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雅書局

書院與張之洞

廣東廣雅書院為張之洞於光緒十三年(1887)籌資舉辦。清末有江南書局淮南書局、江楚編譯局、江蘇書局、浙江書局、山東書局、湖北官書局、山西官書局、廣雅書局及湖南、四川、福建、廣東等官書局。

張之洞出身翰林，乃儒學侍臣，為官一任，總不忘興學育才，端士風以正人心。廣東自開埠通商以來，商賈走集，華洋雜處，士風民俗漸趨浮滑；廣西則瘴地荒遠，習尚強悍，民俗不齊。廣東原在總督舊治肇慶設有端溪書院，齋舍僅四十餘間，大半敝漏壞朽，且限於地勢，無從展拓，只可稍加修葺，不能容納兩粵向學多士。省城廣州原有粵秀、越華、應元三處書院，專課制藝時文，且齋舍或少或無，肄業者不能住院，故有月試而無課程。另有學海堂、菊坡精舍，講習經史，用意精美，但經費無多，膏火（生活費）過少，又以建在山阜，限於地勢，故有課程而無齋舍。且以上各書院多為東省而設，西省生童不得應課。光緒十三年（1887年）六月，張之洞奏准於廣州創建廣雅書院，作為東、西兩省讀書士子繼續深造的場所。書院選址頗費周折，張之洞曾親自履勘城外七處地址，或因氣勢不暢，或出入不便，或無甚幽趣，皆不合用，最後選定城西北五里的元頭村。他描寫此地的形勝說：東北則雲山迤邐而來，注於粵秀，連山盤行環其東，北江抱其西，后枕增步以北諸遠山。前有彩虹橋，河水自東南而正南、而西南、而西，迴繞如帶；南面平疇百畝，平疇之外，則見南岸諸村，林木蔥鬱。高山大河，左回右抱，雄秀寬博，似兼有之。距城距河既不甚遠，而非塵囂所到，頗於書院相宜。

張之洞為創辦廣雅書院耗費大量心血，他不僅為書院籌足建院經費和常年經費，親自題寫書院匾額，制定書院規章，延聘山長、教習和管理人員，政余之暇，蒞院考業稽疑，時加訓勉。卸任離粵前，又奏准朝廷頒給御書匾額，還議定以光緒十六年（1890年）為始，每逢四季，由張之洞親自命題，封寄廣雅諸生，答卷交監院匯收後轉寄湖北，親加評閱，定榜寄回，“籍覘在院諸生學業進退，以無負本部堂創設書院之本意”。這一年九月，他將廣雅書院送來的諸生春季課卷親加批閱，評定名次，獎勵一百二十名，獎銀共一百兩，並封寄夏、秋兩季課卷。他對廣雅書院的現狀和前途充滿自信，說開辦兩年以來，才俊輩出，造就斐然，其餘亦多恪守院規，不蹈陋習。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可觀，上者闡明聖道，砥礪名節，博古通今，明習時務，體用兼備，儲為國家棟樑之材，次者亦能圭璧飭躬，恂恂鄉黨，不染浮囂近利習氣，足以淑身化俗；士習既善，民風因之，庶於邊海風氣人才不無裨益。

書院的教學模式

張之洞在此購地一百二十四畝，興建齋舍二十棟共一百間，東、西兩廊各十棟五十間，中路建辦公樓、講堂、藏書樓及濂溪祠、嶺學祠等，延翰林院編修梁鼎芬為山長，聘請品行謹嚴、學術雅正之儒士為分校主講。學額二百名，廣東、廣西各一百名，選拔兩省諸生中才志出眾者入院住讀，優給膏火（生活費）、獎賞，道遠者加給來往路費，令其靜心讀書，免致內顧為憂，紛心外務。院內課程，經學以能通大義為主，不取瑣屑，史學以貫通古今為主，不取空論，性理之學以踐履篤實為主，不取矯偽，經濟之學以知今切用為主，不取泛濫，詞章之學以翔實爾雅為主，不取浮靡，士習以廉謹厚重為主，不取囂張。以上各門，院生可憑其性情所好，選修一門或多門。其辦學宗旨，以博約兼資，文行並美為歸，培養上者效用國家，次者儀型鄉里的有用之材。廣雅書院的教學方式，不注重系統講授，而重視命題作業，答疑批改，謂之考課。考課分官課與師課兩種。官課由督撫或由督撫委員主持，師課由掌教（即分校）主持，分別於每月初二、十六兩日舉行。每臨考課之日，諸生黎明登堂，向山長揖坐后，封門發題。如屬官課，則由監院教官等於課日清晨請題封發經史理文四門課卷，即日收齊后，次日清晨由委員親送至本月主講衙門，照核無誤，仍發至書院，由分校評閱指點，並分門擬定名次，匯齊後送主講衙門審定，全院共為一榜。至於師課（也稱齋課）的分閱擬取，一切均照官課辦理，由山長審定，列榜宣示。

