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歐大陸

歐洲部分在地理上是從亞洲向西伸入大西洋的幾個半島。兩洲之間無明顯分界，劃分是文化而非自然地理上的。傳統上以烏拉爾山、烏拉爾河、裏海、大高加索山脈、黑海和博斯普魯斯海峽（土耳其海峽）為界。俄羅斯地理學者將烏拉爾山划入歐洲，大高加索山脈划入亞洲。

亞歐大陸歐洲部分的西部，北瀕北冰洋，西臨大西洋，南隔地中海與非洲相望。東部從文化上來劃分以烏拉爾山脈、烏拉爾河、裏海、高加索山脈、博斯普魯斯海峽、馬爾馬拉海和達達尼爾海峽作為亞歐大陸的分界線。歐洲大陸處於中高緯度，最南點是伊比利亞半島的馬羅基角（北緯36°），最北點是挪威北部諾爾辰角（北緯71°08′），最西點為伊比利亞半島的羅卡角（西經9°30′），最東點在烏拉爾山北端（東經66°10′）。大陸東寬西窄，略呈三角形。

亞歐大陸亞洲部分的東部，東、南、北3面分別瀕臨太平洋、印度洋和北冰洋，西南亞的西北部瀕臨地中海和黑海。大陸最北點在泰梅爾半島的切柳斯金角（北緯77°44′），最南點為馬來半島的皮艾角（北緯1°15′）；島嶼的最北點在北地群島（北緯81°），最南點在努沙登加拉群島的羅地島（南緯10°45′）。亞洲在各洲中所跨緯度最廣，具有從赤道帶到北極帶幾乎所有的氣候帶和自然帶。大陸最東點為楚科奇半島上的傑日尼奧夫角（西經169°45′），最西點為小亞細亞半島的巴巴角（東經26°10′），所跨經度亦最廣，東西時差11小時。

亞歐大陸的氣候中亞洲的氣侯主要為溫帶大陸性氣侯，除了沒有溫帶海洋性氣候其他的都包含在內；歐洲的主要氣候也為氣候以溫帶大陸性氣侯。

亞洲大陸東側和東南側有規模最大的，最典型的孤形排列的群島。島上的地形崎嶇，群島外側緊鄰很深的海溝；歐洲的特色地形而是為阿爾卑斯山脈的山地冰川地貌，前者對歐洲的影響很大，由於它的作用，歐洲北半部遍布冰川地貌。

亞洲大陸原非一塊完整的陸塊，它經歷著從小到大，從分散到聚合的成陸過程。根據各區地質基礎和地質發展史的差別，可分為6大構造單元：

①南亞大陸區。

②中軸大陸區。

這3個大陸區經過多次強烈的褶皺運動，奠定了亞洲古陸台的基礎。

④南亞陸間區。

⑤北亞陸間區。

⑥環太平洋區。

今日亞洲大陸輪廓是上述構造單元通過各地質時期的構造運動不斷發展演化的結果。

亞歐大陸的分界線從北到南依次是烏拉爾山、烏拉爾河、裏海、大高加索山脈、黑海、土耳其海峽。

亞歐大陸是亞洲和歐洲兩大洲的主體，面積將近5000萬平方公里，分別佔到了亞洲和歐洲面積的85%和95%，也就是說，亞歐大陸為亞洲和歐洲面積的90%以上。在亞洲，遊離在大陸外側的主要是東部的弧狀島嶼：千島群島、庫頁島、日本群島、台灣島、菲律賓群島、馬來群島、印度尼西亞等。在歐洲，遊離在大陸外側的是大西洋上的島嶼：冰島、愛爾蘭、英國和地中海上的西西里島、馬霍卡島、科西嘉島、薩丁尼亞島、克里特島、塞普勒斯島和羅得島。在印度洋上，遊離在大陸外側的島嶼：斯里蘭卡、馬爾地夫群島。在北冰洋，遊離在大陸外側的有挪威的斯瓦爾巴特群島和俄羅斯的新地島、北地群島、弗蘭格爾島、新西伯利亞群島等。

亞歐洲大陸的形成是以前寒武紀古陸塊為核心，通過不同地質時期與相鄰陸塊結合、分離的漫長過程，伴隨多次地殼構造運動，古陸塊外圍相繼形成加里東、海西、烏拉爾、阿爾卑斯等褶皺帶，逐步地奠定了大陸的構造基礎。亞洲和歐洲陸地相連，形成全球最大的陸塊——亞歐大陸。在地質構造上亞歐大陸原來並不是一個整體構造的陸塊。早在二疊紀烏拉爾洋的最終閉合使俄羅斯地台與西伯利亞地台鑲接，其間形成南北走向的烏拉爾褶皺帶，從此亞歐大陸連為一體。

亞歐大陸構成了世界歷史的“中心地帶”。它佔有世界陸地的五分之二，囊括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九，是人類最早、最先進的文明的發源地。1500年以前的世界歷史實質上正如這裡所闡釋的，是亞歐大陸的歷史。只有亞歐大陸，才存在各民族、各文明之間的巨大的、持續的相互影響。雖然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和美洲印第安人生活在完全孤立的狀態中、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非洲人生活在半孤立狀態中，達數千年之久，但亞歐混血人卻相反，在這期間一直在不斷地相互交流各種技術、思想、制度和物品。

亞歐大陸內部的相互影響在1500年以前比1500年以後要小得多，因為1500年以後，各地區之間建立了直接的海上聯繫。在1500年以前，亞歐大陸內部的相互影響因時代而異。一般說來，早期數千年裡，這種相互影響最受限制，以後，其範圍漸漸擴大、速度漸漸加快。公元前的數千年中，在尼羅河流域、底格里斯-幼發拉底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黃河流域繁盛起來的諸古代文明，大部分局限於各自範圍有限的所在地。當然，它們彼此之間也有一些交往；實際上，這些地區的文明的真正起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各種技術的傳播來說明。不過，事實仍然是，這些早期文明象沙漠中的綠洲，四周為大片大片的野蠻狀態所包圍，越過野蠻狀態而發生的交往是很有限的。

