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族

關於游牧民族的起源，國內外學者眾說紛紜，爭論的主要觀點可歸納為人口壓力說、游牧出於遊獵說、馴化地理說、游牧與農耕並立說、游牧與農業分離說、氣候變遷說等。有關中國北方游牧業的起源問題，與世界游牧業的起源問題研究是密切相關的，筆者主張游牧與農業分離說。

游牧經濟是一種專業化、流動的經濟類型，對農耕社會存在著依賴性，它不能完全脫離種植業，需以整個社會生產和交換的相當發展併產生一定的剩餘產品為前提。這就要求種植技術和游牧技術都有相當的進步，從而決定了游牧經濟只有在較晚的時候才能形成。

以種植業為主的農耕、畜牧相結合的混合經濟是人類賴以進入文明時代的最主要的經濟類型。中國北方游牧業的興起是在青銅文化的背景下展開的。馬被認為是草原游牧的象徵，馬的馴化和傳播是歐亞草原游牧興起的關鍵。

錢穆先生云：“大體文明文化，皆指人類群體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屬物質方面。文化偏在內，屬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傳播與接受，文化則必由其群體內部精神累積而產生。

人類文化，由源頭處看，大別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農耕文化，三、商業文化。……游牧、商業起於內不足，內不足則需向外尋求，因此而為流動的，進取的。農耕可以自給，無事外求，並繼續一地，反覆不舍，因此而為安定的，平穩的。”

游牧的起源、游牧國家的產生與演化在人類歷史發展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游牧與農耕在人類歷史發展的很長時期內曾相互對立、相互依存。戰爭、掠奪、和親、互市等所有的歷史現象似乎在說明一個主題：生存與財富是游牧國家興起的原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明確提出了“第一次社會大分工”的理論：“游牧部落從其餘的野蠻人群中分離出來——這是第一次社會大分工”。這是解開游牧起源這一歷史懸案的鎖鑰。如何正確理解恩格斯的這一經典論述，學界為此長期爭鳴不休。

有的學者認為，第一次社會大分工並不是游牧與農業部落的分離，而是人類從攫取經濟——採集和漁獵向生產經濟的發展過渡。在不同的自然條件下，有些部落向農業經濟發展，有些部落向游牧經濟發展。恩格斯所說的正是后一種情形。

直接從攫取經濟向農業生產過渡也是第一次社會大分工的形式之一，而且世界上幾個文明古國都是沿著這一道路發展的。因此，第一次社會大分工發生在距今約一萬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持 反對意見的學者則指出，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從新石器時代起一直以農業為主，沒有游牧部落從“其餘的野蠻人群”中分離出來，也就沒有農業和游牧業的社會大分工。

有的學者認為，第一次社會大分工發生於新石器時代末到銅石並用時代，游牧部落的形成標誌著第一次社會大分工的實現。也有人基於考古發現指出，我國整個新石器時代原始畜牧業和鋤耕農業結合在一起，到了青銅時代，適宜農業發展的地區形成了灌溉農業，而適宜放牧的地區在鋤耕農業的基礎上發展成游牧業，從而實現了第一次社會大分工。

在前述研究的基礎上，關於游牧起源問題的探討進一步深入，如有學者認為，畜牧民的出現才是第一次社會大分工的標誌，而畜牧民是從既種植穀物、又馴養家畜的人群中發展來的。因此，最早出現的不是游牧部落，而是以牧為主、農牧結合的畜牧民；隨後由於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為進一步擴大分工創造了條件，才出現專以畜牧為業、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

然而，恩格斯“第一次社會大分工”理論的指導意義即在於此。在紛繁複雜的歷史蹤跡中游牧業從畜牧業中分離出來，而從事游牧業的人群由部族、部落發展到民族、國家。游牧從起源到游牧國家的形成、演化，對於中國乃至世界歷史的發展產生了強烈的衝擊與影響。