張之洞於光緒十三年（1887年）六月創辦廣雅書院之後，還在十月奏准創立廣雅書局。奏摺說，自道光年間兩廣總督阮元校刊《皇清經解》，彙集本朝儒林經學經解一千四百餘卷，至今六十年間，海內通經致用之士接踵奮興，著述日出不窮，亟應續輯刊行；此外，史部、子部、集部諸書，可以考鑒古今，裨益經濟，維護人心風俗，亦應一併搜羅刊稿。書局原設於菊坡精舍，后就省城舊機器局廠屋修葺應用，延請順德李文田學士為總纂，南海廖廷相太史、番禺梁鼎芬太史、陶福祥孝廉為總校，皆博學鴻才，海內知名之士。開局以後，雕刻成書者千餘種，包括經、史、子、集、雜著、叢書等，雕片逾十萬。時人描述書局的盛況說：“局中前後東西校書堂，屨跡常滿，日事鉛槧，互相考訂。文襄公於政務餘暇，時蒞其間。公既振興文教，凡四方珍異孤本，莫不麇聚紛來，復經諸通人辨別，故所刊無俗本，無劣工。其選擇之精，校讎之善，當世久有定論。”書局所刻的各種經籍圖書，均贈藏廣雅書院藏書樓（名冠冕樓），供院中諸生隨意借閱研習，裨益良多。

張之洞接署兩廣總督時，廣東藩庫存款不過五十萬兩，而主管全省開銷的善後局欠債無算，可見財政的窘迫。督粵五年，先是為戰爭籌餉購械，繼而辦海防，如築炮台，購大炮、造兵輪及設廠辦學等，在在需款。據張之洞統計，僅以上兩項，從光緒九年至十四年（1883年～1888年），約共用銀二千五百餘萬兩，其中九百萬兩為多次向香港滙豐、寶源等銀行息借的外債。其後又開辦各種近代企事業及修堤防、築馬路、開河道等，加之常年性的官俸兵餉，所費亦當在千萬兩以上。當時廣東一省全年的財政收入，以光緒十二年（1886年）為例，約為四百五十六萬五千兩，其中一百五十三萬餘兩要上繳中央財政，一百零三萬兩要用於償還外債本息，所以本省當年能自由支配的不過二百萬兩。張之洞向朝廷抱怨說，“廣東之累，不患入款之少，而患出款之多”。如果以光緒十二年入款四百五十餘萬兩為準核計，督粵五年，全省財政收入總計約為二千零五十餘萬兩，剔除每年上繳中央財政約一百五十餘萬兩，五年共七百五十餘萬兩，張之洞五年內能夠支配使用的正款不過一千五百餘萬兩，而全部支出卻高達三千五百萬兩以上，收支相抵，虧空達二千餘萬兩之巨。令人稱奇的是，張之洞不但設法填平了這巨額的財政虧空，而且到他離任時，藩庫尚有二百餘萬的存款，令繼任粵督李瀚章“愕然大驚服，肅然起立，長揖以謝”。

張之洞既無鑿空生財之術，那麼，他是如何填平這巨大的財政窟窿呢？

首先，奏陳廣東財政艱窘實情，爭取中央財政的理解與支持。光緒十二年（1886年）五月，張之洞奏陳粵省財政困絀情形，說當年以收抵支，不敷銀三百餘萬兩，並陳述粵省較他省所以虧短尤多、窘迫尤甚的八點原因，然後說，粵省地偏事繁，財賦只有此數，已省無可省，籌無可籌，新案舊案、本省外省洋債，都重疊累集於廣東一省，“無米之炊，何從取辦”，請求朝廷理解粵省萬難情形，准許緩解、減解、帶解、抵解、免解每年應交中央財政的京協各款二十餘萬兩，並由粵海關負責籌還洋款本息三十餘萬兩。

