轉到武昌治療，張竹君多次冒著炮火乘小划子過江，搶治受傷的官兵。

1911年11月1日，張竹君因日夜搶救傷員，感染細菌手腫大併發燒，才回上海治療並為部隊採購冬衣和藥品。張竹君在上海張園各界歡迎會上，就組織紅十字會赴武漢前線搶救傷員事發表演說，她說：“余之制服是軍裝，是以欲脫離十字會而後定自己之方向。十字會須確具有十字會資格，始無負厥職。如以十字會為發財之媒介物，或以十字會為姦細之傳舍居，則大失其宗旨也。十字會必須於罷戰時身入戰地，抬出受傷者為第一要務，其實效為補兩方衛生隊之不足；若待其送來，則死者已無數矣。”她認為時間就是生命，醫務人員救死扶傷，就要深入前線親自抬出傷員到後方救治。體現出她大公無私、不怕犧牲的高尚品德。

1911年11月16日，革命軍反攻漢口，張竹君率隊赴前線救護，途中被清軍發現，頓時子彈如注，她們毫無畏懼，按預定時間趕到目的地。1911年11月17日，張竹君的救傷隊駐地移往漢陽，她在這天的日記上寫道：“士兵一見‘紅十字’，頻送受傷者來，自朝至夕，應接不暇。”當天晚上她又趕到革命軍戰時司令部查看傷員，日記中記載當時的情況：“時已夜深，路途不便，且路寬不滿三尺，左是田，右是塘，我騎在馬上十分驚恐，幾陷塘中。到後院一看，滿地傷員，蓋以棉被，墊以稻草。此時，炮火連天，一夜不絕。”根據國際紅十字會公約，紅十字人員可以通行交戰兩方，張竹君與隊友利用這一便利條件，常把清軍的部署泄露給革命軍，弄得清軍十分被動。

黃興於1911年11月16日下令部隊分三路向漢口進攻，由於下雨，各路部隊行動不一致，進攻受挫。1911年11月27日漢陽失守，黃興決定到南京搬救兵，於11月28日率學生軍與張竹君等乘江輪赴上海。

1912年1月1日宣告中華民國成立。1912年，張竹君參與組建中華民國女子參政同盟會，成為當時女權運動的中堅人物，因黨綱多次取消“男女平權”條文，隨唐群英、沈佩貞、林宗素、王昌國、張漢英、吳木蘭等人多次實施暴力女權。

1905年，來自廣東的基督教徒建立了自己的組織——上海廣東浸信會，並在會所內設立明德小學。1910年將明德學校改為崇德女學，同時得張竹君之助，在會所內設仁德義學。1934年張竹君還在浸信會中設立義診，施診給葯，首開上海廣東浸信會面向會友的醫療服務。張竹君擅長婦科、兒科及皮膚科的治療，很受會友歡迎。

旅滬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於1915年創立，張竹君是創始人之一，被推舉為副女執事長，前廣東夏葛女醫院院長富馬利女士被選為正女執事長。

1937年日本軍隊進攻上海的“八·一三”戰爭打響后的第二天，旅居上海的廣東人成立了“廣東旅滬同鄉救濟難民委員會”，很快設立了4處收容所。當時居住在上海的廣東人約有12萬人，進入收容所的同鄉不少帶著傷病，需要及時救治，還有少數孕婦，隨時可能生育，必須安排助產人員。委員會在總務處下設立了一個醫務組，召集醫師20名，著名西醫張竹君列名其中。

中華民國成立后，張竹君原先的一批好友如胡漢民等身居要職，而她淡泊名利，終生不嫁，還收養20多名孤苦兒童，撫養成人。張竹君同情窮人，她在廣州和上海開辦的醫院，遇有貧窮的病人，醫療費可酌減，甚至免收，所以她經濟上經常拮据，有時還負債。常由何妙齡女士出面為她募捐，才得以度過難關。