在古典文明的數世紀里，這一格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到公元100年即古典時代臻於極盛時，羅馬帝國擴展到整個地中海地區，帕提亞帝國伸展到整個中東地區，貴霜帝國征服了印度西北部和帕米爾西部的中亞草原地區，以及原來高原東部地區，中國漢王朝囊括了東至太平洋的所有餘下的地區。因此，這一時期的政治實體佔有的是完整的地區而不僅僅是大河流域；文明世界象一條連續不斷的帶子從蘇格蘭高地伸展到東南亞。結果，各地區間出現了種種新的、大規模的交往。在這一時期里，各種宗教如基督教和佛教開始傳播到亞歐大陸的大部分地區，不僅對這些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宗教影響，還產生了廣泛的政治和文化影響。這時，以希臘文化著稱的混合的希臘－中東文化也從地中海東部向四面八方傳播—傳播到西亞、北非、伊朗高原、中亞、南亞次大陸西北部，並在一定程度上傳播到中國和日本。在這一時期里，地區間的貿易也大大增加。貿易通過陸路和海路進行。交換的貨物有：羅馬帝國的亞麻布、銅、錫和玻璃，印度的棉織品、香料和寶石，東南亞的香料和中國的絲綢；其中，絲綢居首要地位。

後來，到中世紀時，亞歐大陸諸民族間的相互影響甚至比過去更大，因為這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跨地區的龐大帝國。632至750年間，穆斯林攻佔廣大地區，建立起一個從比利牛斯山脈到印度河流域、從摩洛哥到中國（唐）邊境的大帝國。在以後數世紀里，伊斯蘭教還進一步擴張到中亞、印度、東南亞和非洲內地。給人印象更深刻的是13世紀的蒙古帝國，它囊括朝鮮、中國、中亞的全部、基輔羅斯及中東的大部分地區。

這使人們大開新的眼界，當時一些著名旅行家的業績可表明這一點；他們利用穆斯林市國和蒙古帝國境內的和平與安全，來回橫穿亞歐大陸，周遊各地。西方最聞名的旅行家是威尼斯的馬可·波羅（1254-1324年）。他曾為蒙古統治者忽必烈汗效勞，任中國某城市的總督，那城市有居民百萬；當他出遊25年後返歸故里、將自己的種種奇遇告訴同胞們時，他們都驚訝不已。遊歷範圍更廣的是穆斯林伊本·拔圖塔（1304—1378年）。他從老家摩洛哥起程，去參拜聖地麥加，然後經撒馬爾罕旅行到印度；在那裡，他當過法官，也出使過中國。後來，他回到摩洛哥，又繼續旅行，先渡海北上西班牙，再泛舟南下中非，最後抵達延巴克圖。景教僧侶拉班。巴·索馬的聞名程度要低一些，他出生於北京，他的旅行是由東往西，橫穿亞歐大陸。1287年，他抵達位於美索不達米亞的蒙古朝廷，然後經君主坦丁堡前往那不勒斯、羅馬、巴黎和倫敦；途中，他曾受到法蘭西國王腓力四世和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一世的接見。

在亞歐大陸內部，這種一體化和相互影響的進行並不是連續不斷的。諸帝國盛衰不一，時興時亡；交通渠道的情況也是如此，有時暢通，有時阻塞。中國和西方之間的絲綢貿易曾繁榮一時，但隨著羅馬帝國和漢帝國的崩潰，衰萎成一道涓涓細流。同樣，歐洲商人由於蒙古帝國過早的四分五裂，也不能長久地步馬可·波羅的後塵。不過，事實仍舊是，在整個1500年以前的時期里，與非亞歐世界諸分散、孤立的地區相比，亞歐大陸是一個生氣勃勃、不斷自我更新的整體。亞歐大陸內部各地區與世隔絕的程度與世界其餘地區相比，具有根本的差別；這種差別對世界歷史來說，最為重要。

著名人類學家博厄斯曾發表評論，指出這種根本差別的意義。他說：人類的歷史證明，一個社會集團，其文化的進步往往取決於它是否有機會吸取鄰近社會集團的經驗。一個社會集團所有的種種發現可以傳給其他社會集團；彼此之間的交流愈多樣化，相互學習的機會也就愈多。大體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長期與世隔絕的部落，因而，它們不能從鄰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獲得好處。換言之，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麼，人類取得進步的關鍵就在於各民族之間的可接近性和相互影響。只有那些最易接近、最有機會與其他民族相互影響的民族，才最有可能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而那些與世隔絕、缺乏外界刺激的民族，多半停滯不前。如果將這一假說應用於全球，那麼，所有較大集團中發展最遲緩的應是遙遠的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其次是美洲的印第安人，然後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黑人，最後是發展最不受阻礙即最先進的亞歐大陸各民族—它們相互間不斷交往，而且交往的範圍日益廣泛。

當然，1500年以後，歐洲探險者所發現的文化發展程度的不同正是如此：澳大利亞土著居民仍處於舊石器時代的食物採集階段；美洲印第安人的發展水平高低不等，既有加利福尼亞的仍處於舊石器時代的部落，又有高度發展的墨西哥文明、中美洲文明和秘魯文明；非洲黑人呈現了相似的多樣性，不過其總的發展水平更高；最後，處於完全不同水平上的是亞歐大陸的非常先進、複雜的文明—中東的穆斯林文明、南亞的印度教文明和東亞的儒家文明。如果博厄斯的假說僅應用於亞歐大陸，那麼，它將有助於說明為什麼中東會在歷史上居首位。中東正好地處三大洲之間的十字路口；實際上，有史以來的大部分時間裡，中東一直是開人類進步之先河的地區。除了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以外，農業、城市生活和文明也都發源於中東。此外，還值得注意的是：文明在中東發展起來的時間早在約公元前3500年前後，在印度生根的時間大約在公元前2500年前後，而在中國和西歐開始生長的時間則在最後，約公元前1500年前後—因為中國位於亞歐大陸與世隔絕的東端，西歐位於亞歐大陸與世隔絕的西端。

1500年以前，西歐幾乎一直是今日所謂的不發達地區。西歐諸民族地處邊緣地帶，從那裡窺視內地，它們充分意識到自己是孤立的、脆弱的；12世紀英國編年史家威廉（馬姆斯伯里的）說的一段話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他說：

世界的劃分是不公平的。在世界的三大部分中，我們的敵人將亞洲佔為他們的世襲家園。亞洲乃世界之一部分；我們的祖先認為它相當於其他兩部分之和，是正確的。從前，我們的宗教就是在這裡伸展出它的分支；除兩人外所有的使徒也都是在這裡死去。亞洲一些地區如果還有基督教徒活著的話，他們是靠務農勉強維持生活，他們向自己的敵人納貢，並默默地渴望、期待著我們去幫助他們重新獲得自由。世界的第二部分非洲也是如此，我們的敵人已用武力佔據了它200多年；這對基督教世界是一個更大的威脅，因為非洲從前曾供養過這些猶如最有心計的精靈一般的人們，他們的所作所為將使這一停滯不前的時代象拉丁語生存得那麼長久地不受基督教《聖經》的影響。第三部分是世界剩餘的地區—歐洲。我們基督教徒僅居住在歐洲的一部分地區里，因為，有誰願意將基督教徒的名聲給予那些住在遙遠的海島上，彷彿鯨魚似的在冰海中謀生的野蠻人呢？世界的這一小部分雖屬於我們，也被迫接受了好戰的突厥人和薩拉森人：他們已佔據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島這300年之久，並期望著吞沒其他地區。

