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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

中國台灣政治家、政論家和出版家

雷震（1897年6月25日—1979年3月7日），男，漢族，字儆寰，出生於浙江長興，祖籍河南省羅山縣周黨鎮雷畈村，中國台灣政治家、政論家和出版家。

1916年赴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留學，1917年加入中華革命黨。1926年回到中國，曾任中學校長，隨即轉任國民政府法制局編審，為王世傑之部屬，1932年擔任中國國民黨南京黨代表大會主席團主席，1934年7月起擔任國民政府教育部總務司司長。在抗日戰爭時期，獲得蔣介石的信任和提拔，擔任國民參政會副秘書長等職。1949年赴台灣，並資助《自由中國》刊物。1960年雷震因極力主張成立反對黨參與選舉以制衡執政黨被判十年有期徒刑。1970年出獄，鬥志一如既往。1979年在台灣病逝，終年82歲。2002年9月4日台灣正式宣布為雷震冤案平反。

2006年3月7日，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會成立。2012年3月7日，雷震去世33周年，雷震紀念館暨雷震研究中心在台北政治大學成立。

1人物經歷早年經歷工作經歷

2個人生活家庭生活 3人物評價

4後世紀念

人物經歷

早年經歷

1897年，雷震出生於浙江長興縣，祖籍河南。

1916年，19歲的雷震考取日本京都帝國大學。

1917年，在日本留學期間，雷震在戴季陶和張繼的介紹下，加入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前身）。

1923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政治學系，旋即進入大學院攻讀憲法。

工作經歷

1946年雷震（右二）與白崇禧（右一）在南京合影

1926年，北伐戰爭爆發，二十九歲的雷震留學歸國，在戴季陶的舉薦下很快進入國民政府，先後擔任法制局編審、編譯局編撰、教育部總務司司長等職。

1937年秋，胡適與雷震正式結交，胡適代表北京大學，雷震代表教育部。同年廬山會議，兩人對話曾不歡而散，雷震主張「對日抗戰」，胡適則主張「忍辱負重」。但因當時胡適住在教育部宿舍，得以朝夕相處，終成莫逆。雷震意見較激進，胡適則比較緩和，終其一生，雷震都尊崇胡適。

1938年7月，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議在武漢召開，汪精衛為參議會議長，雷震為議事組主任。

1940年，國民參政會成立憲政期成會，雷震出任秘書長。對於雷震的火速上升，除了雷震本人的政治才幹，戴季陶、王世傑等人的提攜和蔣介石的信任外，雷震恰好趕上了當時中國政治的需要。

1946年1月，雷震出任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負責協商各黨派意見，迎接周恩來等共產黨代表團來南京，爭取國共及其它黨派相互合作。

1946年11月中，制憲國民大會開幕前後，雷震負責協商青年黨與民主同盟中的民社黨參與制憲國民大會，任制憲國大代表兼副秘書長。

1947年，雷震當選國民大會代表，同年4月出任張群“組閣”，擔任政務委員，1948年底離職。

1949年3月，胡適、雷震、王世傑、杭立武、傅斯年等人在上海聚會，商議辦份刊物，宣傳自由與民主，“以挽救人心”。刊物名字系胡適所取為《自由中國》。並曾赴溪口向蔣介石報告，取得其贊同，但因為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渡過長江威逼上海而未成。雷震協助湯恩伯忙於上海、廈門守備工作，並參與中國國民黨改造工作。

1949年10月22日，自大陸抵達台灣第二天，雷震便全身心投入創刊工作，並再次與杭立武討論辦刊事物，受到杭立武的支持。杭立武當時是台灣地區教育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由杭立武出面資助《自由中國》的成立。

1949年11月20日，該刊的創刊號在台北正式出版，當天下午便有人上門訂購。在美國的胡適挂名發行人，以社長雷震為實際負責人，負責經費、邀稿、撰稿、校對、主持編輯委員會議等職，第一任總編輯為毛子水，副總編輯為王聿修，聶華苓為行政編輯，發行部經理為馬之驌。在蔣介石為宣示政治改革決心以取得美援背景之下，自由派人士紛獲見用。

