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
中信出版社出版圖書
本書以十集大型紀錄片《先生》為基礎,聚焦民國國家講壇上的十位先生身影,揭示百年中國教育的宏觀走向和個性榜樣。書中涉及蔡元培、胡適、馬相伯、張伯苓、梅貽琦、竺可楨、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陳寅恪等人,將他們傳奇的性格性情、命運經歷、學術作為以及他們的善良、無奈、焦慮和歡喜,通過故事點滴漸次呈現,讓讀者走近他們,走進那個時代。
先生,一個稱謂。一種修為。一份崇敬。一種精神。
先生
《先生》一書以十集大型紀錄片《先生》為基礎,結合《新周刊》的“先生”專題文章,以十位先生的個性經歷為經,中國社會變革為緯,將其莫不傳奇的性格性情、命運經歷、學術作為,以及他們的善良、無奈、焦慮和歡喜,在點滴中漸次呈現,充分反映了先生們貼近群倫又卓爾不群的獨特全貌,讓讀者走近他們,走進那個時代,感受他們,了解他們,了解那個時代,了解我們這個民族的風骨,了解我們這個民族的傳承。也亦為現今中國教育,立鏡一面,呼喊十聲。
先生都學貫中西,不僅有深厚的國學根基,又對西方的民主科學感同身受;他們生於亂世,顛沛流離於戰火,卻不求苟全性命、不求聞達,為國傳承與擔當;像庇護小雞的母雞般,以弱身御強世;對學生後輩教之導之幫之扶之惜之愛之,毫不吝嗇提供經世學問之坐標以及人格營養,示範風骨與風度,為後輩的成長和民族的興盛贏得時間、空間。他們既清貧又富有,不僅有激情,還有理性;他們不斷張揚民主、科學,並點滴努力推動著國家的進步。
蔡元培:大學教育的長者,小學課本的童心
先生所提倡的“兼容並包”、延攬人才的教育體系,奠定了中國大學的根基。在他看來,大學需要多元的思想碰撞,無論是革命派的陳獨秀,還是留辮子的辜鴻銘,只要有專長都能到他的大學里教書。給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曾想用美育來代替宗教,他還能“大學者編小課本”。
胡適:儒雅之河,靜水流深
相比較魯迅,我更喜歡胡適溫文爾雅、待人和善,他甚至能說“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他曾寫信勸說周氏兄弟:“我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我最怕的是一個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會。我深深地感覺你們的筆戰里雙方都含有一點不容忍的態度,所以不知不覺地影響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著少年朋友朝著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這是最令人惋惜的。”胡適對白話文和白話詩的堅持,無論遭多少人罵,他照樣去做。他用理性的、溫和的方式開出一條天地相通的大道。
馬相伯:為叫醒中國,自稱是“叫了一百年的狗”
在他百歲時,上海時尚雜誌《良友》登出他的肖像,國共領袖同聲道賀,而他夢裡不知身是客,喊著殺敵,客死異鄉。他的百年人生與中國的百年屈辱抗爭平行,壽高則多辱,而他傾囊於一個復旦,抬升著東方的希望。如果我們今天還能聽到老人嘶唳的吠叫,一是後輩敏感的心,二是國情使然。
張伯苓:津門一戶南開,進出多少榮辱
先生影像憨態可掬,卻是行走江湖的俠士。當年左翼憤青指責他建校募集的是官僚鄉紳的臭錢,老先生訥訥地說:我就是個挑糞工,用糞土培育你們鮮花啊。先生一生只做南開一件事。蔣介石敬重他,抗戰最艱難時依然資助辦學,敗退台灣時留下飛機帶他南渡。蔣介石臨終前還向兒子蔣經國詢問伯苓先生百年紀念會的籌備情況。後來,先生最後連南開的校門都進不了。那些憤青開始把糞桶潑向一生向善興學的老人。
梅貽琦:聯大八年寒梅,清華一徑新竹
先生瘦得風骨、默得儒雅,至今回望西南聯大的旗幟猶顯妖嬈。赴美后,他一直緊攥著“庚子賠款”的錢袋子,甘於自我拮据。實際上,即便當年執掌西南聯大,太太為了補貼家用也要做餅去賣。1955年,梅貽琦回到台灣新竹籌措清華大學復校,上面催著要快要大,但他堅持先從研究所一步步辦起,蔣介石也只能認同。許多年後,印證了先生是對的。今天的台灣清華,規模不及台大的一半,排名卻在台大之前,更無須比照對岸碩大無比的胞校。
引自《我看十大先生》(口述/鄧康延,採訪/丁曉潔)