可見，膽怯的、中世紀的歐洲人跟他們那自信的、敢作敢為的後代有著巨大的差別。他們的後代從被圍困的半島出發，贏得對外洋航線的控制，由被圍攻者成為圍攻者，從而決定了直到現在的世界歷史的主要趨向。

正如早期的亞歐大陸核心區的形成，把古典時期和古代時期區分開來一樣，如今，成熟的亞歐大陸核心區的形成，又把中世紀和古典時期區分開來。過去，技術的改進，尤其是鐵器的大規模生產及其對生活各方面的多種影響，促成了早期的亞歐大陸核心區的形成。技術的進一步提高，尤其是造船業和航海業的發展，又促進了成熟的亞歐大陸核心區的形成。但這幾個世紀中，更重要的是政治原因——歷史上首次出現了龐大的帝國；它們不僅僅象古代時期那樣，佔據著某些大河流域，或象古典時期那樣擁有整塊的地區，而且還橫亘數地區，地括整個亞歐大陸的大部分陸地。

眾所周知，亞歷山大大帝對恆河流域或中國一無所知；亞歐大陸兩端的羅馬帝國和漢帝國，彼此之間實際上也不存在著任何直接的聯繫。其原因是亞歷山大帝國主要局限於中東，在南亞次大陸西北部地區，只有一個很不穩定的據點。而羅馬帝國和漢帝國，實際上被限制在亞歐大陸的東西兩端。與此形成鮮明對照，中世紀最早形成的伊斯蘭教帝國，到8世紀中葉，已將國土從比利牛斯山脈擴展到印度洋，從摩洛哥延伸到中國邊境。以後幾個世紀里，伊斯蘭教進一步擴張到中亞、東南亞乃至非洲內地。13世紀的蒙古帝國，給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它的版圖包括朝鮮、中國，整個中亞、俄國和中東大部分地區，它是亞歐大陸空前絕後的最大的帝國。

帝國的疆土如此空前遼闊，使亞歐各地區的直接聯繫和相互影響成為可能，從而消除了過去地區間的孤立狀態。本章將敘述由此產生的新的商業聯絡、技術聯結、宗教聯結和知識聯結的性質。

古典時期，亞歐大陸商路兩端的大羅馬帝國和大漢帝國的繼續存在，促進了貿業的全面發展。相反，這些帝國的崩潰，則破壞並削弱了這種貿易。不過，中世紀時期，伊斯蘭教帝國和蒙古帝國的相繼出現，又使這一貿易再度興盛，並達到了新的高度。

穆斯林的征服，統一了整個中東地區，而中東是所有橫貫亞歐大陸的商路的樞紐；這裡既有通往黑海和敘利亞各港口的陸路，又有穿過紅海和波斯灣的水路。其中渡過阿拉伯海，同印度西南部馬拉巴爾沿海地區的貿易尤為繁榮。大批穆斯林商人，多數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印度和錫蘭各港口定居下來，用船將馬匹、白銀、鐵器、亞麻布、棉花和毛織品從西方運到東方，以換取絲綢、寶石、柚木和各種香料。

穆斯林商人繼續航行，從印度和錫蘭到達馬來亞沿海的卡拉巴爾（吉打），由此，一部分人南下，到達蘇門答臘和爪哇，另一部分人則穿過馬六甲海峽，然後北上，抵達中國南方的坎富（廣州）。穆斯林商人的通常計劃是：9、10月份離開波斯灣，乘東北季風航抵印度和馬來亞，再及時趕到中國海域，乘南季風航達廣州。在廣州渡過夏季，然後乘東北季風返回馬六甲海峽，穿過孟加拉灣，次年初夏回到波斯灣——來回航程時需一年半。

671年，首批穆斯林來到廣州后，很多人如在印度洋各港口一樣，在此定居下來。地方當局允許他們自治，於是，他們選舉出自己的首領，負責維持其居住區的秩序。有些穆斯林家族的後裔，象後來的馬可·波羅一樣，在中國行政機構中任職。到758年，穆斯林人數眾多，足以進攻廣州，結果，中國人關閉了對外通商的港口。792年，港口重新開放，廣州緞續成為穆斯林商人經商的中心，直到878年，他們被中國的造反民眾所殺。從此以後，穆斯林商人和中國商人便在馬來亞的卡拉巴爾通商。

到了宋朝（960-1127年），中國的港口再次對外開放。宋朝期間，中國人在造船業和航海業上取得巨大進步，12世紀末，開始取代穆斯林在東亞和東南亞的海上優勢。蒙古人征服中國，建立元朝（1279-1368年）后，中國的船隻體積最大，裝備最佳；中國商人遍布東南亞及印度各港口。1291年，馬可·波羅護送一位蒙古公主繞經東南亞去伊朗時，目睹並描寫了中國航海業的盛況；50年以後，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圖塔乘中國帆船，取道印度，前往中國時，也目睹並描寫了這一盛況。中國的進出口貿易情況也值得注意，它表明這一時期，中國在世界經濟中居主導地位。進口商品除細紋棉織品外，還有中亞的皮革、馬匹以及南亞的優質木材、玉石、香料和象牙等原材料。而出口商品，除礦石外，還有書、畫，尤其是瓷器、絲綢等產品。

明朝（1368－1644年），中國的航海活動達到極盛，以15世紀初太平洋和印度洋上顯著但卻短暫的海上優勢為頂峰。1405年到1433年間，一位名叫鄭和的朝廷宦官率船隊七次下西洋的情況，可說明這一點。這七次遠洋航行規模盛大，功績卓著，是史無前例的。首次遠航28000人，乘船62艘，一直航行到爪哇、錫蘭及卡利卡特。歸途中，蘇門答臘的一支海盜船隊企圖攔韻，結果全軍覆沒。後來幾次航行更加遙遠，最遠曾達非洲東海岸、波斯灣和紅海海口。中國人還去過印度洋上30多個港口，每到一處，他們就勸導或強迫當地統治者承認明朝皇帝的宗主權。而這一切發生時，葡萄牙人只是剛開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進，直到1445年，他們才到達維德角。

