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行健

斯行健，1920年考入北京大學理學院，進預科學習。兩年後，轉入地質學系，在李四光和葛利普等教授的影響下，對古生物學鑽研尤深。1926年大學畢業，應中山大學招聘，赴廣東中山大學任地質地理系助教。兩年後又到德國留學學習古生物學，隨柏林大學古植物學大師高騰教授攻讀研究生。他抱著學成歸來報效祖國的愛國激情，一頭扎進古植物學的知識海洋，以自己的努力博得導師的青睞。斯行健在名師的精心培育下迅速成長，完成論著多篇，並於1931年以優秀論文《中國里阿斯期植物群》通過答辯，成為中國第一位獲得博士學位的古植物學家。隨後赴倫敦出席國際植物學會，並與印度古植物學創始人薩尼教授結為密友。兩位富有民族自尊心的亞洲學者從此常以彼此相同的經歷和感受互相勉勵、互相促進，為各自祖國的古植物學事業做出重大貢獻。此後，斯行健又赴世界上古植物學研究的另一中心——瑞典，去學習瑞典優良傳統的研究方法和先進技術，在短期內完成了專著稿2部，再次為炎黃子孫揚眉吐氣。

1933年斯行健載譽歸來，先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任教授，開設古生物學講座。這門課程的首次出現，為國內本學科的發展打下了基礎。4年後，斯行健到心向神往的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工作，準備在李四光教授的指導下專心致志地做些紮實的古植物學研究，卻因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困難重重，未能順利展開。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的圖書、標本在內遷中，幾經周折，輾轉搬運損失殆盡，他個人多年苦心搜集的資料又幾乎全毀於廬山。后在重慶中央地質調查所稍好的條件下進行研究工作。在戰時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他仍能完成重要著作多篇。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地質研究所獲得了新生，給斯行健和廣大科技工作者帶來了希望。他以加倍的努力投入工作，1950年發表論文4篇，出版科普讀物1冊。1951年又連續發表了論著12篇之多。這一年中國科學院在接受原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的基礎上又組建了一批研究所。亞洲歷史上第一個專門從事古生物學研究的機構——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在南京正式成立（該所後來改名為中國科學院地質古生物研究所，又再度改名為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斯行健先後被任命為代所長、所長。

斯行健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屆代表，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曾任中國古生物學會理事。1953年《古生物學報》創刊以來，斯行健連任編委，他也是中國《古生物志》的編委。50年代他所發表的著作無論在數量和質量上都遠遠超過以往的總和。他曾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二、三等獎。

20年代，中國古植物研究的基礎薄弱，有關地層問題得不到解決，嚴重地阻礙了地質工作的進展。長期以來不得不把化石寄往國外。為了扭轉這種不正常的局面，當時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李四光力勸在德國攻讀古脊椎動物學的斯行健以祖國地質事業的發展為重，放下個人興趣，改攻古植物學。

斯行健充分意識到自身所負的歷史使命，在他著手部署其研究工作時，首先把著眼點放在鋪平道路、理清糾葛上。他注意到19世紀末，古植物界權威欣克所著的《東亞石炭、二疊紀植物研究》是一部在地質界流傳很廣，影響又深的著作，但是其中存在問題不少。如不糾正，將給今後研究帶來一系列的混亂，決心利用身在柏林可以查對模式標本的有利條件，重新研究。他把欣克當年所定的屬、種逐一評述，把問題梳理清楚。接著他又在其學位論文中，抓住中生代的一個令人最棘手的屬—蘇鐵杉進行剖析。這個屬在地層中分佈廣泛，出現頻繁，形態多樣，文獻中已有的種多達60個，但其界線模糊，難以掌握，成為國際同行眾所關心而都感到難以下手的老大難問題。斯行健遍查文獻，結合標本，以其明快的判斷，高度地概括，把它們理清頭緒，加以歸納。他的研究得到了國際同行的認同，也為今後工作鋪平了道路。

斯行健為中國古植物事業奮鬥終生，他在古植物的眾多領域裡作出了不同程度的開拓，奠定了中國古植物學和陸相地層研究的基礎。他在學術上留下的財富，無論在內容和方法上都給人以豐富的啟迪。發表了專著9篇、編著2本，譯著1冊，學術論文約150篇，文集1冊。

