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圖書館

1926年5月3日作為商務印書館建館30周年紀念活動之一的東方圖書館正式對外開放。它的前身是商務印書館的附設機構涵芬樓，不對外開放。涵芬樓始建於1909年，是商務館編譯所的圖書資料室，以收藏古籍善本著稱。1904年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張元濟著手籌建圖書館，張元濟等人決定以涵芬樓舊藏為基礎，在商務印書館總廠對面的寶山路西首建起一幢5層大樓作為館舍，定名東方圖書館。

1932年，東方圖書館藏書已由1924年的10萬冊增至46萬冊，包括宋、元、明、清版本，抄本和稿本等珍本善本，還藏有比較齊全的地方志和中外雜誌報紙等。

一是為編譯所提供古今中外各種備用參考書，以提高編譯人員知識素養，保證書刊質量；

二是扶助教育，供學校師生及各專業人員進行教學、研究之用，特別為經濟困難，無力購書的窮學生提供免費閱讀之便；

三是防止古籍珍本被外國人購去而散失，旨在保存民族文化遺產；

四是為整理、出版影印古代文獻提供母版，使之流傳後世。

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是與我國著名出版家張元濟的名字緊密聯繫在一起的。1903年，張元濟應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夏瑞芳之邀，出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張元濟在《東方圖書館緣起》一文中回憶道：“光緒戊戌政變，余被謫南旋，僑居滬讀，主南洋公學譯書院，得識夏君粹芳於商務印書館。繼以經費短絀，無可展布，即捨去。夏君招余入館任編譯。余與約，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夏君諾之。”在有此默契的基礎上，立志高遠的張元濟次年便開始設立編譯所圖書資料室(1909年取名“涵芬樓”)，並以“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兩京，遠馳域外”為圖書搜求原則，開展了大規模的圖書尋訪活動。

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商務印書館印刷所、編譯所的寶山路新屋落成，編譯所內置備的參考書已有相當數量。清宣通元年（1909年），在編譯所三樓設立“涵芬樓”。繼續收藏古今中外圖書，供編譯人員參考。經過不斷收集，藏書頗豐，蔚為大觀。由於時任商務印書館董事長的張元濟（號菊生）對窮學生無力購書的情況十分重視，遂創辦圖書館供大眾閱覽，並將“涵芬樓”擴大成為公共圖書館。了卻張元濟一大心愿。

隨著商務印書館業務經營發展，經濟實力增強，書籍收藏日益豐富，開辦公共圖書館條件日益成熟。1921年，創辦商務印書館25周年之際，商務印書館董事會建議公司的公益基金用於專班公共圖書館，第二年，董事會決定成立公共圖書館委員會，由張元濟、高夢旦、王雲五為委員。先在公益金中提取10萬元，在總部馬路對面購地築屋，建造1幢5層鋼筋混凝土大樓。除“涵芬樓”繼續收藏少量善本書籍外，其餘都移入新樓，為“聊示與西方並架，發揚我國固有精神”，定名為“東方圖書館”。

1904年，在商務印書館總廠對面的寶山路首建起一幢5層大樓作為館舍，佔地200方丈（約3畝半），底層為流通部、商務同人俱樂部，二樓有閱覽室、閱報室、辦公室，三樓為善本室、裝訂室及商務印書館出版圖書保存室，四樓為書庫，五樓為雜誌、報章及照片庫。創辦時，由高鳳池、張元濟、鮑咸昌、高夢旦、王雲五為董事，王雲五任館長，江伯訓為副館長。

1926年，值商務印書館館慶30周年之際，5月2日，東方圖書館正式對外開放，並舉行盛大開館儀式。當天上午10時起開始參觀，人數達千餘人。5月3日起，每日下午2--5時，晚上6時半--9時半公開閱覽。后，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遷入其中，在大門口掛“東方圖書館”、“商務印書館同人俱樂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三塊招牌。它的前身是商務印書館的阮附設機構涵芬樓，不對外開放。