1433年，皇帝突然下諭旨終止了這些著名的遠航。遠航起訖的原因至今仍是個謎。據推測，遠航的發起，可能是為了彌補蒙古帝國崩潰所造成的陸上對外貿易的損失，也可能是為了提高帝國朝廷的威望，或是為了尋找皇帝的一位遁世隱居當和尚的前輩。另據推測，遠航的終止，或是因為耗資過甚，或是由於宮廷宦官和儒家官僚之間歷來存在的相互傾軋。無論如何，中國人的撤離，在東亞和南亞海域，留下了權力真空區。於是日本倭寇騷擾搶劫中國沿海，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又恢復了以往在印度洋上的優勢。儘管阿拉伯人善於經商，但他們一盤散沙，缺乏資源，沒能發展成中國人短期內就建立起來的強大海軍。因此，1498年，葡萄牙人繞過非洲，進入印度洋時，沒有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便建立起他們的西方海上霸權。

與此同時，由於蒙古帝國的興起，陸上貿易發生了一場大變革。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一個政權橫跨亞歐大陸，即：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從西伯利亞到波斯灣。14世紀中葉，義大利一本小冊子通過描寫一條起自頓河河口的塔那、橫穿中亞的商路，概述了蒙古和平時商業的重大意義。

據來往於這條大道的商人們說，無論白天還是黑夜，在塔那到中國的路上行走，是絕對安全的。……你可能認為，從塔那到薩萊（位於伏爾加河岸）的這段路，沒有其他任何地段安全。然而，即使這段路最糟的時候，如果60個人同行，也會感到如呆在家裡一樣安全。

1264年，忽必烈從蒙古的哈拉和林遷都北京，無意之中向歐洲商人打開了中國的大門；這些商人通常沿橫貫亞歐大陸的商路經商。最早到忽必烈新朝廷來的歐洲人，並非外交使節，而是兩個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羅和馬費奧·波羅。然而，首次到達香料發源地印度和東印度群島，比到中國具有更大的經濟價值。香料向來由兩條路線運往歐洲；或經由紅海和埃及，到黑海或地中海東部各港口；或進抵波斯灣，再由商隊將貨物防運到這些港口。第一條路由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控制；阿拉伯人用船將香料運到埃及，威尼斯人再從亞歷山大港將貨物運往歐洲銷售。第二條路由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的（伊兒汗國）蒙古統治者和熱那亞人控制；熱那亞人在港口轉運站等候香料。

然而，熱那亞人並不滿足僅僅在黑海航行。他們乘小巧的輕舟從亞速海沿領河而上，或許是坐牛車穿過狹長的地帶，到達伏爾加河，再從這裡前往裡海和波斯。這樣，熱那亞人便可到達波斯灣，直接去印度和東印度群島。在那裡他們發現，香料在原產地非常便宜，而過去幾個世紀中，一批批經紀人在東南亞生產者和歐洲消費者之間撮合經售，從中謀取了巨額利潤。

蒙古統治下的和平時期，陸上貿易的恢復只是短暫的。原因之一是，1368年蒙古人被趕出中國，蒙古帝國全面崩潰，從而使中亞再度分裂，導致亞歐大陸間的貿易瓦解。更重要的是，伊兒汗國的合贊汗（1295－1304年）改宗伊斯蘭教，無意之中切斷了歐洲人去香料群島的運輸路線。從此，幾乎所有的香料都是沿紅海至尼羅河航線，用船運輸，使阿拉伯和威尼斯經紀人獲得巨額利潤。但有些歐洲人不願繼續支付昂貴的價款，尤其是他們現已知道香料的產地及其價格，從此開始尋找避開穆斯林這一障礙的新道路，結果達·伽馬開闢了一條環繞非洲的劃時代的航線。

中世紀不僅以亞歐大陸間前所未有的商品和技術交流為特徵，而且也以宗教信仰的空前傳播為特徵。就基督教和佛教而言，它們於古典時期末開始傳播，中世紀時期繼續流傳。但中世紀諸世紀中，最為著名的宗教革新運動則是伊斯蘭教的出現。除其教義外，這一新宗教在公元632年穆罕默德死後，突然從阿拉伯半島向外廣泛傳播，對亞歐大陸和非洲廣大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伊斯蘭教的傳播（詳情以後敘述），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632到750年，伊斯蘭牧首先傳遍中東地區，然後向西傳到比利牛斯山脈。向東傳到中亞地區；最終結果，實際上是把地中海變成了穆斯林湖。第二階段，從1000年到1500年，在這幾個世紀中，伊斯蘭教進一步傳播，傳入印度、東南亞和非洲，使印度洋也變成了穆斯林保護區。

伊斯蘭教領土的巨大擴張，自然使被圍困的基督教世界的統治者感到驚恐他們這時實際上已被孤立在亞歐大陸的西端。這一點，也是13世紀蒙古人崛起時基督教世界統治者的反應頗為矛盾的原因。蒙古人的劫掠和屠殺使他們喪魂落魄；這些屠殺、劫掠顯示了蒙古騎兵的挺進好像是不可抗拒的。1260年，教皇亞歷山大四世在他的訓令（Clamat in auribus）中，呼籲所有基督教國家的君主們在共同的危險面前團結起來："……採取有遠見的行動，抵抗日漸迫近、顯然要降臨的危險……憤怒的上帝將懲罰這些野蠻的韃靼人，這些猶如從神秘的地獄里突然冒出來的韃靼人。……"

然而，如西方人所看到的那樣，情景並非一片漆黑。蒙古人雖征服了基督教俄羅斯人，即希臘正教教徒，但給伊斯蘭教的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的打擊最具毀滅性。當絕望中的穆斯林請求基督教國家的統治者提供援助時，溫切斯特的主教的話，表達了人們通常的反應："讓這班畜牲們互相殘殺去吧！"有些西方人還認為，蒙古侵略者是支持基督教事業的天賜的干預者，是反對宿敵伊斯蘭教的有力的同盟者。他們甚至希望，新蠻族能象前馬扎爾人和維金人那樣皈依基督教。由於對文明一無所知，沒有高級的宗教信仰，缺乏有組織的教士的支持，這些蒙古人皈依和同化的時機似乎已經成熟。