前言:一百年來影響了中國的先生們
序:那些背影,一個民族的正面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
胡適: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
梅貽琦: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張伯苓:公允公能,日新月異
晏陽初:辦平民學校,以造就“新民”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
梁漱溟:以鄉村建設工作重建中國秩序
竺可楨:辦大學不能不有哲學中心思想
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馬相伯:“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
後記一:鄧康延和他的“先生”們
後記二:我看十大先生
後記三;“大先生”固然奉獻更大,“小先生”一樣光榮偉大
附錄一:“先生”考
附錄二:“先生”小事記
民族的風骨與傳承
當下,民國先生的形象和思想,仍在影響著國人。近日,由“先生”編寫組撰寫的《先生》(中信出版社2012年8月)一書,為我們再現了當年最有范兒的民國先生們。全書用一種娓娓道來的筆調,以全新的視野,對紛繁複雜的國學人事,進行了新的評說,為我們揭示了先生們的真實風貌。
所謂“先生”,即在民國時期,由於社會動蕩,湧現出的心繫國家的知識分子。從蔡元培、胡適、馬相伯、張伯苓,到梅貽琦、竺可楨、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陳寅恪。他們開風氣之先,不墜青雲之志。他們或溫文爾雅、或慷慨激昂,但都深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理。
十位先生構成了民國時期燦爛的人文星圖。他們的人格風骨、思想情懷、學術風範、學問自由,莫不是時代的榜樣。在波瀾壯闊的民國文化、烽火連天的抗戰守拙和大江大海的南渡北歸中,他們宛如頑強的燈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他們的性格性情、命運經歷、學術作為,以及睿智、善良、無奈、焦慮和歡喜,在點滴中漸次呈現。他們將苦難化作光明,用背影證明民族的正面。所以說,就文化自身發展而言,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民國絕對是一個不應漠視的時代。
十位先生紮根於傳統,卻無不高於傳統。他們均從傳統的土壤中成長起來,最終均肩負起安邦救國、精心育人的重任。中國的傳統文人,歷來以匡扶正義、安穩社稷為己任,這就是所謂的“治國、平天下”。民國先生的那種儒雅、學養、對自我的剋制以及對社會的奉獻,應該千秋萬代去綿延的。
更難能可貴的是,《先生》用含蓄而內斂的筆法,把一個個歷史人物描寫得生動活潑。或許胡適的儒雅理性會惹來激進主義一派責罵,梅貽琦辦校的腳踏實地從小做起又可能招人小瞧,晏陽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等的俯身鄉村致力平民教育,更可能會讓當今的名校教授們不屑一顧。只是這些卻仍然不能影響先生們的個性分明、風骨卓然,不管是早早去世的,還是留在大陸或去了台灣的,每個人都足以輝映後世。如今,抹去落在他們名字上的政治塵埃,我們會更加清晰地看到他們的前世今生。
那時的先生們,不擅爭評職稱,卻更擅長個性教學;有知識,也更有情趣;有性格,也更講人格和品格;教學相長,傾力愛護學生;不獨守三尺講台,更在廣闊的社會舞台上展示大國民風範。陳寅恪先生在《論再生緣》中說:“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美之文學,舉其一例,可概其餘。此易見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謂愚不可及矣。”
讀史使人明智。《先生》試圖展示給我們的,是一個時代的精神狀態和人文風貌,先生們的音容笑貌,已經影響並將繼續影響一代代人。有人說,歷史從來都暗合了某種規律,暗合了某種因果。從這個意義上說,讀《先生》,讀民國史,也是在研讀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