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
唐代文學家柳宗元的詩作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是唐代文學家柳宗元的詩作。此詩首聯兩句，有回顧，有直面，起伏跌宕，貯淚其中。頷聯以伏波將軍馬援的故事暗點“古道西風瘦馬”之意，令人瞻望前途，不寒而慄。頸聯正話反說，寓庄於諧，似調侃，類解嘲。尾聯兩句，表友情之深厚，嘆身世之悲凄，將全詩的感情推向高潮。
此詩首聯兩句，有回顧，有直面，起伏跌宕，貯淚其中。始“伏”而“起”，旋“起”而又“伏”，短短十四個字，把兩位詩人十幾年來的坎坷命運集中凝鍊地表現了出來，引發讀者無窮的聯想和遐思：“永貞革新”失敗后，“二王八司馬”們死的死，病的病。兩位詩人總算萬幸，只是外放而已。但十年時間過的是囚徒般的生活，身心均受傷害。為官乃徒有虛名，治民又力不從心，持家實艱難異常。作者到永州后，老母愛女相繼棄世，自己因水土不服而染病在身，所居處所凡四遭火，差點被燒死。名為六品官員，實則“弼馬溫”而已。故“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不足為怪。好不容易等到皇恩浩蕩，大赦天下，終於得以與友人在長安相見。“到秦京”為一“起”，心境也稍微好一點。誰知好景不長，到長安不到一個月，聖旨下，又把他們明升暗降地外放至更為荒僻的州郡做刺史，“誰料翻為嶺外行”乃再一“伏”。此刻，一切希望都化為泡影，海市蜃樓般頃刻之間無影無蹤，本是“憔悴”的面容又蒙上厚厚風塵，更顯其“憔悴”。這一年柳宗元44歲，劉禹錫45歲，正是為國效力的大好年華，奈何貶謫遠州，英雄失路，寧不哀哉。
頷聯以伏波將軍馬援的故事暗點“古道西風瘦馬”之意，令人瞻望前途，不寒而慄。作者說：想當年，伏波將軍馬援率領大軍南徵到此，叱吒風雲，威風八面，戰旗獵獵，金鼓聲聲，似在目入耳，可睹可聞；後人將其鑄成石像，立於湘水西岸將軍廟前，如巨人翁仲銅像立於咸陽宮門外一般，供人瞻仰，何其光燦。而今他等踏上這條古道，只見將軍廟前荒草遍地，斷壁殘垣，不覺愴然淚下，雖是季春，卻有《黍離》之悲。物已如此，人何以堪。想想自己的境遇，看看唐王朝的傾頹，則又平添了幾分愁思，多加了一層憤懣。這一聯妙在借古諷今，即景抒情。寫伏波風采，嘆自己身世；描故道荒涼，諷當朝衰微，從而再表“憔悴”之意，可謂一石雙鳥，言在此而意在彼也。此聯失粘，倉促成章之未暇訂正，或竟不以律害辭，不以辭害意。亦見唐人知律而不為律所縛也。
李白詩云：“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對於柳、劉二人來說，頭頂上就不只是一片浮雲，而簡直是滿天烏雲了，“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事如幽靈般伴其左右。據傳劉夢得“十年憔悴到秦京”以後曾寫詩兩首嘲諷新貴，其中“玄都觀里桃千樹，儘是劉郎去后栽”（《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兩句諷喻十年以來由於投機取巧而在政治上愈來愈得意的新貴們不過是他被排擠出長安后才被提拔起來的罷了，而“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凈盡菜花開” （《再游玄都觀》）二句則暗刺朝廷政治危機，舊寵新貴們一“花”不如一“花”的現實情況。由於兩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新貴們於是大進讒言，一時間風雲突變，厄運又至，兩位詩人再度遭貶。作者告訴老朋友，他們似失之慵疏。“慵疏”者，非懶散粗疏也，意謂迂直，堅持操守，固其本性也，無怪乎新貴與你我冰炭不相容。頸聯“直以慵疏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妙在正話反說，寓庄於諧，似調侃，類解嘲。言下之意是：倘若我們能違心地歌功頌德，趨炎附勢，少寫幾句譏諷的詩文，也不至於再度遭貶南荒吧。
尾聯兩句，表友情之深厚，嘆身世之悲凄，將全詩的感情推向高潮。詩人以漢代蘇武去國離鄉，李陵贈別蘇武的詩句來比他與劉禹錫的分路，與蘇李相比，“悵悠悠”則同，但他們用不著“臨河”取水，這流不盡的淚水便足以濯纓洗冠了——“垂淚千行”。這看似乖謬，實則在理。這藝術上的誇張同樣給讀者以豐富的想象和深沉的思考。彼時彼地的兩位詩人，命運坎坷，前途渺茫，可垂淚；生離死別，無緣再見，可垂淚；英雄失路，報國無門，可垂淚；新貴弄權，國之日衰，亦可垂淚。即使“垂淚千行”，也不足以表達其悲痛、憤懣、傷感、失落、依戀、憂鬱互為交織的複雜感情。王勃雲“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勸慰之中，尚有勉勵，讀之令人胸襟開闊，格調頗高，堪為千古名句；而此詩結句從蘇李贈別詩中翻出無窮之意。尾聯乃表兩個斷腸人相別，將國事家事融為一體，可憂可嘆，形象地表達了詩人的真情實感，同樣膾炙人口，且有令人潸然淚下的藝術效果。