游牧民族人口是少則幾千多則幾萬人的部落，加上牛馬畜生，必要要居住在水草豐美的草場，特別在貧瘠的漠北，這樣的草場是有數的。

這些部落雖然游牧，但也不是沒有地盤概念，哪片草場屬於哪個部落的，都是有劃分的，部落不可能經常做大規模遷徙。而且部落與部落間，各部落與單於汗庭間也都是有勢力範圍的。如鐵木真經歷合蘭真沙陀之戰後只剩下4千6百餘人。他逃到貝爾湖以後才避過一劫。並在當年秋天突襲王汗駐地，三天後完全消滅克烈部。而不明所以的中原人把游牧部落為了保護草場在其所屬草場之間的遷徙認為是居無定所這是很無知的，所以農耕民族出征漠北時往往會迷路找不到游牧駐軍牧場，農耕民族由於不了解當地那些水肥草美牧地的分佈信息不能在當地得到給養，游牧民族反而可以利用騎兵機動性再其熟悉的地理環境中堅壁清野。成吉思汗之所以成功是把蒙古高原上所有不同族源的游牧部落統一。現在人看嶺北歷史的問題是把歷史上的蒙古人想象成一個統一的實體，用現代民族主義概念下來想象15、16世紀的歷史這是錯誤的。正如雍正皇帝所說:“中國（漢族）之一統，始於秦；塞外之一統，始於元；而極盛於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員極廣，未有如我朝者也”。成吉思汗統一游牧民族后草場採用了和親拉攏、諸王分封制賞賜有功勞的部將與部落，不再是以往牧場部落之間的互相兼并。

游牧文明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佔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其與農耕文明的衝突與融合構成了中國北方邊境歷史的主題之一。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恰恰是因為游牧文明與北方草原的生態環境是相適應的。說游牧民族沒有文明是錯誤的，能在史書上出現有記載的游牧民族都是有文明的，沒有文明的游牧民族都被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同化了。

中國是一個由五十六個民族組成的多民族的國家，眾多的少數民族與漢民族共同譜寫了一部風起雲湧、波瀾壯闊的史詩畫卷。歷史上匈奴、鮮卑、羯、契丹等游牧民族一度在中原建立了政權，經過歷史風雨的洗禮和滌盪，他們一部分西遷、一部分在歷史中湮滅，一部分融合入漢民族，一部分仍保持了本民族的特徵和習俗，生活在中華民族大家庭當中。

匈奴部分

主體在東漢時期被漢族消滅，剩餘一部分南下到河套地區，成為羌胡，另一部分西逃往歐洲，與馬扎爾人融合，構成今天的匈牙利人；羯，匈奴的一部分，公元4世紀滅絕。

東胡部分

秦時被匈奴滅亡，之後分成兩大部分：烏桓和鮮卑，烏桓被曹魏消滅，鮮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建立北朝，其餘部分演化為吐谷渾和柔然；柔然建立汗國，后被突厥擊敗，主體向西遷移，在東歐形成阿瓦爾人，餘下的分化為室韋（蒙古）和契丹；

契丹建立遼國，其後被女真族同化，剩餘的西逃到中亞建立西遼，與當地人融合，成為中亞人的一部分；蒙古建立了遼闊的帝國，影響遍及歐亞大陸，其主體一直生存至今，即現代的蒙古族。

突厥部分

有可能是匈奴的一個分支，曾歸柔然統領，后滅亡了柔然，建立了大帝國。其自身的主體被回鶻人和漢族所滅，剩餘的向西逃竄，形成了今天的土耳其人。

回鶻

主體由丁零人構成，融入了鐵勒和高車人的一部分，在唐朝時期，將突厥主體滅亡。之後回鶻汗國與唐帝國關係良好。回鶻國內衰敗后，向四周遷移，曾在宋朝時於甘肅新疆一帶建立黃頭回紇部落以及高昌王國，後來分別歸降西夏和西遼，在與南疆的土著居民融合后，形成今天的維吾爾族。

