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人類學

經濟人類學探討不同社會中的生產、分配和消費過程。生產是開採資源並將其轉變為有用物品和行為的過程，這些物品包括：食品、住所、工藝品和從圖騰柱到金字塔的象徵物。生計方式常被分為採集、狩獵、園藝、農業和工業幾種類型。採集階段人類使用簡單的技術和工具。園藝是指對數百種馴服動物的飼養和馴化植物的種植，當時已開始使用鐵制工具。農業總體上指農民的農業，主要種植一種或幾種農作物，如大米、小麥和玉米。所有這些經濟形態都使用技術和勞動力分工。

分配是物品怎樣從一個人轉移到另一個人的過程。在最近50年，經濟人類學主要關注分配而非生產。經濟歷史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ryi）在該領域的影響延續了30年。他認為人類社會存在三種經濟類型：互惠性交換、再分配和市場交易。他堅持馬林諾夫斯基的觀點，認為傳統經濟學理論並不適用於對原始社會或民族的經濟研究。但也有些人類學家認為傳統經濟學理論可適用於任何社會，並認為這種理論的不完善可用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為基礎來發展或充實。而近來的主題一直是贈禮行為，代表人物是莫斯（Marcel Mauss）和馬克思。他們認為所有的人類社會都存在交換，要研究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如何進行物品和服務的分配。

財產權是在從一個人到另一個人的交換中體現出來的，但它只是社會和經濟形態的一個方面。社會結構是經濟組織的主要伴隨物。通過勞動力的分工，社會出現了不同的生產單位和消費單位，財產成為法律上的單位，能成為個人的、家庭的、家族的、村莊的或政黨的物品。這樣，對一個社會經濟的研究不可避免的要求對社會結構方面作清楚的劃分。

人口與資源的生產和分配的基本形式有很大的關係，與政治結構上的因素也有關聯。關於技術、社會組織和人口是否為該系統的推動力一直是激烈爭論的問題。一些學者認為不斷增長的人口是改變技術的推動力，而技術反過來又允許容納更多的人口。但他們沒解釋為什麼一些社會特別是採集生計方式不能支持族群活動範圍內擁有更多的人口。

經濟人類學這一領域越來越受重視，1981年4月該學科的國際性機構經濟人類學學會成立，並召開了國際性的學術論壇會。

長期以來，經濟人類學與政治人類學、宗教人類學、親屬制度研究等並稱為社會（文化）人類學的四大分支。但這一劃分只是出於今天學科分類的需要，事實上，基於人類學特有的整體主義方法論，經濟、政治、宗教與親屬制度之間非但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在很多場合它們甚至是渾然一體的，比如來自大洋洲的案例說明，所謂經濟現象實際上是當地社會中宗教實踐的內容，如“貨幣拜物教”；非洲的案例則表明，宗教儀式和親屬關係本身就是政治衝突與融合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除了切入點不同之外，任何一個分支實際上都是在研究作為整體的社會或文化本身，經濟人類學也不例外。

經濟人類學（economic anthropology）更不是經濟學與人類學的交叉學科。如果採取較為極端的說法，我們甚至可以說，經濟人類學本質上是作為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反對者的面目出現的。經濟人類學秉承人類學這一學科固有的通過研究“他者”（Others）的世界來反觀自身社會的批判主義精神，試圖對西方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命題以及推論做出整體的反思，以求還原人類生活中經濟現象——如關於交換、貨幣或市場——的道德和社會交往的本來涵義。