然而，打蒙古人的生意的，並非只有天主教徒，那時其他三大宗教的代表正在亞洲爭雄。其中，伊斯蘭教最富有侵略性；他們從波斯渡過奧克蘇斯河，擴張到中亞，爭取到某些突厥部落的支持。佛教在從發源地印度沒突厥斯坦的"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過程中，也已為蒙古人所熟悉。最後是聶斯脫利斯派教徒；他們的起源要追溯到以弗所會議（431年），當時他們被指責為異教徒，於是，聶斯脫利斯教徒從羅馬帝國撤回波斯，後來，在不斷挺進的伊斯蘭教的逼迫下，沿陸路穿過中亞進入中國。因此，他們能使各突厥部落皈依；而當蒙古帝國擴張時，這些皈依基督教的突厥人便充任行政官員、文字或口頭翻譯和使節，為蒙古人服務。

正當這些聶斯脫利斯教徒渴望著蒙古人皈依時，天主教徒派出了兩個傳教團，前往設在蒙古北部哈拉和林的大汗朝廷。第一個傳教團（1245-47年）由義大利方濟各會的修道士約翰·卡皮尼·皮阿諾率領；第二個傳教團（1253－55年）由佛蘭德方濟各會的修道上威廉·魯伯魯克率領。兩位使者均到了蒙古朝廷，並發現可汗們對所有外國宗教都很感興趣。威廉修土應邀以西方方式吟詠讚美詩，並解釋《聖經》中的插圖。但是，幾天後，他發現大汗正專心致志地研究被燒焦的羊肩胛骨。如果它們完整無缺，大汗就認為他可以籌劃發動一場肯定能獲勝的戰爭。如果他看到最小的裂紋，他則會按兵不動。傳統術士，即巫師，在朝廷中很有勢力，修道士們不可能爭取皇家任何成員。"我們相信只有一個上帝"，蒙哥汗對威廉修上說，"但如上帝賜給我們不同的手指一樣，他也賜給人類各種不同的方法。上帝賜給你們《聖經》，你們基督教徒不應違背。……上帝賜給我們占卜者，我們就按照他們所說的去做，和睦相處。"同樣，要組成反伊斯蘭教聯盟也是不可能的，因為蒙古人需要別人向他們屈服，而不是和他們合作。"毫無例外"，蒙哥汗聲明說，"你們所有的人都必須為我們服務，並效忠於我們…我們所告知給你們的，就是上帝的誡命。"然而，傳教團成功地向西方提供了有關這一新蠻族的形成、習慣和軍事戰術等第一手可靠的資料。

威廉修士剛剛返回西方，成立基督教-蒙古勝利聯盟、永遠結束伊斯蘭教威脅的希望再次出現。成吉思汗的孫子旭烈兀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助長了這一希望。旭烈兀是個佛教徒，而他的妻子是基督教徒。在亞美尼亞和格魯古亞王國的基督教士兵的援助下，旭烈兀於1258年到1260年間，佔領並洗劫了哈里發的首都巴格達，隨後又侵佔了敘利亞到地中海沿岸所有的地區。人們滿懷信心地期望，他將輕取埃及和北非，然後同天主教國家一起，征服西班牙，最終從地球上滅絕可恨的伊斯蘭教。

但事與願違，1260年，蒙古人在巴勒斯坦阿因扎魯特（繳利亞發源地）的決定性的戰鬥中，被埃及馬穆魯克軍隊擊敗。蒙古人的清退，挽救了埃及和伊斯蘭教世界。這次失敗顯然給迷信的蒙古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們確信穆斯林的安拉具有更大的力量，從而促使他們皈依伊斯蘭教。結果，不但沒有消滅伊斯蘭教，反而使中東和中亞地區的蒙古人最終皈依了伊斯蘭教，最東部的蒙古人皈依了佛教（有關這些戰役的詳情，見第十四章第四節）。

在西方，對偉大而又神秘的中國仍抱有希望；眾所周知，中國是不信伊斯蘭教的。卡皮尼和魯伯魯克都沒到過中國，但他們聽說，只需20天便可以從哈拉和林到達中國，而且，這是一個無比富饒的國家。1264年，當忽必烈遷都大都（也叫汗八里，即"大汗之城"，今北京）時，歐洲人首次進入中國。最早來中國的是兩位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羅和馬費奧·波羅。忽必烈給他們以熱烈歡迎，向他們詢問了有關歐洲的情況，並讓他們轉信給教皇。在這些信中，忽必烈請求，為他的朝廷派100名傳教士，向他的人民傳教，並同其他宗教代表辯論。

就提出這一要求而言，說忽必烈被基督教的熱情所激發，是難以令人置信的。他很可能是要為他的官僚機構收羅人材，因為他剛剛征服中國，不敢冒險在上層機構中起用太多的中國人。實際上他確僱用了大批外國人任職。為了維護他的權力，他很注意保持各部分人之間的勢力平衡。不論忽必烈請求派教士的動機如何，羅馬教室只派遣了兩名多明我會修道大但因路上動亂不定，他們只到達小亞細亞使返了回去。

125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約翰·孟德高維諾前往蒙古朝廷；他是一位在地中海東部沿岸諸穆斯林國家工作了14年的、富有經驗的傳教士。約翰修士走海路從波斯灣到印度，穿過馬六甲海峽，前往坎富（廣州），再從廣州走陸路到達大都（北京）。他被允許留在首都說教，結果，在1292年到達大都后的六年中，他修建了一座帶鐘樓的教堂，擁有一支150個男孩的唱詩隊，他們唱的格列高利聖歌皇帝非常愛聽。羅馬教皇得知這一成功后，又派出了一些傳教士，使約翰修土能前在坎富，從事另一傳教活動。到1328年修士去世時，已在中國大地爭取到幾千名皈依者。

這一進展的取得，主要由於蒙古統治者的積極態度。他們深思熟慮，鼓勵所有外國宗教，無論是伊斯蘭教、佛教，還是基督教，與在中國占統治地位的儒教相抗衡。因此，基督教傳教士從皇帝的金庫里獲得大筆津貼，從而建立了一座帶有"高級教土房間"的修道院。然而，外國教徒意外的彙集中國只是短暫的，因為它完全依賴於可汗的支持。但是，正如馬可·波羅所說的那樣："所有中國人都憎恨大汗的統治，因為…他將所有權力交給韃靼人，薩拉森人或基督教徒。這些人依附於他的王室，為他服務，是中國的外國人。"因此，1368年，當蒙古人被趕出中國時，受他們保護的所有外國人，也一起彼趕了出去，其中包括天主教傳教團。16世紀，達·伽馬的航行，開闢了一條直接連接亞歐大陸兩端的海上航線，為耶穌會的到達鋪平了道路，直到這時，天主教才又在中國獲得了一席立足之地。

