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魔化

妖魔化也是宣傳的一種常見手段。主要是通過誇大、歪曲、斷章取義等手段將某些事情或人物進行醜化。

在歷史上，王莽一直是個“篡黨奪權”式的反面人物。王莽廢黜了劉嬰，當上了新朝的皇帝。不過這個新朝，存在沒有多少年，基本不被後世承認。近代以來，史學家雖也注意到了王莽的一些積極方面，或者肯定他的改革意圖，稱他是“中國民生主義的先驅”，但他的“陰謀”、“虛偽”似乎已成定論。其實，惟一的原因，僅僅就是王莽當皇帝失敗了。

以往研究王莽，惟一的史料來自《漢書》，而《漢書》作於東漢，完全延續了西漢的政治價值體系，將王莽定位為篡奪漢朝權力、導致西漢覆滅的奸臣。相反，出於王莽方面或其他方面的史料已經不復存在。完全根據《漢書》的記載無疑不可能復原真實的王莽，也不可能作出公正的判斷。

在《漢書》中班固對王莽極盡誣衊之能事，說他“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流毒諸夏，亂延蠻貉”等等，連他的長相，也說是“侈口蹶顄，露眼赤睛，大聲而嘶”，“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嘴巴寬大，下巴突出，雙目外突，眼珠發紅，聲音大而嘶啞，就是有貓頭鷹的眼睛、老虎的嘴巴、豺狼的聲音的那種人。），幾乎找不到對他有利的正面記載，但是即便從這個完全來自對立面的史料中我們也會發現，班固也實在舉不出王莽的多少真正的壞事來。

從陽朔三年（前22）步入仕途，至當上新朝的皇帝，王莽花了31年時間。在《漢書·王莽傳》中除了當上“攝皇帝”時劉氏宗族曾兩次武力反抗外，在這31年間沒有什麼反對王莽的具體事實，只是在王莽設置西海郡並人為製造“以千萬數”的罪犯遷往那裡時，才說“民始怨矣”。此事發生在元始五年（公元5年），也就是說前面27年間王莽沒有遇到任何來自民間的阻力。在西漢末年政界貪贓枉法成風，外戚聚斂惟恐不及的社會，王莽非但不貪，還一次次把自己的錢財、土地和獲得的賞賜分給下屬和貧民，甚至連俸祿也常常用於救濟。而他自己的生活極其節儉，一到發生自然災害，王莽就吃素。如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國大旱，併發蝗災，受災最嚴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帶頭下，230名官民獻出土地住宅救濟災民。有一次王莽的母親病了，公卿列侯都派夫人登門問候，只見一位穿著布衣短裙的女士出來迎接，這批貴婦人以為是位傭人，一問方知是王莽夫人，都吃了一驚。王莽的兒子王獲殺了自家的一名奴婢，被他痛罵一頓，逼令自殺。在奴婢的地位與牛馬相同的情況下，像王莽這樣一位貴戚高官的兒子殺死一個奴婢，實在是小事一樁，王莽竟逼他自殺，百姓和奴婢們聞訊，怎能不感激他，稱頌他？

這些都是《漢書》承認的事實，王莽並沒有表面吃素菜，背後喝參湯；也沒有公開將錢財散發，暗底下又去搜刮回來；王莽的兒子也的確是自殺了，並沒有藏起來或送到外國去；要是有這些事，絕不會逃過東漢史臣的刀筆。從中我們就可以明白為什麼當時王莽會有那麼大的號召力。王莽的這些行為，就是在一個國泰民安的時代也已夠得上典範了，更何況是處在一個腐爛透頂的社會和一群禽獸般的貴族之中？《漢書》談到這些時，一概斷定是王莽沽名釣譽的偽裝，“其匿情求名如此”。如果一個人一輩子都在偽裝，那也不就成了真的了嗎？我們固然可以將這種行為冠之以“虛偽”，但為什麼不可以理解為一種對自己私慾的高度克制呢？如果一個人能夠一輩子克制自己，難道就不是一種崇高的修養嗎？如果政治家都願意付出如此大的代價來作假，政治一定會清明得多，道德水平也一定會提高很多。