一般認為，經濟人類學經歷了下述四個較為重要的流派：功能主義（經濟民族志）、新馬克思主義、純粹形式主義以及實在主義經濟人類學，但並不意味著它們之間壁壘分明或存在先後替代的關係。經濟人類學的實際創始人是英籍波蘭學者馬林諾夫斯基（B. Malinowski）。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他在其經典名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里，通過探討特洛布里恩德群島的“庫拉圈（Kula Ring）交換”，提出了對經濟人類學影響彌深的一些主要研究課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的概念是否可用於解釋非西方社會的經濟現象？經濟是否必須由“非經濟”的整體社會文化脈絡來理解？在這裡，馬林諾夫斯基雖已涉及但未直接點明、後來由法國人類學大師莫斯（M. Mauss）正式提出的命題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之外有沒有另一種可能？莫斯自己給出的答案是“禮物經濟”（當然，這一名稱是由其他學者後來歸納的），由此在本體論的意義上，將經濟人類學的討論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但是第一次明確使用“經濟人類學”這一術語的，卻是美國學者赫茲科維茨（M. Herskovits），1952年他再版自己的《原始人的經濟生活》時，改名為《經濟人類學》，標誌這一名稱正式獲得統一。此後真正把經濟人類學帶向理論高度，並且使之在整個社會科學界獲得廣泛關注的是波蘭尼（K. Polanyi）。波拉尼和他的學生及追隨者被稱為“波拉尼學派”，從20世紀60年代起宣揚經濟人類學史上最重要的“實質主義”（substantivism）觀點，並且與“形式主義者”（formalist）展開長期的論戰。波蘭尼指出，人類歷史上存在過三種交換體系——同時也是三種社會整合模式——分別是互惠（reciprocity）、再分配（redistribution）以及市場交換（exchange），各自對應於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類型，如原始社會、古代社會以及現代西方商品社會。當然，這種對應並不是排他性的，每一社會類型可以同時包含多種交換體系，只是以其中的某一種為主。這種劃分及對應隱含的意思是，經濟是嵌合（embedded）在整體的社會文化制度之中的，換句話說，經濟制度及實踐根本不能脫離社會中的宗教、禮儀、神話等基本觀念的限定，前者本身就是後者的一部分。所以，狩獵採集和農耕社會的經濟不能想當然地視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初級版本，西方經濟學只適用於市場經濟發展以後的社會、也即西方社會本身，而對非西方社會的經濟現象則無法解釋，實質論的含義正在於此。而形式論的觀點則主張，不同社會類型中的經濟現象就本質上而言是一致的，只是發達程度相異而已，因此西方經濟學具有普遍的解釋力。實質主義者的觀點當然具有認識論方面的嶄新意義，但今天的學者也指出，實質主義對於形式主義默認的前提，即經濟過程由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邊界分明的環節組成，並沒有提出重要挑戰；而且，兩者在經驗論的立場上也沒什麼差異。

實質論與形式論之爭的一個重要結果是，從此實質論成為經濟人類學最重要的理論和方法來源，某種意義上說，在今天的人類學界，大概只有波拉尼的徒子徒孫們才配得上自詡為經濟人類學。薩林斯（M. Sahlins）當然也是個堅定的實質論者，但顯然試圖比他的前輩們走得更遠。他在《石器時代經濟學》和2003年的“新版前言”中屢次力倡一種全新的經濟人類學研究路徑，也就是他所宣稱的“人類學經濟學”（anthropological economics）。薩林斯的主張與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古德曼（S. Gudeman）與威爾克（R. Wilk）等人的“文化經濟學”（cultural economics）學派看起來似乎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至少他認為《石器時代經濟學》為其奠定了最初的基石。“人類學經濟學”（當然，也包括“文化經濟學”，下同）認為所有經濟學都是文化的建構，“沒有經濟學，只有隱喻”（古德曼），“沒有經濟學，只有文化特質”（威爾克），因此“人類學經濟學”不僅可用以研究原始和古代社會的經濟現象，它同時也是認識西方資本主義商品社會自身的有力工具。在他們看來，如果說原來的經濟人類學僅在人類學學科內部有意義的話，那麼，“人類學經濟學”則應當直接取代西方經濟學，“永遠成為人類知識的一部分”。為了配合這一宏大目標，薩林斯甚至對西方經濟學關於“經濟人”的假設——諸如個體自治、理性選擇、追求利益最大化等等——進行了譜系學上的認真追溯，認為這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個悲劇，直斥其為“人性的西方幻像”。這大概是經濟人類學發展至今最振聾發聵的宣言了。