穆斯林帝國和蒙古帝國，不僅影響了亞歐大陸間的貿易交往，而且影響了技術的傳播，三角帆船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是一種高大的、三角形縱帆帆船，一直為阿拉伯人所使用。但在地中海，埃及人、腓尼基人、希臘人和羅馬人卻使用一種橫帆帆船；這種帆船氣候惡劣時較易於駕駛。不過，阿拉伯帆船操縱更加靈敏，能逆風航行，並能在河流和狹窄的水域里搶風轉變航向。由於這一點，它不久便在地中海東部諸地區代替了橫帆帆船。到11世紀時，它已成為正式的運輸工具，遍及地中海。儘管這種三角形的帆船是阿拉伯人隨穆斯林入侵傳入地中海的，但今天卻被稱為"拉丁"或'三角"帆船。後來，這種帆船又從地中海傳到大西洋。15世紀，葡萄牙和西班牙船舶設計師，將橫帆帆船的前桅和三角帆船的主桅及後桅相結合，製造出了三桅船，它可以在任何天氣里航行；使哥倫布和達·伽馬的遠洋航行成為可能。

穆斯林帝國橫跨北非、中東和南亞，同亞歐大陸各地區保持聯繫，從而疏通、調順了知識、技術以及商品的相互交流。850年至925年，居住在巴格達的一位阿拉伯醫生和科學家的下面這段敘述，可作為說明這種相互交流的一例。它告訴人們，中國人是怎樣從穆斯林那裡得知加倫；加倫（公元130－200年）是希臘一位名醫，他的許多著作早被譯成阿拉伯語。

“一位中國學者來到我家，並在鎮上住了大約一年。五個月內，他學會了用阿拉伯語說話、寫字，而且，的確達到了口才流利、書法精通的程度。後來，他決定回國。臨行前一個月左右，他對我說：‘我要走了。走之前，如果有誰願口述加倫的16部著作，讓我筆錄下來，那我將非常高興。’我告訴他時間不夠，頂多只能筆錄一小部分。他卻說：‘我懇求你在我走之前，用你所有時間，以最快速度為我口述。你將看到，我記錄得比你口述還要快。’於是，我和一個學生一起，以最快速度為他口述加倫的著作，但他記得更快。我們不相信他記得都對，后經核對，才發現完全正確。我問他為什麼能記得這麼快，他說：‘在我國，有一種書寫方法叫速記，這就是你們所看到的。當我們想要快速記下某些東西時，使用這種寫法，事後，可以隨意將它們整理成原來的文字。’但他又說，即便是位敏於學習的聰明人，要掌握速記，至少也得20年。”

這段敘述所描寫的情況較為獨特，因為中世紀時期，中國人在亞歐大陸的交流中，通常是捐獻者，而不是接受者。的確，早些時候的情況則相反。古代和古典時期，美索不達米亞的車輪、轆軲和滑輪，埃及的握桿和曲柄；波斯的風車和小亞細亞的煉鐵等，從各自的發源地向四面八方傳播。但在公元後的14個世紀中，中國則是技術革新的偉大中心，向亞歐大陸算他地區傳播了許多發明。

1620年，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寫道：

我們應該注意到這些發明的力量、功效和結果。人們將看到，這些發明遠不如三大發明那麼顯著；這三大發明古人並不知道，它們的起源，仍模糊不清，無人知曉，它們是：印刷術、火藥和磁鐵。因為這三大發明首先在文學方面，其次在戰爭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變了整個世界許多事物的面貌和狀態、並由此產生無數變化，以致似乎沒有任何帝國、任何派別、任何星球，能比這些技術發明對人類事務產生更大的動力和影響。

方板鏈泵

輪式碾磨機

水力輪式碾磨機

水力冶金鼓風機械

葉片式旋轉風選機

活塞風箱

拉式紡機

手搖紡絲機械（11世紀出現的一種紡車上的均勻捻線錠翼，14世紀水力已應用於紡機）

獨輪小車

航海運輸

車式碾磨機

有效耕畜挽具；胸帶（左馬馭者）

軛

石弓（單臂）

風箏

直升飛機螺旋槳（用繩索旋轉）

活動連環畫轉筒（靠上升熱氣流轉動）

深鑽孔法

鑄鐵

卡丹式懸架

平圓拱橋

鐵索橋

運河船閘閘門

航海製圖法

西方傳入中國的技術與發明

螺釘

液體壓力泵

曲軸

鐘錶裝置

培根正確評價了三大發明的歷史意義，而這三大發明都起源於中國。雕版印刷是一種把要印的書的每頁分別刻在每塊木板上的印刷術。現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868年印刷的中國佛教經文。活字印刷也是中國人最早發明的，它由一位普通藝人試製成功；1041到1049年間，這位普通藝人製作了用泥土焙燒而成的活字。以後幾個世紀中，中國人用木頭和各種金屬活字代替了泥土活字。這些發明由中國傳到中東，再從中東傳入歐洲。在歐洲，1423年，首次使用雕版印刷，1456年，用活字印刷了第一本書——《谷登堡聖經》。

早在唐朝（618－906年），中國就用火藥製造煙火。1120年，中國人發明了一種武器，即"突火槍"它用一根粗毛竹筒塞滿火藥製作而成。這幾乎就是金屬管槍的前身。金屬管槍大約出現於1280年，但不知道最先是由中國人發明的，還是由阿拉伯人或歐洲人發明的。

約公元前240年，中國的一本書中，最早明確提到了磁鐵。但以後幾個世紀中，指南針僅用於泥土占卜者的巫術活動。1125年，指南針開始用於航海，顯然是阿拉伯商人來到中國，學會使用這種儀器。並將其傳入歐洲的。

除這三大發明外，中國人傳給亞歐大陸各鄰邦的東西還很多。105年，中國人發明了造紙，為印刷術的發明提供了先決條件。751年，被帯到撒馬爾罕的中國戰俘，將造紙術傳給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又將它傳入敘利亞、埃及、摩洛哥。1150年，造紙術傳入西班牙后，又從那裡傳到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所到之處，羊皮紙被取代。事實證明，它的價值十分顯著：過去，用羊皮紙製作一本《聖經》，至少需要300張羊皮。