讓我們簡單地回顧一下各個民族在矛盾中不斷地了解、在矛盾中不斷融合的歷史。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制王朝——秦帝國。秦帝國的疆域內涵蓋了南方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並讓蒙恬將軍擊敗匈奴以收復河套平原。

公元前202年劉邦推翻秦帝國建立西漢王朝。自從西漢立國開始，崛起於北方的匈奴就憑藉它的軍事優勢，不斷對中原施加軍事侵略與政治壓力。

公元前200年，匈奴首領冒頓單於率四十萬騎兵把出兵抵禦匈奴入侵的漢朝開國皇帝劉邦包圍在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東北），劉邦被迫採納臣下的建議，對匈奴採取了妥協政策，聽從陳平計謀賄賂單於閼氏得以脫險。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圍”。

這是北方游牧民族政權與中原漢族政權第一次大規模的軍事對峙，事實表明，當時的戰略優勢在匈奴一方。漢帝國為了休養生息，積蓄力量，漢高祖、文帝、景帝執政的六七十年間一直採取屈辱的“和親”政策，每年送去大批財物，但始終無法滿足匈奴無止境的的貪婪慾望。

公元前141年，漢武帝劉徹登基執政。漢帝國經過六十多年的休養生息，國力空前強大，漢武帝為了宣揚漢民族的威力，解除匈奴對漢的威脅，擺脫匈奴貪得無厭的敲詐勒索，對匈奴發動了大規模的反擊戰爭，通過一系列戰役給匈奴以致命打擊，將其驅逐到大漠以北，從此“匈奴遠遁，漠南無王庭”。後來霍去病深入漠北至狼居胥山（蒙古國的肯特山脈）。公元89年（東漢永元元年）夏六月開始，竇憲、耿秉率軍與南匈奴軍隊在涿邪山 匈奴人會合（今蒙古國滿達勒戈壁附近），與北單於戰於稽落山（今蒙古國額布根山），北單於大敗逃走，漢軍追擊，俘殺一萬三千餘人，北匈奴先後有二十餘萬人歸附。竇憲、耿秉登燕然山（今蒙古國杭愛山），由班固撰寫《封燕然山銘》文，刻石紀功而還。

公元207年，東漢末年丞相曹操北破烏桓，將東胡各少數民族遷徙到河北地區；公元216年，又將北方降漢的匈奴安置在并州，分五部加以統治。

這對促進民族融合，無疑具有積極的作用。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雖然匈奴作為國外敵對勢力被漢帝國驅逐了，但這些降漢的匈奴部族仍保留著兇悍好鬥、殘忍嗜血等游牧民族的天性，他們學會了漢人的政治、軍事韜略、掌握了漢族先進的冶鍊技術。曹操的這些舉措為日後北方游牧民族徹底滅亡中原漢族政權埋下了隱患。

公元265司馬炎代魏建晉，定都洛陽，史稱西晉。西晉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短暫而又黑暗的王朝。士族統治集團既腐朽不堪，又激烈爭權奪利，爆發了影響巨大的“八王之亂”，國力空前衰敗。由於中原戰亂，漢族居民大量流徙江南，中原漢胡勢力的分佈和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匈奴見有機可乘，開始策劃“興邦復業”，起兵反晉。

公元316年，匈奴軍奪取長安，西晉滅亡，撤退到長江以南的西晉貴族建立了東晉政權。

游牧民族在中原建立的十六個政權

前趙（匈奴304－318）後趙（羯319－350）前秦（氐351－394）

前燕（鮮卑337－370）後燕（鮮卑384－409）西秦（鮮卑385－431）

南涼（鮮卑397－414）南燕（鮮卑398－410）北涼（匈奴401－439）夏（匈奴407－431）

由於這些北方游牧民族大多處於奴隸制社會，有些還處於原始社會末期，他們建立的政權大多實行胡漢分治政策，仇視、奴役漢族人，甚至對漢族人採取野蠻殘酷的統治政策。各族統治者的暴行和暴政，給人民帶來嚴重災禍，社會經濟和文化遭到嚴重破壞，漢族面臨前所未有生存危機。在這種民族矛盾空前尖銳的形勢下，爆發了大規模的民族復仇——冉閔《屠胡令》