張竹君終身未嫁。1964年，她以88歲的高齡，在上海走完了充滿傳奇的一生。

武昌起義爆發后，黃興立即攜徐宗漢北上。因清朝關卡檢查嚴密，無法到達武漢。夫婦倆繞道來到了上海，徐宗漢找到了張竹君。張竹君一口答應把他夫婦二人送到武漢。此時，上海雖為大清紅十字會基地，但官辦色彩濃重。張竹君經多方奔走、聯絡，在1911年10月19日成立了中國赤十字會。上海五洲藥房經理項松茂迅速作出反應，在21日出版的《申報》上刊登致張竹君的公開信，對張之義舉大加讚賞，“頃讀報章，知貴女士有赤十字會之發起，躬率高足馳赴戰地施展仁術，救死扶傷，志慮宏遠，宗趣正大，南丁格耳之再見，人道主義之日昌，誠足以上格天心，近回人禍，甚盛！甚盛！”

中國赤十字會成立后，她迅速組建了“紅十字會救傷隊”，24日登上了“瑞和”號。包括黃興夫婦在內的多名革命黨人混跡其中。輪船經過九江，看到湖口炮台懸著白旗，知道九江已經光復，船上一百多名同志才露出真實身份。28日下午5時，“瑞和”號安全到達武昌。

張竹君曾應僑居新加坡的姐姐之邀，赴新加坡考察，並受聘成為“新加坡中國醫院”的院長助理，其間，她親眼看到新加坡鼠疫屠城的慘狀，於是，開始深入關注預防醫學。她在這方面的研究很快就派上了用場。1904年，廣州霍亂流行，她準確指出疫情的傳播是由患者嘔吐穢物污染江河水源而起，因此要求勸止市民飲用污染的河水、井水，建議當局用船從廣州郊區石門運水供市民飲用。她還向病人家屬宣傳，將吐瀉物焚燒而不要倒入江河，並且禁止販賣腐爛瓜果。她的建議被當局採納，數周之後霍亂疫情便得到控制，成為中國預防醫學史上經典的案例。

張竹君也幾次遇險：1911年11月10日，張在漢口登船去武昌，清軍突然湧現，向她開槍，幸虧小船疾馳而去，一連7槍都被她躲過了；15日，張率隊去漢陽作救護工作，因勞累過度無法步行，只得由轎子抬著前行，隊員們都佩著紅十字臂章，隊列前後又都打著紅十字會旗，可就在他們通過漢水浮橋時，清軍竟向他們開槍，見沒打中惱羞成怒，朝剛登岸的轎子開炮。幸虧身邊有人聽到炮彈的呼嘯聲，猛然將張竹君連人帶轎推倒在地，逃過此劫。

在一次手術中，張竹君的左手被劃破，傷口感染化膿，高燒不止，加上過度勞累，終於病倒，但她仍然堅持用腫脹的雙手繼續為傷員治療。張竹君率領中國赤十字會，出入槍林彈雨，在兩個月中救療受傷士兵1300餘人，不僅受到國人的敬仰，西方報刊多次報道頌揚。被當時的媒體稱為“熱心辦事，可為中國四萬萬人模範”，成為中國婦女擺脫封建枷鎖登上現代文明舞台的一個標誌。

一般談起中國的女權運動，都以為是“五四運動”以後的產物，直到民國十一、二年後，北平、上海等地才有女權運動團體的公開組織。而張竹君則早在民國前十二年，已經從事提倡女權，在當時的報紙上公開討論與宣布了。同時，她在光緒二十七年已在廣州自己一手創辦了育賢女學，更在中國各地開風氣之先，比之清廷學部頒布女子師範及女子小學章程的時間，還早了六年。即較之張百熙之奏定男學堂章程，也早了一年，可見其眼光之獨到。

馮自由的《革命逸史》就說：“辛丑（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壬寅間，女醫師張竹君在河南（廣州地方）南福醫院開演說會，倡辦育賢女學，為廣東女學之先聲。一時新學志士，多奔走其門，隱然執新學界之牛耳，胡漢民與程子儀、朱通儒三人贊勷最力，《嶺海報》不啻為張之宣傳機關……”又說：“……時《羊城報》記者莫任衡有《駁女權論》一文，胡漢民因與張竹君相善，張素以提倡女權自命，漢民乃訪《亞洲報》主筆謝英伯，相約擁護女權，同向《羊城報》反攻，英伯極贊成之。”