雷震

1950年，雷震被蔣介石聘為“國策”顧問，所辦這份刊物自然得到了中國國民黨高層的鼓勵和資助，創刊不久，就有軍方訂戶。此為雷震到台灣后與蔣介石的“蜜月期”。雷震曾於1950年、1951年兩度代表蔣介石赴香港宣慰反共人士，並探聽第三勢力在香港的發展情形。《自由中國》初期站在“擁蔣反共”立場發言，與蔣介石關係密切。

1951年6月初，《自由中國》刊登夏道平執筆之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評論政府採行金融投機做法可能導致執行人員藉機敲詐，第一次與情治部門發生言論衝突，引發第一次言論風波。10月，雜誌發表社論認為言論自由是天賦人權，並討論輿論與民主政治的關係；繼而又對“黨化教育”“青年救國團”等問題提出批評，導致政治部下令禁止閱讀此刊物。在獲得美援後，自由派人士重要性減弱，雷震與蔣介石關係也漸行漸遠。

1953年，雷震即遭免除“國策”顧問等職。

1954年5月，這份刊物又刊發讀者來信《搶救教育危機》，對黨化教育嚴重干擾校內正常教育提出質疑，並指出“青年救國團”系非法組織。蔣介石震怒，下令註銷雷震黨籍。《自由中國》的言論逐漸轉變為“民主反共”立論，以憲政民主、自由人權檢視政府施政，對蔣介石的威權統治有所批評，與蔣介石的關係日益緊張。

1956年10月31日，蔣介石七十大壽，已觸怒蔣介石的該刊物又推出轟動一時的“祝壽專號”，刊發胡適、雷震、徐復觀、毛子水、王世傑、陶百川等學者文章，為“自由派人士向蔣介石建言之總計，言人所不敢言者”，專號大為暢銷，加印十三版，引來黨、團、軍刊物集體圍攻。遭全面打壓后，雷震與中國國民黨徹底決裂，提出希望促進在野黨之間的團結，並在此基礎上組建一個反對黨。1957年4月至1960年5月，該刊又連續刊發二十餘篇文章，其中《反對黨！反對黨！反對黨！》一文，成為推動反對黨成立的理論支點。

1957年，《制憲述要》在香港出版。《自由中國》以“今日的問題”系列社論全面討論國是，首篇由殷海光執筆之“反攻大陸問題”，觸動政治禁忌，末篇“反對黨問題”，主張“反對黨是解決一切問題關鍵之所在”。

1958年，起參與李萬居、吳三連、高玉樹等78人發起組織的“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該組織無法取得行政機構之許可而無法成立。

雷震

1960年，雷震與台港在野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介石違背憲法三連任“總統”，雷震等人密擬《中國民主黨創立宣言草案（稿）》，宣布將在9月底成立新黨。5月4日雷震發表了《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極力主張成立反對黨參與選舉以制衡執政黨。5月18日非中國國民黨籍人士舉行選舉改進檢討會，主張成立新黨，要求公正選舉，實現真正的民主。決議即日起組織“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隨即籌備組織中國民主黨。雷震擔任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召集委員，與李萬居、高玉樹共同擔任發言人。7至8月間舉行四次分區座談會，情治單位進行密切監控。9月4日，中國國民黨先發制人，將雷震、傅正、馬之驌、劉子英抓捕，震驚海內外的“雷震案”爆發。10月8日，台灣政府以“知匪不報、為匪宣傳”兩項罪名，判處雷震有期徒刑十年。在美國的胡適返台找蔣介石求情，蔣介石不予理睬。

1961年，雷震65歲生日，胡適想念獄中的雷震，手書南宋詩人楊萬里的《桂源鋪》饋贈：“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唐德剛說：“胡先生這個懦弱的本性在當年所謂雷案中真畢露無遺。他老人家那一副愁眉苦臉，似乎老了二十年的樣子，我前所未見，看起來著實可憐。後來，我拜讀了他那自我解嘲的雷案日記，尤覺這位老秀才百無一用之可憐。‘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胡適對這件事，始終內疚彌深。”在蔣介石的威權下，甚至後來也不便探監。

