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文化安全

《國家安全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一書，對“國家文化安全”做了專章討論。

《國家安全學》認為，國家文化安全根源於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文化，是隨著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化衝突而出現的，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與衝突是國家文化安全形成的前提條件。但是在古代，由於世界不同文明板塊之間缺乏頻繁的交往，不同文化體系之間的衝突還不甚明顯，文化安全特別是國家文化安全也就沒有突出出來。這就是說，國家文化安全問題雖然在古代還沒有明確地顯現出來，更沒有被人們明確地提出來，但卻已經作為不甚突出的方面開始成為國家安全的派生要素之一。當一個國家被另一個國家在武力上征服，軍事安全和政治安全都已經被徹底打破時，文化安全問題就更為明顯了。無論是征服者還是被征服者，任何一個國家都知道，要徹底消滅一個國家，就要消滅其人民，而消滅其人民的辦法無非兩條，一條是肉體上的消滅，這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許多國家就是因此而徹底消亡而變成歷史的；另一條是文化上同化，歷史上也曾經出現過這樣的情況，不少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國家就是在文化同化（當然也有一種是融合）的過程中而不復存在的。

但是嚴格來說，國家文化安全問題的真正出現和突出表現，只有到了近代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形成以後，特別是在西方列強對東方國家實行殖民侵略政策、東西文明衝突日趨激烈的情況下才逐漸成為現實。近代以來，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憑藉其先進的生產力和強大的經濟基礎、政治軍事優勢，不僅對相對落後的國家進行軍事侵略和政治壓迫，而且同時也進行文化侵略、文化滲透，搞文化霸權。國家文化安全問題因此而變得更為突出和明顯。

總之，國家文化安全問題以不同國家之間文化差異的存在為前提，在近代東西方國家之間文化衝突日益突出和加劇的情況下而凸現。

在文化的差異與衝突中如何保持和延續自身文化的問題，就是文化安全和國家文化安全的本質所在。因此可以說，文化安全就是文化特質的保持與延續，而國家文化安全就是一個國家現存文化特質的保持與延續。這正是國家文化安全的本質所在，因為離開了文化特質的保持與延續，也就沒有了文化安全問題。

深入理解文化安全的這一本質問題，需要把握這樣幾點：

第一，文化特質是文化特殊性中具有本質性的方面，而不是指文化的所有特殊性或所有具有特殊性的文化。只有從本質上理解文化特質，才能真正把握文化安全的本質。同時，在任何文化體系包括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化體系中，其文化特質都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方面的。

第二，任何國家和民族現存的多方面文化特質，都是在其以往歷史發展中逐漸形成和內化的，文化特質的保持和延續就是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推進，是保持國家和國民的“根”和“源”，因而它不僅對滿足國民之現實物質需要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滿足國民的情感寄託和精神需要具有更深刻的意義。文化特質的保持和延續保證了一個國家文化的連續性。這就像編草繩一樣，草繩不是由一股編成的，而是由多股編成的，而且其中每一股，都不可能從頭延續到尾，但整根草繩卻是連續的，而且渾然一體，綿延不斷。

第三，國家文化安全客觀要求的文化特質的保持與延續，一方面是指文化之深層本質方面的特殊性的保持與延續，而不是指文化表層之特殊性的保持和延續；另一方面是指現存文化中總會有某些特質得以保持和延續，而不是指所有文化特質都必然得以保持與延續。這也就是說，文化安全客觀要求的是文化特質儘可能多的保持延續以不至完全喪失，而不是一切具有特殊性的文化都得以保持和延續。

第四，在歷史發展必然存在的文化更新過程中，一個國家多方面文化特質中究竟何種文化特質得以保持和延續，何種文化特質被淘汰出局，這取決於歷史客觀必然性的客觀選擇，並且必然在整體上和長遠過程中體現出人類歷史進步和發展的要求。