傳遍整個亞歐大陸、具有深遠影響的其他中國發明是船尾舵、馬蹬和胸帶挽具等。船尾舵大約於1180年與指南針同時傳入歐洲；馬蹬使中世紀歐洲穿戴沉重的鎧甲的封建騎士得以產生；胸帶挽具與過去的頸環挽具不同，是套在馬身上，使馬能全力拉東西而不會被勒死。最後，中國人栽培了許多水果和植物；它們通常由阿拉伯人傳遍亞歐大陸。這些水果和植物包括菊花、山茶花、杜鵑花、茶香玫瑰、翠菊、檸檬、桔子等；桔子至今在荷蘭和德國還被稱為"中國蘋果。"

最後，應該指出，這些及其他一些發明的傳播，顯然與政治事件有關。因此，人們認為，12世紀指南許、船尾舵、造紙術和風車的廣泛傳播可歸因於十字軍東征。同樣，蒙古統治下的和平也促進了14世紀火藥、絲綢製造、印刷術和煉鐵高爐的大量傳播。

地理中心

地點：位於東經87°19′52″、北緯43°40′37″，地處烏魯木齊市西南部30公里的永豐鄉包家槽子村。

介紹：這個中心是在1992年由中科院新疆分院的幾位學者測定的，它進一步明確了烏魯木齊是世界上離海洋最遠的城市。

包家槽子村只有30餘戶人家，從這裡四下望去，東有博格達山，南有天山，西有頭屯河，北面是準噶爾盆地，那種立於“亞心”的感覺十分豪邁。

傳統亞歐大陸橋

第一歐亞大陸橋是從俄羅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通向歐洲各國，最後到荷蘭鹿特丹港的西伯利亞大陸橋；整個大陸橋共經過俄羅斯、哈薩克、白俄羅斯、波蘭、德國、荷蘭7個國家，全長13000公里左右。不經過中國（繞開了中國的黑龍江和吉林省）。

新亞歐大陸橋

是從中國連雲港到荷蘭鹿特丹的鐵路聯運線。它東起中國江蘇連雲港和山東日照市，途經江蘇、山東、河南、安徽、陝西、甘肅、山西、四川、寧夏、青海、新疆11個省、區，89個地、市、州的570多個縣、市，到中蘇邊界的阿拉山口出國境。出國境后可經3條線路抵達荷蘭的鹿特丹港。中線與蘇聯鐵路友誼站接軌，進入蘇聯鐵路網，途經阿克斗亞、切利諾格勒、古比雪夫、斯摩棱斯克、布列斯特、華沙、柏林達荷蘭的鹿特丹港，全長10900公里，輻射世界30多個國家和地區。它比北線大陸橋減少行程3000公里，比走海路費用節約20%，時間減少一半。北線經阿克斗亞、切利諾格勒，到彼羅巴甫洛夫斯克納，再經莫斯科、布列斯特、華沙、柏林到達鹿特丹港。南線經過阿雷西、伊列次克、布良斯克，再經過布列斯特、華沙、柏林到達鹿特丹港。也可從阿雷西分路，通過伊朗的馬什哈德到德黑蘭，還可從布良斯克分岔至喬普到達匈牙利的布達佩斯。亞歐大陸橋中國段全長4213公里，由隴海鐵路和蘭新鐵路組成。

以亞歐大陸橋為紐帶，它將中國與獨聯體國家、伊朗、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德國、奧地利、比利時、法國、瑞士、義大利、英國緊密相連。它對環太平洋經濟圈的協調發展起到重要作用，也使中國與世界大市場的距離更近。它將亞歐兩個大陸原有的陸上運輸通道縮短了2000公里運距。比繞道印度洋和蘇伊士運河的水運距離縮短了1萬公里。

一、國際社會關注現代絲綢之路建。1984年聯合國曾提出重開現代絲綢之路設想；198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組織了各國專家兵分草原、沙漠、海洋三路對現代絲綢之路進行全面考察；現代絲綢之路——新亞歐大陸橋貫通營運后，1994年，作為《中國21世紀議程》第一批優選項目的《21世紀亞歐大陸橋沿線地帶的可持續發展》即被聯合國列為國際合作開發項目。隨著新亞歐大陸橋的出現與中國路橋帶的開發、開放，國際上掀起了一股“路橋熱”，日韓、東盟、中亞、西亞、高加索、歐盟、俄羅斯都曾先後提出振興現代絲綢之路設想與計劃，並積極地開展工作。此外，上海經濟合作組織、國際鐵路聯盟、歐盟等國際組織也看好亞歐大陸橋運輸及該區域經濟的發展，認同新亞歐大陸橋具有不可比擬的政治、經濟和地理優勢，具有較大發展潛力和前景。

二、中國政府高度重視新亞歐大陸橋的發展。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專程到新亞歐大陸橋頭堡連雲港慰問視察，把連雲港的發展擺上國家戰略層面上考慮，要求連雲港做好規劃、加快發展，成為帶動蘇北發展的龍頭，在促進中西部區域協調發展中發揮作用。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在要求連雲港“要緊緊咬住建設億噸大港、確保集裝箱運量突破300萬TEU的目標，把握港口開發建設的重要節點，繪就一部全新的港口開發史。港口建設要確立更高的發展目標，開闊眼界、開闊思路、開闊胸襟，瞄準國內外一流大港，開放建港、開放用港，努力把港口做大做優做美。”省委、省政府將舉全省之力加快連雲港的發展，努力把連雲港建成振興蘇北“增長極”。交通部部長李盛霖來連雲港時指出：“落實溫總理來連視察指示精神，交通部將江蘇省一起儘快確定一個充分發揮好連雲港優勢的港口發展計劃。”在江蘇省政府的推動下，連雲港市與蘇北四市及沿橋部分城市簽定了“共建共用連雲港”的協議，以充分發揮連雲港作為蘇北及中西部地區最便捷出海口地位的作用。2007年10月，在黨的“十七大”會議期間，胡錦濤總書記聽取了連雲港市委書記王建華同志關於“將連雲港與徐州、鄭州組合起來作為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將連雲港確立為科學發展示範區，在連雲港設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建議。