張竹君的志向並不只是行醫，她在醫室之外，復設福音堂一所，常在周末登壇演講，“每講學時，未嘗不痛惜撫膺，指論時事，慷慨國艱也。”而對於女權思潮，她認為“女人不可徒待男子讓權，須自爭之”，其爭權之法，“不外求學”，而所求之學“又不當為中國舊日詩詞小技之學，而各免力研究今日泰西所發明極新之學。”

1904年4月，張竹君在上海創辦女子興學保險會，主張女子應通過“求學”、“合群”的方式擺脫男性的壓制。她還寫了一篇長文刊登於同年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的《警鐘日報》，文章細數中國女性所身受的十一種“險境”，進而從女性自身出發，指出“險境”的原因，在於“一由於不知學，一由於不能群”。於是她想聯合大群體以求女性自決和獨立，她說：“鄙人竊不自揣，志欲聯合海內諸女士為一大群，取數千年之惡習掃除而更張之，舉此十一險者殳夷而平盪之，永不留此恐怖之境遇於吾同種。”

在張竹君青年的時候，社會上猶盛行著“女子無才便是德”，“男女授受不親”等之類的舊道德觀念，但她卻不以為然，決心反其道而行之。據她後來跟陸丹林追述早年的情景：她出外，常坐著三人抬走、沒有轎簾的藤兜。頭上梳了一條“大松辮”，腳上穿了一雙青緞面學士裝鞋，有時並把兩腳向前踏在轎杠上，人身和腳差不多成了一字形。這樣姿勢，本來很不雅觀，尤其在熱鬧的市街，往來穿插，前呼後擁，一般人見著，多目逆而送，或者加以蔑視的不良批評。她是滿不在乎，而處之泰然的。她對陸丹林說：“人生要求自由，男子可以梳大松辮，穿學士裝鞋，婦女為什麼不可以！男子坐藤兜（轎子），可以把腳提高，踏在杠上，婦女為什麼做不得！做了，又譏評她是‘男人婆，招搖過市。’我要做男女平權的運動者，一切以身作則，要打破數千年來禁錮婦女的封建枷鎖，把不平等的舊思想、惡習慣，徹底掃除。那些頭腦冬烘，思想陳腐的禮教奴隸，我要和他們搏鬥，替女同胞殺開一條新路。那麼，任何非譏詆謗，任何恥辱犧牲，我都是不管的。我是基督徒，基督都能從容上十字架，我必步著他的後塵，替女同胞儘力，和惡劣勢力鬥爭，至死不變。”

辛亥那年的秋天，革命黨人在武昌起義，震驚全國。可是當時武漢的局勢實在缺乏適時的領導，基於各方面迫切的需要，黃興（克強）乃隻身由港到滬，準備秘密到武漢去會晤黎元洪，並會同主持一切，黃氏最感到困難的便是交通問題，因為東南一帶還在滿清及袁世凱勢力之下，敵人的姦細還在到處活動，黃氏不能不慎重將事。結果還是由張竹君設計，要黃氏化裝為醫生的助手，加入她所主持的上海紅十字救傷隊，由上海乘長江輪船一同出發，藉以逃避敵人的耳目。這件事可稱得上是張氏得意之作。“黃克強曾經當過我的助手”，事後她常常這樣半開玩笑的引以自豪。事實上黃興對於她那一次的襄助，也是十分感激的。

辛亥革命爆發后，從上海出發之前，當時在上海的革命黨領袖黃興、宋教仁欲急赴武漢，卻苦於清軍關卡檢查甚密，無法成行。張竹君巧妙地將黃、宋等裝扮成隨隊醫護人員，躲過沿途檢查，順利到達武漢，黃興立即擔任了戰時總司令，極大地穩定了軍心，鼓舞了武漢軍民的士氣。後來清軍反攻，黃興被困在漢陽，清軍封鎖長江，又是張竹君用十字會的渡船，冒險護送黃興從漢陽渡至武昌脫險。

