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耕社會

農本經濟可以發展到較高水平，包括手工業、商業、以及市集、城鎮等等；各個以農為本的地區之間，也可以發生不同程度的交往，並且發生不同程度的影響，但是，只要還是以農為本，總不能徹底改變各個民族和地區之間的閉關自守的狀態。

大約在一萬年前，古代世界開始發生了農耕和畜牧。世界上先後出現了幾個各具特色的農耕中心。最早的是西亞，在美索不達米亞周圍地帶，這裡的居民最早馴化了野生麥類，發展為種植小麥、大麥的農耕中心。其次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東南亞。中國的黃河流域培育了小麥。中國長江以南以至東南亞、印度恆河一帶，則以培育水稻為特色。另外有一個種植玉米的中心是墨西哥。秘魯可能是另一個種植玉米的中心。還有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內陸，學界認為也可能也有獨自發展起來的農耕中心。農耕中心形成以後，就緩慢地向它易於農耕的地方發展。經過幾千年後，就歐亞大陸而言，中國由黃河至長江，印度由印度河至恆河，西亞、中亞由安那托尼亞至伊朗、阿富汗，歐洲由地中海沿岸，都先後成為農耕和半農耕地帶。這個地帶綿亘於亞歐大陸兩端之間，形成一個偏南的長弧形。史學界稱此長弧形地帶為農耕世界。農耕最初是與畜牧結合的。在歐亞大陸，易於農耕的地帶基本偏南，即從東到西形成了農耕世界。

游牧世界所在的位置。在易於游牧的地帶基本偏北，東起西伯利亞，經中國的東北，蒙古、中亞、鹹海、裏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羅斯，直到歐洲中部，也是自東而西，橫亘於亞歐大陸的居中地帶。史學界稱此地帶為游牧世界。在這兩個世界之間，從東面的興安嶺、燕山、陰山、祁連山、昆崙山、興都庫什山、薩格羅斯山、高加索山，直到歐洲境內的喀爾巴阡山，大體上構成它們的分界線。

農耕世界與游牧世界相比，農耕生產的增長率，大於游牧生產的增長率。農耕必然趨於定居，又使它的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文明方面的發展，有較大的和較為穩定的連續承襲的可能。食物生產豐饒后，就有可能分出一部分勞動力從事農耕以外的活動。因此，農耕世界較快地產生了文明，較早地出現了階級分化和公共權利，也在較大範圍內形成了有利於擴大再生產的社會秩序。與農耕世界相比，游牧世界地帶的生產增長得緩慢，不能或很少分出較多的社會勞動力用於游牧以外的各種活動。游牧世界也有階級分化，但分化很有限度，原始部族制度牢固存在，停留於一種淳樸的然而是落後的狀態。這兩個平行的世界，一個富庶先進，一個貧瘠落後，南農北牧，南富北窮。中國西北的酒泉（今甘肅境內）一帶是兩個文明的交界處，有農耕文明與農牧文明的貿易處，有馬茶互市。

“人類在上百萬年的歷史里，一直生活在一個依賴自然的農耕社會。那時沒有電燈，沒有電視，沒有收音機，也沒有汽車。人們只能在神話中用“千里眼”“順風耳”和騰雲駕霧的神仙，來寄託自己的美好願望。......”

路甬祥的《呼風喚雨的世紀》一文中將農耕社會與20世紀作了對比。農耕文明與工業文明形成鮮明的反差。20世紀以來，因為科學技術的作用，農耕社會產生了巨大的變化，人類逐漸過渡到工業社會，信息社會。

農耕經濟對中國文化的發展有重大影響。這種農耕經濟能夠創造出世界上最早的 最先進的文明。但是，它使中國形成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男耕女織，規模小，分工簡單，不用於商品交換。農耕文明，受封建思想束縛，閉關自守。中國古代並沒有形成典型的農牧結合的經濟結構。農耕文明發展的後期，越來越限制了中國社會的發展。

中國傳統時代“多子多福”的人口觀是與古代小農經濟相適應的。從漢代畫像磚“戈射收穫圖”中，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社會中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農耕文明的某些鮮明特徵。

人口觀即人口思想，一般指人們對人口現象的認識或看法，自有人類社會，就會有人口觀。中國傳統人口觀是與小農經濟相適應的，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形成，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在現在仍在一定程度上發揮著作用。研究中國傳統人口觀的發展及變化，對於我們今天正確認識我國人口政策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華封三祝”“多福、多壽、多男子”，最早可以追溯到傳說中的唐堯時代，反映了古人祈求多子多孫的一種社會共識