第五，國家文化特質的保持是國家文化安全基本的內在前提和構成要素，國家文化特質的延續是國家文化安全的長久保障，保持與延續的統一才能構成國家文化安全在時間跨度上的全面要求。

國家文化安全包括了多方面的內容，其中主要有語言文字的安全、風俗習慣的安全、價值觀念的安全和生活方式的安全等。在此，我們討論一下語言文字的安全問題，同時也對其他方面略作論述。

1、語言文字的安全

在文化安全中，人們很少說到語言文字的安全，但這卻是文化安全最基本的內容。這是因為，自從人類有了語言，創造了文字之後，語言安全和文字安全對於一個民族和國家來說就有了十分重要的意義。

語言文字是在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歷史演進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符號系統，它既是一切文化和文明的載體，也是全部文化和文明中最基本、最穩定、最持久的構成部分。改變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字，對一個民族和國家的人民來說是一個比掠奪他們一些土地和糧食更為痛苦的事情，必然觸及其心靈深處。在整個文化中，相對於經濟文化、政治文化、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等來說，語言文字是一個國家更為持久和穩定的標誌和符號。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文化的許多方面都可能被不斷更新和改變，甚至被完全拋棄和重新選擇，但是語言文字卻是難以完全更新和改變的，是難以完全拋棄和重新選擇的。如果一個國家的語言文字被改變了，那麼這個國家的文化也就被徹底改變了，這個國家可能也就名存實亡了。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延續五千年而沒有中斷和消亡，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和標誌就是漢語從來沒有中斷和消亡。有些文明古國的文明後來之所以中斷甚至消亡了，其重要原因和標誌也是它們各自的語言文字中斷和消亡了。我們中國人至今可以讀懂古代漢語，而有些文明古國的後繼者卻無法讀懂前人留下的文字，更不用說使用前人使用的語言了。

作為國家文化安全之基本內容的語言文字安全，最基本含義就是指一個國家使用自己固有語言與文字的權利不受外部因素特別是外部強權的威脅和侵害；其次是指一個國家的語言文字本身不因他國語言文字的影響或侵入而失去在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等等領域的主導地位；第三是指語言文字在內外各種文化和非文化因素的影響下保持合理的純潔性；第四是指語言文字的改革與發展能夠安全穩步進行，而不至於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多於便利的不便、多於益處的害處。

從歷史上看，一個國家興衰存亡，常常伴隨著其語言文字的興衰存亡。由於中國在唐代的興盛，中國的語言特別是文字便對許多國家和地區產生了廣泛深刻的影響，也使得漢語言、漢文字、漢文學興旺發達起來。由於英國在近代的興盛，由於美國在當代的強大，英語這一本來只在西方部分民族中使用的語言文字，現在幾乎成了世界語言和文字，無情地迫使許多國家的知識分子甚至普通民眾不得不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來學習這一第二語言，否則就可能被時代所淘汰。英語在當代世界的霸權地位既與美國在當代世界的政治軍事霸權地位相適應，同時又在互相推動，形成了一種良性互動。相反，一個國家衰落和滅亡，也常常伴隨著其語言文字的衰落和滅亡。從歷史上看，沒有哪個國家滅亡了，其語言文字還能夠繼續興盛，還能夠長期存在下去。同時，一個國家對外侵略與擴張，常常包括了語言文字的侵略和擴張；一個國家被他國侵略和威脅，也常常包括了語言文字的被侵略和威脅。當年日本侵略中國時，就曾強行在中國推行日語教學和日本文化教育，企圖從語言文字方面徹底征服中國人。在這種情況下，被強迫學習日語和使用日語的中國人，遭受著難以想象的內心痛苦和精神折磨。西方列強在近代對外侵略和擴張的過程中，也常常強行把他們的語言文字變成了遭受侵略的國家和地區的主導語言文字，其後遺症至今還在世界一些國家和地區存留著。在西方國家之間，這種語言文字的侵略和被侵略、安全與不安全，也有突出的表現。法國作家阿爾封斯·都德(AlphonseDaudet1840—1897)的《最後一課》，不僅反映了一個愛國主義的主題，而且從中可以明顯地看到語言文字安全與國家安全的密切聯繫。法文老師在最後一課上對他的學生說：“我的孩子們，這是最後一次我給你們上課了。柏林來了命令，在亞爾薩斯和洛林的學校里，只准教德文了……”

