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章書院

豫章書院源於江西豫章羅氏，漢惠帝時大農令羅珠奉守九江郡，郡人張交獻地，乃與灌侯築新城，並在溝內手植豫章樹，豫章郡因此而得名。豫章書院相傳為南昌羅氏後人，為紀念羅氏理學家羅從彥，弘揚儒道而建。因羅氏郡王豫章，故以堂號命名之。在其他地區“豫章書院”者，也皆為豫章羅氏後人所建，如廣州豫章書院、福建寧化豫章書院等，形成極具羅氏特色的“書院文化”。各地羅氏聚居地“豫章祠堂”林立，理學家聲遠，豫章世澤長，形成獨特的、統一的“宗祠文化”。清康熙皇帝賜匾：“章水文淵”，歷代帝王褒勵，獲得崇高的殊榮。后與廬山白鹿洞書院、吉安白鷺洲書院、鉛山鵝湖書院齊名，並稱為“江西四大書院”。

豫章書院創建於南宋時期，當時在朱熹理學的影響下，這裡成為江西地區傳播朱程之學的基地。元明兩朝書院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元朝，因元統治者將理學作為治國安民之道，對書院採取了提倡、扶植和加強控制的政策，此階段，豫章書院和全國其他書院一樣得到一定的發展。明朝初年，明統治者對書院採取的是不支持不禁止的政策，書院處於停滯狀態。明萬曆年間，因為政府的禁書院政策而一度被迫停辦。後來江西巡撫凌雲翼、潘季訓修葺后改祀宋元明諸儒，稱“豫章二十四先生祠”。

書院在清朝初期恢復了當初的辦學規模，招生對象不再局限於南昌府轄地，開始選拔江西各府、州、縣、廳學之生員俊秀者入學。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改名為“理學名賢祠”。康熙三十一年（1692）巡撫馬如龍重建，聘南昌進士熊飛渭為山長，選江西各府、州、縣、廳學之生員俊秀者入學。五十六年（1717）官方再次重建，而且布局有所不同，右為講堂，左為祠堂，面向全省選拔數百名學子讀書其中；第二年（1718），康熙皇帝御書“章水文淵”四字門額賜予書院，使書院進入了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其後的雍正、乾隆也對書院予以了充分的重視。江西巡撫陳宏謀與郝碩則從院規與院舍兩方面下了較大的功夫。由於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以及政府的重視，豫章書院在清中葉發展到達頂峰：名師雲集、藏書豐厚，成為當時全國聞名遐邇的大型書院之一。道光（1821—1850）及同治（1862—1874）時期，豫章書院在規模與藏書量方面得到了繼續擴展。晚清，受西學東漸觀念的影響，光緒（1875—1908）初，一度改為舉人書院，名曰“孝廉堂”，堂稱“孝廉書院”，並立有《孝廉書院碑記》，光緒二十八年（1902）改為“江西省大學堂”。1949年以後，一度改作南昌大學工學院、洪都大學。

豫章書院的地位體現有多位大師講學（主持講學或兼職講學）和朝廷對書院的重視程度上。

豫章書院沒有像白鹿洞書院那樣知名的理學大師朱熹主持講學，但其肇基者羅從彥卻是朱熹敬重的祖師爺。羅從彥師從二程嫡傳弟子楊時，而朱熹的父親朱松和李侗皆師從羅從彥，而朱熹又遵父命師從李侗。朱熹對祖師爺可謂讚美有加，他曾說：“龜山（楊時）倡導東南，游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學，但仲素先生（羅從彥）一人而已。”豫章書院以羅從彥為二程第二代弟子而引以為豪，朱熹亦以與祖師爺的特殊師承關係而繼續前行。

朱熹雖然不是在豫章書院主持講學，但淳熙年間其亦多次親臨講學，同時其“論敵”、心學創始人陸九淵亦當仁不讓，多次前往宣揚自己的學術思想。這種“君子和而不同”的共存現象對豫章書院產生了持續而深遠的影響。再加上當時宰相、朱熹好友、理學名流趙汝愚的多次蒞臨講學，更使豫章書院蓬蓽生輝。多位重量級人物的多次講學，促進了豫章書院學術和教學的繁榮昌盛，成就了其與白鹿洞書院、鵝湖書院、白鷺洲書院齊名的省內著名書院。