夏、商和西周三代，中國傳統的人口觀已開始萌芽。史書與考古發掘都表明：當時是以集中大批勞動力的大田集體勞作占統治地位。而從人自身的再生產（即種的繁衍）的角度看，三代之時以男性家長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已確立。這一時期考古發掘可以判定為夫妻關係的成年男女合葬墓，最常見的葬式是男子仰身直肢葬，女子側身屈肢葬，且面向男子，表明男子開始居統治地位，女子降居於從屬和被奴役地位。三代時的婚姻又有媵妾為補充。殷商王朝所實行的已是以納妾為補充的一夫一妻制。周代直到春秋時諸侯仍可多次婚娶，而且多有陪媵。

中國傳統時代以多生育男子，也即“田力”為美好的祝願。這一祝願可以追溯到傳說中的唐堯之時。《莊子·天地》篇中，記有華之封人（守邊人）與堯的對話，他祝願堯長壽、富有、男孩多。這反映了當時人們祈求多子多孫的一種社會共識。“華封三祝”后被敷衍為“三多”“多福、多壽、多男子”，並深刻地影響到後世人們的生育意願。

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為了擴充軍備，增強實力，多以行政措施鼓勵生育；人丁興旺以後，孔子“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受到重視

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偉大變革的時代，也是中國傳統人口觀的形成期。中國社會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領域都經歷了巨大的變化。傳統時代，人們的生活資料主要是“食”和“衣”。由於鐵器和牛耕，農田的糧食生產不再像以前那樣需要勞師動眾，而可由“匹夫耕之”；桑在西周時還是大田作物，而到春秋戰國也已在房前屋后栽種，並可由“匹婦蠶之”。由牛郎和織女攜手組成的個體小農家庭就此登上中國歷史的舞台，成了中國傳統時代生產和生活的基本單位。

兼具人口再生產和生活資料再生產兩大職能的小農家庭，開始在春秋霸權的爭奪中發揮出自己的功用。各諸侯國為了擴充軍備，增強實力，多以行政措施強制早婚，鼓勵生育。春秋時期的第一個霸主齊桓公曾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春秋末年，越王勾踐在與吳國的戰爭中遭到慘敗后，也下令早婚並獎勵生育。當時的一些思想家，如生活在春秋末年的墨子認為：世間唯有人最難成倍增長。如欲儘快增殖人口，只有通過早婚早育。

人口眾多的目標達到后，又有社會經濟和文化教育方面的追求。春秋後期，孔子到衛國（今河南濮陽一帶）訪問，感慨其人丁興旺。學生冉有問他人口眾多以後該怎麼辦。孔子答道：“使他們富裕起來。”冉有再問富裕以後又該如何？孔子說：“教育他們。”（《論語·子路篇》）孔子本人也幸逢其會而成為中國歷史上私人辦學且取得巨大成功的第一人。他面向社會廣泛招收學生，並提倡“有教無類”。這就使得原本只是少數貴族才能受到的教育，開始成為布衣平民的事業。身為教育家的孔子，對於財富和人口增殖的見解也與那些急功近利的統治者們不同。他說：“我聽說過：無論是諸侯或者大夫，不必著急財富不多，只須著急財富不均；不必著急人民太少，只須著急境內不安。若是財富平均，便無所謂貧窮；境內和平團結，便不會覺得人少；境內平安，便不會傾危。做到這樣，遠方的人還不歸服，便再修仁義禮樂的政教來招致他們。他們來了，就得使他們安心。”（《論語·季氏篇》）

戰國時期的主流人口思想，可大體歸結為“廣土眾民”；孟子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思想，深刻地影響到後世人們的婚姻觀和生育意願

戰國時期，中國人口有了空前的增長。與此相適應的是嚴密的戶籍管理，尤其是被稱為“上計”的統計制度在此期間開始形成。戰國時期的主流人口思想，可大體歸結為對“廣土眾民”的追求。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提出“徠民”的各種主張，以加強對人力資源的爭奪，其中以秦國的商鞅最為突出。商鞅提出：地方狹小而人民眾多的，叫“民勝其地”，務必開墾荒地；地方廣大而人民稀少的，叫“地勝其民”，必須招徠人口。《管子》則提出“三滿”的命題：擁有廣大土地而不加以開發利用，叫做“土滿”；擁有眾多人口而不能加以治理，叫做“人滿”；擁有強大武裝而不知道止息，叫做“武滿”。如果聽任“三滿”的狀況持續下去，國家就不成其為國家了。這是後世“人滿”之說的源頭。

戰國之時，一方面是各大國的爭城爭地，殺人盈野盈城；另一方面是古老的氏族封建制的消亡大批邦國被滅，無數世家絕祿。激烈的社會變革的現實使人們認識到：無論是君子還是小人，他們的流風餘韻最多五世就斷絕了。孟子提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反映了當時的人們對家族是否有“后”，也即是否有男性後代這一問題的關注。在孟子看來，一切“孝”的行為，都應以繁衍後代、子孫眾多為首要前提；從不絕子嗣這個大前提出發，私自娶妻也變得無可非議了。他的這一思想深刻地影響到後世人們的婚姻觀和生育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