其實不僅戰爭期間存在著他種語言文字對本國語言文字安全的威脅和侵害問題，而且在和平時期和國際交往和交流中，也存在著語言文字的安全問題。當代世界，西方發達國家不僅在經濟、軍事、政治等等方面憑藉著其明顯優勢佔據著世界霸主地位，有意無意間對發展中國家採取霸權立場和態度，而且文化領域甚至在語言文化領域也對發展中國家採取霸權立場和態度，從而形成了人們常說的文化霸權和文化帝國主義現象，以及包括生活話語霸權、學術話語霸權在內的話語霸權現象，直接或間接地侵蝕著欠發達國家的語言文字，影響甚至威脅和危害著發展中國家的語言文字安全。對此，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近年來，不少國家的民族語言保護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目前民族語言保護的形勢仍然十分嚴峻；人們需要進一步提高對民族語言重要性的認識。正如中國學者周海中教授所言：當今處於弱勢的民族語言正面臨著強勢語言、全球化、網際網路等的衝擊，其社會使用功能正處於逐漸弱化或消失的危險境地；因此有關機構和語言學界都應該採取積極而有效的措施，搶救瀕危民族語言；保護民族語言，有利於人類文明的傳承和發展，也有利於民族團結、社會安定。

2、風俗習慣的安全

除了語言文字安全之外，風俗習慣安全是國家文化安全的另一方面重要內容。

所謂的風俗習慣，就是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在長期歷史發展中所形成的獨特而穩定的風尚、禮節、信仰、做法等等，表現在衣食住行、婚喪嫁娶、宗教活動、巫術禁忌等內容廣泛、形式多樣的行為模式中。在這些方面，任何一個國家與其他國家相比，都有自己的特異之處，而這些特異之處不僅是歷史形成的，為本國本地本民族人民的生產生活提供了物質便利和精神寄託，增加了親和力和向心力，而且對維繫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團結和穩定發揮著獨特的積極作用。

風俗習慣的相對穩定和繼承發展，以及在穩定基礎上的變易更新，是一個國家和平時期安全穩定的重要社會基礎，更是一個國家戰敗投降之後以期復國振興的最後資本。當作為社會基礎的風俗習慣受到外力的威脅和破壞時，特別是當他國他族作為入侵者和殖民者強迫一個國家和民族改變自己的風俗習慣時，必然要遭到本國家和本民族廣大人民的強烈抵抗。一個國家的軍隊比較容易被打垮，政權也比較容易被顛覆，但其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形成的風俗習慣則是難以改變的。無論是征服者，還是被征服者，都十分清楚的是：徹底征服一個國家，不僅僅是要征服他的軍隊和政府，更重要的是要征服它的文化。正因如此，歷史上許多征服者在打垮一個國家的軍隊，推翻一個國家的政權之後，總是千方百計地要改變其文化，包括改革其日常所用的語言文字和所執的風俗習慣；而一個被打敗亡國的民族，也總千方百計地保持自己的語言文字和風俗習慣，以圖東山再起。猶太民族就是這樣一個被征服過但沒有被消滅掉的民族，當今的以色列國就是由這樣一個歷盡千難萬苦而不丟棄自身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的民族重新建立起來的。

在強調風俗習慣是國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內容之一，強調風俗習慣的保持與延續對國家文化安全及整個國家安全的重要性的同時，必須注意的另一個問題是：風俗習慣並不都是優秀的、積極的、先進的，也並非永遠不可更改的。事實上，任何一個國家的風俗習慣都在隨著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要求而不斷變革著。所謂的移風易俗，就是要改變那些不合時宜的風俗習慣。但是，這種變化和改革應該是符合時代要求的、漸進的、溫和的。