東方圖書館主事者十分重視館藏圖書收集、購買。不惜重金、不怕艱難，持之以恆。四處收集、尋覓、收購大量古今中外名著，古籍中善本、珍本、孤本等圖書、資料。館長王雲五歷游歐美時，購進公元15世紀前所印的西洋古籍多卷，堪稱珍品。張元濟從民國7--25年，幾乎每天下午5點左右，接待舊書店外勤人員，回家仔細閱讀送來的書籍，精心鑒別，批示價格，予以收購、收藏。在大量藏書中，有當時荷蘭出版的《通報》、英國亞洲文會出版的《學報》、香港出版且已絕版的《中國彙報》、《哲學評論》、《愛丁堡評論》等著名期刊，多為難得珍本。德國《李比希化學雜誌》初版全套期刊，為遠東唯一孤本，尤為著名。國內出版報紙、雜誌更為齊全，上海《時報》、《神洲日報》、《民國日報》，天津《大公報》、《益世報》，清光緒至宣統年間《京報》等著名報章、雜誌均手為館藏。至1931年，實藏普通中文書26.8萬冊，外文書8萬餘冊，圖表、照片等5千餘種，內有梵蒂岡羅馬教皇所藏末唐王只太后、王后、王太子及司禮監太監畈依天主教、上教皇書之影片及中國古畫10餘軸，均由張元濟購入，以供編輯考訂古代制度、俗尚之用。此外，如德、英、美諸國所出版地質地圖、人體解剖圖、西洋歷史地圖、油畫及照片之原底，尤為不可勝數。更為珍貴的是古籍四部（經部、史部、子部、集部）各書及藏有22個省整套相當數量的方誌書籍，2641種，25682冊，其中元本2種，明本139種，府、廳、州、縣誌2081種，入館1752種，佔84%。全館總藏量達46.3萬餘冊（不含照片、圖表），蔚成巨觀，當時堪稱國內無匹。

豐富、珍貴的藏書，受到讀者青睞。1929年，閱覽人數近3萬人。是年底，底層設流通部，採購新書萬冊，吸引讀者更多。1930年，閱覽人數為3.6萬人。

我國傳統出版業歷史悠久，歷代遺留下來的典籍浩如煙海。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許多珍貴的古籍善本書不僅是新出版業不可多得的出版資源，而且以皕宋樓藏書外流日本為凶兆，帝國主義對我國古代文化遺產的覬覦之心不可小覷。有鑒於此，張元濟對古籍和善本書的收購，傾注了極大的心力，並且一開始就得到我國著名目錄版本學家繆荃孫、傅增湘的協助。北京位居京城，故家藏書多，琉璃廠書肆更是古籍善本的淵藪，張元濟談及此時曾說道：“每至京師，必捆載而歸。賈人持書售求，苟未有者，輒留之。”私家藏書聚散無常，因而是張元濟的重點求購對象。從20世紀初年起，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介紹，張元濟以商務印書館的名義收購了紹興熔經鑄史齋的全部藏書，接著購買了長州蔣氏秦漢十印齋的藏書，廣東豐順丁氏持靜齋的藏書，以及清宗寶盛氏意園藏書數十種，其中有影元鈔定本《元秘史》、影宋鈔《事實類苑》、《公孫談圃》、明覆宋《宣和遺事》、嘉靖本《長安志》等，后又親自到太倉，購入顧氏聞齋的藏書。顧氏所藏，大多為黃蕘圃、汪閬源兩家故物，其中有不少是稀世之寶。昭文張金吾所輯的《詒經堂續經解》，也是從聞齋得來的。後來陽端氏、巴陵方氏、荊州田氏、南海孔氏、海寧孫氏、江陰繆氏的藏書先後散出，張元濟輾轉搜求，頗有收穫。如宋刊本《六臣注文選》，得之陽端氏；宋黃善夫刊《史記》、南北宋刊合配的《南華真經》，得自荊州田氏；宋刊元修的《資治通鑒》，得自南海孔氏；宋慶元刊《春秋左傳正義》、撫州本《春秋公羊傳解詁》、宋紹興刊《後漢書》，得自海寧孫氏。此後又陸續收藏了烏程蔣氏密韻樓藏書，揚州何氏藏書。在這兩批書中有不少精本。《永樂大典》十餘冊，就是從密韻樓得來的。這十餘冊《永樂大典》之所以可貴，是因為武英殿聚珍本《水經注》所自出的前半部，即在其中。除搜購之外，張元濟還採取其他形式向公私藏家移錄副本，或分別借照。如通過繆荃孫從江寧圖書館移錄錢塘丁氏八千卷佳槧；從傅增湘借影《冷齋夜話》、《老學庵筆記》、《避暑錄話》、《曲洧舊聞》、《白虎道德論》；從平湖葛氏傳朴堂借抄地方志，等等，數量都很可觀。