如果說，王莽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當皇帝，是為了以新朝取代漢朝，那麼他已經付出了足夠的代價。除了他不姓劉以外，其他條件都不比成帝、哀帝、平帝差。西漢自從成帝開始，外戚輪流執政，忠正能幹的大臣被殺害或排斥，留下的不是靠諂媚奉承，就是明哲保身，以致政治腐敗。皇室濫加封賞，外戚寵臣窮奢極欲，貪得無厭，如哀帝的同性戀夥伴董賢在短短几年裡，積聚的家產竟達43萬萬。朝廷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只要能結交上外戚、寵臣，就能肆無忌憚，對百姓搜刮盤剝。成帝、哀帝時，流亡的百姓已經以百萬計，在發生災害的年份，流離失所，死於溝壑的百姓更是不計其數。貧富相差懸殊，奴婢與牛馬一起供買賣，對農民實際的剝削量已達收成的一半，全家辛勞終年卻連自己都養不活，這樣的社會怎麼能長久存在呢？在這種情況下，從高層官員到百姓貧民，對現實已普遍不滿，對前途已喪失信心，無不希望出現某種積極的變革，但卻一直不見其人，以至無所寄託，王莽的出現當然會給大家帶來希望。所以，當時把王莽當成聖人、周公、救世主是完全正常的。對王莽的稱頌雖然有宣傳和誇大的成分，但在他代漢之前，多數人還是出於誠意，否則，只靠劉歆等學者是造不出那麼大的聲勢的。

如果王莽只是為了奪取權力，當皇帝，他並不是沒有成功的可能。而且他已經相當平穩地取得了漢朝的最高權力，又順利地當上了新朝的皇帝。但王莽不但要當皇帝，還想當改革家、當聖君，這樣脫離實際的目標就註定了他的悲劇下場。

一般都說王莽是“托古改制”，認為他的真正目的是改制或篡位，“古”只是一個幌子，只是假託。我以為，王莽倒是真心誠意地復古，因為他把儒家經典中描述的古代社會當成了可以實現的目標。如果王莽的復古只是為了篡位，那麼在他當上了新朝皇帝以後就可以改弦更張了，歷來的政治家大多如此。可是王莽這個泥古不化的書獃子，卻在上台以後以更大的熱情頑固地推行他烏托邦式的復古改革，從而把自己推上了絕路。直到臨死前，王莽還手持所謂的“虞帝匕首”（自然是好事者偽造了進獻給王莽的）說：“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上天給了我德，漢兵又能把我怎樣！）實在迂腐得可以。

王莽曾經使社會各階層、各類身份的人都獲得過實際利益，因而贏得了最廣泛的支持。但王莽想在不觸犯貴族、豪強、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讓百姓、貧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完全是痴心妄想。增加王侯官員的俸祿和供養學者的開支，勢必減少農民的土地，提高百姓的賦稅；而要緩解土地矛盾，減輕百姓的賦稅，只有削減朝廷開支，裁減貴族官僚，限制他們的土地佔有量；絕對難以兩者兼顧。所以要得天下的人心裡都清楚，自己該依靠誰抑制誰，書獃子王莽卻不明白。