3、價值觀念的安全

如果說風俗習慣表現出來的是各種各樣的社會現象和人們的言行模式，是文化中較為外在也較為淺層的方面，那麼價值觀念則是這種言行模式背後發揮支撐作用的精神支柱，是文化中更內在也更為深刻的本質方面。

在哲學理論層次上，價值觀念亦即價值觀，是指不同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對價值的本質、價值的結構、價值的類型、價值的表現以及社會應有的價值取向等有關價值問題的認識和觀點的總和。這一方面雖然也是一個國家價值觀念安全必然涉及到的，但卻它更趨理論性，而對社會實際生活不發生直接影響，因而並不是國家價值觀念安全的最重要的內容。

國家價值觀念安全的重要方面在於廣大國民對傳統和現存價值觀念採取什麼態度，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奉行什麼樣的價值觀念，有什麼樣的價值取向。因此，從社會生活的實際來看，價值觀念則是廣大國民對各種各樣的社會現象甚至自然現象的是非判斷和基本態度，以及他們對自己將欲採用的行為目標、方式、手段等方面該與不該的價值定向。國家價值觀念的安全問題，也正是廣大國民對一個國家傳統的和現在的價值觀念採取什麼態度的問題。由於這種態度不僅與家庭、社會、國家對國民的教育相關，而且與其他國家各方面的文化影響、滲透，甚至文化侵略、意識形態煽動等相關，因而國家就不能不對國民價值觀念的變化給予高度關注。國家價值觀念的安全，也就是一個國家傳統的和現存的價值觀念在當代社會和廣大國民中合理而有效地得以保持與延續，而不至中斷與消失。

價值觀念的安全是相對的，它並不是說一個國家傳統的和現存的價值觀念完全不變就是安全，更沒有要求任何國家都必須保持傳統的價值觀念不變，而是強調保持一個國家基本價值觀念的連續性，同時又不否認價值觀念與時俱進地發展變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4、生活方式的安全

生活方式是文化的集中體現，是個人內在之價值觀念的社會性外化，也是社會外在之風俗習慣的個體性活化。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在文化上的不同，集中表現出來的就是生活方式的不同。同樣，不同國家間的文化差異也集中體現為生活方式的差異；不同國家間的文化衝突更集中體現為生活方式的衝突。

正因如此，在美國歷屆總統每年提交國會通過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生活方式的安全總是其關注的重點。喬治·凱南認為，美國國家安全的中心目標是保護美國的生活方式不受外國的干涉和威脅。1990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指出，“在我們的整個歷史中，我們國家的安全戰略一向是尋求實現廣泛的、一貫的目標。我們總是設法保護我國的安全，保護我國公民和我國的生活方式。”

雖然學者們對生活方式的定義差別很大，但這裡所講的與國家安全相聯繫的生活方式，並不是我們傳統上所理解的與生產活動、經濟活動、政治活動等等相對的狹義的生活方式，而是指人們在一定社會條件和環境下形成的涉及物質和精神、經濟與政治、個人與社會等領域的言行模式，它既包括物質生活在內，也包括精神生活在內；既包括經濟生活在內，也包括政治生活在內；既包括私人範圍內定的生活，也包括公共領域中的生活。因此，一個人對時間、金錢的消費態度和模式屬於他的生活方式，一個人對於國家政治生活的態度和參與模式也是他的生活方式。在這個意義上，生活方式已經超越狹義的文化領域，而屬於廣義的文化範疇。

雖然一個國家內部的不同個體、不同群體、不同社會集團，在生活方式上必然存在差別，但在與另一個國家的比較中，這些人的生活方式又必然具有某些共同的同時又區別於他國的特徵。這種具有國別特色的生活方式，為國民方方面面的生活提供了穩定的條件和便利，因而也就成為一個國家在世界範圍內保持其文化特質和民族特質的重要內容。