《鞏溪詩話》：柳：“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今為嶺外行。”王（安石）：“十年江海別常輕，豈料今隨寡嫂行。”柳：“直以疏慵招物議，休將文字趁時名。”王（安石）：“直以文章供潤色，未應風月負登臨。”柳：“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裡外北歸人。”又：“一身去國六千里，萬色投荒十二年。”蘇（軾）：“七千裡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黃（庭堅）：“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皆不約而合，句法使然故也。
《瀛奎律髓》：柳子厚永貞元年乙酉自禮部員外郎謫永州司馬，年二十三矣，是時未有詩。元和十年乙未，詔追赴都。三月出為柳州刺史，劉夢得同貶郎州司馬，同召又同出為連州刺史。二人者，黨王叔文得罪。又才高，眾頗忌之。憲宗深不悅此二人。“疏慵招物議”，既不自反，尾句又何其哀也？其不遠到可覘，夢得乃特老壽，後世亦鄙其人云。
《唐詩鼓吹註解》：此與劉禹錫同至衡州而別。首言先貶十年在外，形容憔悴。后召還長安，將圖大用，豈料復為嶺外之行耶？經“伏波”之舊道而風煙在，睹翁仲之遺墟而草樹平。吾輩疏懶性成，已招物議，而文章高占時名，易取饞妒，亦不可以此自多也。昔李陵云：“臨河濯長纓，念別悵悠悠。”今余與夢得不用臨河而別，垂淚千行，便如河之水足以濯纓矣。其何以為情哉？
《唐詩鼓吹評註》：何焯：路既分而彼此相望，不忍遽行，唯有風煙草樹，黯然欲絕也，前此遠竄，猶雲附麗伾、文，今說雪詔退，復出之嶺外，則真為才高見忌矣。“慵疏”指玄都看花絕句之屬。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不苦在“嶺外行”，正苦在“到秦京”。蓋“嶺外行”是憔悴又起頭，反不足又道；“到秦京”是憔悴已結局，不圖正不然也。細細吟之（首四句下）。看他只將漁父《鼓枻》一歌，輕輕用他“灌纓”：二字，便見已與夢得實是清流，不是濁流，更不再向難開口處多開一口，而干載下人早自照見冤苦也（末四句下）。
《韓柳詩選》：結語沉著，翻“臨河”、“濯纓”語，可悟用古之法。
《瀛奎律髓匯評》：紀昀：五、六乃規之以謹慎韜晦，言已往以戒將來，非追敘得罪之由。虛谷以為不自反，失其命詞之意。許印芳：次聯與首聯不粘。
《唐體余編》：執手丁嚀，字字嗚咽（末二句下）。
《粟香隨筆》：凡律詩最重起結，七言尤然。起句之工於發端，如……柳宗元“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落句以語盡意不盡為貴，……柳宗元“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皆足為一代楷式。
柳宗元與劉禹錫在貞元九年（793年）同為賜進士及第，踏上仕途，二十多年來，肝膽相照，取長補短，是中唐文壇上的“雙星”。孫昌武先生在《柳宗元評傳》中 寫道：“劉禹錫是柳宗元一生中最為親密的友人，是一代差可與柳宗元比肩的卓越的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二人交誼終身不渝，在政治鬥爭中同進退，相支持，在思想理論上互有影響，在文學上也共同切磋，相互學習。”從步入仕途到“永貞革新”，從革新失敗到被貶謫，從奉旨返京到再度遠謫，他們始終患難與共。永州十年，二人交誼最密切，通訊最頻繁。元和十年（815年）二月，二人作為“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裡外北歸人”（柳宗元《詔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分別從永州、朗州回到長安，滿以為劫難已過，對前途充滿希望和幻想，誰知不到一個月，卻被外放至更為荒僻的遠州任職。是年三月，二人打點行裝，攜家帶口，又一次踏上南下之路。就心態而言，彼此都凄然傷感，二人都幻想著有朝一日能東山再起，造福桑梓；但朝廷一再疏遠，新貴們造謠中傷，其理想已被殘酷的現實擊得粉碎，縱有雄才大略仍無用武之地，因而更加憤懣。柳宗元便有“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為鄰舍翁”（《重別夢得》）的打算，劉禹錫則更低調：“耦耕若便遺身 世，黃髮相看萬事休”（《答重別》），他們已把功名看淡，悟出東山再起遙不可及的道理。到衡陽后，一人往西南去了柳州，一人向南直奔連州，歧路分手，萬語千言，甚為感人。劉夢得形容惜別時的情景為“歸目並隨回雁盡，愁腸正遇斷猿時”（《再授連州至衡陽酬柳柳州贈別》），分手之後，相互寫詩酬答，共六首，其中七律二首，七絕二首，五絕二首，均字字含情，句句有淚，深沉而鬱抑，哀傷而悲凄。《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為第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