其次，廣開本省財源，如重征“闈姓”賭捐。科舉考試的考場曰闈。以猜中錄取者的姓氏多寡為輸贏的賭博方式，盛行於兩廣地區，有相當的普遍性，賭資巨大。闈姓賭博的最大危害是促使賭商串通考官作弊以操縱錄取結果，有傷政體。光緒元年（1875年）以後，為歷任粵督所嚴禁，但禁而不止。賭商們移至澳門設局開賭，葡澳當局藉此獲利巨大，自然為其提供保護。光緒十年（1884年）秋，朝廷轉發暫為弛禁和繼續嚴禁闈姓賭博兩種意見，令張之洞等妥議具奏。次年四月二十日，張之洞奏請暫為弛禁，他緊緊抓住上諭中的“熟權利害”和“不使利歸他族”兩句話，力陳賭商設局於澳門，輸資於葡澳，葡澳藉此購船置炮，接濟法國以與中國為敵等五大害，以及歷年嚴禁而未嘗禁、厲禁愈嚴而索規愈暴，和禁省不禁澳，不如不禁等實在情形。至於弛禁可能帶來的科場弊端，他認為只要學政、考官明於校閱，監臨、提調嚴於關防，並嚴禁考務人員投買賭彩，其弊自絕。據此，張之洞請求暫行弛禁，得到朝廷的批准。張之洞將此項賭業交由誠信堂商人張榮貴、敬忠堂商人楊世勛承辦，以六年為期，共捐銀四百四十萬元，並於五個月內先繳一百五十萬元，其餘二百九十萬元按年分繳。闈姓弛禁等於公開設立賭局，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事，難免招人非議，但張之洞說：我取之於賭，用之於公，涓滴不入私囊，問心無愧。整頓稅關，增加稅收，嚴杜中飽，也是張之洞開掘財源的主要途徑之一。肇慶黃江、潮州東關等內地稅廠（關）弊混叢集，浮收多於正稅一倍甚至數倍，盡入私囊，謂之黑錢，名目有入櫃錢、辦用錢、官厘頭，船頭錢等十餘種之多。光緒十二年（1886年）三月，張之洞派妥員前往清厘，從書吏等人中收繳私吞款項十二萬兩，又罰款四萬兩，又明禁各項規費，除弊恤商，使正稅收入年增五萬兩，盡入省庫，用作築台購炮、興修堤工等專款。勸募捐款，集腋成裘，是張之洞著力發掘的又一種財源。還在抵任之初，即光緒十年（1884年）十二月，張之洞即敦請在籍內閣學士李文田會同粵省紳宦廣勸義捐，並自己帶頭首先捐出三千兩，以為之倡。光緒十二年至十四年（1886年～1888年），全省文武官紳及鹽商共捐款八十萬兩，后又續捐三年。光緒十二年（1886年）五月，責成愛育堂所屬各行商賈捐助巡緝經費，每年約三十萬兩。其他如潮州海陽紳民捐資二十餘萬兩修築堤工，香山士紳劉永康捐資四萬餘兩修葺城寨，還向南洋僑商募捐十二萬餘兩等等。令人肅然起敬的是，張之洞本人率先垂範，個人捐款為數最多。向例粵海關有解送兩廣總督衙門辦公費一款，每月紋銀三千兩，每年共三萬六千兩，以前歷任總督均照收不誤，視同正俸以外的合法收入。張之洞說“本部堂素性儉約，並無需用之處”，將此項銀兩悉數繳送善後局專款存儲，以充公用。僅此一項，即多達十八萬兩，曾用於施濟災賑、恤犒將士、捐助義舉，支給差弁及捐購軍營藥物馬匹、書院書籍等項，尚餘十萬兩發交香港滙豐銀行生息，作為廣雅書院常年經費。光緒十二年五月至十三年二月，張之洞兼署廣東巡撫七個月，例有公費銀數千兩，他分文不取，也繳送善後局充作公用。

第三，裁兵節餉，減省開支。張之洞在大力開發財源的同時，也十分注意節流。中法戰爭期間，由廣東直接派往前線的軍隊即有馮子材、唐景崧、王孝祺、莫善春、陳榮輝等部廣軍四十餘營，其兵餉自然全部由廣東一省承擔。此外，劉永福的黑旗軍三千餘人和部分桂軍的兵餉也要由廣東協濟，開銷巨大，僅黑旗軍六個營三千餘人的半年餉銀就花去十五萬兩，余可類推。當時籌措兵餉是張之洞最為頭痛的事，頗有牢騷，說“半年來洞大為餉所困，僚屬詆之，粵紳怨之，司農（戶部）憎之。省事省錢便好，疆土在所不計也”。他本來準備繼續勉為其難，籌餉濟械，支持前線獲勝之兵攻下北寧、河內，盡收越北失地，但朝廷嚴令停戰撤兵。既然朝廷堅持妥協求和，戰爭暫時不會再起，於是從光緒十一年（1885年）三月起，便乘著撤兵之機，開始大量裁兵，如劉永福只准帶二千人回駐廣東，馮子材部截去十營，只留八營，唐景崧部截三營，留一營，其餘各部及省防水陸營勇也大加裁減。半年之內，陸續裁兵五萬餘人，省減兵餉三十餘萬兩。為了節省行政開支，張之洞還大量截減冗員，總督府原有各類勤雜人員眾多，他只留何安、長慶兩人，兼門衛、執帖、用印、內外跟班、看籤押房等數差。鹽運司原設有監督鹽商運銷的督配局，后改商辦為官運，張之洞將其撤銷，其業務歸併官運局辦理，原有員役大加裁減，同時要求官運局及所屬分局“亦應一併大加裁省，以節糜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