明朝王陽明（今南昌有陽明路紀念之）是心學的最為重要的繼承和發展者，為了傳播心學，他亦多次在豫章書院講學，其時推崇王陽明心學的羅洪先、鄒守益相繼在豫章書院講學或任山長，培養了科舉盛行背景下的大批有用人才，創造了繼南宋后豫章書院的再次輝煌。南昌一著名採茶戲《方卿》即佐證了豫章書院在當時江西人心目中的重要作用和崇高地位。

尤其是清朝時期，由於多位皇帝的重視和多方人士的努力，豫章書院得到了長足發展，達到了空前輝煌的階段。清聖祖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御書“章水文淵”四字賜豫章書院。據南昌府志記載：“……蒙恩頒賜章水文淵四字，前據家人章二保敬捧到臣當即抵領題報在案，隨募匠鴆工虔制完備，於康熙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敬謹懸掛。”康熙年間豫章書院得到了很好的發展。清雍正年間，豫章書院被欽定為省級書院。據《欽定學政全書》記載：“直省城書院，直隸曰蓮池，江蘇曰鐘山，江西曰豫章……皆奉旨賜帑一千兩，歲取租息給師生詹膏火”。另據南昌府志記載：“豫章書院所得一千兩，購二百七十九畝零，每年額收租谷三百十餘石，以供書院食用。由縣經管支收，如有不敷濟，以南新節備倉谷。”自此豫章書院已榮登江西省城第一學府的地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乾隆七年江西巡撫陳宏謀主持豫章書院時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辦學條律——學約十則（立志向、明義利、立誠敬、敦實行、培仁心、嚴克治、重師友、立課程、讀經典、正文體）和儀節十條，這改進了教學內容和管理條例，提升了豫章書院的教學成效，使其成為省內外名副其實的辦學規範的著名書院。另其所作《五種遺規》更是成為清末民初的全國中小學堂修身課的通用教材，也無形中擴大和延長了豫章書院的影響力。還有段佳話，說乾隆巡視江南，江西巡撫郝碩奉旨選送豫章書院才俊“迎鑾恭應召試”，獲賜舉人多名，這是江西獲得首個參與迎鑾盛典的美事，使得豫章書院遐邇聞名。當時一些較有名望的進士如郭佑熾、侯學詩等先後被聘為山長和主講，由於治學有方和管理有序，書院學風蔚然，像舒懋官、桂念祖等考取進士並有所作為的大有人在。咸豐時江西巡撫李鴻章還親自為太平天國戰亂被毀的豫章書院書寫山門匾額。另外同治年間，豫章書院在其考棚原址創建了江西第一個舉人書院，這作為當時江西最高學歷培訓基地，更加擴大了豫章書院的外在影響和確定了省內書院之首的穩固地位。

還有，豫章書院是在真正意義上第一個努力實現“走出去”的一大書院。較之於白鹿洞書院、鵝湖書院、白鷺洲書院，豫章書院一個顯著特徵就是真正走出了江西，在其他地區落葉生根，使江西文化走出了江西。歷史上只有一個白鹿洞書院，只有一個鵝湖書院，只有一個白鷺洲書院，但由於豫章羅氏族人與江右士子的努力推廣，歷史上建有2000多個豫章書院，最著名的豫章書院有四家，分別為江西豫章書院、貴州豫章書院、福建豫章書院和廣東豫章書院。后三家豫章書院都源自於江西豫章書院，與江西豫章書院一脈相承。江西豫章書院由豫章羅氏所建，後由於社會的動蕩、家族的變遷，豫章羅氏家族開始從江西遷徙。不管遷徙到何處，他們都把“豫章”作為自己的故園和精神的家園。不管遷徙到何處，他們都把建立豫章書院作為羅氏家族的頭等大事。這不僅在江西書院史上，而且在中國書院史上，也算是獨樹一幟的。