但是，生活方式安全的出發點和根本目的，都是為了國民生活得更舒適、更方便、更自由、更有尊嚴，因而當傳統的和現存的生活方式中存在影響這些目標實現的要素時，當有更好的生活方式要素可以選擇時，那麼無論它們是在本國生長出來的還是由他國傳來的，國民都是可以考慮對原有生活方式進行或多或少的改變，以獲得一種更好的生活方式。這是歷史進步的要求，並不是對國家文化安全的破壞。當然，生活方式的變革應該是進步的、合理的、漸進的，一方面符合時代要求，另一方面不至於引起社會的過度動蕩而危及國家安全。在我國，當前提倡確立一種文明、健康、科學的生活方式。

文化安全的本質決定了研究文化安全必須考慮文化特質的保持與延續，不考慮這一點，就根本談不上文化安全的問題。但是進一步深入研究就會發現，如果僅僅考慮文化特質的保持與延續，那麼雖然抓住了文化安全的本質，但卻無法解決文化安全中的一些根本問題。一方面，民族傳統文化和現存文化的特質性存在並非都是合理的、積極的、先進的，相反，其中可能以至必然包含了一些甚至許多不合理的、消極的、落後的因素，這些因素已經喪失存在的合理性，因而必然受到新生文化的威脅並最後消失，而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阻擋的歷史進步的必然結果，也是任何“維護”和“保障”的主觀努力不可能實現的目標；另一方面，真正有意義的、進步的文化安全活動或文化安全工作，並不是去維護和保障已經喪失合理性的特質文化，而是去推進和保障正在生長並具有進步性的新文化。這就產生了國家文化安全中的一個重要矛盾：文化的民族特質性與文化時代先進性的關係，也就是文化的民族性與文化的先進性的關係。如果只看到文化安全是文化特質的保持與延續，就可能把文化安全只理解為維護傳統文化和現存文化的存在，防止對民族文化的威脅，而這種做法不僅不能真正維護和保障文化安全，反而會使文化陷入更大的不安全。這樣的做法，必然是一種逆歷史潮流的反動行為。

在文化安全問題中，不僅存在著如何認識和處理文化的民族性與先進性的關係，而且還存在著如何認識和處理文化的民族性、先進性與文化的世界性、多樣性的關係問題。不能正確地處理好這些關係，就可能在無意中妨礙國家文化安全，甚至是在維護和保障國家文化安全名義下干出危害國家文化安全的事情來。

因此，在認識到文化的民族性是文化安全的本質的同時，還必須認識到文化的多樣性、世界性、先進性在文化安全中的不同地位與作用。

首先，文化的多樣性是一個客觀事實，不僅在世界範圍內存在著不同的文化，而且在一國之內也會由於地域、民族、人群的不同而永遠存在著不同的文化。對於這些不同文化，應該具有一種寬容與包容的態度。只要其沒有直接損害和威脅國家主體文化，就應該允許其存在，並把其作為主體文化的有益補充。當然，對於那些確實已經腐朽和落後的文化，不管是其他國家傳進或者滲透的，還是本國歷史上固有的，都是國家安全活動或工作需要摒棄的，而不是要維護和保障的。

其次，文化的世界性是存在於文化的多樣性之中的一個必然性事實。不同文化不僅各有其特質，而且還有其共性。在世界範圍內的多樣性文化中，始終存在著被整個人類認同的共性，而且在人類越來越被聯繫為一個整體的時候，這種共性就越來越明顯和突出，也越來越多。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人類的共同語言和共同文化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水平。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文化安全絕不能成為拒絕人類共同文化的借口。如果借口維護國家文化安全而拒絕文化的世界性，拒絕接受世界性文化，那麼必然把本國隔絕與世界，必然使本國在與世隔絕中走向衰落，最終不僅不能保障國家文化安全，而且還必然導致整個國家的不安全。