中國幅員遼闊，植物化石豐富，但以往基礎薄弱，知之甚微，人們唯有從不同地區、不同地質時代的化石研究入手，才有可能進一步了解到植物群的演替規律，以滿足地質調查、資源勘探中地層對比的需要。各地古植物的基礎描述始終是個迫切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斯行健一生研究了東起江蘇、福建，西至新疆、青海，南自廣東、雲南，北抵黑龍江、內蒙古等廣大地區；時代從中泥盆世至新生代的大量化石，僅描述發表過的標本多達3000以上，創建新種上百個。其著作中僅大型、地區性的植物群研究一項已達8部。中、小規模的也有百來篇。這些著作不僅填補了中國古植物研究中的不少空白，還推進了有關地區基礎地質的研究。值得特別提出的是，中國晚泥盆世及其後的早石炭世早期乃至晚石炭世早期、納繆爾期的植物和陸相地層之確認都是和斯行健的工作分不開的。通過上述的大量研究，他為煤炭、石油等礦產資源的勘探和區域地質的調查提供了可靠的生物地層基礎。

50年代初，地質工作特別是在煤炭資源調查中，急需解決的古植物與陸相地層問題多而迫切。有鑒於此，斯行健特地編著一本系統介紹中國280多種古生代植物及有關問題的書籍。此書不但圖文並茂，討論精詳，還以“中國陸相地層時代的討論”一章作為有關植物群更迭與地層問題的總結，在地質勘探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他也曾配合石油地質調查而去陝北考察和採集標本。後來寫成《陝北中生代延長層植物群》一書。在結論中，他率先指出中國中生代植物群的演替規律，並提出了從植物進化的觀點劃分中國中生代陸相地層的方案。這些都是他急生產之急，把多年來從事中國古植物、陸相地層研究中的一些基本觀點加以發展、補充的總結，這是他研究工作的結晶。

斯行健一貫主張研究就是為了創新，這就需要不斷探索。他既重視文獻的作用，又反對受其束縛。早在1929年，他就敢於向權威挑戰，寫出《校正欣克所著東亞石炭二疊紀植物》的論文，接著又提出東亞中生代的主要造煤時期早於西歐的觀點。這一認識目前雖有發展，但是開始比西歐早這是事實。60年前，在中國地質資料還很不足的情況下能夠做到這點已是十分可貴的了。在他以後的研究生涯中，富於探索的事例比比皆是。從闡明各地區各時代的植物群面貌到總結其演替規律及提出有關地層的對比、劃分方案無處不凝聚著他的心血，他的探索一貫是以有充分的科學依據作為前提。40年代末赴美進行學術交流時，專門擠出時間多與他自己感到不足的被子植物化石方面專家切磋，為他日後開拓新生代植物的研究作好準備。50年代中國孢粉化石研究尚未起步，而國際上經20年的研究已顯示出了其生命力，斯行健預見到它在中國經濟建設中的潛在價值，儘管具體研究已無暇兼顧，他還是儘可能地作些探索，著文介紹進行倡導，他又鑒於其專業圖書的匱缺，並翻譯文獻幫助其他人從事這項研究。晚年他在工作中，每有心得即主動進行講解，鼓勵別人也來探索。他常說作學問就得日夜去想，連作夢都要想到化石才行。正是這種執著的追求和不斷地探索，引導著他，也影響著他的學生尋求科學的結論。對於研究的結果和意義他主張應當實事求是地談到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可，反對作不適當的宣揚。他在晚年多次告誡學生，科學要有進展就得創新，後人修正前人也是十分自然的。這是歷史的進步，否則科學就停頓了。他對學生們的不同意見總是虛懷若谷地傾聽、實事求是地討論。他也十分反對盲目崇洋，對於中國歷史上的傑出成就和創見非常重視，以滿懷民族自豪感的激情加以謳歌。在其代表作《陝北中生代延長層植物群》一書的序言里，斯行健滿懷激情地提到早在11世紀，中國宋代學者沈括就已記載了延安產有新蘆木化石的事實，還認識到它們是“曠古”以前的植物形成的，及其反映出當時氣候濕潤的現象。他熱情謳歌中國對化石的認識不僅比歐洲早了400多年，而且早在宋代“就知道用植物化石來推斷植物生存的氣候是不能不令人驚奇的”。

斯行健的精力基本集中在地學領域裡，他也十分注意現代植物方面，不但做過一些在植物學上很有意義的研究，他也寫過一些與現代植物研究有關的文章。最突出的是對二疊紀一種樹蕨莖幹及其氣根的研究，其深入程度足與現代植物學的研究相比，此文刊出后深得國內外同行的好評，有人譽為這是植物學意義很深的傑作。他用古植物學上製備化石的方法對現代水杉表皮的氣孔等進行的研究不僅補充了人們對水杉形態的認識，也為植物化石的正確鑒定及其與現代水杉關係的確定提供了進一步的依據。此外，他從古植物和地質學的研究實踐對現代植物的分佈遷移及其絕滅的問題曾經作過討論，並專門提到水杉等在中國繼續生存的原因。並且早在40年代末，他就曾指出熊貓必然也是要絕滅的，建議組織一個委員會加以保管，並說其迫切程度遠遠超過水杉。可惜的是過去長期未受重視，半個世紀過去了，事實證明他以一個科學家的求實精神所作的預言是完全正確的。