公元350年，漢族將軍冉閔推翻了殘暴不可一世的羯趙帝國，即皇帝位，定都鄴城，年號永興，國號大魏，史稱冉魏。

當時，新生的冉魏政權處在敵對少數民族族勢力的四面包圍中，他們虎視眈眈，隨時準備扼殺新生的冉魏政權；內有數十萬仇視新政權的胡族隨時可能發動暴亂，或在敵對胡族勢力進攻時充當內應，即使將他們全部驅逐，也只能使敵對胡族勢力更加強大。

為了保衛和鞏固新生的冉魏政權，冉閔採取斷然措施，頒布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殺胡令》，各地漢人紛紛起義響應，開始對入塞中原的數百萬胡族展開大反攻，史載“無月不戰，互為相攻”，一舉光復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陝西、甘肅、寧夏。

公元352年，冉閔在抗擊鮮卑入侵的廉台大決戰中被擊敗，冉魏政權滅亡，至此，漢族在長江以北的最後一個政權滅亡了，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公元581年隋朝建立才結束。

隋唐時期，漢族政權曾經控制整個蒙古高原和西域，從出土的突厥碑文記載唐朝統治整個蒙古高原僅有60多年，嶺北先後被突厥、回紇【回鶻】、黠戛斯統治，在西南，吐蕃國建立，與漢族政權有過些許戰爭，甚至一度趁亂攻進漢人統治中心，但是對漢人政權影響不大，隋唐時期可以看做是從東漢末年到南北朝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與五代至元朝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的過渡階段。

從公元907年唐滅亡到公元960年北宋建立，五十四年間中原相繼出現了梁、唐、晉、漢、周五個朝代。在這五朝之外，還相繼出現了前蜀等十個割據政權，這就是歷史上的“五代十國”。這一時期是唐藩鎮之亂的延長，是由唐朝而宋朝的過渡時代。

這一時期有兩個值得我們注意的特徵：五朝之中有三朝，即後唐、後晉、後漢的開國之君都是沙陀人，形成華夷混合政權。其二是北方的契丹人借軍閥混戰之機不斷強大，逐步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和軍事集團，也為後來遼、宋、金對峙的形成埋下“伏筆”。

公元960年，趙匡胤建立北宋，公元907年，契丹族建立遼政權，公元1115年女真族建立金政權。遼宋金對峙局面形成。

公元986年，宋太宗發動第二次北伐，要奪回幽燕，統一中國，但是北宋在於與少數民族勢力遼、金政權的戰爭中一再受挫。

李璮襲為益都行省（今山東境內）長官，擁軍自重。南宋開慶元年（1259），李璮加速準備反叛蒙古，一面進犯南宋，取海州（今江蘇連雲港西南）等4城迷惑蒙古，一面積極加固益都城防，儲存糧草，截留鹽課。元世祖中統元年（1260），忽必烈即帝位，其幼弟阿里不哥也在漠北自立為大汗，兩兄弟為爭奪汗位發生戰爭。忽必烈為了穩定李璮，加封他為江淮大都督，並對他的上述活動隱忍不發。李璮乘忽必烈傾全力抗禦阿里不哥南犯之機，三年二月，舉兵反叛，他獻漣海三城於南宋，殺蒙古戍兵，從海州泛海還攻益都，進據濟南。南宋封李璮為齊郡王、節度使封號，但並沒有在軍事行動上給予有力配合。李璮在進攻濟南時，曾傳檄河北，希望取得華北地區漢人軍閥的支持，但應者寥寥。因此，處境完全孤立。忽必烈迅速集中蒙漢諸軍，以宗王合必赤統領征李璮。三月，史樞、韓世安、阿術等於高苑老僧口擊敗李軍，李軍退守濟南。四月，忽必烈又命右丞相史天澤專征。史天澤與哈必赤定議，築環城圍濟南，進行長期圍困。濟南被圍四月，李璮糧秣告罄，軍心離散。七月，李璮投大明湖不死，被俘，被史天澤斬于軍前。李璮的岳父王文統，當時任中書省平章政事，頗得忽必烈信任，因與李璮書信交通，被忽必烈殺死。