再次，在文化的民族性、多樣性、世界性之中還始終存在著一個起主導作用的先進性。不僅本國的民族文化及多樣性的他國文化具有落後與先進之分，而且文化的世界性或具有世界性的文化共性，也存在著落後與先進之別。任何一種作為整體存在的文化具有某種先進性，或者說任何一個文化共同體中的某些先進文化，對於文化共同體的文化存在及其安全來說，都具有關鍵性的作用。

這些情況說明，文化安全的本質是文化特質的保持與延續，但並非任何文化特質都會保持和延續下去，也不是任何文化特質在任何時候都有必要保持和延續下去。對於任何一個文化共同體來說，其文化特質既並非必然被保持和延續，也並非必須被保持和延續。在歷史發展中，一個文化共同體所具有的文化特質既可能由於不適應新的時代或新的環境而在客觀上無法延續下去，也可能由於其對人們的生存弊多利少甚至無益有害而使人們在主觀上不願延續此種文化特質。當某種文化和某種文化特質處於這種狀態時，它的生存便出現危機，便不安全。當然，某種文化及其特質出現危機，也可能由於外部原因造成，如外族入侵對本族文化的破壞等。但是從本質上看，當一種文化及其特質不能滿足甚至有害於新時代、新環境、新人類時，它便失去了繼續存在下去的合理性，也就是失去了安全的合理性，因而沒有必要繼續被保持和延續下去。這說明，文化安全是有條件的、相對的，而不是無條件的、絕對的。

在不同文化的差異和衝突中，既包括難用先進性衡量的文化特質的差異，也包括能夠用也應該用先進性衡量的發達程度的差異，而前一點恰恰就是國家文化安全的本質所在，后一點則是保障國家文化安全的關鍵所在。國家文化安全的本質就在於民族文化特質的保持與延續，但保障國家文化安全的關鍵則在於文化的先進性。文化的民族性是國家文化安全的本質，也是文化是否安全的根本標誌，但文化的民族性既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更不能保障文化共同體整個文化的安全。對於包括國家在內的任何一個文化共同體來說，能否保障其文化安全，關鍵不在於其文化是否具有民族性、多樣性和世界性，而在於其文化是否具有先進性，特別是先進文化的多少、地位、作用以及由此決定的整體文化的先進性程度。文化的先進性是保障國家文化安全的關鍵。

對東方國家特別是中國來說，國家文化安全問題近代就是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中國清朝末年“帝黨”與“后黨”之爭，“洋務派”與“守舊派”的對立，以及五四前後發生的新文化運動中的各種觀點的爭論，各種人物和黨派的政治活動，都不僅直接涉及當時中國的政治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等，而且同時也涉及到了文化安全，人們已經開始從不同的角度回答著如何保障民族文化安全的問題。

在中國近代發生的文化爭論中，有些人站在“國粹”的立場上，認為老祖宗留下的東西都是好的，不僅排斥以西方為代表的任何外來文化，而且不容許任何文化變革，不僅孔孟之道不能變，傳統體制不能變，儒家倫理不能變，民俗禮節不能變，而且還把男人留長辮、女人纏小腳也當成不可變革的國粹。持這種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的人，有意無意都是認為，只有堅定地維護老祖宗留下的東西才能保障中國的文化安全。其實，這種既排斥外來先進文化，又不容許變革民族傳統文化以求創新的思想和做法，不僅不能保障國家的文化安全，而且必然把中國傳統文化甚至整個中華民族推向危險的境地，甚至可能由於自身的落後而國破家亡，中國傳統的民族文化由此失去生存的可能性，變成後人考古挖掘的歷史遺存或探索研究的素材和對象。事實上，這種守舊拒變的“國粹主義”，在近代中國反對外族文化侵略時，根本無力維護國家的文化安全。就像長矛大刀敵不過堅船利炮一樣，孔孟之道最終也敗給了科學民主。