西學東傳與西籍中譯對我國現代文化的啟蒙與現代出版業的萌生有著不可抹煞的催生作用。因此，張元濟亦極其重視對世界各國名著及報刊資料的收集與利用。據曾在商務印書館從事編輯工作的茅盾回憶，在1918年左右，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已經藏有不少英文名著，如《人人書庫》、《新時代叢書》等。這些叢書里收集了許多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哲學、文學名著和英國以外的文史名著英譯本，從希臘、羅馬時期的著作到易卜生、比昂遜等人的著作，都應有盡有。著名的外文報刊，如荷蘭出版的《通報》，英國亞洲文會出版的《學報》，出版長達一百餘年的德國的《李比希化學雜誌》，都藏有全套。此外還收藏了15世紀以前的西洋古籍多卷。在收藏的圖片中，有羅馬教皇梵蒂岡宮所藏明末唐王的太后、王后、王太子及其司禮監太監皈依天主教上教皇書的影片。這是張元濟在歐美考察時所收購，尤其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在廣泛搜集中外圖書的基礎上，為紀念商務印書館創業30周年，商務印書館所主辦的東方圖書館於1926年5月3日舉行開館儀式，1927年正式對外開放。對外開放時的藏書量，據《東方圖書館概況》記載：共計藏書33萬餘冊，中外雜誌900多種，中外報刊45種，地圖約2000幅，各種照片約10000餘張。后又經多年搜求，在1932年11月28日東方圖書館毀於日軍炮火之前，東方圖書館共計有藏書51.8萬餘冊，圖表照片5000多冊。除普通書籍外，善本書中，有宋版書129種，2514冊；元版書179種，3124冊；明版書1419種，15833冊；清代精版書138種，3037冊；抄本1460種，7712冊；名人批校本288種，2126冊；稿本71種，354冊；雜誌31種，383冊(以上數據不包括1931年購進的揚州何氏藏書四萬餘冊，因其部分版本尚在整理)，從而使東方圖書館成為當時中國藏書量首屈一指的公共圖書館，涵芬樓(東方圖書館之組成部分)亦成為以收藏善本書而馳譽海內外的著名藏書樓。

1932年一二八日軍入侵上海，轟炸、炮擊閘北時，位於寶山路上的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首當其衝，慘遭毀損。1月29日上午8時，下午3時及1月30日，日軍飛機連續3次轟炸商務印書館，總館被毀。在1月29日轟炸中，因火勢衝過馬路，波及東方圖書館，但毀損甚小。2月1日上午8時許，東方圖書館突發大火，系日本浪人縱火所致。直至傍晚，造型新穎，時為閘北最高的5層大廈焚毀一空。30多年收集所得的大量中外圖書，積累多年的全部中外雜誌、報章，極其珍貴的省、府、廳、州、縣地方志及編譯所所藏各項參考書籍及文稿均化為灰塵。

東方圖書館被毀后，張元濟、王雲五等商務同人極為悲痛。張元濟認為機器、廠房被毀都可以恢復，最為痛心的是幾十萬冊圖書被毀，許多珍品不可能復得了。他對好友傅增襄說：“連日勘視總廠，可謂百不存一，東方圖書館竟片紙不存，最為痛心。”但他與同人決心苦鬥復興。被炸后，董事會立即組成特別委員會，處理一切善後事宜。2月6日，設立善後辦事處，推張元濟為特別委員會委員長、王雲五為善後辦事處主任。9日，呈向國府中央黨政機關及地方官廳報告被損情形，請求向日本政府提出嚴重抗議，保留要求賠償的權利。次年4月，訂重建計劃。4月29日，議決組織復興委員會，吳適、蔡元培、陳光甫、張元濟、王雲五為委員。6月7日，召開第一次會議，推張元濟為主席、蔡元培、王雲五為常務委員，並推定美國人蓋樂（Dr.E.Gale）、德國人歐特曼（Proefesson.Dr.W.Othmen）、英國人張雪樓（C.J.Chanceller）、法國人李榮（L.Lian）分別在紐約、柏林、倫敦、巴黎設東方圖書館復興委員會、贊助委員會分會。並在南京、杭州、北平、廣州、濟南、漢口、長沙七處推選羅家倫、郭任運、袁國禮、金湘帆、何思源、楊瑞六、曹典球等設立東方圖書館復興委員會、贊助委員會。

1934年9月，張元濟代表東方圖書館復興委員會，接受德國學術團體贈予的德國編印、出版的化學、藥物學年鑒、文學等德文著作2000千餘冊。1945年6月，張元濟再次代表東方圖書館復興委員會，接受法國公益慈善會贈法文名貴書籍1600冊。並相繼得到國內藏書家捐贈善本圖書。贊助活動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而停止。

“涵芬樓”所藏善本古書5000冊，寄存在金城銀行倉庫中，一二八日軍入侵上海中倖免於難。

全國解放后，經張元濟建議，由董事會決定，將“涵芬樓”舊藏燼餘善本中〈永樂大典〉和東方圖書館募集得來的圖書全部獻給政府。其他燼餘善本全部全部由文化部收購，分別收藏於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

東方圖書館被毀后，經老一輩商務人苦鬥復興，雖又募集相當數量珍貴書籍，傳之後代。但原館風貌已不能再現。1927年3月，商務圖書館低層商務同人俱樂部，曾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工人糾察總指揮部。而今已在原大樓一側立碑，列為上海文物紀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