公元1206年，在蒙古高原上以鐵木真為首的蒙古部落強大起來，建立了蒙古帝國。公元1234年，金帝國在蒙古與南宋聯合進攻下滅亡，長江以北的廣大區域都處在蒙古帝國的統治之下。蒙古族在接收了中原地區后，漢化趨勢不斷加強，1271年，忽必烈尊用漢法，改國號為元，威脅南宋，1276年，攻佔南宋統治中心臨安，南宋正統王朝滅亡。

1279年3月19日，最後一支南宋軍隊在厓山大海戰中被元軍消滅，宋朝徹底滅亡，少數民族第一次成功統治了全中國。

元朝時由於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雙重激化，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蒙元帝國僅統治了中國98年，就在席捲全國的農民起義的狂潮中滅亡，取而代之的是由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明初洪武時期明軍把殘元驅趕至嶺北地區，朱元璋在漠南地區先後設置了衛所40多處分別為九大塞王統御。靖康之難后朱棣一反常態撤諸衛所把諸賽王以及衛所的兵力大部分劃歸自己麾下，朱棣雄才大略，自然知道大寧的重要性，他在永樂八年第一次北征時對金幼孜等人說：“今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寧夏、甘肅、大寧、遼東，則邊境可永無事矣。”但他還是覺得撤漠南諸衛集中兵力消滅北元才是一勞永逸，何福曾請求朱棣復置東勝衛，但朱棣仍然不以為然，只在此年九月給何福的批複中寫道：“爾奏欲立東勝衛，此策甚喜，須俟鎮虜、定邊，諸衛皆定然後立之，則永遠無虞。”朱棣認為設置衛所是要等到明軍消滅嶺北行省的殘元勢力繼承確定元朝的北方邊界后再辦的事情，但是由於明成祖突然死在了北伐的路上，當年洪武帝在漠南設置的諸衛所皆未來得及恢復。宣德時，北方蒙古人通過衛所舊地對明朝的威脅日增，土木堡之變甚至使明朝的皇帝被蒙古人俘獲。西北的蒙古人也建立了亦力把里、葉爾羌等割據政權。

公元1644年，李自成起義大軍攻入北京，大明崇禎皇帝朱由檢自殺，明朝滅亡。同時，滿洲人徹底擊敗了蒙古人，末代蒙古可汗林丹汗也死於打草灘。

1678年西蒙古人葛爾丹正式建立準噶爾汗國，並開始向塔里木，蒙古高原和西藏擴張，與清帝國發生衝突，1755年，清帝國趁準噶爾內亂之機出兵進佔伊犁擊潰達瓦齊軍，1760年冬天，準噶爾汗國滅亡。游牧民族的輝煌自此終結。

現代考古發掘逐漸證明，游牧誕生的時間不會早於公元前1000年，遠晚於農耕的誕生。世界上第一個游牧民族是斯基泰人。

最早的原始初民，按一般的考古學觀點起源於非洲大陸，在漫長的地質史時期，由於氣候的改變引起生存環境的變更以及由於生產力的提高，人口壓力的逐漸增加而逐步遷移到其他的大陸，並且由於地理隔絕而逐漸形成了不同的種族和亞人種。