與此不同，在中國不斷遭受列強侵略欺凌的現實中，一些覺醒較早的先進分子開始思考中國落後挨打的原因所在，逐漸認識到變革中國現實及老祖宗留下的傳統文化的重要性，認識到要戰勝侵略欺凌自己的列強，就必須向列強學習，學習其先進的科學技術，學習其先進的社會制度，學習其先進的文化文明。也就是說，要想不受先進發達國家的欺負，就必須向先進發達的國家學習，學習其先進的科學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語言文化。向敵人學習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不向敵人學習就只能走向滅亡。落後的民族和國家要想生存下去，要想擺脫侵略欺凌，必須向侵略欺凌自己的先進國家學習。在這個過程中，由於對中國的落後極端悲憤，出於一種恨鐵不成鋼的主觀願望，一些人走向了“全盤西化”的歧途。但無論如何，這種傾向的主流代表著向先進文化學習的方向，也只有在這種變革圖強的探索中，才可能找到古老中國的現代出路，找到古老中華民族文化的安全出口和新的生長點。

人們常常把國家文化安全等同於傳統文化的安全，或者等同於現存文化的不受侵害。從表層來看，國家文化安全確實與民族文化傳統的繼承、現存文化的不受侵害具有各種不同形式的必然聯繫，與“文化滲透”、“文化霸權”直接對立，包括抵抗“文化滲透”、“文化霸權”，保障現有文化，包括民族傳統、價值觀念、社會意識等等免受外來文化的衝擊與破壞。但是，從本質上講，民族傳統、價值觀念、社會意識等等一切文化形式，在歷史上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這種發展變化雖然脫離不了前人留下的文化遺產，但它更根植於本民族新生的社會經濟基礎之中，也受到其他國家和民族文化的深刻影響。從歷史上看，產生於古印度的佛教曾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文化，而且現在早已成為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文化也曾深刻地影響了日本文化，而且也已經成為當代日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當代在中國佔主導地位的文化，早已經不是純而又純的中國傳統文化，它不僅蘊含著中國土生土長的儒家傳統，而且更體現著當今中國的經濟基礎，並且已經越來越多地包含了各種各樣的西方近現代文化，特別是產生於西方的近現代科學技術和社會意識形態，其中佔主導地位的當然是馬克思主義。

在中國告別封建帝制，邁向現代民主社會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和近代西方的許多優秀文化成果，早已“滲透”到了當代中國文化之中，並且在這種“文化滲透”的過程中，時常還伴隨著“文化霸權”的推波助瀾的作用。雖然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者搞“文化霸權”和“文化滲透”時在主觀上追求的是自身的利益，有時甚至通過非常野蠻的形式追求自身的特殊利益，表現出來的經常是一種對落後民族的歧視、掠奪、侵略、壓迫，但是在客觀上，這一過程確實又起到了傳播“優秀文化”和“先進文化”的作用，使其文化中的某些先進內容“滲透”到了落後國家之中，成了落後國家改變自身落後狀態的精神養料。這就是近代以來發達國家對落後國家進行“文化侵略”，搞“文化霸權”和“文化滲透”的雙重性。這就如同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在客觀上具有雙重作用一樣。“帝國主義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但是在客觀上，“外國資本主義對於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另一方面，則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對此，毛澤東還進一步概括指出：“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在一方面促使中國封建社會解體，促使中國發生了資本主義因素，把一個封建社會變成了一個半封建的社會；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們又殘酷地統治了中國，把一個獨立的中國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國。”