1962年，胡適病逝，雷震為此慟哭，雷震自言他如蘇雪林一生二次大哭，一次哭母喪，一次哭胡適，但後者他哭的次數恐怕還要多些。

雷震出獄后在家中接待慕名來訪的青年

1970年9月4日，73歲的雷震十年徒刑期滿出獄，身體大不如前，無法再參與政治活動。雷震曾在獄中撰寫回憶錄，計四百萬字，卻遭警總燒毀，因此出獄后的雷震用了人生最後的幾年重新撰寫回憶錄，對於台灣施政的疏失，雷震仍嚴詞批評，鬥志一如既往。

1971年12月，決定撰寫《救亡圖存獻議》，提出政治十大建議，希望政府速謀政治、軍事改革，以民主化方式應付危局，並要求將“國號”改為“中華台灣民主國”。

1972年1月10日，呈送《救亡圖存獻議》至台灣當局領導人幕僚機構、台灣地區行政機構，未獲迴音。

1976年，雷震患了癌症，自覺來日無多，便在南港買了一塊山坡地，親自監工建了「自由基園」，準備了五個大理石骨灰罈，安置已亡故的兩位《自由中國》編委羅鴻詔與殷海光以及亡兒雷德成。

1979年3月7日，雷震病逝，由於他生前要求不聲望，後事稍顯冷清。

2002年9月4日，台灣政府正式宣布為雷震冤案平反，當局公開為雷震平反，並出版《雷震案史料彙編》兩冊。

個人生活

家庭生活

雷震與家人

四十年代中，雷震與妻子向筠和五個孩子游無錫太湖，在湖畔留影。儘管國事如麻，雷震仍萬分依戀生活，他注重飲食遊樂，閑暇之餘經常帶著家人到南京附近踏青，十分愜意。

人物評價

雷震和胡適

從1945年重慶談判到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再到後來的制憲國民大會，雷震始終是穿梭於各黨派之間進行遊說協調的關鍵人物。雷震為人豪爽真誠、責任心強、交際能力出色，交友廣泛。

對言論的負責，即針對中國國民黨在五十年代施政弊病叢生提出批評和建言，直率抒陳所見，即“議政者”的角色；

對反對黨的落實，突破了自由主義“皆以思想上的啟蒙為志業”的這一舊轍，即“參政者”的角色，概言之，就是從“坐而言”到了“起而行”。

《民主的銅像——雷震傳》

雷震和以他為靈魂的這份刊物對台灣社會轉型的影響，台灣學者錢永祥有過論述，直至上世紀80年代，台灣所有重要的政治議題都是根據那份刊物的言論來闡述或界定的，台灣新一代不見得都讀過該刊，但所使用的語文、基本概念和陳述方式，都是從這份刊物出來的。

戰後的台灣，經過清黨、掃紅、二二八事件等，本土政治精英力量日漸式微，所以戰後的“台灣自由主義”是從大陸移植過去的。這是一個價值譜系，即從《努力周刊》《新月》《獨立評論》到《觀察》再到雷震主持的刊物，是一條線下來的。雷震被捕后，該刊物被迫停刊，新黨胎死腹中，整個六十年代出現了冰封期或沉寂期，雖有零星抗爭，但實際影響不大，到70年代，台灣內外形勢發生變化，尤其是國際上的一系列事件引發了台灣社會的巨大失落，從而導致各種社會運動包括黨外運動的興起—但已不是當年大陸那幫人了，台灣的本土精英開始崛起。

抗戰勝利后“台灣自由主義”漸次興起，是二十世紀上半葉自由主義思潮的延續和發展，以雷震為中心的那一批人都是從大陸過去的，胡適是他們的精神導師，雷震則是火車頭式的人物。70年代的“黨外運動”從該半月刊汲取了不少思想資源，他們透過參與地方選舉和辦政論刊物，不斷推進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儘管身處威權政治，但憲政的大框架一直存在，可以獨立參選，可以辦刊。

後世紀念

2006年3月7日，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會成立。

2012年3月7日，雷震去世33周年，雷震紀念館暨雷震研究中心在台灣政治大學成立。當時的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到會揭牌。他用深度鞠躬向雷震家屬與所有曾為自由、民主奮鬥的人士致歉並致敬，並說：“歷史可以原諒，但是不可以遺忘。

雷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