這些原始初民所屬的就是原始採集狩獵文明，在生存壓力並不大的情況下，他們往往隨著季節的變更而進行或長或短的遷移，以獲得更豐厚的食物，這從對非洲一些原始部族的人類學研究中可以得到比較推論。但由於地理條件的限制和雖然緩慢但仍然不斷增長的人口，生存壓力變大，許多物產並不那麼豐富地區的部族不得不採取強度更大的勞動，而對於草原地區來說，採集的基礎原本非常薄弱，部族的主要食物來源依靠捕獵，不得不跟隨著獸群的遷徙而遷徙，以便獲得足夠的肉食。在這過程中，人們逐漸發現蓄養動物比起單純地追獵野生動物來說更有保障，養畜業便慢慢發展起來。對野生動物的馴化，也許發生在更早的時候，但在生存壓力不那麼大的時期，花費那麼多的精力去發展畜業並不怎麼合算，於是畜業的產生只有在憑採集狩獵無法獲得足夠豐厚的回報之後了。馬的馴化則更為游牧文明的產生提供了一個有力的支持，對於放牧的畜群能夠更加便捷、省力地控制。

游牧民族使用的牧業生產的主要工具為套馬竿，又稱“套竿”。蒙古語稱“兀兀兒合”。據《元朝秘史》載，早在13世紀初蒙古汗國建立前，就已出現了這種工具，一直沿用至今。套馬竿木質堅韌，總長約300厘米，頂端拴有套形皮繩。它既可用於套馬，也可用於狩獵時套其他動物。每逢捕捉馬匹時，牧民持竿跨馬，沖入馬群，看準馬匹，抖開繩套，將馬頸套住勒緊，隨馬賓士，直至馬匹力竭馴服為止。阿拉善旗等少數地區的牧民不用套馬竿，而用套馬索，蒙古語稱“察拉木”。這些套馬者多系技術嫻熟、身強力壯的牧民，因而當地牧民以套馬為光榮。

內蒙古游牧民族3絕：賽馬、射箭、摔跤

中國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主政中原的簡表

中國主要少數民族政權簡表

兩極世界理論認為，游牧民族的產生溝通了東西方人類社會。在游牧民族的壓力下，秦國的社會形態從部落制變革為半部落制半封建農奴制社會形態。

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衝突和融合伴隨著中國古代北方邊境歷史的始終，而這種衝突和融合又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北方邊境的生態環境，反過來，生態環境 的變遷又導致了文明的變遷。儘管並沒有多少人意識到這一點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重要影響，但傳統史學的盲點並不能抹殺這種影響的實際存在。

傳統觀點和西方學術界觀點一般認為，對環境的破壞是連年的征戰造成的。比如，農耕文明在對抗游牧民族侵擾中，曾經有對游牧民族賴以生存的草場採用焦土、灑鹽等破壞性戰術的記錄；而游牧民族對農牧交集區域的劫掠破壞則更為嚴重，比如《西洋世界軍事史》中描述，“有人認為中亞的氣候在公元後的最初幾個世紀突然變得乾燥起來，到了公元500年到了頂點，有人認為是游牧性的侵入破壞了水道之所致。派希克（T.Peisker）說：為了使一個水草田的擁有者，不敢不向他們納貢，他們只要攻佔主要的水道即可。而這些游牧民族又常常的盲目地搶劫和毀滅一切東西。一次侵擾就可以使幾百個水草田化為灰燼和沙漠。進一步說，游牧民族不僅使中亞的無數城市和鄉村變成了廢墟，更使草原變成了赤地，因為無意識的取火而濫伐樹木，終於使流沙擴大了範圍。”

而也有觀點認為“歷史上對北方邊境生態環境造成毀滅性影響的是中原文明為了抵禦游牧文明的侵襲而採取的移民塞邊和屯田制的措施”，為研究這一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