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吳

吳起是中國古代以研究學術起家走上仕途，而最終在歷史上大放光彩的人物中一個最典型的代表。

《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為吳起四十八篇，但《武經七書》中的《吳子》則僅有六篇。二者在篇數上的差異實在太大，因此，可以斷言今存的《吳子》即令不是偽書，最多也只是一部殘書。《吳子》六篇我曾將其翻譯成過白話文。其六篇各有主題，但彼此間幾毫無連繫。以體裁而言，它是一本談話記錄，記錄者也許為幕僚或門人，但也可能為後人假託成書。所以，其價值實不如《孫子》甚遠。不過儘管如此，其中還是有若干值得重視的戰略觀念不僅有其特殊意義，而且也足以與《孫子》相比較。甚至於可以說，有些觀念不僅與《孫子》非常接近，而且更有超越的趨勢。吳起一生的事業司馬遷在《史記》中有較翔實的記載。在這裡還要說明的是，吳起的老師是曾申，曾申是曾參的兒子，曾參是孔子的徒弟。另外，曾申又是子夏的學生，子夏也是孔子的學生。曾申還有個老師叫左丘明，就是寫左傳的那個。吳起有個同學叫李克，也就是那個寫法經的李俚，他是孟子的老師。孟子是根牟子的老師，後者是荀子的老師，荀子是韓非和李斯的老師。李俚也算商鞅的半個老師，不過後者是自學的，兩人從未謀過面。

在我國傳統兵學領域中，孫吳居於互相伯仲的地位，學者往往孫吳並稱，但事實上，他們之間有很多差異，值得較深入分析。

孫子從未討論戰爭的性質，也很少觸及政治與軍事的關係，吳起則在這兩方面有其獨特之見。也許可以說吳起是中國古代的若米尼，他的書與若米尼的《戰爭藝術概論》第一章頗為相似：

吳子曰：凡兵之以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德惡（怨），四曰內亂，五曰因飢，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眾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眾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這是一篇簡明扼要的“戰爭論”，首先分析戰爭的起因，其次為戰爭定名，分為五類並界定每類的性質。最後概述應付人類戰爭之道。此種戰爭性質的探討，在古代實屬難能可貴。

吳起重視政治與軍事的關係，並認為對二者必須作總體性的考慮而不可有所偏重。他初見魏文侯時，即提出“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的總體戰略觀念。其書第一篇名“圖國”，圖國即謀國，所以可以證明其思想並非限于軍事層面，而早已升到大戰略層面。如何圖國？他概括指出，“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足以顯示其所學出於儒家，像孔子一樣，非常重視教育。他說：“凡治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

親民教民的目的為培養向心力，吳子稱之為“和”，他指出：

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人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啟於元龜，參之天時，告乃后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盡死為榮，退生為辱矣。

非常明顯，吳子所謂“和”與孫子所謂“道”在目的和作用上完全一致。吳子雖主張“啟於元龜，參之天時”，並非表示他迷信鬼神，而只是向人民表示政府對戰爭的態度十分慎重。

吳子的慎戰不僅代表儒家的傳統，而且與孫子如出一轍。他更指出勝利含有內在的危險，甚至於足以導致亡國的後果：

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眾。

此種警告在戰國時代對於好戰者而言，真好像晨鐘暮鼓，足以發人深省。尤其是與孫子在“火攻”篇中所云，“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之語可以互相印證。

《吳子》第二篇名為“料敵”，也就是對敵情的研究判斷。篇中有一基本觀念最值得重視：“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吳子所提出的“先戒”與孫子所提出的“先知”可謂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欲求先戒，則必須先知。若不能知則又如何能戒。反而言之，先知的目的即為知所應戒，假使知而不戒，則即令能先知又有何用？

《吳子》第三篇名為“治兵”，其重點是“治”字。魏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

以治為勝。又問曰，不在眾寡？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

吳起是精兵主義者，在其書中曾一再強調素質的重要。如何才能提高部隊的素質？他的答案是“教戒為先”。他認為數量並非決定因素，真正的決定因素為“治”，治的意義就是組織。他說：

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則不可當，退則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基於以上的描述，可知吳起所想像的兵力能適應各種不同環境，有高度有效的控制，並且永保團結，不會潰散。孫子雖也重視素質和組織，但並不像吳子這樣強調這兩種因素。反之，孫子則始終認為數量優勢為決定因素。因此，他們在治兵方面的觀點至少是有程度上的差異。至於用兵方面，吳子也像孫子一樣強調速決，其所言甚至於比孫子還更有力：

凡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房之下，使智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這一段話真是千古名言，甚至於在《孫子》一書中也都找不到類似的話。

吳子第四篇為“論將”，其意見不僅可與孫子比較，而更能提供新的啟示。吳子說：

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

孫吳二子論將，觀點大致相似，尤其是他們都不過分強調“勇”之重要。吳子更明確指出，“勇”只是幾種必要因素中之一種而已。另一方面，吳子又列舉五點，認為那是將之所慎。用現代語來說，理就是管理，備就是戰備，果就是果敢，戒就是警戒，約就是簡單。這是他所獨創的一套原則，非常有系統而富有實用價值。若與孫子所云“智、信、仁、勇、嚴”相配合，則孫子所言為體，吳子所言為用。彼此互動，相得益彰，誠可謂將道之精華。

《吳子》現存者還有兩篇，分別名為：“應變”和“勵士”。其內容屬於戰術及訓練等較低層次，在此也就不必贅述。綜觀現存的《吳子》，可以發現其主要思想與孫子實頗接近，甚至於還有若干創見和名言，不僅能夠媲美孫子，而且還有過之無不及。但其究竟是一部殘書，在結構和體繫上也就自然不能與《孫子》比擬。吳起晚於孫子，其思想是否曾受孫子影響，在其書中找不到任何證據。不過，此種可能性的確存在，甚至於幾率也頗高。

縱觀吳起一生，他身懷不世之能，憑著自己的真才實學在歷史上留下耀人的足跡，他是幸運的。但其每到一地總逃不過小人暗算，最終在楚國推行變法不成而死於非命，又可謂是悲哀的。佛家人說：人之所以痛苦，在於追求錯誤的東西。我想：快樂也罷，痛苦也罷；都不過是一段過眼雲煙。

王安石有詞曰：

伊呂兩衰翁。歷遍窮通。一為釣叟一耕傭。若使當時身不遇，老了英雄。

湯武偶相逢。風虎雲龍。興王只在談笑中。直至如今千載后，誰與爭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