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廉文化

實際上察舉多為世族大家壟斷，互相吹捧，弄虛作假，當時有童謠諷刺：“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孝，指孝悌者；廉，清廉之士。分別為統治階級選拔人才的科目，始於漢代，在東漢尤為求仕者必由之途，后往往合為一科。亦指被推選的士人。孝廉是明清兩代對舉人的稱呼。

漢武帝時，採納董仲舒的建議於元光元年(前134年)下詔郡國每年察舉孝者﹑廉者各一人。不久﹐這種察舉就通稱為舉孝廉，並成為漢代察舉制中最為重要的歲舉科目，“名公巨卿多出之”，是漢代政府官員的重要來源。

孝廉舉至中央后，按制度並不立即授以實職，而是入郎署為郎官，承擔宮廷宿衛，目的是使之“觀大臣之能”，熟悉朝廷行政事務。然後經選拔，根據品第結果被任命不同的職位，如地方的縣令、長、相，或中央的有關官職。一般情況下，舉孝廉者都能被授與大小不一的官職。漢順帝陽嘉元年(132年)，根據尚書令左雄的建議，規定應孝廉舉者必須年滿四十歲；同時又制定了“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這一重要制度，即中央對儒生出身的孝廉，要考試經術，文吏出身的則考試箋奏。從此以後，歲舉這一途徑就出現了正規的考試之法，孝廉科因而也由一種地方長官的推薦制度，開始向中央考試製度過渡。

中國封建時代提倡官員奉守忠孝節廉。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孔子很簡單的講述人的仁孝和行為與社會穩定的關係。原文翻譯為：作為一個人，孝順父母，順從兄長，而喜好冒犯上級長輩的，這樣的人是很少見的。不喜好冒犯上級長輩的人，而喜歡造反的人更是沒有。君子專心致力於推廣仁孝這些根本，根本建立了，治國做人的原則也就有了。孝順父母、友愛兄長，這就是仁的基礎。(諸葛亮看到魏延不孝順父母，於是斷定他會造反。)

孝廉和官員選拔有何關係？其實答案就在這裡，在運用“舉孝廉”的幾代王朝中，均是以儒家思想治國。而孔孟之道認為天下穩定的關鍵在於仁，是有仁政一說；而仁的關鍵則是在孝弟。至於“廉”那又是另外一個方面的考慮了。不過歷史上出門的孝子出生都很貧寒而不忘孝順父母、順從兄長，那麼自然也會廉潔，所以孝跟廉似乎是一種看似必然聯繫。

新中國歷史上，劃分成分也有和“舉孝廉”有異曲同工之處。基本上，孔子這番話除了告示為人孝順才能家庭和睦之外就並無他了，畢竟當今社會講求平等，談不上造反治國這些東西。但從另外一個層次上還是很有啟示的。

在仁孝和道立之間有種原始的人性邏輯關係，即從孝順與否看一個是否有“抗爭意識”，從“抗爭意識”說到是否會造反。那麼結合一個實際的想法，如果你的公司要招幾個人，你是願意選擇孝順父母的還是不孝子呢?

於是看來“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即是說“窺一斑而知全豹”，這完全可以用在看人上。諸如能出賣別人的朋友，也肯定能出賣你；不孝順長輩，不服從命令的下屬基本也沒有培養前途等等。當然這裡的“服從”並非“盲從”之意。

舉孝廉：

兩漢王朝總共四百餘年，是中國歷史上的昌盛時期。漢代統治者認真總結秦朝迅速覆滅的歷史教訓，雖然在政治體制上沿襲秦朝，但在文化政策上有較大調整，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文學發展的措施；加之國力增強，社會進步，漢代文學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面。

無論是作家的文學素養，還是文學作品的數量和種類、思想深度和藝術水平都很值得注意。漢代文學在價值取向、審美風尚、文體樣式等諸多方面為後世樹立了典範。

漢代採用推薦和考試相結合的辦法錄用人才，為作家群體的生成提供了許多機遇。西漢朝廷詔舉賢良方正，州郡舉孝廉、秀才，東漢又增加敦樸、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等科目，廣泛搜羅人才。

兩漢選拔人才注重學問品行，也不排斥對有文學創作才能者的錄用，許多作家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主要並不是他們經通行修，而是在於他們的文才。儘管以文才錄士在兩漢用人制度中並不居於主導地位，而僅是一種補充手段，但它對兩漢作家群體的生成卻起到了推動作用。漢代不僅中央朝廷、諸侯王，甚至有些身居要職的外戚都以文才取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