《漢書·食貨志》中說“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他為了恢復《周禮》中所描繪的上古三代的井田制，即位之初便頒布詔令，將天下田改名“王田”，規定不許買賣，每個不足八個男口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過一井，超過部分必須分給九族鄰里，原來沒有田的人可以根據制度受田。在當時情況下，根本就是不切實際的幻想。王莽又將奴婢改稱“私屬”，也不許買賣。但改個名稱不會給他們帶來任何利益，禁止買賣更沒有改變他們的身份，相反，由於買賣改為暗中進行，或者主人原有的土地減少，他們的處境只會更壞。為了抑制商人對農民的過度盤剝，制止高利貸，控制物價，改善財政，王莽根據《周禮》中賒貸、《樂語》中五均等的記載，在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下詔實行五均六莞。所謂五均，即在長安、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等城市設五均司市師，管理市場，平抑物價。所謂六莞，是由國家對鹽、鐵、酒、鑄錢、五均賒貸實行統制，不許私人經營；控制名山大澤，對採集者徵稅。從這些政策的內容看，似乎相當合理，制訂的出發點也是為了“齊眾庶，抑併兼”（《漢書·食貨志》），如果真能有效實行，政府和百姓雙方都能得益。但其前提是政府必須掌握相當數量的商品和貨幣，並且有強有力的管理手段。由於沒有這兩方面的條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賈來推行，反而給了他們搜刮百姓的機會，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壟斷性經營。由國家對鹽鐵等實行統管統制，早已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再次實施自然不會有好結果。而由國家控制名山大澤，實際只是給主管官員增加了財源。總之，國家沒有增加收入，百姓卻加重了負擔，正當的商人和手工業主也受到打擊。王莽又根據周代的制度進行貨幣改革，廢除五銖錢和刀幣，“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同上）其下名目繁多，體系複雜，以後又多次變更，使老百姓無所適從。受到百姓抵制后，還企圖通過嚴刑峻法強制推行，規定攜帶使用五銖錢的人與反對井田制同樣處罰，流放邊疆。為了提高他頒布的“布錢”的地位，王莽規定官民出入都得帶上，否則，就是有合法的證明，旅館也不接待食宿，關隘和渡口可以加以拘留。連公卿出入宮門時，也必須出示所帶布錢。一種貨幣一旦變成了通行證以後，流通的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王莽又深受儒家“夷夏之辨”的影響，對邊疆少數民族政權採取了一系列錯誤政策。他脅迫羌人“獻”出青海湖一帶的土地設立西海郡，以便與國內已有的北海郡（國）、南海郡、東海郡合起來湊全“四海”。為了使這塊荒地像一個郡，必須強制移民，於是增加了五十條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萬的罪犯，滿足移民的需要。為了這個西海郡，王莽招來了最初的不滿。王莽又將匈奴改為“恭奴”、“降奴”，將“單於”改為“善於”、“服於”，改“高句麗”為“下句麗”，引起了各族首領的不滿；又輕率地決定動用武力，不僅導致邊境衝突，還使數十萬軍隊長期陷於邊疆，無法脫身，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北方邊疆人民深重的災難。以後的反抗首先在北部邊區爆發，絕不是偶然的。本來，中原皇朝的政權更迭不至於影響它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關係，王莽完全可以維持現狀，但他卻主動挑起了無謂的爭端，使自己內外受敵。

地皇四年（公元23年）十月初一，更始軍入長安城，攻至宮門。初三天明，王莽在王揖等護衛下逃往漸台，公卿大夫、宦官、隨從還有千餘人。最後將士全部戰死，其他隨員在台上被殺。王莽終於為他心目中崇高的政治理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此幸耶？不幸耶？不過，在中國這樣一個“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魯迅《這個與那個》）的社會，竟然還會有千餘人自願與山窮水盡、必死無疑的王莽同歸於盡，也總算能給他一絲安慰，也應該向後人透露了一點真實的信息。

在同樣代表東漢官方立場的《後漢書·劉玄傳》中，記述王莽被殺以後，他的頭被割下送到南陽宛縣更始帝劉玄的堂前，他高興地說：“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王莽要是不這樣做，就與霍光一樣了。）霍光受武帝遺詔輔佐年幼的昭帝，昭帝死後，又迎立宣帝，秉政長達20年，是匡扶漢室社稷的大功臣，可見身為西漢宗室、光武帝劉秀族兄的劉玄深知王莽敗亡的根本原因不是他的個人品質或政治舉措，而是他奪了劉家的天下。王莽之所以遭到東漢以來正統史家的“妖魔化”，原因正在於此。

約瑟夫·斯大林

約瑟夫·斯大林作為蘇聯歷史中最關鍵時期的領導人是頗具爭議的。

斯大林生前被變成神話化的形象，這形象雖不真實，但是符合讚揚蘇聯的成就的要求。甚至斯大林的照片也進行精心的修飾，而畫像上的他佩戴著他從來不佩戴的勳章。斯大林在世時蘇聯出版的書中找不到蘇聯歷史上有任何陰暗的東西，斯大林的國務活動也同樣被描繪成接連不斷的正確無誤的決定和行動，而“偉大的”和“天才的”之類的修飾語經常伴隨著他的名字。關於斯大林的主要文獻資料是他的《傳略》，其中所寫的他的一生的事迹擔負著證明1917年革命前和革命后布爾什維克黨的政策完美無缺的使命。這些用來進行宣傳的說法，儘管非常簡單化，但是對群眾的意識產生了有力的影響，促使一種固定觀念的形成，把他看做一個以其天才引導蘇維埃人前進並創立前所未有的功業的超凡的人。