“張竹君坐大轎——倒看洋書”，是當時廣州市流行的一句歇後語，從中可以想見張竹君的為人。張竹君是廣東番禹人，該地是與洋人最早接觸的地區，風氣遠較內陸開通，她的父親是三品京官。在義和團“扶清滅洋”口號震天響，全國各地到處盲目排洋的風氣中，張竹君卻進了洋鬼子辦的“夏葛女醫學堂”。這是一所綜合性的醫學校，四年畢業，再經過附屬柔濟醫院 實習期滿，便自立門戶，懸壺濟世。張竹君身材高挑，鵝蛋臉，高鼻樑，大眼睛，喜歡穿洋裝，穿高跟鞋。她把診所開在廣州市，每次出門，都坐四個人抬的敝篷椅轎。引得路人駐足側目而視，張竹君被看得不好意思，以後出門便順手帶上精裝洋書一本，假裝在轎上看書。益發顯得神情嚴肅，凜然不可侵犯，事實上轎子上看書，忽上忽下地跳動不已，那裡看得下去，於是“張竹君坐大轎—倒看洋書”在朋友中成為笑談，並愈傳愈廣。

最初，張竹君為了獻身社會服務，終日為事業而奔忙，故對自己的“終身大事”，可給忘了。到她已成徐娘半老時，有人問她這個問題，她仍然半開玩笑地說：“現在還沒找到適當的對象，如果找到了，我會隨時宣布結婚的。”其實在她年青時是有過羅曼史的，馮自由的《革命逸史》就說：“竹君往還諸紳富中，有盧賓岐者，其子少岐，少有大志，與竹君相談時事，過從甚密，因有定婚之議。少岐久擬東渡求學，厄於家庭不果，賴竹君慨然假以旅費，乃得成行，少岐去後半載，竹君與盧府中人發生嫌隙，遂與少岐日漸疏遠，婚約無形解除。同時桂林馬君武，從廣西至粵，攻讀法文，聞竹君在教會演講福音，語涉時政，異常崇拜。自是福音布教，恆有馬之足跡，露愛戀之意。少岐遇之，輒視為情敵。一日，馬在張之客室，取去張之詩扇一柄，張四覓無著，旋得馬之求婚書，情詞懇切，張不能從……未幾馬赴日求學，嘗作《竹君傳》，登諸橫濱《新民叢報》，譽揚備至。附詩有“女權波浪兼天涌，獨立神州樹一軍”之句，時胡漢民尚在廣州，備知其詳，嘗語人謂：此一幕劇為驢馬爭獐。”

張竹君終身未嫁，她致力於女權運動，清末民初，男尊女卑的風氣仍然十分普遍，只要行有餘力，男人們娶過三妻四妾，所在多有，由於張竹君看不慣這種男女不平等的社會現象，由於張竹君在社會上的影響，許多妻妾成群的男人都怕她，張竹君大名鼎鼎，據說連路遇強盜 時，她報出張竹君的名號，歹徒都竟然斂容正色，鞠躬而退：

據說，有一次，她在路上遇到了一個強盜，可是，當她報出張竹君的名號時，歹徒竟然鞠躬而退。

1924年她乘船去香港，遭遇海盜劫船。得知她的身份之後，海盜退還財物，叩首而退。

馬君武作《竹君傳》，登諸橫濱《新民叢報》，附詩有“女權波浪兼天涌，獨立神州樹一軍”的贊語。

陽夏保衛戰結束，鄂軍都督黎元洪授予張竹君“巾幗偉人”匾額，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后，又授予她“立國紀念勳章”、“赤金紅十字軍功勳章”及“中華民國忠裔紀念章”，以表彰其功德。

張竹君一生愛國愛民，處處救死扶傷，無私為社會大眾服務，深受民眾的推崇和讚譽，曾榮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頒發“立國紀念勳章”，軍民贈予“巾幗偉人”匾額，並享有“中國女豪傑”、“慈愛之神”等榮譽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