因此，在分析帝國主義和西方國家的文化侵略、文化霸權、文化滲透等問題時，也需要辯證地看，看其中的兩面性，既看到其中“侵略”、“霸權”、“滲透”的殘酷與陰險，也要看到其中所包含的“文化”特別是“文化”中優秀的和先進的方面，以及這些優秀的特別是先進的文化對於落後國家文化建設和文化安全的重要意義。正如毛澤東指出的，近代以來，列強在對中國進行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侵略的同時，也沒有放鬆文化侵略，他們“傳教，辦醫院，辦學校，辦報紙和吸引留學生等，就是這個侵略政策的實施。其目的，在於造就服從它們的知識幹部和愚弄廣大的中國人。”對此，我們在任何時候都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但是對於國家文化安全來說，更為重要的不是帝國主義國家、發達國家搞不搞“文化滲透”、“文化霸權”、“文化侵略”，而是我們如何科學地認識和理性地面對“文化滲透”、“文化霸權”、“文化侵略”。我們反對殘酷野蠻的“侵略”，反對恃強凌弱的“霸權”，反對包藏禍心的“滲透”，但是我們卻不應反對“文化”，特別是不應因此拒絕在帝國主義國家產生的“優秀文化”和“先進文化”。這些優秀的特別是先進的文化，在現實中常常是與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霸權態度混雜在一起的，是與某些人的“西方中心”文化觀糾纏在一起的，因而是非難辨、好壞不清。如果對此缺乏辯證唯物主義的分析精神，就可能顧此失彼，導致決策的失誤。

事實上，近代帝國主義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不僅給中國帶來了比封建生產方式更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促進了中國商品經濟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也給中國帶來了比封建文化更先進和優越的資本主義文明和文化，帶來了科學技術與民主自由的思想理念。這些在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過程中逐漸滲透到中國的先進文化，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一種外來文化之所以能夠在本民族開花結果，無論如何都說明它相對本民族的相應文化來說具有一定的優越性，具有不同程度的先進性。正是由於馬克思主義集中體現了資本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革命和共產主義理想這一時代精神，所以它不僅比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先進、優越，而且在現代中國的文化之爭中擊敗了中國傳統文化，成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主導文化。如果僅僅滿足於把文化安全定位於民族文化免受外來文化的影響滲透，那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開花結果，豈不是破壞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安全了嗎？

因此，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並不是維護傳統文化和現存文化的純潔性，也不是拒絕外來文化的影響和滲透，而是保障和促進傳統和現存的民族文化沿著先進性的方向發展。拒絕接受外來文化，拒絕原有文化的更新改造，不僅在過去沒有成為維護文化安全的有效手段，而且在今天更不可能真正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在全球化浪潮洶湧澎湃的當今世界，無論是要維護經濟科技的安全，還是要維護政治軍事的安全，擬或要維護文化安全，都不可能拒絕接受外來的東西，都不可能拒絕對現有的東西進行更新改造。我們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不僅僅是發展經濟的需要，而且也是傳統文化的更新改造過程。無論我們承認與否，也無論我們願意與否，“入世”使我們面臨著更多更複雜的“文化滲透”，也必然使我們更多更快地接受世界上任何國家和民族的優秀的、先進的文化成果。當然，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也需要注意外部腐朽落後文化的負面影響。但是從整體上講，一個國家只有在與其他民族，特別是發達國家的文化交流中，在不斷吸收世界先進文化並改造民族文化以保持自身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先進性的基礎上，才可能真正獲得自身的文化安全。保持文化一定程度的先進性，是保障國家文化安全的關鍵。文化的先進性程度越高，文化的安全度也就越高。

國家文化安全是指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能夠有效地消除和化解潛在的文化風險，抗擊外來文化衝擊，以確保國家文化主權不被威脅的一種文化狀態。

維護我國文化安全的教育對策

★教育教學中要注意自覺地弘揚優秀的民族文化。教育是傳播主流文化的主渠道，引導學生正視中國的文化傳統、熱愛傳統文化，培養對傳統文化的自豪感，是教育者不可推卸的責任和使命。

★教育教學中要注意培養學生對本土文化的認同感和對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的態度。

★教育教學中要努力提高學生的國家文化保護意識及保護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