而在1956年2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大后，蘇聯國內在幾十年的時間裡沒有出版過一本講斯大林的書。在這次黨代會上，第一次發出了嚴厲指責他的聲音。而譴責他的是那些不久前千方百計地頌揚他的人。如果說，斯大林在世時人們把蘇聯的所有成就都與他的活動聯繫起來的話，那麼在黨的二十大上和在二十大之後，幾乎把蘇聯國家發生的所有壞事都歸罪於斯大林。對斯大林的這種看法被一股勁兒地注入到社會意識中，同時有意迴避他的生平和活動中的許多事實，這隻能使他的形象進一步遭到歪曲。

不錯，從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蘇聯國內發表了不少回憶錄，蘇維埃國家的各個不同的著名活動家在其中講述了自己與斯大林的交往，但是這些個別的描述構不成關於這位領導了蘇聯國家三十年之久的領導人的完整印象。

80年代末，對斯大林的有意迴避變成了一場在“揭露”斯大林時代的“駭人聽聞的秘密”的旗號下吵吵嚷嚷的反斯大林運動。雖然這場運動目的在於保證某些政治力量取得勝利，但是許多人覺得這場運動主要的是為了尋求歷史真實，因此對它的回憶在千百萬人的思想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迹。

關於對斯大林的評價的變化反映了政治局勢的動蕩這一點，可由斯大林的著名“揭露者”德米特里·沃爾科戈諾夫的書來證明。這位將軍兼史學家在其1990年出版的兩卷本著作《勝利與悲劇——斯大林政治肖像》里，痛斥斯大林是列寧的事業的背叛者。書中說，“對俄國革命來說極為不幸的是，歷史違背列寧的意志和未來的利益選擇了斯大林——這是官僚制度和恐怖的‘歌頌者’和‘創造者’的理想人選……斯大林愈來愈背離列寧的思想……這個獨裁者對列寧主義作了自己的解釋，犯下了反對思想的罪行……列寧主義的人道主義本質經過斯大林的‘改造’便喪失了”，等等。

然而總共只過了四年，這位將軍兼史學家寫了新的兩卷本著作《列寧——政治肖像》，這一次他抨擊了列寧，說列寧是“完完全全的反人道主義者和反民主主義者”。沃爾科戈諾夫寫道，列寧的“反抗精神”“沒有止境，不願局限在民族的範圍內，完全不作道德上的考慮……列寧不僅打算以自我焚燒來焚毀自己的靈魂，而且打算焚毀整個人類文明……他準備犧牲掉俄羅斯人民的一大部分，只要在這廢墟上留下的人能活到全世界大火的燃起就行”。這麼說來，既然斯大林反對列寧和背離了“列寧的思想”，那麼他做的就是好事了。沃爾科戈諾夫大聲給斯大林作出的判決在宣判四年後就失去了意義。顯然，沃爾科戈諾夫以前在他的兩卷本著作中對斯大林的評價純粹是從政治上的考慮作出的，與歷史真實毫無關係。

在拉津斯基的《斯大林》一書（中譯本改名為《斯大林秘聞》）中可以發現大量的事實錯誤。比如他斷言朱可夫是戰爭年代的國防人民委員，就這一點就可令人信服地證明，這位劇作家在動手寫這部歷史著作時，從來沒有認真研究過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動。第一，這一錯誤證明，作者不知道朱可夫這位最傑出的蘇聯元帥在戰爭時期是幹什麼的；第二，由於當時的國防人民委員是斯大林，那麼很清楚，作者沒有花點工夫了解一下他書里的主角在其一生中的最重要階段和蘇聯歷史上的最緊張時期做了些什麼；第三，拉津斯基的說法表明，他根本沒有摸過斯大林在這一時期的主要文集——《論偉大的衛國戰爭》，從來沒有見過國防人民委員斯大林的大量命令，而如果不知道這些命令，既無法了解戰爭進程，也無法了解斯大林在這些年代的活動。僅“國防人民委員朱可夫”這句話就徹底暴露了拉津斯基對蘇聯歷史的無知。而這本書里更多的歷史錯誤則表明，這本書對於研究歷史的人而言，是毫無價值的。

