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明道

文以明道的思想，早在戰國時《荀子》中已露端倪。漢代的揚雄則進一步提出了作者要遵循自然之道的問題。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設有《原道》篇，更加明確地論述了文以明道的問題，強調文是用來闡明道的。唐代古文運動的領袖韓愈和柳宗元都主張文以明道，韓愈重在提倡“古道”，以恢復自魏晉以後中斷了的儒家道統；柳宗元比較注重治世之道，從社會需要出發，重在經世致用，比韓愈的道較有進步意義。

宋代古文運動的代表人物歐陽修對這個問題的論述，沿著韓愈的方向又向前發展了一大步。他反對“舍近取遠，騖高言而鮮事實”，主張從日常百事著眼，並且主張“載道”要能“載大”，即載歷史上和現實中與國家、社會有關的“文”的相對獨立性，指出有德者未必有言，強調應當“文與道俱”，反對因重道而輕文。宋代理學家們不是重道輕文，就是將文與道對立起來。

北宋的理學家周敦頤是第一個明確標榜“文以載道”的人，但他所說的“文以載道”，與唐宋古文家不同。他把文當作道的運載工具，“載道”如車載物，車是車，物是物，這比起古文家文道結合的主張顯然是一種倒退。理學家所說的“道”，也與古文家不同，他們的“道”雜有心性義理之學的內容，其哲學基礎是唯心的。

周敦頤之後，程顥、程頤將其重道輕文的主張，向更加片面的方向發展，甚至認為“作文害道”，完全把文和道對立起來。南宋理學家朱熹則把文看作是道的附庸和派生物，他主張文統一於道，認為“道外無物”，沒有離開道而存在的文，文是道的表現形式或反映。這從內容與形式的關係看，有其合理的內核，但也帶著理學家排斥純文學的偏見。程、朱之後，理學成了儒家的正統，在其後的幾百年中，對文道關係的種種意見，便主要表現為宣揚理學與反對理學的鬥爭。

明清時期，反理學的鬥爭十分激烈，李贄對於“假道學”的批判，在當時曾產生了重大影響。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等人，都大力反對雕蟲篆刻的形式主義作品，主張明道致用。他們所說的“道”，與理學家脫離實際、空談心性的“道”是不同的。清代的章學誠，對六朝以後關於文道關係的論爭作了總結，他的《文史通義》有《原道》三篇，專門論“道”。他反對“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這是他論道的基本觀點。其基本精神，就是從實際出發為文章，使文在社會生活中起作用。這樣的文就符合道，這就是文與道的統一。章學誠也很重視文的特點與規律，肯定文自有其本身的特殊規律，不是道的附庸；因而他也不同意“文貴明道，何取聲情色彩以為愉悅”的說法。在封建社會的文論家中，章學誠的文道統一論，被認為是古代文論中比較突出的。

柳宗元重視文章的內容，主張文以明道，認為“道”應於國於民有利，切實可行。他注重文學的社會功能，強調文須有益於世。他提倡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的完美結合，指出寫作必須持認真嚴肅的態度，強調作家道德修養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兩漢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經典及《莊子》、《老子》、《離騷》、《史記》等學習借鑒，博觀約取，以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在詩歌理論方面，他繼承了劉勰標舉“比興”和陳子昂提倡“興寄”的傳統。與白居易《與元九書》中關於諷喻詩的主張一致。他的詩文理論，代表著當時文學運動的進步傾向。

韓愈在散文創作方面極力主張“文以明道”，倡導文章的一種社會政教公用性，但是與他之前的像獨孤及等人相比，韓愈重視文章的語言藝術，和一種內在的“氣”，所以他又提出了文章的“養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