斯行健對教育事業十分熱心。1933年他回國伊始，就在中央研究院的歡迎會上當眾宣布：“要以數年精力先從事教育，培育人材，然後再全力投入科學研究。”於是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先後任教，講授古植物學。開這門課程在中國之先河，從此古植物學在國內大學里生了根。后雖離教學崗位，他對教育工作仍不忘懷。1950年又到南京大學兼課，專為地質系、生物系的高年級生開設古植物課。直到60年代，他還一再表示：如有機會，很想再回北京大學去講課。

其實，即便不在教育崗位，他對培育後代也是十分關心。戰火連天的1944年，他在重慶一面抓緊利用空襲的間隙從事科研，一面應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李春昱之託精心培育李星學，使之迅速成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不斷對身邊的學生言傳身教，還對其他同志主動傳授。正如已故著名古生物學家、中國科學院南京分院前副院長、古生物所前副所長、學部委員穆恩之教授所說：“他在研究工作中每有心得，即向後學講解。由於他誨人不倦，當時古生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員無不受其教益。”不僅所內，連外單位來所進修人員也都得到傳授，其情景今天西北大學的沈光隆教授談起時仍很動情。

作為中國最傑出的古植物學家，斯行健對科學普及工作也一貫重視，他不僅一再撰寫科普文章，還曾選編成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對科普事業尤為關注，除鼓勵學生們寫作外，還針對性地配合中學的生物課教學寫出專門文章。至於在地質界為推廣古植物學知識而寫的文章更是不勝枚舉。

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在1953年出版的《中國古生代植物圖鑑》一書也可以說是為了普及古植物學專業知識而為廣大地質界寫的專門讀物。正如他在卷頭語中寫道：“本圖鑑希望對於野外工作的同志們及將來研究古植物學的同志們有所幫助。”此書深入淺出，針對性強，既無教科書之枯燥又能作為手冊，結合實際問題和化石標本，反覆查對。實踐證明：一卷在手，人們完全可以憑藉自學，掌握知識。它在幫助讀者解決面臨的生產問題上，曾起過很大作用。斯行健的預期目標是完全實現了的。今後必將有更多更優秀的年輕人沿著他所走過的道路為祖國的古植物學事業奮鬥終生。

1901年3月11日　生於浙江省諸暨縣斯宅村。

1920年　考入國立北京大學理學預科。

1926年　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系。

1926—1928年　任中山大學地質地理系助教。

1928—1931年　在德國柏林大學作研究生，攻讀古植物學。

1931年　畢業於柏林大學，獲博士學位。

1931—1933年　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研究古植物學。

1933—1937年　任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教授。

1937—1950年　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研究員。

1947—1948年　赴美國，在華盛頓美國地質調查所和加利福尼亞大學從事學術交流。

1951—1964年　任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員、代所長、所長。

1954—1964年　當選為第一、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55年　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1952—1964年　任中國古生物志和古生物學報編委。

1964年7月19日　病逝於江蘇省南京市，終年63歲。

1　斯行健．水杉．大眾科學小叢書，植物類第一種，民本出版公司，上海，1950：共68頁．

2　斯行健．現代水杉葉部的表皮及小氣孔的構造．中國科學，1951，2（2）：239—243．

3　斯行健．小孢子化石鑒定煤層的價值．地質論評，1951，16（3—6）：52—62．

4　斯行健，李星學．四川侏羅紀植物化石．中國古生物志，新甲種，3號，總號135冊，科學出版社，1952．

5　斯行健．中國上泥盆紀植物化石．同上，4號，總號136冊，科學出版社，1952

6　斯行健．中國古生代植物圖鑑．科學出版社，1953．

7　斯行健，徐仁．中國標準化石——植物．地質出版社，1954．

8　斯行健，李洪謨．湖南第三紀晚期植物群．古生物學報，1954（2）：189—206．

9　斯行健．石炭紀的幾種造煤的蕨類及種子蕨類．生物學通報，1954：9—12．

10　斯行健．煤是怎樣形成的．生物學通報，1955：22—25．

11　斯行健．陝北中生代延長層植物群．中國古生物志，新甲種，5號，總號139冊，科學出版社，1956．

12　斯行健．青海歐龍布魯克區奈繆爾期植物群．祁連山地質志，科學出版社，1960，4（1）．

13　斯行健，周志炎．中國中生代陸相地層．科學出版社，1962．

14　斯行健，李星學等．中國中生代植物·中國各門類化石．中國植物化石第二冊，科學出版社，1962．

15　斯行健．內蒙古清水河及山西河曲晚古生代植物群．中國古生物志，新甲種，總號176冊，科學出版社，198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