與此同時，如果承認俄羅斯歷史上的蘇維埃時期對俄國人民來說是一個災禍頻仍的時期，那麼就可合乎邏輯地說明為什麼在這時期只有善於幹壞事和進行破壞的人才能領導國家。於是斯大林被說成是全世界的惡的體現。例如，英國史學家羅伯特·康奎斯特在總結根據蘇聯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公布的材料撰寫的斯大林傳記時宣稱：“很難找到比斯大林更壞的現象和更可惡的人了……斯大林是一種與人類和現實發生衝突的十分活躍的力量的體現，他像那個只部分地具有人的特點的特羅利（斯堪的納維亞民間傳說中的神人，多半是巨人，通常與人為敵），或者像從另一個星球或從另一個其中起作用的是另一些物理學定律和道德規範的空間來的惡魔。這個人物企圖把自己的規則強加給整個人世間。”然而把斯大林描繪成蘇維埃制度具有的反人類的破壞力量的體現貌似“合乎邏輯”，實際上以不能允許的方式有意避而不談那些能證明斯大林時代進行的創造性工作的無可爭辯的和令人信服的事實，不談蘇維埃國家和斯大林本人對消滅20世紀最大的破壞力量——納粹主義——所作的貢獻。

這些在戈爾巴喬夫時代的蘇聯及之後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的關於斯大林的的作品是通過覆蓋面達數千萬人的國家新聞媒體的宣傳得到普及和廣泛流傳的。當年俄羅斯主要的電視頻道搞了宣傳的一整套節目，電視、廣播、報紙幾乎每天都在支撐著已形成的關於斯大林的神話，使人覺得這些神話是毫無疑義的和無可爭辯的。

當年的俄羅斯報刊接連不斷地發表材料，重複著一個“眾所周知的真理”，即“痛苦的童年”使斯大林變得冷酷無情，決定了他的“很壞的”性格。材料中說，“大家都知道”，正是由於“殘酷無情”，斯大林參加了革命黨，入黨後主要進行搶劫和搞恐怖活動。“人所共知”，斯大林的不擇手段表現在他在從事革命地下活動的同時，又為沙皇警察效勞，向他們出賣了同屬布爾什維克黨的同志。又是“大家都知道”，斯大林的殘酷無情和毫無原則幫助他爬到了黨內的最高崗位，而在黨掌握政權后，又佔據了俄羅斯政府中的關鍵位置。同時也“清楚地知道”，斯大林與領導蘇聯的同事們相比，顯得缺乏學識、愛妒忌和貪權，善於掩蓋自己的令人討厭的性格特點，騙取了列寧的信任。然而列寧徹底揭露了他，並在《給代表大會的信》里建議把斯大林撤掉，但斯大林又一次騙過了黨，被留在國家的領導位子上。（不少人深信，斯大林力圖阻止列寧這樣做，毒死了他。）後來,“誰都知道”，斯大林用陰謀詭計除掉了黨的所有最有才能和最出色的領導人，一個人掌握了無限的權力。對斯大林走向權力的道路的這種描述，與莎士比亞的“歷史劇”中的理查三世和其他暴君的形象相似（雖然沒有任何根據認為，這位偉大的英國劇作家塑造的這些形象正確地反映了歷史事實）。

看起來把斯大林描繪成戲劇中的暴君和攔路搶劫的強盜的作品的作者，遵循的似乎是沙俄時代的偉大作家果戈理在《死魂靈》中用諷刺的語氣提出的建議：“你只要隨手把顏料塗到畫布上就行：一雙漆黑的灼熱的眼睛，下垂的眉毛，皺紋縱橫的前額，搭在肩上的黑色的或火紅色的斗篷，於是肖像就畫成了。”同時很明顯，這肖像可以完全不像所畫的人。

由於妖魔化宣傳經常是一種政治宣傳手段，其內容一般都極具煽動性和不實性。我們在研究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時候必須擺脫妖魔化宣傳帶來的干擾，用正確的、正規的史料作為研究的對象。這一點對於歷史研究者來說是相當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