三、新亞歐大陸橋運輸基礎設施日趨完善。我國境內4131公里相繼複線化、電氣化、內燃化，與之平行、配套的連霍高速、高等級公路也建成通車。中部大京九鐵路及西部南疆鐵路、東部新長鐵路已經建成，使穿越或連接陸橋的大動脈及支線已達13條，待到沿海大鐵路及“同三”高速公路全線建成，東部及中部以陸橋為主軸線的鐵路、公路網即可基本形成，大陸橋運輸將實現無阻礙運輸。2006年11月26日，鐵道部在原“五定”班列開通的基本上又推出了運輸“新產品”即連雲港至阿拉山口海陸聯運直達快運班列，使得新亞歐大陸橋中國段4131公里的實際運行時間由5．13天再次縮短到4．58天。2007年10月9日，鐵道部又開通了連雲港至俄羅斯莫斯科的過境集裝箱運輸班列，使得新亞歐大陸橋過境箱量直達運輸首次由中亞延伸到了歐洲，該班列可裝載96個國際標準箱，沿新亞歐大陸橋運輸25天即可達到目的地。今年上半年，國家信息產業部負責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制定《關於加快全國性和區域性現代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建設的指導意見》，提出了建設新亞歐大陸橋區域性現代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設想和思路。以新涯歐大陸橋物流信息化發展為契機，將對陸橋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對西部大開發和我國東西部經濟協調發展將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五、建設新亞歐大陸橋沿橋國內段國際走廊的步伐加快。橫貫我國東、中、西部，東西雙向開放的“鋼鐵國際走廊”的加速開發和開放將使它成為中國經濟的新的增長帶，並將加速變成中國的國際性、開放型交通、經濟走廊，貨代物流通道。為此，國家相關部門正在研究加快沿橋國內段的具體措施：沿橋地帶實行沿海地區的開放政策，根據需要可繼續設立各種開發區和保稅區；試辦資源型開發區；按照高起點和國際接軌的要求，建立資源和資源加工型新型企業；促進沿線地區工業化和城市化；利用外資，試辦中國西部農業合作開發區，物流圓區，營造亞歐農產品批發交易中心；根據交通樞紐、資源狀況、地理位置，以中心城市為依託，在沿橋地區建立若干個經濟發展區，如以連雲港為中心的國際經濟貿易合作區，以徐州為中心的淮海經濟區，以鄭州為中心的中原經濟區，以西安為中心的關中經濟區，以蘭州為中心的西北經濟區，以烏魯木齊為中心的西部經濟區等，並把烏魯木齊建成中國西部的國際金融、商貿、工農業經濟中心，促進中國西部和中亞市場的發育和繁榮。

六、當前我們應當重點關注和做好的工作：1、認真貫徹落實溫總理指示精神，切實家強國家戰略層面上的研究規劃，提升“國務院新亞歐大陸橋協調機制”的地位和功能，使其在管理協調和推動新亞歐大陸橋區域經濟發展上發揮更為直接、有效的影響。2、積極倡導共建共用東、西橋頭堡，促進區域經濟共同發展。按照黨的十七大精神，調整工作思路，科學發展、和諧發展，採取政府引導、企業參與等形式，鼓勵沿橋各界共建、共用連雲港和新疆口岸，提升我國境內東、西橋頭堡功能，促進沿橋區域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3、爭取在連雲港建立自由貿易區，促進貨物聚集。借鑒中哈兩國在霍爾果斯口設立“國際邊境合作中心”發展邊境貿易的辦法，聯合日本、韓國在連雲港口岸設立東橋頭堡自由貿易區，促進連雲港口岸的經濟繁榮和貨物聚集，為大陸橋持續穩定發展奠定更為堅實的基礎。4、推動大型貨代物流企業資源整合做強做大，構建一流綜合物流平台。加快大型貨代物流企業能力整合力度，構建完整的國際多式聯運供應鏈，形成國內外客戶首選的低成本、高質量的大陸橋綜合物流平台。

1990年9月12日12點12分，這是一個受到國內外經濟界和海內外輿論界密切關注的時刻，當中哈兩國鐵路交通部門的兩位副部長同時扳緊各自鐵路的最後一顆螺栓並高興地互贈扳手時，一座新的聯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亞歐大陸橋全線貫通了。

這座大陸橋東起我國的連雲港、日照等沿海港口城市，西行出疆穿越哈薩克等中亞地區，經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波蘭、德國等歐洲口岸，全程長達11 000千米左右。因為它是繼西伯利亞大陸橋之後連接亞歐的第二座大陸橋，故稱“新亞歐大陸橋”。

與前一條西伯利亞大陸橋相比，新亞歐大陸橋具有明顯的優勢。

1.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優越：整個大陸橋避開了高寒地區，港口無封凍期，自然條件好，吞吐能力大，可以常年作業。

2.運輸距離短：新亞歐大陸橋比西伯利亞大陸橋縮短陸上運距2 000～5 000千米，到中亞、西亞各國，優勢更為突出。從遠東到西歐的貨物，經新亞歐大陸橋比繞過好望角的海上運輸線縮短運距15 000千米，比經蘇伊士運河的海上運輸線縮短運距8 000千米，比經巴拿馬運河的海上運輸線縮短運距11 000千米，比經北美大陸橋縮短運距9100千米。

3.輻射面廣：新亞歐大陸橋輻射亞歐大陸30多個國家和地區，總面積達5 071萬平方千米，居住人口佔世界總人口的75%左右。

4.對亞太地區吸引力大：新亞歐大陸橋吸引範圍除我國（大陸）外，日本、韓國、東南亞各國、一些大洋洲國家和我國的台灣、港澳地區，均可利用此線開展集裝箱運輸。因此，新亞歐大陸橋這些固有的優勢，決定了它必將全線運營，發展壯大，成為溝通亞太地區與歐洲的主導運輸線。

新亞歐大陸橋的暢通，有利於促進沿橋國家的經貿合作、亞歐經濟的發展與繁榮。對於亞歐兩大洲經濟走廊的形成，對於開創世界經濟的新格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新亞歐大陸橋的貫通，有利於促進沿橋區域經濟的平衡協調發展，對於推進沿橋地帶的開發開放、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提高各國綜合國力，都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新亞歐大陸橋的發展，有利於開拓中亞市場，對於擴大我國的對外經貿合作，有著不可忽視的重大作用。

新亞歐大陸橋的開通與發展，有利於提高我國大陸沿海港口體系的國際地位。它將使我國港口從根本上解脫地理環境制約，優化沿海港口區位，為它們開展國際貿易運輸創造有利條件。

隨著亞太經濟的迅速崛起，世界貿易重心的東移，新亞歐大陸橋的戰略意義也越來越重要。大陸橋不僅僅是一條運輸通道，而且是區域經濟發展的軸線。沿橋經濟帶人民正在為儘快實施新亞歐大陸橋沿線開發開放戰略而共同奮鬥，我們堅信，經過跨世紀的努力，新亞歐大陸橋必將成為國際經濟貿易的一條黃金走廊，再現古絲綢之路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