歸納上面所述，我們可以認為經濟人類學經歷了這樣的一個歷史轉變：早期目的是尋找關於非西方社會中經濟現象全新的認識模式，後期則試圖直接挑戰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對商品（市場）經濟社會自身的解釋權。這個轉變的背後，和人文、社會科學、當然也包括人類學知識本身的進步密切相關，但更重要的是，真正的經濟人類學者努力探尋認識人文世界的正確方式，他們也更關心已經商品化和即將商品化的社會裡人類的價值、尊嚴和幸福。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anthropologists have studied the economic lives and institution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he results of their research and reflection on economy have generally stayed within the discipline and have not been available in an accessible form to a broader readership.

經濟人類學主要流派　劃分經濟人類學各流派，一方面應堅持“四個基本一致”的原則，即在理論上觀點基本一致、在研究方法上基本一致、在政策主張上基本一致和在利益訴求上基本一致；另一方面還應注意到20世紀80年代后該學科的廣義發展趨勢，則經濟人類學應可以劃分為形式主義流派、實在主義流派、新馬克思主義流派和新廣義派（或稱新綜合派）四個主要派別。經濟人類學理論流派綜述如下 形式主義流派 是經濟人類學中歷時最久的、影響最大和人數最多的一個學派。其特點是：以研究市場經濟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為自己的基礎，以西方經濟學的方法論作為自己的方法論指導，有意識地將上述理論和方法應用於西方社會人們的經濟行為和經濟生活的研究領域。形式主義流派的代表人物有許多，像四五十年代的弗士、六七十年代的庫克、八十年代的斯內德爾、及現階段的普萊特納等。實在主義流派 在60年代的學術辯論聲浪中崛起的實在主義流派，是經濟人類學界除形式主義學派外另一個人數眾多、影響廣泛的學派。由於匈牙利經濟史思想家卡爾。波朗尼是這一學派的創始人，所以又被稱為波朗尼學派。實在主義學派最突出的特點，是不贊同關於經濟行為和經濟制度的形式主義看法，而主張從社會、生態自然環境與人類之間的互動、交換關係的角度來考察經濟問題。波朗尼提出了“經濟被嵌和在社會中”的重要觀點，認為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複雜地交織在一起，因此，儘管可能不為人們所意識到，但是由血緣關係、宗教信仰或社會習俗所決定的人們行為中，實際上暗含著生產、分配、交換等經濟功能；而為了每個人的自然生存，社會需要連續不斷地供給物品與服務，並由此形成了一定的結構，這種結構化的生活方式，就是實在者眼中的“經濟”。新馬克思主義流派 所謂新馬克思主義流派或馬克思經濟人類學又分為兩大支流，即以瑞斯戈德利爾(Marice Godelier)、克勞迪梅拉索克斯等為代表的法國學派和以肯思哈特、瑞克沃爾夫和西德尼明茲等為代表的美國學派。新廣義學派（新綜合派）80年代初期，著名學者哈羅德-斯內德爾等人聯合創辦了經濟人類學會（SEA）。80、90年代，在這股向廣義發展的潮流中，經濟人類學湧現出了一批學者，他們既贊同更加系統和全面的向形式經濟學借鑒理論分析方法，又強調實在主義人類學傳統的經驗考察；他們雖不是新馬克思主義者，卻又受到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影響。這些具有廣闊研究視域和多重理論觀點的學者難以準確的划入前述三個學派中的任何一個。新廣義派的代表人物有繼承了斯內德爾在印地安納大學教職的理查德-威爾克（RICHARD WILK，他亦是當前SEA學會的會長）和經濟人類學家約翰-克拉默（John Clammer）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